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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中心主义与强权话语的文化定势
民族中心主义从本质来讲属于信念,即一个有民族归属的个体认定自我群体优先于其他群体的民族优越感,一种我优他劣的主观价值判定标准[6]。从功能来说,民族中心主义可增强本民族成员之间的凝聚力,也因其自我中心的衡量和判断标准得出极端结论。如学界不少学者就认为民族中心主义是阿拉伯民族与以色列民族冲突的原因之一。同时,经济话语权的归属可以影响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特别是边缘与弱势群体在选择消费方式和产品所表现的对经济强权民族的偏好,消费者的文化体验被商品化取代已成为新的文化定势[7]。例如,我国境内许多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少数民族地区,游客对当地民族文化的体验逐渐趋于同质化。如以纳西族文化为体验核心的丽江古城、白族文化为体验核心的大理古城等许多国内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文化体验方式本应大相径庭,但事实上是从文化体验角度基本是以相似的消费方式来表现,如高度相似的商铺设计、商品销售模式,已经让这些少数民族古城接受了国内外的强权文化定势———文化让位于经济利益。
在经典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科赛尔、达伦多夫、赖克斯等人强调以社会生活的冲突性来解释社会变迁,形成了冲突理论。冲突理论反对将普遍的社会文化冲突现象作为“社会病态”来对待,并认为冲突是社会和文化变迁的重要方式。民族是几百年来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群体类型,民族文化的冲突也成为最普遍的社会现象。在跨文化场景中,不同文化群体成员用自我文化的行为标准与他我文化成员进行交往,导致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冲突。文化冲突反映出社会冲突现状,具体是异质文化之间的冲突,[9]经济的发展一直伴随着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如今,跨文化视角下的民族文化冲突也呈现多样类型化的趋势。
(一)文化差异下的民族文化冲突民族文化差异可以定义为族际间的文化异质性。一般来说,如果民族身份未能超越文化直接影响群体或个体的社会人际交往,在政治、价值观、语言等方面的影响下,不同民族文化之间会发生激烈的冲突。民族居民共同体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传承了不同的劳作与生产方式、社会活动与交往方式,也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风俗、习惯、伦理、语言、建筑等。文化体系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由文化特质构成的、有别于其他文化形式且不可替代的族群文化结构,文化冲突的发生实际是文化差异所导致。汤因比认为:“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该民族对其生成环境所做的挑战的一种回应。”[10]独特的民族环境造就了各民族对文化的特殊应对方式,地域文化也经历了几次科技革命的洗礼,人类生产方式的变革在一定程度上消弱了文化对地理环境的依赖。随着不断加强的各个民族之间横向的联系,导致纵向历史民族文化的冲突也与日俱增,其冲突的化解也无法参照经济冲突之中可衡量的经济利益。民族文化的失落是民族消失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各个民族在政治、经济层面上接受新模式的同时,在文化层面却无法完全地借鉴或依赖,以表现出冲突或对抗,甚至是战争。
(二)文化休克下的民族文化冲突文化休克(Cultureshock)也称为文化冲击,产生这个词的根本原因也是不同民族间文化冲突。在历史上,不同民族的跨国人口大量流动产生了大批的跨境移民,伴随他们的是诸多跨域民族文化的社会和心理问题,于是,文化休克这个词就应运而生。文化休克在我国各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中留下许多印记,如元代少数民族统治政权从地方性政权逐步转变为全国性政权,蒙汉之间的政治文化冲突问题凸显,具体表现为大一统的文化目标但多元化文化并存,汉民族的文化发展情形和以蒙古人为主导的统治族权对现实利益的维护等,这些因素使元代的国家治理从开始就遇到问题。解决的方法在于蒙古族群与汉族群的文化交往以文化休克的方式经过一段时间的曲折博弈得出结果,而这一结果对元代民族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元代的文化冲突带有明显的地域政治特点,其核心是冲破了夷夏之防的传统正统标准,为民族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提供了成功典范。
