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研究的缺陷意识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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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管月娥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在中国乃至苏联的俄罗斯文学研究中，问题意识从表面上看似乎一直是学界关注的中心之一。几乎在19世纪俄罗斯文学发展的每一个重要阶段，批评界都会从文学创作中归纳出适合那一社会时代的问题，如“谁之罪?”，“怎么办?”，而这两个问题恰恰是由革命民主主义作家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同名小说直接提出的。然而，这些问题其实并非真正的问题，因为问题提出者并不需要读者的回答，而是直接通过作品让读者领悟到，农奴制和专制制度是19世纪中期及其以前俄国社会发展的两大枷锁，是罪恶的根源。“怎么办?”，自然是要采取革命的路径来改变当时的社会现状。问题意识应该是激发读者去思考的意识，而不是以问题的方式来表明作者或作品的结论。因此，在中国和苏联的俄罗斯文学研究中，问题意识其实是较为薄弱的，因为研究者们往往习惯在纷繁复杂的文艺现象中，通过分析和梳理，总结出一些带有结论性的评价，或者揭示某个作家的创作特征，或者描述俄罗斯文学史的阶段进程，比如某某作家的创作风格是什么，某部作品表现出的主题思想和艺术特色是什么。值得深思的是，几乎没有一个结论不被后人重新认识，甚至研究路径也在不断的转换。

实际上，文学研究的任务不仅仅在于给文学创作文本做出确定的评价，因为任何评价都只是从某个视角得出的相对结论。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往往在得出一个评价时，又会产生新的认识。与此同时，对文学作品的认识也是无法穷尽的，因而才有说不尽的普希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不尽的奥涅金和卡拉马佐夫兄弟。随着俄罗斯文学进入后苏联时代，文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日渐引起关注，本文将从文本阐释的无限性、批评阐释的四维空间、和而不同的问题意识三个方面，结合文学创作文本分析，论述俄罗斯文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努力阐明文学批评的任务在于发掘文本的可阐释空间，激发读者积极参与思考和探索。

无限性:经典文本的阅读阐释

翻开俄罗斯文学发展的历史画卷，可以发现，凡是堪称经典的创作文本或艺术形象，一般都具有无限大的可阐释空间。尽管也许经典文本在出版时，并没有通俗作品畅销，但是从历史叠加的角度来看，它的读者数量远远要多得多，甚至只要人类社会存在，读者就会不断地增多。所以，经典文本的可阐释空间并非只是作品出版时的影响力、读者面，而且更重要的是不同时代、不同社会读者的接受。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经典艺术是具有超时代性的，即经典文本或艺术形象往往能够反映出不同时代所具有的共通之处，甚至能够联系到未来时代，为当今和未来读者预留可供阐释的空间。

在19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中，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冈察洛夫等人笔下的奥涅金、毕巧林、罗亭、奥勃洛莫夫等“多余人”系列形象，一直被视为文学经典形象。研究界一般把这类形象解释为:19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期间俄国社会的一群优秀贵族青年，他们对上流社会不满，但是又找不到出路，只有把自己的精力发泄在一些无谓的爱情和冒险游戏之中，因此他们被称为是当时社会的“多余人”。实际上，今天的读者在阅读19世纪俄罗斯文学作品中的这类人物时，或许感兴趣的并非是19世纪俄罗斯社会中这类人物的所作所为，因为他们距离今天毕竟已经很远，而是此类“多余人”的批判情绪和对环境的认识与感慨，这些因素即便在今天的俄罗斯社会，也不难与读者产生共鸣。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今天的社会中同样会出现此类的“多余人”，读者可以从今天的视角去对“多余人”现象进行自己独特的阐释。例如，2007年出版的《俄罗斯作家(1800—1917)辞典》在阐释《叶甫盖尼•奥涅金》时，已不再提及奥涅金作为19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上最早的“多余人”形象的历史意义了，而是强调别林斯基对该作的评价“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Белинский503)，并反复指出抒情性是这部诗体小说最主要的特征。①经典文学作品的这种超时代性和无限可阐释性，明显存在于反映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共同特征的作品，《叶甫盖尼•奥涅金》等以描绘男女之间爱情和抒情为主的文学作品即如此。然而，即便在讽刺倾向和政治思想倾向极为鲜明的作家创作中，经典文本的这些特征也表现得非常突出。果戈理和列夫•托尔斯泰的创作就是很好的例证。果戈理在《死魂灵》(1842)中以极具讽刺意味的笔墨，刻画了大地主泼留希金的守财奴形象。这显然不只是反映了19世纪俄国农奴制社会中地主的变态心理，而是揭示了每个时代和社会中在不少人身上或多或少可能存在的吝啬行为。泼留希金的吝啬可能随时存在于读者身边乃至读者自身，只是吝啬的程度或许不同，因此这个形象才会引起共鸣，成为经典形象。

