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媒介文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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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阐释性研究

所谓“阐释”并非“罗列”也非“翻译”，而是一个理解与再探究的过程，它试图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虽说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个阶段，但是它对于澄清认识、深化认识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阐释性研究的意义并非仅仅在于“呈现”，而更在于通过“呈现”阐明研究对象的意义，或者说被呈现的并非仅仅是作为能指的对象，而更应是其所指。因而，阐明“是什么”绝非易事。

就2008年此类研究的内容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对西方媒介文化研究代表人物及其理论的阐释性研究”和“对媒介文化现象的阐释性研究”两类。

（一）对西方媒介文化研究代表人物及其理论的阐释性研究

汪振军勾勒了西方媒介文化研究的大致图谱及重要代表人物的基本观点，他认为总的来看，西方的媒介文化研究关注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文化功能。他同时认为，媒介文化研究作为媒介研究的新思路、新方法，对于改变以往技术主义的新闻传播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3]

魏先努则就整个文化研究思潮对“文化”概念的解读与改写进行梳理，他指出，伴随理论日益发展，文化研究思潮对文化概念进行着不断改写和扩展，从单

一、不变的文化观扩充到多元、复合、变动不居的文化观。主流文化和边缘文化的界限日渐蚀解，多种亚文化不断浮出水面，与主导性文化平起平坐。从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揭露到文化霸权观念的提出，再到工人阶级文化、大众文化、媒介文化、女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等众彩纷呈的描述，文化已经成为一个没有边界、包罗万象的概念。[4]

从过往的研究来看，对西方媒介文化研究代表人物及其理论概览式的介绍与描述居多，而对其每一个人、每一种理论的深入研究比较少。这种局面在2008年有所改观，出现了一些有所聚焦的研究。

首先是基于具体文本的研究。

殷琦的研究聚焦于美国文化研究代表人物约翰•费斯克的《电视文化》这本书，对其中的受众观进行解读。他认为，费斯克的观众理论最大的硬伤在于，其研究观众的积极性的过程中缺乏对历史维度的强调。时代不同，受众所呈现出之状态亦不同，每个时代的受众都有自己的特点，不能一言以蔽之。[5]

刘宝娜和苏冠元则对罗兰•巴特的《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一书作一分析，他们认为该书通过对日常生活现象、媒介文化的研究，敏锐地发现了意识形态被自然化的神话，并提出了解神话的策略。从传播符号的角度对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文化批判，并大大发展了索绪尔的理论，创建了带有文化批评色彩的符号学理论，对以后的大众文化、媒介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作用。[6]

其次是不同逻辑主线下展开的对于不同代表人物的思想研究。

钟丽茜对雷蒙德•威廉斯对都市文化与现代艺术的关系、传媒技术与传媒业发展等方面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和评析，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现状展望传媒文化的发展方向。她认为威廉斯对城乡两种文明的研究，对今天我们理解自己的文艺很有启示意义。因为英国（最早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城市化变革相当早、都市文明发展得非常成熟，而中国至今仍有许多地方处在由乡村向城市转变的进程中，两种文明的交织与抗衡正是我们面对的论题，借鉴西方学者对都市文化的评析有助于理解我们当下的社会和艺术创作。同时，如果我们能清醒地把握当代中国文化呈现的东西方文明与新旧模式混合、错置和交叉的状态，有可能扬长避短，在多种艺术场域的叠合中激发创造的活力、找到深入把握现代生活的审美路径。[7]

来向武和赵战花则对本雅明的媒介批评理论做一探究，他们认为本雅明的研究对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具有开创作用，不仅体现在其提出的“灵韵”概念上，也体现在其在法兰克福学派主流话语对媒介技术和大众文化的否定性批判声中首先发出了异样的声音，在学派内部开创了肯定性话语的痕迹。此外，本雅明独特的写作方式也具有揭示多重意象的意义。[8]

荣耀军认为西方的媒介文化研究始终贯穿着一条“反思现代性”的主线，其涉及的重要问题都直接地或者间接地与现代性问题构成深刻的关联。他选取“主体”作为研究对象，梳理了从本雅明、麦克卢汉到鲍德里亚的基本观点。[9]

杨光和王德胜则以阿多诺、费斯克和鲍德里亚为代表分别探讨媒介文化的现代美学批判、媒介文化的通俗美学分析和媒介文化的后现代美学思考。他们指出，在媒介文化与审美/艺术活动的关系问题上，从现代美学批判到通俗美学分析再到后现代美学思考，呈现出一个理论的、逻辑的变化的过程。其中，一方面，媒介意识形态问题经历了一个由虚假意识到中性化意识形态再到符码化意识形态的转化过程；另一方面，美学则经历了一个由“超越性”到“功利性”再到“同构性”的意涵变化过程。[10]

