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流动性对文化研究的影响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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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费斯克给澳洲文化研究带来的影响

费斯克是文化研究的先锋，也是文化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派经典立场分道扬镳过程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他促成了20世纪80年代整个文化研究出现的“后现代转向”［8］。费斯克在剑桥接受教育，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是威廉斯的学生，因而他的学术观点与威廉斯一脉相承，从日常生活和社会经验的视角来理解文化，并且深受霍尔的影响。由于70年代末与哈特利合著的《解读电视》(1978)一书，费斯克逐渐展现了其在文化理论界的学术影响。在费斯克尚未到达澳大利亚之前，尤其是六七十年代，澳洲并没有正式的文化研究活动，只有零星的文化实践。但是，尽管澳洲文化没有像英国文化研究那样有明确的起源机构和先行者，但历史、文学研究、电影评论、传播和媒体研究、期刊文化、工人教育协会、女权主义等都是促生当代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重要因素。澳洲的文化研究学者们当时也已开始致力于界定具有澳大利亚本土特色的文化特征。他们研究了方方面面的文化实践，包括报纸、电视、电影、剧院、雕塑等。1979年PeterSeparritt等编写的合集《澳大利亚流行文化》就展现了这一早期发展的历程，书中收集的文章涉及了收音机、电影、展览、流行文学和节日等。所以，费斯克等人的到来使70年代末诞生的澳大利亚媒体研究专业人士与作为一股严肃的学术力量的英国文化研究不期而遇了。费斯克对澳洲文化研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文化理论和研究范式的影响如果说阶级问题是英国文化研究的主题，那么澳洲文化研究的特点则是凸显大众文化和文化政策，这与费斯克和贝尼特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费斯克继承和发展了霍尔的理论，接受了霍尔可有多种解释、积极主动的大众和文化是不同力量角逐的场所等理论。他不仅将霍尔的理论在澳洲发扬光大，还结合澳洲的本土情况，逐渐提升了自己的理论。费斯克被认为是最早按照后结构主义传统将符号学引入媒体文本之中的学者之一。1982年出版的《传播研究导论》系统地介绍了符号学和后结构主义理论，至今这本书仍是该领域的经典教材。他在1983年发表的“SurfalismandSandiotics:TheBeachinOzPopularCulture”一文中，将沙滩看作一个文本，运用符号学的所指和能指进行多层意义的构建，对沙滩、草坪、城市，尤其是冲浪进行了意义阐释，对自然和文化进行了区分。此时的费斯克仍然深受英国文化研究的影响，在分析的沙滩的时候，阶级还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他还引进了巴特(Barthes)的“快感”概念，极大地拓宽了文化研究的词汇。费斯克曾说过:“意义的阐释对霍尔来说太重要了，无法用快感理论来准确地解释。快感可以视作是鲍德里亚(Baudrillard)所讨论的大众反抗的一部分，而霍尔极力回避。”［9］受巴特影响，费斯克将快感看作是大众反抗的形式之一，而且快感的这部分功能是在试图否认意识形态想要分配的权力和社会结构中意义传播之间的必要联系。结合澳洲本土的实际，费斯克以欧洲理论为源泉，借用布尔迪厄、德塞都、霍尔和巴赫金的理论，以欧洲人的视角，对澳大利亚文化现象展开了方方面面的研究，“后霍尔时代”由此在澳大利亚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在接受了霍尔理论的同时，费斯克也提出了另一个基本概念:文化经济与金融经济的分离，即从文化经济角度来分析文化现象，开拓了文化研究的视野。金融经济流通的是财富，而文化经济中流通的则是意义和快感。1987年，费斯克在澳大利亚出版了两本极具影响力的著作:《澳大利亚的神话:解读澳大利亚大众文化》(MythsofOz:ReadingAustralianPopularCulture，1987)和《电视文化》(TelevisionCulture，1987)。他透过霍尔的范式对文化进行解读，力证存在于其中的权力关系，超越了马克思批判的藩篱，充满了对文本快感的分析。例如，他指出，冲浪可以视为一种反抗的幸福形式;而麦当娜成了一位性解放者［10］，这对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是在菲斯克的带动下，澳大利亚学者们对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化现象展开了全面的研究。所以，可以说，正是在费斯克和约翰•哈特利的率领下，大众文化在澳大利亚首先成为一支解放力量［1］26。1988年，费斯克转战美国，翌年出版了两本重量级的著作《理解大众文化》(UnderstandingPopularCulture，1989)和《解读大众文化》(Read-ingthePopular，1989)。这两本著作虽然是在美国出版，但也带有澳洲文化研究的印痕，有些分析文本都基于澳大利亚文化现象。费斯克在促进澳洲文化研究发展的同时也促成了自身的进步。多克尔认为，费斯克在80年代末逐渐从原先操纵性、被动性视角来考察和研究受众转而关注受众的抵制和颠覆［11］，并因此成为西方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

