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女性写作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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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目光所及的视野里，看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五四”以降，几乎所有具有影响力的女作家，都具有城市生活背景，更确切来说，他们的成长之地都与城市相连。1920—1940年代，人们熟知的女性作家冰心、丁玲、庐隐、张爱玲①等等，他们全都成长于城市环境中。当代女作家也不例外，王安忆、宗璞、陈染、铁凝、张洁、残雪、林白、徐小斌、徐坤、池莉，台湾作家聂华苓、林海音、龙应台、陈若曦、施叔青、琼瑶、三毛、於梨华等等②，莫不如此。既然城市和女性作家之间具有着这样一种天然的血脉关联，那么，现代都市一定蕴含着适宜于女性作家产生和成长的深厚土壤。

王安忆对此现象也有着极敏锐的感知，她认为，女性与现代都市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都市是为女人而设的，为女人提供了施展自己的空间。在传统社会中，在现代都市没有出现之前，女人一直是处于社会的边缘，是一个弱势群体，但在现代社会中，特别是在现代大都市中，女人所有弱势都变成了优势。现代文明源于欧洲，欧洲文明的源头在古希腊罗马那里，其本质具有城邦文化的特征。英国现代哲学家罗素说，“自从米利都学派以来，希腊在科学、哲学和文学上的卓越的人物全部都是和富庶的商业城邦联系在一起的”，“当然也有许多希腊人是从事农业的，但是他们对于希腊文化中最富特色的东西并没有什么贡献”。尽管“这些城邦又往往是被野蛮人所环绕”。所以，“希腊文明本质上是城市的。”③在这一方面，顾准在《希腊城邦制度》里，有着深刻的思考。当然，顾准的思考源自于对我国专制传统的深刻反思。城市文化具有个体自由取向，也才自然派生出科学与艺术。

宋代朱熹之所以能强烈地带有使命感地发展儒家文化，坚守儒家文化的根基，大约也是与宋代都市的空前发展和繁荣有关。都市的发展和繁荣，商业的发达，勾栏瓦肆的繁盛，歌伎的普遍存在等等，这些都构成了朱熹在思考这些问题时的对抗性条件。大约朱熹隐约感到了城市文化中强大的异己力量，向着另一方向拓展，这才有了危机，有了使命感。被朱熹视为“文化英雄“的张载④，也说出了朱熹想达到的宏愿：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朱熹将儒学的精神导引入“义利之辨”的泥沼中时，对“利”的弃绝实际上在抽空城市的血脉，从而为不变的“往圣”开“万世之太平”。

“城”和“市”相合才有城市，失去了商业活动的“市”，没有了逐利的驱动力，城市还有什么活力？商业活动，恰恰构成了城市的差异性和异质性，我们生活在如同浩瀚海洋一般的城市里，被淹没在浩瀚的海洋一般的城市里，在淹没中我们感到安全。乡村文化结构里，个人被乡邻所监视，是没有个人空间的。农业文明构成的村社文化，其观念习俗所延展出来的核心要求是整齐划一，个性很难得到张扬和释放。都市的大海，容纳了形形色色个性的人，也为女性的活动开辟了空间。商业文化的特性有利于个性发展，杨扬在研究城市化进程与审美关系的变化时，以旧上海为例，认为“亭子间是不少青年作家的栖身之地，那时的上海有容纳四面八方文学人才的胸怀，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商品市场的运作调节，只要有市场，就会不断对新的文艺人才产生需求……上海的商品社会的体制能够不断推出人才。”⑤商品文化的繁盛构成了城市的包容，这也演变为城市的本质之一，演变为对个体自我的尊重和宽容，这是商业文化导入的新气象。最适宜细腻品味生活、观察细节的女性作家之笔，终于找到了自由驰骋的天地。

四十年代的大上海，张爱玲的惊艳呈现，就已经让人们注意到大都市这个庞然大物所潜藏的神秘力量，这是在光怪陆离中开出的一朵奇美的玫瑰。张爱玲二十余岁，就写出了产生轰动效应的小说集《传奇》和散文集《流言》。可以说，张爱玲是大上海的产物。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为她列专章，给于极高评价，称之为“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认为《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⑥。读者所看到的张爱玲，充满才气的张爱玲，是对女人精到细腻的诠释和把握，是对两性关系的深刻理解，具有观察理解个人化命运的独特视角。而这些女性作家特质，是非常适合于在都市发酵的。或者说，只有在都市里，女性的这一特质才可能进入小说并发扬光大。小说对形象感、对细节特征的要求，为女性提供了一个发挥自身优势的机会。小说的源起，恰恰和城市的兴起相关。城市市民的消闲需要，催生了说书艺人，成全了小说的发展。都市释放出来一种女性气质，也可以说是文明的气质，潜在地要求人变得文雅、礼貌、卫生、整洁，这些特质，更多地具有女性特征。