李曦珍着重探讨以斯图亚特•霍尔、约翰•费斯克和鲍德里亚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分别是如何在符号学视域下对电视文化和电视媒介本身展开意识形态分析的。[11]

季中扬则对席勒以降的尼采、弗洛伊德、马尔库塞和乔治•巴塔耶的“快感文化”思想进行了梳理。他认为“快感文化”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又是对资本主义自身的不满与反抗。同时，他强调要厘清“快感文化”与当代审美文化的快感化之间的界限，当代审美文化的快感化并非快感的真正解放，恰恰相反，快感被规训了、被盲目地耗散了，甚至完全失去了反叛的力量。[12]

应该说2008年此类研究文章较2007年在数量上有所增加，关注点（包括人物及文本）也有所扩展，从法兰克福学派到后来的英美文化研究学派都有所观照，然而就论述的内容及观点来看，相较前人的研究并无明显突破，研究的深度有待进一步挖掘。

（二）对媒介文化现象的阐释性研究

相比之下，这一类研究文章数量较多。而这些文章的研究对象也主要集中于国内的媒介文化现象。

首先，不少研究者都将媒介文化置于后现代的语境中进行分析。

比如覃晓燕将“恶搞”文化置于后现代语境下，通过对其内涵、特征的界定，探寻恶搞文化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心理机制，她认为“恶搞”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更多代表的是草根文化或平民文化对主流文化的一种质疑与反思。它是一种思想情感的表达方式，是一种文化和内在的精神特质的集中体现。思想性是恶搞文化的内核所在，解构与重组是恶搞文化的实质，互文性、去中心性和集群性是其三个显著特点。[13]

宋妍则研究“恶搞”文化繁荣的媒介环境。她指出网络为“恶搞”的发展提供了土壤，反过来，繁荣的网络“恶搞”文化又反哺了传统媒体。她同时指出“恶搞”体现了媒介文化认同的危机，“恶搞”文化最终沦为商业文化的附庸。[14]

孙伟则关注网络文学，他认为在以网络媒介技术为基础、特征的后现代社会，网络文学让文学表面性地完成了“文学的回归”，文学终于回到了民间，成为每一个人把玩、娱乐、消费的具有文学性的文化产品。[15]

郑坚把目光投向了各种传媒样式塑造的后现代小资现象，他指出所谓的小资情调兴起于大都市，采取时尚化运作方式，以现代媒介为介质大批量地生产和消费。它是文化与经济交融共生的产物，代表着都市中间阶层中一部分受过良好教育，收入中上的群体的生活方式和品味。这个阶层中蕴藏着巨大的经济购买能力，独特的文化背景又使他们的精神文化消费需求旺盛，并且特征鲜明、追求新异。小资在经济和文化两方面的特征使得他们成为最适合于被媒介建构的一个群体。当代小资传媒文化中，将现代都市物质生活消费和日常生活，包括饮食、旅行、服饰、娱乐、家具、室内装潢，乃至美容护肤、喝酒、饮茶等，全面“提升”为一种审美对象和文化消费，这就是小资品位和格调的真正意义，这是由逐渐发达的现代工商业体系所建构的美学形态。而这正是小资身份认同的现代特征。[16]

阚乃庆从较为宏观的层面分析后现代语境下中国电视的传播特征，他认为电视的低俗化是一种必然的文化姿态，是作为大众文化集中体现的电视面临国际化的趋势和新媒体的挤压而呈现出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基本特征。在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下，电视崇尚娱乐、驱逐思考、简单复制、排斥创意、丧失宏大主题、流于肤浅琐碎、甚至走向低俗化，恰恰是电视遭遇了“后现代主义”而自然呈现出的“本能”状态。因此，当下中国电视的传播特征为娱乐狂欢的内容，开放与多元的姿态，复制与粘贴的制作手法，戏仿与解构的话语。由此带来了四个文化悖论：简单与复杂，浅薄与深沉，媚俗与独立，“近视”与“宏观”。[17]

闫顺利和王雪则从更为宏观的层面总结出后现代性所呈现的文化诉诸主要有三个特点：商品性，不确定性以及肤浅性。他们认为其深层次的原因主要在于媒体的塑造，人们的审美疲劳及审美错觉，浮躁、冷漠、急功近利的世纪转型期心态促使渴望消解、平衡、互补的情绪的产生，社会进程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促使社会意识出现转型。[18]

