“积极心理学”的跨文化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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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现代心理科学研究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即过多关注消极性质的心理问题。1998年，美国心理学会前主席塞利格曼（Seligman）明确指出心理学的三个使命：其一，关注消极心理，治疗心身疾病；其二，增强民众生活幸福感；其三，甄选、培养有天赋的人。[1]先前，心理学研究较为注重对消极性质的心理问题开展研究，随着社会变迁，为进一步拓宽心理学研究范畴，有效完成其后的两个使命，提倡“积极心理学”势在必行。不可否认，新近心理科学也逐渐兴起一个新的视角，即“积极心理学”（Positivepsychology）。早在二战结束初期，世界仍沉浸在悲伤和失望的消极气氛中，针对此问题，人本主义心理学就主张要关注人性中的积极成分。“积极心理学”一词于1954年出现在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A.H.Maslow）的著作《动机与人格》的最后一个章节中。遗憾的是，在该词语提出后的数十年间，心理学界并未对此展现出更多的重视。直到1998年美国心理协会（AmericanPsychologicalAssociation，APA）前主席塞利格曼先生发表演讲，明确声明要建立和倡导“积极心理学”，自此，学界才开始日益关注“积极心理学”的研究。2002年，斯奈德（Snyder）和洛佩兹（Lopez）主编的《积极心理学手册》的出版正式宣告了“积极心理学”开始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

何为积极心理学？正如塞利格曼等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所倡导的，积极心理学就是以人类的美德和优点为出发点，采用积极的心态去解读人类的心理现象，从而激发个体人性中的积极因素，帮助其形成良好品质并挖掘自身潜力。[3]本文认为，教育人类学作为教育学学科的一个分支，其进一步发展应当借鉴“积极心理学”。著名教育家赫尔巴特（JohannFriedrichHerbart）认为，“教育学作为一门科学，是以伦理学和心理学为基础的。心理学为教育学指出了具体的途径、手段和障碍”[4]。教育人类学是我国教育学科中新兴分支之一，所以也应以心理学为基础。常永才等人也认为，教育人类学若要更适切地运用于教学和学习问题的探索中，就必须加强借鉴关注个体的心理学。[5]本文尝试论述的是，积极心理学何以有助于教育人类学研究的进步。

一、积极心理学与教育人类学研究相关的视角

教育人类学的鲜明特色是以田野工作为基础的质性阐释以及进一步的跨文化比较。而积极心理学的研究一方面吸纳了传统心理学研究的理论成果，借鉴其量化研究方法，以实证主义探讨人类走向幸福的路径，[6]另一方面，积极心理学在研究范围上加强了跨文化的比较研究，通过跨文化比较研究，可以了解“积极心理学”在不同国度、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不同特征，以及影响的变量有何差异。

（一）“积极心理学”的东西方视角西方文明史就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历史，希望（hope）在西方文明中是一种强大的潜在力量。回望西方文明史，希望是一种让人由此及彼的动因性的、聚焦于目标的思维，它已经交织在西方文明的时代和事件之中，很难被觉察到，如同面包中的酵母一般。“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句中国谚语揭示了东方人观察问题的视角，东方人认为世间万物都处于永久的流动之中，就像好事肯定会发生一样，坏事也一定会降临。反过来，生活的挑战也可能预示着胜利。好和坏的平衡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对平衡的预期和渴望可以区别东方人与西方人，反映了东方人寻求最佳平衡点的世界观，西方人则在解决问题和监控进展时会采取更线性的方法。

（二）“积极心理学”研究中的跨文化视角维克多•埃尔（VictorHell）认为，文化（cul-ture）最初是指人类的耕作技术，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引申至精神领域。文化人类学家认为文化是一群人通过习得，对所作所为和每件事物的意义共有的认识。本文中讨论的“文化”主要是指精神文化，包括社会意识形态及其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伴随着人类对许多问题认识的深入，心理学界日益重视文化差异。布鲁纳（JeromeSeymourBruner）等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开始关注文化心理学，注重文化对人心理的影响和作用。[10]在此背景下，“积极心理学”的研究日益丰富。西方关于“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当前主要集中在研究积极的情绪和体验、积极的个性特征、积极的心理过程对于生理健康的影响等方向。这些研究，在获得一些有意义成果的同时，也留下了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值得身处不同文化场景的心理学研究者探索。

二、积极心理学的跨文化研究成果：基于教育人类学的视角

当前，教育人类学所重视的跨文化视角在积极心理学中已经产生出越来越多的成果，下面择要概述。

（一）有关“快乐”的研究

“积极心理学”认为心理学的研究应该重视人性中的积极因素，“快乐”作为其中因素之一，不少学者对其进行了探讨。积极心理学的跨文化研究表明，在不同的国家，快乐程度与收入的关系展现出差异性。如，在经济落后国家，民众的快乐程度与收入水平呈正相关；而在经济发达国家，两者之间关联甚少。除此之外，迪纳（Diener）所作的一个有关幸福感的研究也显示，对于“快乐”的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也有所不同。如，在北美文化中，人们认为追求快乐是他们的基本权利，而在佛教文化中，快乐则被理解成历经苦难的结果。

（二）有关“乐观”的研究“乐观”是“积极心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当前有关“乐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外，并且以西方文化为背景，尤以塞利格曼的研究为代表。他将“乐观”看作一种解释风格，采取归因风格问卷（TheAttributionStyleQuestionnaire，ASQ）和言语解释的内容分析（TheContentAnalysisofVerbalExplanations，CAVE）来测量。国内背景下有关“乐观”的研究较少，只有以香港地区下岗妇女为研究对象的少数研究，如何实现“乐观”研究的本土化，将是未来我国积极心理学研究的重点方向。