张爱玲如何在作品里展现女性化写作的优势特点？是她对现代男女在性别较量之中的那种猫捉老鼠游戏的精彩捕捉和展现。只有当现代城市为女性的爱恋提供了自由的空间，并且女性自我能够有蜗居之地且伸缩自如时，男女之间那种精彩的性别游戏才能枝枝蔓蔓地绽开。女性没有自由，就没有真正的两恋，当然就没有了一张一弛的情场斗法，也就没有了女性作家的真正天地。朱自清曾说：“中国缺少情诗，有的只是‘寄内’‘忆内’，或曲喻隐指之作，坦率告白恋爱着绝少。为爱情而歌吟爱情的更是没有。”⑦中国古代绝少爱情诗，这是因为，在一个女性失去自由的时代，在以诗教的温柔敦厚框范下，怎么能长出情诗来？细细研读张爱玲的小说，就能看出，隐藏在她和小说背后的，恰恰在于两性空间的形成，而形成这空间的，又恰恰是城市，是城市为她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最能说明女性写作特征的，是张爱玲在23岁就写出的《倾城之恋》。这部小说写的是两个人的爱情故事，若用“两个人的战争”来形容，实在是恰当至极。女主人公白流苏生活在上海的一户大家族里，年轻轻寡居在娘家，难免会有嫂子哥哥们的厌嫌之语飘进耳朵。偶然机会认识了范柳原。这位范先生是个长期生活在国外的富裕华人，非常喜欢白流苏身上的中国淑女韵味，并想法子将她带到了香港。但喜欢归喜欢，范柳原却并不打算真的结婚。这两个精明的人在一张一弛的较量后，最终走到一起。但刚刚同居一周，范柳原就要去英国，一年半载才能回来。对白流苏来说，这种苦涩实在是一件无奈的事情，他知道，“没有婚姻的保障，想留住一个男人的心是很痛苦很困难的事”。没有想到的是，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范柳原只好半途而回，跟白小姐正式结婚，过起来平静的买菜做饭擦地板的日子。对白流苏来说，真得感谢这一场战争，感谢香港的陷落，为她留住了范柳原。张爱玲将小说名为《倾城之恋》，其深层的含义就在这儿，对于个人来说，“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中，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城市倾覆了，成千上万人痛苦着”。⑧在作家张爱玲的眼里，一场大事变也许就是为了成全白流苏的爱，她看到的也是白流苏这样的个人化命运，这是她作为一个女作家的视角，大事变只做了大背景，仅仅作为背景而已，日本人打响的太平洋战争在她的眼里隐去了，香港面临的危局也淡化了，她关注的只是个人命运和个人爱情起落。当然你可以批评她的作品视界狭窄。正因为张爱玲关注的视角独特，是个人化的，而不是轰轰烈烈的大事件，也才成就她作为女性作家的特质。这一特质，在电影导演李安所阐释的《色·戒》中，有着更淋漓尽致的表达。所思先生在《读书》上著文认为，《色戒》中“老吴在影片中作为国民党特务头目被刻意塑造，突出他的冷酷无情”，在影片中，“我们看到的是对政治的批判，因为它冷血地把人当作工具并导致最终毁灭”。所以说，影片“巧妙呼应了当前中国由来已久的主流话语——用个体生命消解宏大叙事，并视之为人的解放”。⑨这一点，恰恰是女性叙事的天然本能。