其次，不少研究者将研究对象尤其是本土媒介现象置于全球化的背景及框架中进行分析。

例如姚休和李哲莹对“电视平民化”现象进行了文化解读，他们认为电视平民化是全球化背景下电视媒介发展的自然选择。他们指出电视平民化的出现主要有三个动因背景：市场经济的发展为电视平民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大众文化的勃兴为电视平民化提供了文化基础，数字技术的升级为电视平民化提供了技术基础。电视平民化主要表现在话语权向平民阶层转移，审美价值趋向平民趣味，平民互动颠覆传受关系等方面。[19]

郑西帆则探讨了我国各地方电视台推行“本土化”的意义及代价，他认为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从主流精英视角到本土平民视角，以及从规范化、普适化叙事、包装到本土化、个性化叙事、包装两个层面的文化编码转换。同时，他指出在肯定“本土化”也应该警惕并克服打着“本土化”旗号实则低俗的节目趁机而入，或者认为“本土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当做法。[20]

施旭升从历史的维度探讨50年来中国电视的文化属性、价值取向及其立场选择，他认为作为一种当代大众文化叙事的中国电视，既区别于传统的民间叙事，又有别于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国家叙事；或者说，它既是一种当代大众传媒中的历史叙事，又是为了满足大众审美娱乐需要的审美叙事。他指出，对于发展中的中国电视来说，惟有在一种不可避免的审美化的趋势下，坚持电视文化叙事的人本化立场，才有可能避免成为单一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或者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避免走上一味媚俗的歧途。[21]

此外，还有研究者将新媒体纳入了分析。

刘蓓蓓认为随着手机的普及，短信文本以其持久、绝对于声音的优势开创了一种新的社会生活和社会行为方式。手机短信也已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联络与交际的工具，它同时也是一种积极的情感平台，是一种自由空间的延伸，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周志强认为今天的传媒已经分裂成两种基本形式：与国家叙事紧密关联的传统传媒（主流传媒），与私人叙事紧密关联的新传媒。前者立足于消费意识形态，后者则逐渐形成一种娱乐意识形态。[22]

任晓敏则认为网络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文化传播媒介，网络文化范式最基本的特征，是克服主客观的分离，让现实文化与虚拟文化兼容。[23]

最后，则是一些个案研究。

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及其所捧红的学术明星在2007年就是一个热门的话题，2008年，热度不减，继续为人所探讨。

何璟莉认为，《百家讲坛》的文化传播通俗而不低俗，生动而不浅薄。“百家讲坛”热反映出整个社会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她认为，大众传媒应该加强对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弘扬，使之成为提高国民素质、沟通人际关系、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文化资源。[24]

骆玉安认为，《百家讲坛》的成功是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融合共生的产物，是学者精英通向大众的一座桥梁。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承担载体，已经脱离了具体的节目形式，成为一种文化消费品。它让专家学者走近大众，让文化知识走向百姓，大众在消费它所承载知识的时候，事实上是在消费它本身。同时，他也提出，今天的社会中成为媒体“学术明星”所带来的巨大诱惑，已使得诸多学者过分推崇大众传媒的作用。精英学者开始对传媒趋之若鹜，在传媒中又受一定规则的约束，这样学者对学术研究的专注性以及学者对学术的自主性就双重丧失了。[25]

詹昌平认为，“易中天现象”是历史文化知识普及方面适应社会时代宏观背景、契合社会文化心理趋向的产物，透露出社会文化心理的最新气息，也体现出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化信息传播改革方向，在人性化、大众化、通俗化、民族化等方面给予现代语言文化信息传播许多启示和期望。[26]

总的说来，这类文章从研究对象到研究内容再到分析框架都比较丰富，对于当下媒介文化的突出特征及焦点问题都有所涵盖，同时，就研究层次来看，从微观的个案分析到中观乃至宏观研究都有所呈现，因而，整幅媒介文化现象阐释性研究的图景较为立体。不过，就个案研究来看，被关注的对象过于狭窄，基本都是围绕“百家讲坛”展开，这固然是近年来的热点，但是对于纷繁复杂的媒介文化来讲，值得关注的个案还有很多。学术意义上的个案研究不宜过多地被热点牵着走，而应该以学术的标准去选择真正值得关注和研究的个案，从而达成理论贡献。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些对于媒介文化现象进行的阐释研究中，部分带有批判性研究的特征或者含有批判性研究的因素，但都不能被称为严格意义上的批判性研究，它们均以较大篇幅的描述与阐释为主，无论从研究指向还是从研究取向来看，都不属于批判性研究的范畴，因而笔者未有将其划归后面的批判性研究。