列夫•托尔斯泰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文坛上的思想领袖，他竭力倡导“勿以暴力抗恶”、“自我完善”等思想。这些思想最为鲜明地表现在其代表作《复活》中。对于后来的读者而言，小说的艺术魅力不仅表现在对沙皇专制下法庭、监狱和政府机构黑暗的揭露，这些可能并不会引起当代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极大兴趣。他们最为容易受感染的或许是主人公涅赫留朵夫的“悔恨”和“补救”，也就是一个男人对一个曾经被自己占有过而又遭抛弃的女人的“忏悔”和“赎罪”。这种“忏悔”行为在任何时代，尤其是当今社会非常容易引起读者的心灵感应。托尔斯泰给读者留下了一系列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例如应该如何面对情感过错?爱究竟是什么，是“得到”还是“给予”?这些永恒问题的提出，为这部经典作品留下了无限的可阐释空间。

在俄罗斯文学研究中，特别是在19世纪及其以后的文学批评中，我们早已习惯于把文学创作与当时的社会和时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就是与解放斗争等相关联，来发掘经典文本的现实意义。然而，经典文学文本的超时代性恰恰体现在与当时的现实意义相剥离。经典作品往往以独特的艺术形式，蕴涵着现实和未来社会都需共同回答的问题，而且对这类问题会不断地做出回答，却永远不会有最终的答案。或许正因如此，经典文学文本才是说不尽的。20世纪初俄罗斯著名作家契诃夫的喜剧《樱桃园》(1903)通常被学界视为:“这樱桃园是俄国的象征。干练积极的新资产阶级分子陆伯兴取代了腐朽无能的没落贵族拉涅斯卡娅一家，成为新的主人”(陈思红636)。其实，这部剧作之所以能够打动各个时代的读者，并不仅仅是反映19世纪末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对俄国田园式贵族生活的冲击，而是呈现任何时代都可能存在，现当代表现得更为突出的现代文明与古老文明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中，人们经历和体验着既对古老文明眷念，又对现代文明向往的复杂而矛盾的心态。这就如同北京要改造城市不得不拆除四合院，南京为了拓宽道路不得不拆掉城墙时，人们所体验的那种复杂矛盾的情愫。《樱桃园》留给不同时代读者的问题就是，人类应该如何处理现代文明发展与保护自然和古老文明之间的矛盾。

事实上，凡是称得上经典的文学文本大多具有很强的问题意识。它们无论是在形象塑造，还是在情节结构方面，一般都较为复杂和丰富，因而留给读者的可阐释空间也是无限的。

时空体:批评阐释的四维空间

经典文学文本的独特构造和形象的丰富内涵增强了经典自身的问题意识，是读者无限可阐释的前提条件。然而，文学作品之所以能成为经典，通常不仅仅是其具有独特的内在空间存在，还在于其具有动态的四维空间结构，这第四维自然就是时间。这种时间变化的存在主要来自文本与读者的历史对话，如意识形态环境的变化和读者批评认识的不断提高均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读者对经典作品的反向再认识。实际上，一部经典文本诞生以后，作家的工作就已经结束，除了后人直接修改或增添内容以外，文字一般不会发生任何变化，但是由于读者的不同接受阐释，文学经典的内涵往往又在不停地变化着。也就是说，在文学作品被不同时空体中的读者阐释的过程中，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关系具有不确定性。读者随着自身阅读水平、态度、意识形态和历史环境等方面的变化，总是会对前人解读的经典文学文本意义提出质疑，这无疑增添了经典研究的问题意识，而一贯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息息相关的俄罗斯文学经典则更是如此。