常有人将王安忆和张爱玲作比较，大约因为她们同是上海这座大都会长出来的花朵吧。王安忆的作品里，你能强烈地感到她渗进这座城市每个毛孔的力量。某个角落一张发黄的海报，亭子间上的一场争吵，街里巷间的一个流言，都在她的小说空间里生长出来。所以，在她的作品里，你可以观看到城市的最细处，最深处，人物心理的隐秘处。在这个地方生长出来的东西，那样熟悉又那样的苍凉，似乎在懒散而温馨地流动，又在无意间飘过来一阵凉风，让你感到寒意。《长恨歌》里，主人公王琦瑶曾在1946年的赈灾海选上海小姐的竞争中，获得第三名，成为上海名媛。后来个人婚姻却总是阴差阳错不遂心意，她所喜欢的李主任解放前夕飞机失事而去，解放后她又不肯随着新社会潮流追赶进步，个人孤零零空落落没有落点。她的趣味，仿佛就停留在四十年代的爱丽丝公寓里，那一缕紫罗兰型香水，一直飘忽在眼前。王安忆写她与康明逊之间的爱恋，彼此都有着心思，康明逊呢，只想成其所好，而不愿承担婚姻之重的，两人一问一答“就像是捉迷藏，捉的只是一门心思地去捉，藏的却有两重心，又是怕捉，又是怕不来捉，于是又要逃又要招惹的，有时大家都在的时候，他们的问答便像双关语的游戏，面上一层意思，里头一层意思。这是在人多的地方捉迷藏，之间要有默契，特别的了解，才可一捉一藏地周旋”。⑩这是女人喜欢的游戏，也是女人擅长的游戏，更是女性作家最为熟悉的写作区域。城市里的夜晚，你仿佛感到它藏着无数秘密，无数不为人知的幸福或者痛楚，“在这些混沌的夜晚里，人心都是明一半，晦一半的”。这是都市的晦暗，是在明亮的灯火辉煌下的晦暗。就像是王琦瑶的另一追求者程先生，当他们俩终于各自感到了无望时，程先生就一门心思搞他的摄影，搞他的人物艺术照。后来，“程先生渐渐和朋友们断绝了往来，同王琦瑶、蒋丽莉也不通信息。在上海的顶楼上，居住着许多这样与世隔绝的人。他们的生活起居是一个谜，他们的生平遭际更是一个谜。他们独来独往，他们的居处就像是一个大蚌壳，不知道里面养育着什么样的软体生物”。{11}现代城市逐渐从固有的政治文化的单项功能中脱出来，并能够进行物质生产，通过这种生产交换获得财富。当它的生产能力超越乡村的农业生产时，它就真正变为了人类所打造的第二自然——也是一个新家园。人类粗糙、蛮荒、简陋的生活方式，经过城市打磨后成为新的文明。在这新家园里，女性的性别优势、天然地得到了充分展现和发挥。这个空间，生长着各种各样的品种，城市文明对个性充满了赞赏和容纳，城市是能藏得住个人隐私的地方，也是能演绎故事的地方。与农耕文明相比，它更尊重差异性、异质性。因此，城市里的多元文化，城市生活的丰富多样性追求，就成为一个包容性极强的新空间。多元化价值选择、多样性生活形态，是女性写作的优势，也许因为她的目光总是能落在生活的细处，总能落在个人命运的轨迹上，而个人命运的轨迹却也并不总是和大时代合拍，但它又是那样真实。就像是张爱玲笔下的白流苏，所思所想全在了范柳原身上，这是大时代背景下的个人，却并不以时代对个人的戕害作为观察点，如同张爱玲不以太平洋战争必会给白流苏的个人生活带来灾难作为小说的着眼点一样。张爱玲的眼里，反倒因了战争成全了白流苏的婚姻。这是张爱玲的视界，也是她作为女性作家的独异之处。

女性作家，即使最优秀的女性作家，经常遭遇到的批评是“儿女情长，视野狭窄”，早在四十年代，张爱玲刚刚出道，傅雷就批评张爱玲说“我不责备作者的题材只限于男女问题，但除了男女以外，世界究竟还辽阔得很。人类的情欲也不仅仅限于一二种。假如作者的视线改换一下角度的话，也许会摆脱那种淡漠的贫血的感伤情调”。{12}尽管傅雷的文章总体上给予张爱玲更多肯定，但问题的一面却是如此，但张爱玲如何能抽掉那男女情感纠缠，停止淡漠而贫血的感伤情调呢？事实上，张爱玲一生的创作也没有能够抽调这一点。王安忆无疑也算是当代女作家中的佼佼者，在批评家对她的评价中，与上述评价大体相当，认为她的作品“缺乏精神深度”，“缺乏大境界”，“作品的精神趋向总体上不是指向悲剧和崇高，不是指向对终生的怜悯，而是指向对世俗的妥协”，认为“文学一旦丧失了宏大的精神关怀，格调也只有流于平庸。”{13}认为她将时代背景“有意淡化成单纯的叙事背景，”“人物私人化的生存世界占据着小说的绝对空间”。{14}当几乎绝大多数女性作家普遍存在同一“问题”时，这个问题本身就值得反向思考了。女作家的视界狭窄，是不是在男权话语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评价尺度有问题？男权话语所树立的尺度，就是悲剧崇高、宏大叙述、承载大道，就是笔下有俯瞰和囊括大事变的胸襟，有对人类和民族命运的关注和把握。这样的批评尺度当然毫无问题，也是我们的伟大传统之一。但是女性作家驾驭题材和观察理解生活的秉赋恰在这一点上现出了普遍性不足。这是男性作家禀赋里的强项，也是男性作家千百年来自然形成的标尺。事物的两极性状，如何能用一极之标尺标记不同的事物？就如同女性的柔美与男性的刚健，如何可以批评女性缺乏阳刚之美？失去了柔美，还是女性吗？女性眼界关注的恰恰就是个人命运的独特性、细微处，而不以千百万人的欢呼，淹没个人的悲痛。就如同一场胜利的战争，母亲因为失去了儿子，有不可褫夺的理由悲痛而不是欢呼。在宏观叙述下，个人的命运往往被忽略，只是整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以千百万人性命的失去，而赢得胜利，人们会认为这些死亡是有价值的，疼痛是可以忽略的。女性作家却在本能地反抗这样一种忽略，这是她们所看到的细处，因之发出孤独的咏唱。同时也是另一种真实，是城市丛生出对个体意识的关怀，是我们往往忽略的真实，也许是有意忽略的真实。我们常常将整架机器的运转，称之为本质的真实，将个人的毁灭称之为非本质的真实。但用什么来界定本质与非本质，问题到达这一步，我们就会看出，这种价值判断恰恰源自主观性。