二、批判性研究

无论是从文化研究的源头还是从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来看，“批判性”都是它最鲜明的特色之一。根据JamesCarey的说法，“从一开始，文化研究就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在英国文本中体现得尤其明显。文化被视作与社会关系紧密相连，围绕着阶级、性别、种族，特别是围绕着它们的不对称与对抗关系展开。……英美文化研究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前者采取了更明显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普遍的政治立场。美国文化研究虽然分支众多，但可以说，它更倾向于从社会与政治多元论中汲取灵感，把权力视作广泛扩散物；又从功能主义人类学和社会学中汲取灵感，集中研究文化实践如何在社会生活中维持秩序，保障协调；它还从社会心理学中的符号互动论汲取灵感，运用仪式和戏剧的语言来考察符号社区的生产与再生产（Carey，1979）。[27]”媒介文化研究作为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即包含在这样的叙述之中。

就整个批判性的研究来看，主要可以分成两类，一类主要是基于文本本身的意识形态批判（文化研究），还有一类主要是基于文本生产的政治经济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当然，这两者并不可截然分开，相反，一项深入的批判性研究应该将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然而，就2008年的媒介文化研究来看，批判性研究的数量较少，能将上述二者结合在一起的研究数量则更少。

在意识形态批判研究中，首先，是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分析。

例如，蒋晓丽和刘路认为在传媒的影响下，新的追求物质享乐和精神消费的现代女性形象在不断地被建构，而与此同时，受男权意识审视、挤压和支配的边缘化女性形象仍在不断地被强化。在传媒的“她世纪”，女性作为媒介消费的主要受众群，仍然难以逃脱媒体强大的影响和作用，陷入了被消费和消费自我的双重诱导之中。[28]

蒋建国则认为，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传媒消费主义的存在有合理性的一面。但是，传媒消费主义文化过度偏向于娱乐化、商业化，其价值导向的错位将对社会文化的发展和受众的媒介消费带来较严重的负面影响。[29]

朱晓明将广告所宣扬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视为一种“隐性霸权”，他认为在广告强大的渗透力和影响力面前，大众除了认同广告的意识形态利益并将其转化为自身生活实践的意识内容以适应消费社会以外，似乎没有什么别的更好地选择。就这样在广告宣传的意识形态利益和大众生活观念的非自觉性之间构成了一种模式运动，运动如何开展完全掌握在商业利益集团手中，而大众却只有顺应和肯定，根本无力反抗。因为广告在推行这种意识形态霸权的过程中已将受众个体塑造成了意识形态主体。[30]

范叶妮则将大众传媒与消费文化的关系探讨置于美国类型电影的分析中。她认为类型电影作为现代电影的主导模式，是好莱坞电影商业化运作的结果。类型电影的发展和它的全球流通却在客观上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类型电影作为充满梦幻和童话的空间，使大众通过精神文化的形态接触到了在日常生活中所无法接触的事物，景象以及感受，正是这些全新的感受和体会才使得他们产生了一种新的欲望，这种新的欲望只有靠占据新的符号意义才能得以满足。于是，正是通过这样的机制，从而更加激化了消费文化的流行和普及，成为全球化的温床和土壤。[31]

其次，是对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帝国主义”的分析。

王爱玲和洪晓楠指出，在全球化信息传播格局中，网络媒介开创了更契合的信息延伸空间。从全球信息分布的格局来宏观分析，网络文化显示了“文化全球化=文化西方化=文化美国化”的线性换算关系。但具体到一个民族、一个个体的新媒介使用特性及价值流变过程发现，网络文化帝国主义并非在网络媒介平台中肆意而放纵的进行意识形态的操控。技术赋予人更多的主体性并在其中管窥到了文化自觉。[32]

杨忠艳则将目光投向动画业，由此透视儿童媒介中的文化“帝国主义”，她指出发达国家在儿童媒介文化传播过程中以“强势文化”的姿态掌握着话语主动权，将本国的文化意识形态以动画片的形式进行对外输出，这种不平等的信息交流使得发达国家的思想文化以及价值观念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认同构成了威胁。[33]

再次，则是结合了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媒介文化研究。

牟维珍指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传媒集团实施集中化的发展战略，在全球拓展自己的网络，行销其文化产品。而传媒及其文化产品的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传媒集中化必然对于传媒市场结构、多元文化和传媒公共领域产生冲击和影响，并破坏传统新闻事业和民主规则。[34]

