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写作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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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的繁荣并不能掩盖精神的贫乏，我们正大步流星地步入一个精神苦难的时代。这个时代在中国史无前例。而更大的苦难即将接踵而至，那就是精神苦难的文化后果及其生命的深渊景象。今天，看似文化多元，话语翻飞，实则万马齐喑。随着人文知识分子主动或被动地卷入资本逻辑、商品伦理，与社会潜规则同谋，被现代性收编，精神生产者实际处于集体沉默状态。西哲曰：人是会思想的芦苇，如今，我们只是芦苇，并不思想，嘴尖皮厚，随风摇摆。当此之时，文学何为？作为国族文学标杆的长篇小说何为？带着此一问题，当我翻检新世纪四川长篇小说的时候，四位作家的作品进入了我的视野。他们是阿来的《空山》第

一、二卷，麦家的《解密》、《暗算》、《风声》，何大草的《刀子和刀子》、《我的左脸》、《盲春秋》，罗伟章的《磨尖掐尖》。这些作品成就高低不一，风格各异，但在我看来，它们足以代表新世纪以来四川乃至中国长篇小说的水平，它们的优短劣长，使我们有权利对中国长篇小说的现实和未来说话。

边缘，在今天已经是一个俗不可耐的词语，已被巧言令色者玷污，或其内在之光被话语泡沫重重遮掩。但“边缘”的任务并未完成，“边缘”的意义在汉语文学中尚未充分彰显。阿来、麦家、何大草、罗伟章们的长篇小说，立于边缘历史、边缘现实、边缘人物，重构今天国人及人类的精神图景，再次显现“边缘”的力量。

阿来继续书写着一个民族的历史。这也许是阿来的宿命，但也是阿来的光荣。继土司制度土崩瓦解、“尘埃落定”后，阿来在《空山》中以温情与锐利的笔锋伸入之后藏族的未来。阿来的过人之处，如果在《尘埃落定》中表现为书写重大历史的诗意空灵、举重若轻、大智若愚、漫不经心，在似与不似之间切中历史根脉，那么在《空山》中，阿来则越出国族作家身份与狭隘“政治”界限，以普世眼光精心打量一个民族的历史走向。《空山》的胜利不是人类学、民俗学、方志学意义上的。它不像有些描写少数民族的作家，往往以神奇诡异的文字，炫耀居于文化边缘的那些风俗人情、民间神话的神秘，以吸引眼球，迎合“他者”的好奇心与窥视癖，以致于使这个民族实际落入被观“看”、被书写、被建构，最终面临文化被阉割，“族性”彻底被消解的危险境地。阿来或许深深地懂得，如何去尊重、去平等地对待一个民族，如何深入到这个民族的内部，去勘探、去发现不同情境中人类共同的遭际、共同的苦难、共同的命运、共同的人性，从而直逼“人”本身。在这点上，阿来仿佛已浮现出福克纳、马尔克斯、卡夫卡等伟大作家的面影。《空山》里的“机村”是人类文学版图上的另一个“马贡多”、“约克纳帕塔法”和“城堡”。若是有朝一日阿来真的成了一个“伟大作家”，这一点无疑会是一个重要原因。尽管在小说中不乏阿来越出正常叙述的诗人的浪漫、多情与悲愤。可是，在言说自己的民族时谁又能够完全控制得住呢？