以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为例。肖洛霍夫在1965年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强调自己创作的方法不仅是现实主义的，而且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尽管在当时的意识形态环境中，肖洛霍夫也许只能够那么说，但是他曾不止一次确认，在这部作品中自己是从文学与社会现实关系的角度来创作的:“写作《静静的顿河》的主要任务，是表现顿河边疆区的人们的生活”(470)。中国学者孙美玲认为:“作家在书中着重要写的是，在旧政权和新政权、红军和白军、新世界和旧世界斗争过程中，以格里高利•麦列霍夫为代表的劳动哥萨克走向新生活的艰难曲折的历史道路和他们中许多人充满迷误和痛苦的悲剧命运，以及在两个时代急剧转变中的整个哥萨克世界”(340)。但美国苏联文学研究专家斯洛宁则否认作品与政治意识形态环境的联系，认为《静静的顿河》主要是“对南方大草原、河流以及季节循环的描绘，使读者对俄国大地产生一种强烈的感情，一种渗透一切的民族精神”(199)。实际上，肖洛霍夫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在描写俄国人民生活中一个历史阶段的顿河史诗中表现的艺术力量和正直”(奥斯特林2078)。

作为悲剧史诗，《静静的顿河》体裁的独特性与第四维空间———即时间的确密切相关。巴赫金曾指出:“在文学中的艺术时空体里，空间和时间标志融合在一个被认识了的具体的整体中。时间在这里浓缩、凝聚，变成艺术上可见的东西;空间则趋向紧张，被卷入时间、情节、历史的运动之中。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这种不同系列的交叉和不同标志的融合，正是艺术时空体的特征所在”;“时空体在文学中有着重大的体裁意义。可以直截了当地说，体裁和体裁类别恰恰是由时空体决定的;而且在文学中，时空体里的主导因素是时间”(274－275)。“艺术和文学中都渗透着不同程度和不同大小的时空体价值。文学作品的每一主题、每一分解出来的因素，都属于这样一种价值”(437)。肖洛霍夫把主人公格里高利艰难的心理变化历程，置于20世纪头二十年的俄罗斯社会巨变的历史过程之中，这就使得主人公的命运能够充分反映出哥萨克劳动者经历苦难走向新生活的艰难历程，从而增强了艺术形象的典型性，小说呈现出史诗体裁的特征。

然而，在巴赫金看来，文本的意义产生于作者创作的时空体与读者接受的时空体的对话之中(446－447)。只要有读者在不停地阅读，批评家在不断地阐释，《静静的顿河》的意义就将在肖洛霍夫与后人的对话之中永远地延伸着。其实，任何经典文学文本的意义都来自作者创作的时空体与读者接受的时空体碰撞。虽然作者创作的时空体是相对稳定的，但是读者解读的时空体却是永远变化着的。在研究任何经典文学文本时，如果关注的主要是作者时空体，也就是创作时空体，则很容易从作品中归纳出一种相对确定的思想内容。比如，中国俄罗斯文学批评界在分析普希金的创作时，通常认为其中篇小说《上尉的女儿》渗透着对普加乔夫农民起义同情的思想，主要依据的就是作者创作的时空体。然而，如果将作者时空体与不同时代的读者时空体相结合，那么该小说的思想也许会变得相当复杂，仅就主人公与普加乔夫的关系而言，也许还有“讲义气”、“重情谊”、“有胸怀”等许多人性方面的因素。再比如，由于意识形态环境的改变，苏联批评界在1956年前后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由一位颓废主义作家急剧转变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艺术大师。苏联批评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评价的变化，实际上正是作者创作时空体与读者接受时空体碰撞与对话的结果。

