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文体革新与实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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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关于秋瑾与近代文学革新之关系,是一个尚未引起重视和得到发掘的重要问题。务实、尚俗、切用、崇外、求变、创新,共同体现出秋瑾文学革新的理论取向和写作态势,其中有关白话“演说”活动的倡导组织、理论建树和写作实践,尤具创新精神和文体意义。她的白话文创作在晚清白话文运动中具有典范性,并代表着近代散文发展的正确方向。秋瑾关于文体革新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散文的近代化进程中有着独特价值和重要地位。

【关键词】秋瑾;晚清白话文运动;演说;理论与创作;文体意义

“俗语文体之流行,实文学进步之最大关键也”①,这是近代文学革新运动的领袖梁启超的一句名言。秋瑾之于这种“流行”,可谓身体力行,功绩卓著。秋瑾的时代,晚清白话文运动已经高潮迭起,白话报刊、白话丛书、白话教科书成为白话文运动的三大景观,白话观念逐渐流行,白话文学尤其是通俗文艺领域的白话创作已较普遍。但作为文人作家一般还是谨慎从事留有余地的,裘廷梁、陈荣衮等倡导白话的论文本身就是用文言写的,梁启超“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②的“新文体”风靡一时,但毕竟还不是白话文,只能“言文参半”。在那个时代,除小说、戏曲、说唱之外,纯粹的、成熟的白话诗文还不多见。唯其如此,20世纪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作家的白话作品特别是秋瑾的白话文创作就弥足珍贵。

在海内外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中,秋瑾是得到充分研究的作家之一,业已取得丰硕成果。目前,除了在有关其生年的确定上尚难定论而各执一说之外,其余方面诸如思想意蕴、艺术风格等皆已形成共识。然而“秋瑾研究中的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似乎有‘微观化’倾向”③,宏观研究相对稍显薄弱。本文试从秋瑾文体革新的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入手,探讨秋瑾与中国文学近代化之关系,以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应有关注。

一、秋瑾文体革新理论发微

现行《秋瑾集》④中,没有专门讨论文学理论的篇章,亦无系统论述文体革新的文字,故前人和今人所撰各类文学批评著述,均未涉及秋瑾之文学观。如果结合入清以来复古与创新的文学思潮,着眼于秋瑾与改良派文学革新及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联系,特别从创作实践反观理论倾向并将其置之于传统女性文学的整体背景之上,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她的变旧创新的理论取向和写作态势。

务实

“时局如斯危已甚,闺装愿尔换吴钩”⑤,“我欲期君为女杰,莫抛心力苦吟诗”⑥。这是秋瑾对徐氏姊妹的劝勉,也是诗人自我形象的写照。秋瑾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人或才女,她首先是一位革命家和爱国者。关怀人生,直面现实,倡导女权,投身革命,贯穿于她的短暂生命历程。她不仅有着革命的愿望,更有着革命的实践。务实,成为其人其文的一种本色。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⑦,龚自珍的这两句名言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清代社会政治与文化心理的基本特征,成为对那个时代的知识阶层精神面貌的生动写照。纵观清代文学思潮,无论“神韵”、“性灵”,抑或“格调”、“肌理”,无不缺少一种直面现实的勇气和致用务实的姿态,尽管这些产生于特定历史环境和文化氛围之中的不同流派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追求。及至嘉道时期,学风士风文风方才发生深刻变化,“经世致用”的思想日渐深入人心。此后伴随着“讥切时政,诋排专制”⑧的时代潮流,文学日益贴近社会,贴近现实,贴近政治,于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应运而生。变法救亡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文学成为启蒙新民的法宝。继改良派作家而后起的秋瑾,正是自觉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心系现实,志在革命,将文学创作与实际斗争有机结合起来,使之成为思想解放的武器和民主革命的号角。这种根植于广阔的现实生活和火热的革命运动的务实品格,不仅使秋瑾的文学创作迥然不同于前代以风花雪月、离愁别绪为能事的女性文学传统,也有别于同时期其他作家特别是旧派作家远离时代、逃避现实、漠视政治的创作倾向。即使在革命派作家中,其昂扬奋进的人生态度和务实尚真的创作精神,也是颇具代表性的。