一个与圣地“麦加”同音的作家“麦家”，在奔赴缪斯的朝圣路上默默前行二十年后，终于在新世纪的某一天，因长篇小说《暗算》的“触电”，一举成名，红遍天涯。应了经上的一句话，落地的麦子不死。但是麦家的成功绝非偶然，也不仅是“触电”等文学以外的原因。麦家长篇小说想像和虚构的那个世界，较之《空山》更在边缘，可以说在一个看不见的深渊。在某种意义上，麦家给我们打开了一扇尘封多年的门，一扇通向地下天空的门，让我们突然在他文字闪过的一道亮光中，瞥见一个深不可测、黑暗无边而又异趣横生的另类空间。在这个森严可怖的世界中，一群异秉的天才——人类中的人类，在一个人的战争中，挣扎、沉沦、殊死搏斗。他们是都可以叫做容金珍的绝顶天才，隐身于一个都称为701的保密机构，毕其一生的聪明才智破解密码。他们在与空中飘浮不定若隐若现的紫密、黑密、乌密等等的“斗法”中迸发出的生命意志、生命强力可谓撼天动地。可一旦进入生活世界，他们却如此不堪一击：容金珍因妻子出于善心又出人意料的越轨行为，由病而疯，由疯而殁。他们是天才与傻瓜、坚强与脆弱的混合体。他们能破译再玄奥神奇的人为的密码，面对生活的密码却一筹莫展、无能为力，就像那个能猜透斯蒂克芬之谜，却无法参透命运并被命运无端捉弄的俄底普斯。在《解密》、《暗算》、《风声》等长篇中，与其说麦家讲述、建构了另一个隐秘的世界，不如说麦家在这个世界中发现了一群特殊的人、一种特殊的人性，一个由特殊人性构成的特殊的历史。米兰·昆德拉曾经信誓旦旦，说“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唯一的存在理由”①。麦家的长篇小说恐怕是米氏说法的最好注脚。不要以为麦家真要给我们破解什么密码，其实他要破解的是人生：他探入密码的那只手，经由天才的灵魂，曲里拐弯、不动生色地伸进了人的生命本相。他惯用的“伎俩”：是把人逼到绝境，让生命的殊相自己迸发，自己开口说话。这个绝境就在生活世界、在人生和人性的边缘。

历史系出生的何大草，在上世纪“新历史小说”风起云涌后很快偃旗息鼓的90年代中期，已然写出《衣冠似雪》、《如梦令》等中篇历史小说，业已表现出书写“边缘”历史的卓然才华。他总是在“大历史”书写遗漏下的瞬间和缝隙寻找诗情，铺展想象，激扬文字。“图穷匕见”时的荆轲面对秦王，究竟在想什么？偏居江南的著名女词人李清照，该当如何打发凄凄惨惨戚戚寻寻觅觅的日子？他和她们是怎样进入我们今天的生活和我们的生命发生联系？小说写得开阖大气，又精致细密；文本试验先锋前卫，章法有致；文字美轮美奂。2007年岁尾，他又在《十月》推出历史长篇小说《盲春秋》，述说大明王朝崩溃瞬间的历史故事。面临李自成大军压境，江山社稷摇摇欲坠的崇祯皇帝，在难见一线希望之光的最后时日，他都在干些什么？国破家亡的时刻，他是自杀？他杀？还是杳然隐遁于某个神秘的去所？如此疑窦丛生的历史，却让一个在大火中烧得面目全非、双目失明、身份暧昧不清，仅凭听觉和触觉打发生命的老妪，对清代著名史学家计六奇讲述。这部由计六奇记录的“口述历史”文本，又被传道士带出帝国，流落欧美，作“跨文明”旅行，经多国漫游、多人之手，多种语言译，卒不可读，几成天书。在历尽辗转，饱经沧桑的几个世纪后，由另一个叙述者——与何大草有着相同出身的作家整理，或称“当代翻译”才得问世。如此“春秋”，不“盲”才怪？何大草的用心并不如前新历史小说颠覆大历史那样来得简单。这部从孕育、构思、写作到成书长达十余载的小说，经作者精心撰构，日夜摸挲，坚实精美。其中的主要人物，鲜活丰满，性格特异。巧妙的“互文本”艺术，穿梭于虚实真假的历史时空，使小说仿佛交响乐演奏、多声部发音，意义繁复流动，生气充盈，不同读者，想必各有会心、各得其所。如此小说，当以“大智慧”称之。阅读这篇文字，一种苍茫悲凉的氛围，漫上身来，挥之更甚，犹如伫立广漠之上，抑或易水河边，有秋风乍起，长发飘飞，无边落叶萧萧而下、漫天而来。大厦将倾，谁之奈何？无限喟叹，夺胸而出，小说写尽人世与人性的沧桑与悲凉。末代皇帝朱由检，面对纷繁世事、大国朝政、宫廷阴谋，游走于“无为”“有为”之间，所表现的另一种政治智慧、雄韬大略、心志玄机，深得华夏文化精髓。而由生动逼真的细节累积所还原的历史场景，生气灵动，体温可触、心律可感。小说构思之巧、结构之妙、意境之魅、文字之美、涵蕴之丰厚，堪称独步。很多时候我想，其实何大草的那些历史小说才是今天中国“纯文学”的代表，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小说所达到的高度才真有汉语界博尔赫斯的味道。

