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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1902-1985），湖北蕲春人，著名文艺理论家、评论家、诗人、作家。他一生著作甚多，收入《胡风全集》的文章有十卷，四百四十多万字，在他的评论文章中，书评占有一定的分量。
关于书评，胡风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原则，要对进步的作者、进步的读者负责，要批评落后的思想，要探索和反映时代精神。他1936年在《〈文艺笔谈〉序》中说：“没有人生就没有文艺批评，离开了服务人生，文艺批评的存在价值也就失去了。”“健全的文艺批评却是要随着现实生活的发展和创作活动的发展而存在，而成长的。”评论要有明确的目的，是为了人生，要在现实生活中发展，这是胡风书评一贯坚持的原则。到20世纪40年代，这一思想更显突出。1944年他在《试答〈青年生活〉问“怎样作文艺批评？”》中说：“我们所要求的批评家，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以及被生活经验所培养出来的锐敏的感应能力，要有坚贞的人生愿望，以及从人生愿望所产生的勇敢的突击气魄。批评家……得是认真的生活者，积极的战斗者。”“文艺批评的战斗任务一方面表现在对落后的心理意识及其美学特征的批判，一方面表现在对于进步的心理意识及其美学特征的发扬。批评家的任务是要和作家协力地发掘而且改造这时代的精神。”在他的书评理论中，这两篇文章，比较有代表性，对书评问题阐述比较系统，所论有相当的深度，也有相当的水平。
他从1934年开始写书评，第一篇是《林语堂论》，紧接着写了《张天翼论》，还有《五四时代的一面侧影——半农杂文》、《耶林》等。这些都是综合性评论，将评人评书融为一体。他评论林语堂，是读了他的作品之后，认为他的所谓“幽默”、“闲适”、“小品文”，影响了读者，对读者有害，为了消除他的消极影响，才写了《论林语堂》。对张天翼，当时被看作左翼文学新的杰出作家，胡风认为他的作品没有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实际上，他的唯物主义，不过是对历史对人民采取旁观态度，以为都不过如此，都一目了然，不过是他‘讽刺’或‘冷嘲’的对象而已。这是一种站在‘芸芸众生’旁边甚至上面的，冷眼旁观的玩世不恭的态度，和唯物主义即现实主义貌似而非的。”《鬼土日记》、《大林和小林》、《秃秃大王》都突出地表现了这种态度。他担心他给读者不好的影响，所以，他写了《张天翼论》，肯定了他的成就，善意地指出了他的问题，希望张天翼克服对人民的旁观态度，他评论的态度是十分鲜明的。20世纪40年代，他的评论也不少，评了曹白的《呼吸》、曹禺的《北京人》、《蜕变》、《旗》等。他还评了戏剧、电影、儿童文学、木刻、漫画等诸多的文艺品类。20世纪40年代的评论，可能是因为战争，流动性大，写的评论比较匆忙，显得短浅。
胡风评得最多、最集中的是鲁迅的作品。他对鲁迅感情极深。他不仅评书，还评其为人、为学，评其思想，其评论宏观开阔，人文交融，是非分明，文情并茂。
胡风简评了鲁迅早年译著，他认为这些作品，或歌颂为祖国自由而战的燃烧热情，或宣传进化论，讲科学的伟大力量，或呼吁被压制的个性解放。他认为，鲁迅深感社会的黑暗，相信科学的伟力，他站在改造社会的立场译著这些作品。这种思想构成了鲁迅后来战斗生涯的基础。
胡风认为鲁迅是从进化论发展到阶级论，但他不认同许多人认为的鲁迅是20世纪20年代才从进化论转变为革命者的评论。他认为鲁迅1907年从“探求所源”的要求出发，提出了建立人人平等的“人国”理想，这是空想的共产主义。中间他沉默了十年，到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鲁迅受到启发，他发现了“新源”就是“无产阶级”，所以在1919年的《新青年》5月号上发表了杂感《圣武》，明确指出十月革命的胜利是由于“有主义的人民”带来了“新世纪的曙光”，他号召中国人民向“新曙光”抬头，以为“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同一期发表的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代表了、陈独秀、鲁迅共同掌握的《新青年》的思想路线。所以，是十月革命使鲁迅完成了从空想的共产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的转变。