翻开《秋瑾集》,一股浓烈的时代气息扑面而至。妇女解放,反清革命,武装斗争,平等自由,这些新旧世纪之交的最强音,始终激荡于她的笔底。充实的内容,奋发的斗志,炽热的情感,雄健的格调,足令女性文学别开生面。她在《白莲》诗中写道:“国色由来夸素面,佳人原不藉浓妆。”咏花即咏怀,这实际上从侧面表露出秋瑾去虚妄、尚朴实的审美情趣和创作原则。真知灼见与真情实感,正是秋瑾文学创作的思想价值与艺术魅力之所系。

尚俗

《秋瑾集》中不乏典雅婉丽之作,但其诗文的主导风格却是通俗晓畅,平易浅白,具有鲜明的平民色彩和普及效应。这是与她适时尚俗的文学观念和唤醒民众的政治抱负相一致的。为了适应开通民智、鼓动革命的需要,秋瑾大胆采用白话著文,俗语入诗,写出了纯熟的白话文和新异的“歌体诗”⑨,直至“谱以弹词,写以俗语,欲使人人能解”⑩。凡此种种,构成了秋瑾文学创作最富建设性的部分。即使她的文言诗文,亦少用典,多口语,通俗自然,平易生动,且不大受旧诗韵律的束缚,多采用比较自由舒畅的歌行体和梁启超式的新文体写成。

秋瑾是一位有着较高文学修养的作家,她的书信作品不乏骈语甚至通篇骈体,早期诗词亦多婉丽幽雅之辞。但投身革命以来的后期之作则日趋通俗,这充分说明尚俗是她的一种艺术自觉,雅而能俗,正是秋瑾的过人之处。虽然她没有给我们留下更多的通俗化主张,但这种尚俗适时的艺术追求仍然十分可贵,在从黄遵宪“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到胡适“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的语言解放与文体自由的历史进程中,秋瑾以自己富有成效的创作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俗化是中国近代文学的总体走向,从鸦片战争爱国诗潮到改良派的报章文体,莫不致力于此,尤以黄遵宪、梁启超的通俗化理论最为鲜明和系统。但是在创作实践上,革命派作家的成绩更为突出,秋瑾、邹容、陈天华、高旭、马君武等人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甚至连“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也顺应通俗化的趋势,写有通俗易懂、平易近人的《革命歌》、《逐满歌》。应该说,在文学通俗化的道路上,秋瑾是近代著名作家中成效最为显著的一位,她在诗歌、散文、俗文学诸领域的通俗化实践,均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从而奠定了她在近代文学革新中的历史地位。

切用

秋瑾是一位时代的歌手,其文学活动带有明显的功利性,言志缘情,自不必说,但更多的是为了服务于民主革命斗争和妇女解放运动。这种创作上的实用主义,是对空谈性情无病呻吟的文学传统和文坛现状的反拨,与梁启超等改良派作家的功利文学观是相通的,有着鲜明的时代色彩。她倡导演说文体,谱写大众唱歌,正是注目于诗文的实用价值和社会效应。她的现存散文作品,均系实用性质的政论、演说、题辞、文告、书札之类,是一位女革命家战斗生涯和心路历程的生动记录。长篇弹词《精卫石》也是出于宣传革命的需要,“但祈看者须细味,莫作寻常小说看,其中血泪多多少,无非要警醒我同胞出火坎。”真人真事,现身说法,旨在唤醒女界,同建共和。她甚至还翻译过《看护学教程》。诚然这只是一种普通的译著,并无多少文学色彩可言,但在翻译活动方兴未艾和文学翻译尚不发达的1907年,仍然具有一定的文化意义,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秋瑾的切用作风。