阿来的《空山》由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走来，麦家的“解密三部曲”当属民国以来内战、抗战的历史幽曲，何大草的《盲春秋》则把时间上溯到明代，我要说明的是，他们的这些小说书写的都是边缘的历史。但何大草给我们的是两只手，一只手抚摸历史，另一只手则伸进现实。2003到2005年，他相继发表了长篇小说《刀子和刀子》、《我的左脸》。前者被改编为《十三棵泡桐》，获2006年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这两部写当下中学生的青春小说、成长小说，依然是关于“边缘”的小说。这不仅在于“中学生”题材最近几十年一直在中国文坛的主流视线之外，除王朔发表于上世纪90年代的《动物凶猛》，再难数出几部描写中学生的优秀长篇。更为主要的是何大草指尖敲打出的中学生，不是我们日常所见，他们隐藏在井然有序、表面平静的校园生活后面，离我们很远很远，又近在身边。那些叫“陶陶”或者“韩韩”的中学生们，残酷、血腥、暴烈，他们的行为、思想、情感、心理，处处演绎成人世界，让我们在阅读时不得不常常回首人类的童年和青年，思索人之初人性的真实状态。《刀子和刀子》、《我的左脸》可以说深刻地揭示了人的原欲——暴力和性，如何推动人的成长，如何铺展和扭曲人的生命道路，使人成其所是。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这两部长篇是关于人的“存在”的小说。《刀子和刀子》出版之初，葛红兵说，这是他近年来看到的最好的青春小说，“青春的酷烈、无奈的伤痛被演绎得那么好：懵懂时期的爱情和友谊，叛逆时代的幻想和渴望，仿佛获得了文字的首肯，突然间露出了真相；血肉横飞的身体遭遇与黝暗无谓的灵魂处境是那么真切地遭遇到一起”，它召回了我们最隐秘的青春经验，有助于青少年的自我理解，也有助于成人世界在回味当初中自我体认。无独有偶。以底层叙事，关注民工苦难，发表《我们的成长》、《我们的路》、《故乡在远方》、《大嫂谣》等小说赢得最初声誉的作家罗伟章，继中篇小说《我们能够拯救谁》、《奸细》之后，在2007年推出长篇《磨尖掐尖》，讲述中国高考制度下重点中学背后的故事：高考制度实行三十年后，重点中学演变成冷漠无情、不见血腥的“杀人机器”。功利心、拜物教、商品逻辑，使小说中的重点中学成为一处又一处“名利场”。学生以无生命的“产品”被分为三流九等，置于“火箭班”、“重点班”“普通班”等分类培养、“制造”——“磨尖”。日思梦想多出“高考状元”、多上清华北大而使学校获名获利，在一场场不见硝烟却异常惨烈的争夺尖子生——“掐尖”的战斗中，学校耍尽手腕，教师费尽心机，家长摆足架子，学生占尽风头。重点班主任手上的学生花名册是重要“情报”，持有之则人人自危，难逃“奸细”之嫌。结果，真正的天才被认为“精神异常”，流落街头，拾荒度日。考上名校的“尖子”，又傲慢冷漠，心理犯罪，被校方开除。普通的学生，则遭受歧视，未出校门，就深感社会等级森严、人世炎凉、生活荒诞、甚至怀抱仇视心理。在此一过程中，教师颜面丢尽，尊严尽失，与校方同谋，无形中扮演扭曲和戕害学生人性的帮凶或罪魁祸首。“灵魂工程师”的称号和“素质教育”岂止成为笑谈？小说的深刻之处还在于使我们在掩卷之余恍然大悟：近二十年学历水平的愈来愈高并未能阻止甚至可能是加快了全社会的道德沦丧和精神沙漠化的速度，原来还在中学阶段，那些稚嫩的苗子已被“功利化”改造，一朝步入社会，情何以堪？这也使何大草在《刀子和刀子》、《我的左脸》中那群中学生骚动、迷惘、暴烈、放纵和叛逆的精神状态有了一种现实的解释。《磨尖掐尖》对重点中学弊端的袒露是如此的触目惊心，使我多次不忍往下阅读。