(三)文化霸权下的民族文化冲突葛兰西首提的文化霸权主义(culturalhegemony)对研究文化冲突有指导意义。其释义为除军事与暴力维持的政治秩序之外,被统治者迫于心理和意识的情景取向而表现出的顺从和服从。部分民族在对外传播文化的同时又拒绝其他文化的流入,或过度重视外来文化使之置于本土文化之上,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称之为文化霸权主义。从历史角度探讨美国白人与土著印地安民族的交往,人类学家往往用一个族群对另外一个族群文化上的侵略与征服进行对比研究。文化互动之初,白人文化的优势地位就决定了文化融合过程的主导权由霸权一方掌控。从结果来看,曾经土著印第安族群的住所早已建设成大都市,那些林间小道早已成为城市发达的交通轨道,留下了一些可有可无的土著语来命名植物与街道。教育的推行与印第安民族的开化行动,让印第安民族在接受正规学校社会化训练的同时,逐渐失去了原本的文化特质。与最初的野蛮进攻相比,后来的民族文化政策推行是温和的,教育采用以英语教育为主,印第安语为辅的选择。在这场历时二三百年的民族文化冲突中,印第安民族逐渐丧失了自己固有的民族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接受了既定秩序的白人文化的同化。
三、社会化与实践:跨文化视角下民族文化融合的深度检视
跨文化视角下的文化融合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在经历接触、整合后,文化元素相互交融的过程。人类历史上的各个族群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都经历了彼此冲突、碰撞、相互融合。这样的融合造就了许多的文化体系,如阿拉伯民族文化体系、印度民族文化体系、日耳曼民族文化体系等。本尼迪克特认为,诸多世界文化体系中,日本大和民族是文化融合的成功范例。从国内民族融合历史来看,我国如今的民族文化体系也是历经了历史上多次的民族融合才得以形成今天56个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格局。从跨文化视角看,具体可以从社会化与实践两条路径检视民族文化的融合。
(一)社会化中的民族文化适应柏瑞认为,民族文化融合就是在社会化过程中文化适应的结果,表征着两个或多个不同民族群体成员之间经过持续地接触,导致心理和行为发生变化的过程。人的社会性的本质属性确定了人的交往目的是为了社会化。社会化是个体的群体适应过程,民族文化在社会个体社会化程度不断成熟中也日渐与文化背景相适应,文化适应认知、态度、价值观念的变化。民族文化适应包含对“自我”民族文化的认同,保持与“他人”民族文化的关系两个部分。民族的社会成员的社会化是在固定的文化圈中完成,这一文化圈是是该成员的文化标签,在完成交往的过程中,民族成员主动或被动吸取他文化所长,以适应社会变迁。作为社会行为的民族文化适应包含行为主体和客体两部分:主体为本土文化,客体为外来文化。主体和客体的相互适应是两种文化间经过主动或被动互动,最终形成文化的同心力。
(二)实践中的民族文化一体化民族文化的发展总处在一定的情境之下,不能离开实践来谈民族文化的融合。文化的实践性决定了民族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不能摆脱其人类性。即任何民族文化,只要能为人类所用,其民族性可被忽略,更多地强调其能为人所用。如生活在云南的独龙族,其社会形态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当时其民族文化状态基本与其社会形态和经济发展状态相符。如今的独龙族地区,社会实践中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可通用性让其民族文化突飞猛进,再次验证了不同人类族群所创造的文化有相通的一面。处于不同族群的社会人,其实践、生产过程都和文化创造息息相关,文化产生的过程就是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自我改造的各种活动集合,文化由人所创造又反过来塑造人,跨越了民族与种族的界限。无论民族生境如何变化,世界各民族都生存在同一个地球,所有民族文化内涵中总不乏自然文化,为各民族的融合与交往奠定基础。民族文化一体化的核心是不同民族文化在融合之后形成没有排他性的整体,而并非“想象共同体”。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表达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伴随世界交往与互动而成为共同财产。
四、结语
综上所述,文化的发展过程总是多方元素的辩证与统一,经济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文化冲突与融合也是文化发展中的两个辩证统一。纵观民族文化的冲突和对抗历史,文化交流和传播中引发的文化冲突是融合的直接原因。冲突让外来文化介入本土文化有了可能性,为促进文化的相互吸引、相互融合提供积极的力量牵引。民族文化交流过程中互为前提的冲突与融合缺一不可,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是合作与稳定的前提,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总在冲突的推动力下产生新的文化元素。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诸多民族杂居,民族文化多样性特征比较突出,民族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依然是实践中处理民族关系的核心工作。因此,在对待民族文化冲突与融合的问题上,应借用跨文化研究的对等性和反偏向性,面对民族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克服偏见,健全文化心态,用开发、发展、相互尊重的心态来来看待民族文化的发展。
作者:汪世蓉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