纵观秋瑾的文学创作,可谓叛逆女性的心声,反帝爱国的战歌,妇女解放的宣言,民主革命的号角,是她投身革命的武器,具有一种特殊的功用和风采。她的作品已不再是茶余饭后的点缀和呈艺侑觞的工具,也并非藏之名山的孤芳自赏,而能直接作用于民众,服务于革命。其诗文产生于讲坛,发表于报刊,传唱于女界,流播于大众,真正发挥了实际的作用。“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这一20世纪初年进步作家的共同价值取向,在秋瑾的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

崇外

中国近代文学的革新,呈现出自身嬗变与“别求新声于异邦”的双向发展趋势。如果说魏源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还停留于坚船利炮等西方物质文明的层面上,那么,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黄遵宪为代表的改良派则注目于西方的精神文明。梁启超就曾赞叹“欧洲之意境、语句,甚繁富而玮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切”;康有为则主张“更搜欧亚造新声”;黄遵宪更能“吟到中华以外天”。学习和借鉴外国文学,革新和发展中国文学,已成为时代的必然。秋瑾正是在这一历史潮流中率先跨出国门、走向世界的著名文学女性。

秋瑾是近代中国女界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最杰出的代表。她敢于冲破重重束缚,“钗环典质”,“骨肉分离”,东渡日本留学,投身革命运动,既是一位反封建的新女性,也是一位西方先进思潮的接受者和传播者。她的作品中有不少是直接赞颂西方文明的,如诗歌《我羡欧美人民啊》及诗句“成功最后十五分,拿破仑语殊足取”、“卢梭文笔波兰血,拚把头颅换凯歌”等。又如弹词《精卫石》第五回《美雨欧风顿起沉疴宿疾,发聋振聩造成儿女英雄》,其中就有大段唱词和说白铺叙与描绘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充满了向往之情。她又接受了外国爱国歌词的影响并借鉴近代学堂乐歌的形式,写成了《勉女权歌》等一系列新体诗歌。甚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还表达了“他年共唱摆仑(拜伦)歌”的志向,这与同时代的苏曼殊所说“丹顿(但丁)裴伦(拜伦)是我师”一样,均体现出一种崇尚外国文学的思想境界和艺术追求。

求变

晚清文学变革,不同于历代以复古为革新者,而能否定传统,面向未来。这固然与传统文论中的因革观念有关,但更受益于西方思潮中的进化论思想。秋瑾有着一种“拚将十万头颅血,须把转坤力挽回”的坚定信念,变封建专制创民主共和,变旧式女子为新的女性,铸就了她“惹得旁人笑热魔”的叛逆性格。一反传统,变革现状,其人品与文品皆可作如是观。

秋瑾的文学创作能够摆脱唐宋、文笔、雅俗的怪圈,大胆变旧创新,努力写出自己的个性,在传统女性文学中面目一新,在整个近代作家中亦能独树一帜。

创新

秋瑾是一位选择了新的人生理想和生活道路的新女性,她的文学创作同样呈现出新异的面目,创新意识十分突出。如果我们联系秋瑾留日前后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创作实际来看,就会真切感受到其文学创新是伴随着思想解放而逐渐展开的。她虽然还不可能创造出崭新的文学形式,但新名词、新语句、新境界、新风格、新形象、新情趣,已在后期创作中随处可见,形成主流,其内容之新异自不待言。她的白话文创作在五四以前的著名作家中是最富实绩的;她的“歌体诗”是一种最接近于白话新诗的过渡形式;她的词作豪放凌厉,不让须眉;她的弹词一洗幽怨,高唱入云,“欲使人人能解,由黑暗而登文明”。没有一种刻意求新的精神,这些成就的取得将是难以想象的。

仅以文学性最强的诗词作品而言,秋瑾笔下的抒情主人公自我形象完全不同于旧时代深闭幽闺的思妇或境遇悲惨的弃妇形象,而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和社会责任的新时代的新女性。诗歌意象刀剑、热血、头颅、大海等等,也是女性诗词所罕见的,但在秋瑾笔下恰与其巾帼英雄的人品相得益彰,并无怪异之感。层出不穷的新名词的入诗,虽不及黄遵宪等人之横空出世,开启风潮,但却比他们运用得更自如,更贴切,更灵活。尤其是出现在一些律诗中的新名词,绝无“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式的生涩之弊。至于风格情趣的豪健新异,亦非旧时代的女性作家所能比拟。总之,秋瑾作品中这些新的内容、题材、主题、形象、风格、情趣、语言、手法乃至形式,都是其文学创新观念的一种外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成为五四新文学的一种先导。