终于谈到了道德沦丧，触及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苦难。当然，这是由阿来、麦家、何大草和罗伟章们长篇小说的边缘书写引发出来的。“边缘”的力量在这里显现出强大的威力。

现代性反思，是时至今日阿来《空山》的总主题。这也使阿来在舒缓的叙述节奏中，露出锋利的刀刃，从边缘切入人类中心，与一个人类死结也是一个巨大的悖论遭遇：崇尚进步的现代性，是否正在使我们大踏步地后退？我们在嫦娥登月即将进入太空得到表面的轰轰烈烈、耀眼辉煌和春花秋月后，是否正在丧失脚下的根基？人类是否在追求“无限的进步”中走向一条终结的道路？我曾经在几年前全国首届多民族文学论坛上说，那些正在从原始森林走出来进入现代社会过上“幸福”生活的民族，诸如鄂伦春等最易感到“现代”给他们的肌肤和内心带来的尖锐刺痛，他们如此这般的文学和诗学，是我们审理今天人类症候的宝贵财富。记得就在那次会上，阿来的一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随着拖拉机、打米机、洗衣机的进入，边远的藏区已经开始和外界过起共同的生活，它的文化意义正在丧失。说到这里，阿来环视四周，怅然若失。《空山》第一卷，伴随汽车开进机村，外乡人、私生子格拉的灵魂，在谎言的包围和冷漠的敌视中随风飘散。时到如今，还没有人对其中的深意做出恰如其分的解说。不是阿来，也难以在朴素瑰丽的文字中做出如此深入的思考；不是阿来，我也不能说出：阿来实际在反思“民族主义”的文化后果。接下来的“天火”，以森林之火象喻人内心的大火。阿来在这里实际反思的是构成20世纪中国现代性题中要义，被“”推向极端的“激进主义”。它给人类造成的灾难之深重，就如人类的缩影——机村一样，是毁灭性的。正是在“民族主义”和“激进主义”的交互作用下，在《空山》第二卷中，机村最后迎来的是《荒芜》，是绿色家园、生存空间的彻底丧失。“现代性”的豪迈征程，在一派“谎言”之中，将机村逐渐“抽空”，变成一座废墟。《空山》的寓意正在这里。

“边缘”的巨大力量，在罗伟章那里体现为“制度文化批判”。当一种制度，无论它看起来如何正当，怎样合法，一旦与资本逻辑、商品伦理、市侩习气、货币鬼魅相勾结，就会违背初衷，走向公平、正义和真理的反面。阿来在《空山》中已然暗示，在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面前，无人幸免。罗伟章的《磨尖掐尖》具体到高考制度，人为制度而存在，人被制度所塑造，人——学生、老师、家长为制度所宰割，成为这种制度文化的奴婢和牺牲品，更有甚者成为冤魂。庄严的人在冷漠的制度面前凄怆地倒下。还有什么样的悲剧比之来得疼痛和深刻？所以，有理由说，《磨尖掐尖》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它从制度文化批判的角度参与了现代性反思。