那么首先从数量上看，相比阐释性研究而言，2008年的批判性研究明显就少很多，继而无论是从研究的广度还是从研究的深度来看，都比较有限。其次从研究主题上看，主要集中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与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这历来是媒介文化研究的核心议题，但仅仅聚焦于此是远远不够的，因而，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值得开掘，这需要更多的研究者投以目光，扩展思路。再次，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相结合的媒介文化研究更是寥寥，笔者从各类可及的学术期刊上仅仅搜寻到一篇，而这类研究之所以重要就在于二者的相互结合能够较好地弥补各自的不足，从而深化批判性研究。就目前整个媒介文化研究领域来看，将两者结合既是明显趋势也是显著特点，而相比之下，国内研究还比较欠缺，这应当是未来媒介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三、对策性研究

就国内研究来看，这一类文章比较多见，主要集中于宏观层面的分析，所谓“对策”也多为宏观建言而非具体措施。宏观建言并非不可，也并非可无，但是就“对策研究”的出发点来讲，它更是一种侧重于中、微观层面的研究，为了对具体的现实的问题提供有针对性、指导性、切实可行的对策。因而，虽不如某些理论研究那般抽象，但真正有效的“对策研究”也并不容易达成。

自2004年9月19日，党的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正式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来，“和谐社会”就是包括学界在内的社会各界关注的核心词汇。新闻传播学领域围绕该命题展开的研究不少，2008年也不例外。

方延明教授指出，十七大提出建设和谐文化，媒介文化对此负有神圣的责任与使命。对此，要充分认识媒介文化的文化意义、政治意义、经济意义、社会意义、民本意义、权力意义。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公信力强、文明和谐、与时俱进、富有创新力的媒介文化，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重要贡献。[35]

易正天针对新时期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结合我国新闻传播的历史发展现实，指出新闻传媒应充分发挥其在精神文明领域中的作用，为营造良好的传媒文化，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她认为，尊重客观现实，以高度的责任意识进行报道是根本；媒介文化与社会主流文化，从个别时期的矛盾趋向长期的和谐发展；媒介应该搭建一个社会交流的平台，充分满足受众的知情权和话语权；健全新闻媒介的传播机制，以完善的新闻传播法规规范大众传播活动。[36]

毛家武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精英文化的冲突与裂变，主流文化面临挑战，大众文化的离散于平面化对中国的媒介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此需要确立理性的、科学的、主体性的、创造性的、法治型的以及契约型的文化模式。[37]

王润兰和何文茜指出，精英文化在电视传播中的缺失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更是一种社会问题，它将对我们的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产生不利影响。因此，首先，有必要改变电视节目评价标准，引入满意度和目标收视率，以修订单纯将收视率作为评价节目标准时所产生的误差；其次要建立专业化的付费频道，使电视台摆脱唯广告和收视率是从的被动局面；再次电视精英文化在保持其内容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同时必须要做到“软着陆”。[38]

田丹丹则认为，在媒介高度发达的今天，作为社会主体的人面临被异化的窘境，为了实现人自身向更高层次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媒介与人也必然要实现和谐共处以求双赢发展。因而媒介应加强自律，加强媒介管理和立法，同时，人也要学会科学合理地使用媒介。[39]

对策性研究，是国内新闻传播学界较为常见的一种研究类型，不过在媒介文化的研究中，这种类型的研究为数并不多。毕竟媒介文化研究基本不属于实务研究的范畴，因而以对策研究的方式来做此类研究，无论难度还是可行度都是个问题。就2008年的此类研究来看，最大的不足即在于此——对策难以与微观层面的现象/问题直接对接，从而易显抽象空洞，无所谓不当，但却缺乏对于落实途径的具体论述。

四、总结

总的说来，2008这一年的媒介文化研究从数量与题目涉及的广度上来讲都比较丰富，虽然与新闻学及主流传播学路径的研究规模尚不能比，但毕竟“五脏俱全”，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现象阐释抑或批判及对策研究，都包含其中。不过相比之下，阐释性研究的数量明显多于批判性研究，而在对西方理论及相关文本的阐释性研究中，部分作者对于一手文献的占有及解读尚显不足，因而某些观点存在偏颇甚至误读之嫌。而在批判性的研究中，被关注的话题还稍显狭窄、不够丰富，部分作者对于理论工具的使用稍显生硬、有所欠缺。就对策性研究来看，作者们所提出的“对策”普遍宏大而抽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之嫌，缺少中、微观层面的具体对策与建议。因而，从整体上说，目前国内媒介文化研究尚有不少空间值得探索与钻研，这需要我们每位研究者的切实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