（三）有关“品格优点”的研究“品格优点”（characterstrengths）也是诸多积极心理学研究者较为关注的领域。塞利格曼等人在参阅了大量有关“性格优点”和“美德”文献的基础上，发现在包括哲学和宗教在内的各种文化中，总共有200多种美德，他们从中归纳出6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美德：智慧与知识、勇气、仁爱、正义、节制和精神卓越，这6个美德又包括创造性、好奇心、勇敢、毅力等24种性格优点。[16]“积极心理学”的跨文化研究也证明了这24种性格优点在各种文化中存在的普遍性。如，塞利格曼等人的研究展现了东西方青年人在此方面的普遍性。他们选取美国和日本青年人为研究对象，就这24种性格优点在研究对象身上的分布进行了研究，发现其分布的一致性程度很高。[17]不足的是，当前关于性格优点的研究多在发达国家进行，文化场景和文化覆盖范围较为狭窄，需要更多的跨国界、跨文化研究。

（四）有关“感恩”的研究一般来讲，“感恩”是指个体在接受了他人帮助后，用感激情绪给予回应的一种行为方式，它具有跨历史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表达方式不一致。同时，埃蒙斯（Emmons）等人的研究，也证明了“感恩”在不同的文化形式中具有差异性。如，就“感恩”的内容而言，中国人感恩思想侧重感恩父母、感恩社会等，而西方人感恩思想则侧重于感恩上帝、感恩自然等。[18]这种差异性背后的心理机制值得探索。

（五）有关“心理韧性”的研究积极心理学中的“心理韧性”（resilience）是指个体面对生活困境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良好适应能力，跨文化研究证明这点与我国文化中的“逆境观”有相似之处。应对生活困境，不同文化场景下的群体有不同的应对方式，中国人面对困境往往认为“福祸相依”，有较好的心理适应能力，这是中国人所特有的“心理韧性”成分。[19]另外，有关“心理韧性”的测验量表，国外发展已较为成熟，但其在我国的适切性尚未得到验证。如何寻求较为适合我国的“心理韧性”量表，这一问题亟待解决。

（六）有关“积极幻想”的研究“积极幻想”（positiveillusion）是指个体在生活中或在面临威胁性情境、压力性事件时所作出的一种积极心理适应。积极心理学的研究日益丰富，随之一个新的研究点逐步兴起：“积极幻想”有无跨文化性。针对此领域的研究，以海涅（Heine）和滨村（Hamamura）的研究为代表。他们通过元分析法，对东亚人和西方人在积极幻想方面的特质作了研究，发现两者差异性明显，相比于东亚人，西方人的“积极幻想”程度更高。[20]

三、“积极心理”：中国教育人类学研究的新生长点

“积极心理”是“积极心理学”所倡导的核心理念，能促进人类对人性中积极因素的追求，也是“积极心理学”的重要目的。我国教育人类学研究，也应借鉴“积极心理学”的理念，在田野工作中追求“积极心理”，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输送“积极心理”。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教育人类学要警惕“积极心理学”等诸多心理学科目研究中所具有的通病，这是教育人类学追求“积极心理”的前提性条件。众所周知，不同的族群（ethnicgroup）有着各自的文化背景，特定文化的背后隐含着不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各族群和谐相处，在文化多样性中共同发展，正如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所提倡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各族群之间的价值观各具特色，不可能相互取代，更无优劣之分。

然而，“积极心理学”同样犯有其他心理学研究的通病：更认可白人价值观。就像考恩（Cowen）等人戏称“积极心理学”是“纽约人眼中的世界地图”。如何避免和改善这个通病？这也是教育人类学的田野研究需要注意的，即坚持主客位研究相结合的思想。其次，教育人类学要借鉴心理学思维。前文已述有关“积极心理学”中跨文化视角的研究，几乎没有中国本土化的研究。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其地域差异、民族差异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积极心理学”发展近15年，成果颇丰，除了东西方文化的对比性研究之外，其心理学思维也值得我国本土的教育人类学者借鉴，借此研究国内民族、区域文化的差异，发挥中国56个民族多样化、文化多元性的优势，为和谐社会的发展提供基础性的研究参考。再次，“积极心理学”提出的乐观积极研究对提升中国当下国民幸福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和启发，对公共政策制定、教育实践中的应用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教育人类学最显著的特色在于其田野工作，而田野工作是较为关注现实性的一种研究。当前，中国社会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教育改革面临极大的挑战，边疆民族教育发展更是任重而道远。

心理学、教育人类学的工作者有必要结合自身研究兴趣，逐步有意识地结合跨文化公平性、等值性理论，不仅要深度研究种种问题，而且要发掘和弘扬各民族的优秀品质，为民族复兴和中国梦的实现作出更具建设性的贡献和发展。还应指出的是，积极心理学与当今人类学发展的新精神是相通的。哈佛大学资深人类学教授麦克尔•赫兹菲尔德（MichaelHerzfeld）于2013年3月在复旦大学的演讲中提出了“有担当的人类学”（engagedanthropology）这一理念。他指出，只做壁上观的人类学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学家，人类学家的“有担当”（engagement）是人类学的灵魂，它体现的是我们对自己研究对象的最基本的尊重和人文关怀。其实，“积极心理学”就是这种情怀。

作者：王凯 贾新超 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