胡风认真地评论了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他认为1918年发表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影响。《狂人日记》“如炸弹一般地响遍了当时的读书界”，它“用充满燃烧的热情的艺术语言向着数千年来的黑暗的封建势力”，代表亿万人民发出的“洪大的呐喊”，“在思想革命上，这是一道鲜血淋漓的战书，第一次宣布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是吃人的历史，判决了封建社会的死刑”，它是刺向封建社会的利剑。《阿Q正传》不仅是暴露黑暗与讽刺之作，为全世界人士所讽诵，它将中国的民族性，给以典型的描出，更重要的是反映了辛亥革命的失败，写出农民革命是不能胜利的。对各个阶级分析得很深刻，是一篇优秀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作品。
胡风还对鲁迅其他作品，尤其是杂文作了认真深入细致的评论。他认为鲁迅的杂文可分为四个时期，虽都着眼现实，十分深刻，但每个时期各有侧重，各有不同的特点。第一时期是1924年以前的作品，有《热风》和《坟》的前半部。杂文体现了五四时期的特点，这一时期新文化运动内部有分歧，鲁迅的杂文反映了革命派与改良派的不同思想，坚持了革命派的正确方向。第二时期是1925—1926年，有《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反动派残酷镇压革命，有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有新文化与复古思想的斗争。作为革命战士，作为文化旗手，鲁迅对陈腐的顽固势力和黑暗现实进行猛烈的抨击，对新的思想坚决支持，促进形成了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的对垒。第三时期是1927—1932年，这一时期的作品有《而已集》、《两地书》前半部、《三闲集》、《二心集》。国民党叛变了，革命形势起了变化，十分险恶，鲁迅坚持战斗精神，与反动派斗争，与同一战线的不同思想斗争。他受到围剿和压抑，处境困难。在两面作战中，他决不放弃原则，坚持战斗。第四时期是1933年以后，作品有《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南腔北调集》、《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这是土地革命时期，斗争更深入，他的杂文思想性、原则性更强了，斗争对象更具体，内容更丰富，有思想斗争、思想批评，也有文化批评。前两个时期主要是和北洋军阀斗争，后两个时期基本上是和国民党政权斗争。
胡风对外国文艺作品评论比较多。他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阅读翻译了许多外国名著，也先后写了许多书评。他在80年代回忆评论外国作品的往事时说：早年受了日本普罗文学的影响，后来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学的几封信，逐渐形成和确立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评论原则。他先后评论了托尔斯泰、契诃夫、罗曼·罗兰等作家和他们的作品，评论了果戈理的《死魂灵》、高尔基的《人与文学》、法朗士的《企鹅岛》、纪德的《田园交响曲》、赛珍珠的《大地》、卢那察尔斯基的《堂吉诃德的解放》、班台莱耶夫的《表》、须井一的《棉花》《山灵》《洋鬼》等。胡风对作家的评论，多综合评论，以人带作品，人和作品并论，而对各类作品常用点睛之笔，点中其特色和要害，可见其评论之功力。
在胡风的书评生涯中，有一段与任何书评家不同的经历：他从1955年到1979年的二十多年时间都是在狱中度过，在狱中他也没有放弃书评，这种精神颇为感人。他将《红楼梦》反复阅读了五六遍，对《红楼梦》认真阅读、研究、探求、思索、分析，写出一组书评诗文。1985年出狱后又写了《〈石头记〉附记几个要点》，共约三万多字。这是他在狱中读书评书的心血结晶，有非凡的意义。
胡风对《红楼梦》的评论，与历代红学家对《红楼梦》的评论不同，不是作版本考证，不说原著是曹雪芹的自传，不评艺术成就，只是从政治思想上，从历史趋势、社会发展史上来评论《红楼梦》的价值。他认为《红楼梦》是惟一一部“对几千年统治阶级的统治秩序、意识形态和生活道德，在血肉的风貌上做了你死我活的痛烈的大斗争的作品。而宝玉就是进行这个斗争的代表者”。曹雪芹是通过“为受剥削、受束缚、受凌辱、受迫害的女性呼冤”，来控诉整个旧历史、旧社会，抒写了对人生的整个体验和愿望。胡风对《红楼梦》的评论，有自成一家的独特看法，有他自己的道理，是比较特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