2．创立了文化机构和文化期刊20世纪七八十年代，澳大利亚的一些研究机构和期刊大大促进了其文化研究的发展。费斯克、贝尼特等著名学者的引入和澳洲政府不断注资让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日益学科化，尤其是在一些新兴的边缘学院里。例如，科廷大学自1987年开始的西澳技术学院，主攻文化传播研究项目;莫道克大学的文化传播与文化研究项目;格里菲斯大学的人文系里的文化传播;南澳大学自1991年开始的文化传播研究项目，以及悉尼科技大学自1988年开始的新南威尔士科技学院。西澳科技学院以费斯克为首，莫道克大学以哈特利和佛柔为主，格里菲斯大学的领军人则是贝尼特。可见这些英国文化学者们在澳洲文化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功不可没。1983年由费斯克牵头，莫道克大学和西澳科技学院合办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是澳大利亚第一本明确以文化研究为主题的期刊，主要刊发带有澳大利亚本土色彩的文化理论与实践、文化接受与创作、澳大利亚独特文化所赋予的文化身份，以及澳大利亚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文章。很快成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中心论坛，并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推向了国际舞台。TaniaLewis曾认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之所以在80年代获得国际声誉，部分由于费斯克和他所创立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期刊［12］。1987年，该期刊被麦秀恩出版社(Methuen)购买，更名为《文化研究》，成为国际期刊，搬迁到美国，费斯克也随之转到美国。但费斯克一直是该期刊总编辑，为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提供了方法和理论构建。文化研究学者们也互相合作，共同研究，通过期刊或研究中心形成彼此之间的交集，促进了澳洲文化研究的发展。

3．课程设置20世纪七八十年代，澳大利亚相继成立了新的科技学院，政府也鼓励他们不断创新，因而文化研究课程首先出现在这些新兴学院里。费斯克所在的西澳科技学院就是其中之一。费斯克抵澳后大刀阔斧，开办了文化研究课程，将传播学、符号学和后结构主义都引入课程体系中，并确立了一系列研究方法。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奠定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地位。他的著作《传播研究导论》，目前仍是该领域里的经典教材，其研究和分析文本的方法至今备受推崇。

4．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播散到美国费斯克所创立的期刊《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将澳洲文化研究推向世界，增加了澳洲文化研究的国际能见度，打出了品牌效应。澳大利亚蓬勃发展、自具特色的文化研究也吸引了世界的眼球。越来越多的澳洲文化研究理论家成为《国际文化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编委成员。随后，许多澳大利亚的学者流动到其他国家，例如，贝尼特再回到英国接任霍尔的职位，费斯克受邀到美国执教，墨美姬转战香港等，这不仅将澳洲文化研究播散到了世界各地，也证明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活力和知名度。费斯克到美国后又出版了两本专著，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成果带到了美国。正如DavidMoley所说，费斯克的文化研究方法和理论影响了美国整整一代人［13］。这应该也包括澳大利亚整整一代人。

二、对中国文化研究的意义

知识分子的跨国流动对澳大利亚的学术构建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澳大利亚与英国、美国同属英语国家，相同的语言是学者流动的基础，这是中国无法比拟的。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兴起、发展到鼎盛和衰落过程，对中国的文化研究也有一些启发和值得借鉴之处。首先，文化研究需要与具体国情和历史相结合。费斯克曾说过:“作为学者的好处之一就是理论也可以很好地旅行，只是有点时差罢了。结果在过去的十年里，我很幸运能够自由地穿梭在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之间，所以，我的游历生活也在体现在我的一系列书里。”［14］费斯克将自己的游历生活体现在著作里其实是与居住地的日常生活实践相结合了，正因如此，费斯克才能在文化研究界里声名显赫，创建出独具特色的理论和研究范式。而有学者已经指出，目前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大量移植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用这些理论来生搬硬套中国的文化现象，结果造成了中西方语境错位问题［15］。从这方面看，我们需要向费斯克学习，学习他对法兰克福学派到伯明翰学派观点的灵活驾驭与实践应用。其次，学者之间的互助合作对形成体系化的学术思想至关重要。尽管澳大利亚学者的流动性较大，但他们在某个时间或者地点会出现许多交叉点，所以他们并非单枪匹马，而是协同作战，一起合作完成一系列项目和著作。本土知识分子也并非被动地接受引入的理论，他们与外来学者双向交流。正是在频繁的交换和交流之中，跨国和本土文化智识的交融催生了澳洲文化研究的繁荣。例如，费斯克就曾与哈特利、特纳、鲍勃•海智(BobHedge)等多次合作，出版了一系列著作、论文，并创立期刊。费斯克几部著作里的致谢部分每次都会提到澳大利亚的许多文化研究学者。如若中国学者也能协同合作，那中国的文化研究必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再次，澳洲文化研究繁荣的同时，澳大利亚政府在七八十年代也不断地向文化产业注资，在一定程度上促生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90年代的繁荣。中国近年来开始注重文化产业，强调文化繁荣和文化强国，这势必为未来文化研究注入活力。文化研究正在迅速全球化，我们需要从新的全球流动视角进行文化研究，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打上澳大利亚的标签难免具有狭隘性，但其独特的发展历程和学者大幅流动带来的兴衰，却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近三十年来，中国大众文化从兴起到蓬勃发展，文化研究已逐步实现本土化，但国内学者们经常会谈及欧洲文化研究，并引之为理论落脚点，对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却知之甚少。我们不仅要借鉴欧洲文化研究的理论，也要学习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实践经验，进而提升中国文化研究的国际本土结合，促进中国文化研究的长远发展。

作者：李炳慧 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应用英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