务实、尚俗、切用、崇外、求变、创新,秋瑾的这些文学革新观念或许理论性尚不够鲜明和系统,但却着实贯穿于她的创作实践当中,并引导着她的文学创作结出革新的硕果,“歌体诗”、白话文、《精卫石》,便是其文学革新的代表性成果。

秋瑾有关白话“演说”活动的倡导组织、理论建树和写作实践,尤具创新精神和文体意义,在中国散文的近代化进程中有着独特价值和重要地位。她还特别著文称赞演说的五大好处:

第一样好处是随便什么地方,都可随时演说。第二样好处:不要钱,听的人必多。第三样好处:人人都能听得懂,虽是不识字的妇女、小孩子,都可听的。第四样好处:只须三寸不烂的舌头,又不要兴师动众,捐什么钱。第五样好处:天下的事情,都可以晓得。

她又明确指出:“演说一事,在世界上大有关系的”,“西洋各国,演说亦为一种学问”,具有“唤醒国民开化知识”之功用。这些文字颇具理论建设色彩。有鉴于此,这篇《演说的好处》被视为“中国近代最早的‘演讲学’论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演说风气与演说文章,固然缘于宣传革命的实际需要,也与秋瑾“丰貌英美,娴于辞令;高谭雄辩,惊其座人”的个性和风采有关,但还受到了西方散文中盛行的“演讲”一体的启发。其实,我们从秋瑾自己的话中已见端倪。

二、秋瑾文体革新的贡献

秋瑾在近代文体变革与白话文学的建设中,不仅富有创作实绩,且有理论倡导之功。她在晚清白话文运动和散文白话化的历史进程中,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贡献。

其一,创办白话报刊。1904年9月,秋瑾创办的《白话》杂志在东京出版。她有感于“欲图光复,非普及知识不可”,乃“仿欧美新闻纸之例,以俚俗语为文,……以为妇人孺子之先导”。这是早期白话报刊中较早的一种。归国后,她又于1907年1月创办《中国女报》杂志,并感叹中国第一份妇女刊物《女学报》“只出了

三、四期,就因事停止了”;还批评当时的《女子世界》杂志“文法又太深了。我姊妹不懂文字又十居八九,若是粗浅的报,尚可同白话的念念;若太深了,简直不能明白呢。所以我办这个《中国女报》,就是有鉴于此。内中文字都是文俗并用的,以便姊妹的浏览,却也就算为同胞的一片苦心了。”在生命的最后两三年中,秋瑾连办两种白话刊物,惨淡经营,不遗余力,这在当时女界屈指可数,即使在整个学界,也是功绩卓著。

其二,倡导演说活动。文言文的最大弊端便是言文分离,“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黄遵宪曾经精辟地指出言与文的关系利害,并倡创一种“明白晓畅,务期达意”、“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新文体,提出了“我手写我口”的理想。然而黄遵宪本人和他同时代的改良派作家们并未完全做到这一点,诗则“旧风格含新意境”如新派诗,文则“言文参半”如新文体。秋瑾于1904年在东京与留日同志组织“演说练习会”,制定《演说练习会简章》13条,每月开会演说一次。“凡关于各专门学及新理想议论精确于国内有应[影]响者,其稿交书记录存,以备印刷发行。”秋瑾的三篇演说稿即发表于《白话》