小说写到最佳处就成了历史，是比历史还要真实的历史，这是因为写作者在此处已经没有了个我的好恶，尽管也是他的眼睛看生活，但他从个人命运的深处细微处，洞察了命运的玄机和藏在命运背后的手，冷冰冰地择取过来。就如同王安忆窥视到康明逊内心的隐曲：他“其实早已知道王琦瑶是谁，只是口封得紧，第一次看见她，她便觉得面熟，却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又见她过着这种寒素的避世生活，心里难免疑惑。后来再去她家，房间里那几件家具，更流露出些来历似的。他虽然年轻，却是在时代的衔接口度过，深知这城市的内情。许多人的历史是在一夜之间中断，然后碎个七零八落，四处皆是。平安里这种地方，是城市的沟缝，藏着一些断枝碎节的人生”。{15}王安忆的敏感和趣味，恰在于她善于从城市的沟缝里，发现它感兴趣的人物世界，为她获得茅盾文学奖这一声誉的《长恨歌》，还是离不开王琦瑶这样的旧式人物，这样一个一心要找到归宿却始终未能如愿的旧时代名媛，她前后经历了五个男人，最后钩上小她二十多岁的老克腊，后来竟死于混混长脚之手。只有城市才生长出这样的王琦瑶，只有城市才能藏住这样的她，只有城市女作家也才会发现、会感兴趣、会写出这样的生命遗韵。王安忆钻进人物心里，写出了个人的生活秘史，人物活动细腻真实得让人忘掉了写作者。

于青说：“有人言‘鲁迅之后有她（指张爱玲），她是一个伟大的寻求者。’她寻的是，女奴时代谢幕后女性角色的归宿所在，她以否定现在生态下女性的女奴角色的方式，表达了她深深的渴望，渴望女性能挣脱历史的、文化的、生理的、心理的诸般枷锁的桎梏，成为自在的女性优美地生存”。{16}我将这段话看作掩身于现代都市的女性作家，在可见的未来为自己开创的一个新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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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冰心1900年生于福州，后迁往上海，辗转烟台，辛亥革命后又回到福州，1913年，冰心13岁，随父亲迁居北京。丁玲1904年生于湖南临澧。儿童时期在常德小学读书，15岁时转入长沙周南女中。18岁到上海，进入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张爱玲1921年生于上海，家庭门第显赫。她大多时间一直生活于上海，一直到她成名，其间曾到香港大学上学。1943年开始发表小说，随后以小说集《传奇》和散文集《流言》而广受赞誉。庐隐1898年生于福建省闽侯县。1903年父亲去世，到北京舅舅家居住，然后在北京读书任教。上述作家均具有城市生活背景。

②上述当代女作家，以她们18岁以前的成长地域作为考查的基准。

③见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281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9月第1版。

④杜维明在《何为儒家之道·四》中说：“朱熹所选择的宋代儒学大师包括周敦颐、张载以及二程兄弟，朱熹将他们视为文化英雄”。

⑤见《2004文学评论》28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

⑥参见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十五章：张爱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1版。

⑦见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1935年）

⑧见《张爱玲文集》上卷262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⑨见《读书》2008年第4期，第54—55页。

{10}{11}见王安忆《长恨歌》174页、23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

{12}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参见《张爱玲全集》下卷附录526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13}姚晓雷《乏力的攀登》，引自《2004文学评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

{14}李静《不冒险的旅程》，《2003文学评论》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15}见王安忆《长恨歌》17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

{16}于青：张爱玲传略，见《张爱玲全集》下卷附录536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