对于何大草、麦家的上述长篇，“边缘”的威力来自于“人性发现”的光芒。何大草和麦家似乎对镜子的前面不感兴趣（当然有时也会注意到镜子的两端），他们更愿意钻到镜子的后面，给我们提供狰狞恐怖的另一种景观：与原初的生命意志纠结在一起的非凡的人性景观。所以才有了何大草《刀子和刀子》、《我的左脸》中那些中学生人性的畸变：畸形的暴力、恋爱和性欲，直接进入“磨尖掐尖”的“阴面”，而把“阳面”留给了罗伟章们。正是靠着这张“左脸”，麦家和何大草独步当今文坛。他们对“战争”有着共同的爱好。“战争”是他们多数长篇故事展开的背景，是他们想像的出发点和施展才华的阵地。何大草《盲春秋》的战争在古代，但穿越历史的眼光却在当代。当崇祯皇帝无计可施的时候，快马传来李自成的手书，希望面见一次，共商“天下”大计。商讨的结果是皇帝对“禅让”一事毫无兴趣。这个故事显然超出历史“真实”，但里面却蕴藏了丰富的人性况味和现代意识。麦家“解密三部曲”的战争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战争制造密码，战争依赖密码；天才破译密码，密码折磨天才。天才隔着一层神秘的幕布——密码，参与残酷的战争，从而彰显出与战场中作战者不一样的人性。这种彰显即是发现，这种人性发现，即是发现了一种新的战争，新的人类战争的历史。

就这样，立于“边缘”，阿来、麦家、何大草、罗伟章在“现代性反思”、“制度文化批判”和“人性发现”中证实了文学力量的伟大。而这正是今天这个时代最为缺乏的。这也集中展示了四川长篇小说在新世纪的重要收获，也是四川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不可小觑的原因。“边缘”哪来那么大的力量？边缘是一种立场。是一种与主流社会、主流文化保持距离的独立姿态。是获取道义和批判目光的精神支点。是真理处身和显身的位置。要立于边缘，谈何容易？边缘在商品化、市俗化社会意味着牺牲，甚至是巨大的牺牲。边缘很难坚持，稍不留神就被收编。但我要强调的是：一当文学站立“边缘”，就可能触摸到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实质。上述四位作家的长篇小说，其实在最深刻的层次上启示我们：我们已进入精神苦难的时代：精神的人已然死去。“空山”其实是灵魂的空壳。罗伟章、何大草的《磨尖掐尖》、《刀子和刀子》等则形象地展示了一群无根漂泊的生命的苦难。麦家、何大草的历史小说，又从另一个侧面告诉我们，无论是多么的出类拔萃甚或是“超人”，一旦失去精神支撑，离开生命的根基，任一历史或生活风浪轻轻一碰，就将瞬间化为齑粉。尽管这些小说，有的写的是历史，有的描述现实的一隅，但他们提供的永远是这个时代的精神现实、精神图景。缺失精神根基，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症结，也是我们这个时代苦难的根本。

然而，对上述这些作品，我还是有我的不满意：它们似乎都不愿在黑暗中给我们出示星光。这样会不会使迷失者更加迷失？是否有这样的顾虑：小说的伟大、不朽根源于某种不确定后面的无限多义性？我看这样的“多虑”大可不必。这使我想起列夫·托尔斯泰给聂赫留朵夫、卡列宁安排的归宿，想起贾宝玉随“空空道人”而去的生命结局，但谁会怀疑《复活》、《安娜·卡列宁娜》、《红楼梦》不是伟大的作品？抑或是压根儿不知道拿什么来拯救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苦难，尤其在这样一个一切标准都烟消云散的迷茫时刻？如果真是如此，这就回到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今天我们的文学究竟拿什么来启蒙？不管最终能拿出什么，在我看来，面对精神苦难的现实，中国长篇小说、中国文学只有承担，才不辱使命，才会有可能伟大和不朽。文学是诗意地关注存在、关注精神、关注灵魂的艺术。但，是温暖的关注。温暖源自作家内心的星光。

注释

①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第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