一、

二、

三、四期上。这就将白话的演说词的“言”与白话的演说稿的“文”完全统一了起来,真正做到了言文合一,实现了“我手写我口”。

其三,发表白话散文。秋瑾不仅积极倡导白话文,也努力实践白话文。她曾为多种白话报刊或妇女报刊撰稿,率先垂范,开启风气。《白话》杂志第一期刊有《演说的好处》,第二期刊有《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第三期刊有《警告我同胞》(未完)。《中国女报》第一期刊有《发刊辞》、《敬告姊妹们》、《看护学教程》(未完),第二期刊有《创办中国女报之草章及意旨广告》、《看护学教程》(续)等。此外,她还在《女子世界》二卷一期发表有《致湖南第一女学堂书》。弹词《精卫石》亦“初意在《中国女报》逐期刊布,以女报出版两期,费绌停顿,搁置勿用。”这些白话文和报章体文传播范围广,影响大,有力地推动了白话运动和文体革新。

其四,重视民间文艺。民间文艺尤其是俗文学作品,在“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的进化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成为文人作家进行文学变革的一种重要动力和参照,改良派作家和革命派作家莫不注目于此,实非偶然。秋瑾这方面的实践主要是弹词和“唱歌”。秋瑾写作于1906年前后的《精卫石》和陈天华发表于1903年的《猛回头》,堪称近代文学史上反映现实鼓吹革命的弹词双璧,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和鲜明的时代色彩。“唱歌”亦即歌词之作,虽系韵文,但散文化倾向异常鲜明,如《我羡欧美人民啊》:

得自由,享升平,逍遥快乐过年年。国命都是千年永,人民声气权通连。商兵工艺日精巧,政治学术益完全。兵强财富土地广,年盛月异日新鲜。这可不是轰轰烈烈的文明国么?可怜今日我中国的同胞啊!遭压力,受苦恼,国贫民病真堪忧。

前节描写欧美人民“文明”景象,格调欢快流畅,三言与七言兼用,有歌谣之风;后节先以十三字句与十一字句上承下启,继以三言句和七言句作结,痛陈“国贫民病”的祖国同胞之“苦恼”,语势愤激沉痛,形成鲜明对照。通篇已经自由化和白话化了。

三、秋瑾白话文创作述评

明乎秋瑾创办白话报刊、倡导演说活动、发表白话散文、重视民间文艺四项建树,我们便不难理解何以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十余年前,她就写出纯粹而成熟的白话文了。秋瑾的散文现存41篇,长短不一,大抵为政论、演说、文告、题辞、书信之类,没有纯文学意义上的“美文”。这大约是秋文不受文学研究界重视的原因。这些文章多数仍为文言文,基本用梁启超式的“新文体”写成,是一种实用性强的浅近文言文。其中《致徐小淑绝命词》系骈体,《某宫人传》用典雅的古文笔法写成。少数为白话文,代表着秋瑾文体解放的成就。

秋瑾的白话文现存四篇。《演说的好处》、《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警告我同胞》均发表于1904年出版的《白话》,上距裘廷梁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仅

六、七年时间,属于晚清白话文运动中的早期作品。这三篇纯用白话写成的演说词,说理充分,条理明晰,文风平实,语汇丰富,一般说来俗有余而雅不足。倘仅从艺术水平看,正像高旭评说黄遵宪新派诗的那样,“终不若守国粹的用陈旧语句为愈有味也”,如秋集中古文《普告同胞檄稿》、《光复军起义檄稿》,甚至骈文《致徐小淑绝命词》均比这三篇白话文艺术精美,文辞优雅。但其中有些段落确乎写得感情沉痛,描绘真切,形象鲜明,气韵生动,已有相当艺术水平和美感效应,切不可作一般宣传应用文字看。如《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开头一段:

唉!世界上最不平的事,就是我们二万万女同胞了。从小生下来,遇着好老子,还说得过;遇着脾气杂冒、不讲情理的,满嘴连说:“晦气,又是一个没用的。”恨不得拿起来摔死。总抱着“将来是别人家的人”这句话,冷一眼、白一眼的看待;没到几岁,也不问好歹,就把一双雪白粉嫩的天足脚,用白布缠着,连睡觉的时候,也不许放松一点,到了后来肉也烂尽了,骨也折断了,不过讨亲戚、朋友、邻居们一声“某人家姑娘脚小”罢了。

这段文字语言明白晓畅,语气亲切委婉,现身说法,痛定思痛,感染力与鼓动性兼而有之,语言之生动,描绘之传神,文气之流畅,口吻之毕肖,甚至为一般古文所不及。细玩文味,实能俗中见雅,文情并茂,几能脱尽民间说唱之粗浅格调,在早期白话文中,堪称珍品。

时隔两三年之后发表的《敬告姊妹们》,是一篇更趋纯熟精美的白话文。《中国女报》将其列入“演坛”栏下,可见性质仍属时论演说之类,但确已带有一定的“美文”色彩,情感充沛,文笔细致,语句灵活,辞采斐然。文中将新旧女性的两种生活对照写来,娓娓而谈,曲尽其妙。

唉!二万万的男子,是入了文明新世界,我们的二万万女同胞,还依然黑暗沉沦在十八层地狱,一层也不想爬上来。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得光光的;花儿、朵儿,扎的、镶的,戴着;绸儿、缎儿,滚的、盘的,穿着;粉儿白白、脂儿红红的搽抹着。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着男子。身儿是柔柔顺顺的媚着,气虐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珠是常常的滴着,生活是巴巴结结的做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试问诸位姊妹,为人一世,曾受着些自由自在的幸福未曾呢?

唉!但凡一个人,只怕自己没有志气;如有志气,何尝不可求一个自立的基础,自活的艺业呢?如今女学堂也多了,女工艺也兴了,但学得科学工艺,做教习,开工厂,何尝不可自己养活自己吗?也不致坐食,累及父兄、夫子了。一来呢,可使家业兴隆;二来呢,可使男子敬重,洗了无用的名,收了自由的福。归来得家族的欢迎,在外有朋友的教益;夫妻携手同游,姊妹联袂而语;反目口角的事,都没有了。如再志趣高的,思想好的,或受高等的名誉,或为伟大的功业,中外称扬,通国敬慕。这样美丽文明的世界,你说好不好?难道我诸姊妹,真个安于牛马奴隶的生涯,不思自拔么?

这两段文字一则曼声细语,一则扬眉吐气。“足儿缠得小小的”与“身儿是柔柔顺顺的媚着”两层,多重铺排,着力白描,十分传神;“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洗了无用的名,收了自由的福。归来得家族的欢迎,在外有朋友的教益;夫妻携手同游,姊妹联袂而语”、“中外称扬,通国敬慕”等处,排比对偶而使人不觉,确为俗而能雅。新文学健将郭沫若曾于1942年著文赞叹秋瑾的这篇白话文“相当巧妙”,并说“这在三四十年前不用说是很新鲜的文章,然而就在目前似乎也还是没有失掉它的新鲜味。”这充分说明了秋瑾的优秀白话文不独有着深刻的思想性,还有着长久的艺术生命力。

与这篇优秀白话文同时刊出的《中国女报发刊辞》,则为梁启超式的“新文体”,深得梁文之神髓,写来豪情激越,辞采壮丽。同时刊布的译著《看护学教程》,文体则比“新文体”更趋平易浅俗,已经是一种浅近文言,或径直为徒有文言文格套的准白话文了。此作虽无文学色彩,但在白话文学和白话翻译尚未兴盛的当时,自有一种文本价值。

秋瑾短暂的生命历程,只有30余年。但她不仅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业绩,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一面不朽旗帜,而且还在文学领域充分展现了杰出的才华,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留下了丰富多样的作品,成为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女文学家。特别是她留学日本以来的后期创作实践和文学活动,正处于资产阶级改良派文学及其文学革新运动渐次消歇和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团体南社及其文学事业尚未鼎盛的重要历史关头。秋瑾文学革新的理论与实践,对于前者是一种继续和深化;对于后者,则具有启示和引导作用。秋瑾死后十年,五四文学革命高歌猛进,秋瑾的文学革新,正是一种前奏。

要之,生活于“专为通俗易解,可以普及知识,并非取文言而代之”的特定历史阶段和文学环境中的秋瑾及其白话文理论与实践,已经取得了可能达到的最高成就,并代表着近代散文发展的正确方向。

[注释]

①引自狄葆贤《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

②⑧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