显然，不同历史时期和意识形态环境下的读者时空体能够从第四维空间———时间方面，影响着文学经典文本的意义。即便是同一位批评者，由于其自身所处环境的变化，对同一类创作也会做出迥然不同的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在被流放前后，无论是创作观，还是批评观，均随着世界观的变化而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流放地服苦役回来后，他在对待反映现实革命的创作上，产生了与此前不同的态度。例如，在对待1860年代俄罗斯虚无主义小说创作的理解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其同时代作家是不一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使用‘虚无主义小说’术语，取决于该作品是否蕴涵着虚无主义特征”(Дрыжакова4)。他并不是把只有描绘虚无主义者形象的作品，才称之为“虚无主义小说”。同时，他不像革命民主主义者那样，充分肯定此类小说，而且“对于最后的一批虚无主义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然已经不感兴趣。无论是他的‘作家日记’，还是小说和书信，他都没有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提及”(Дрыжакова29)。

在文学批评中，运用科学归纳法，通过对经典作家的创作文本的分析，总结出其创作的艺术特色，已经成为一种惯性思维。其实，任何一位作家，尤其是伟大的作家，都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把托尔斯泰早期创作中的心理描写艺术称之为“心灵辩证法”，后来这种评价一直为俄罗斯文学研究界长期引用。事实上，这种心理描写艺术在作家创作的后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俄罗斯文学批评家凯尔德什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现实主义》一书中将这种变化了的心理描写艺术称作“涟式反应”。②同样，俄国形式主义者们虽然在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时，反复强调艺术是永远脱离生活而自由的，形式主义只研究艺术的形式，也就是文学性，然而在后来的文学研究中，俄国形式主义者们却从来没有脱离内容来探讨过形式问题。

任何一位作家都是集多元身份于一体的，在不同的时空体中会呈现出不同的身份。因此，在研究作家的创作时，应该从多元、动态的视角去探讨，即不是主要概括他的某一种创作思想或艺术风格，而是要揭示其创作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及其引发的思考问题。时间的存在是变化的空间存在，由此使得原来的三维空间变成了四维组合。时间也许是检验文学经典的试金石，大量的非经典文学文本会随着岁月的流失，而逐渐被人们所遗忘。只有文学经典才能够在历史的长河中，在不断地与后人对话中，得到无限的丰富和发展。

多元论:和而不同的问题意识

经典文本空间的无限可阐释性和读者时空体与作者时空体的对话，都表明了俄罗斯文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以及由此而来的问题意识。然而，这一切又是与俄罗斯民族本身的哲学和宗教根基是分不开的。在俄罗斯文学史上，许多大作家又是纷繁复杂的思想家、东正教的信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此，托尔斯泰亦然。在《罪与罚》中，作者描写了大学生拉斯科尔尼科夫“超人”哲学的“人神”观与妓女索尼娅信仰的俄罗斯正教“神人”论的三次对话。虽然从表面上看，在这几次对话过程中，拉斯科尔尼科夫不断接近“神人”论的思想，并最终放弃了“超人”哲学的“人神”观，实际上则是作者通过“复调”的对话来揭示这两种观点，以便读者自己去思考和选择，体现了这部小说的问题意识。

也许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被绑赴刑场执行过假枪决，思想产生了分裂，因此在创作中呈现出“多声部”的对话状态。然而，即便是在主观倾向极其明显的托尔斯泰的小说创作中，也隐含着连作者本人都很难抹去的多元声音。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作者展开了两条线索:一条是贵族少妇安娜与青年军官渥伦斯基私奔，最后遭上流社会唾弃而绝望自杀;另一条是外省地主列文和贵族小姐吉提由恋爱而组成家庭的曲折过程。从作者创作的时空体看，托尔斯泰从本意上是要肯定后者，否定前者的，但是列文多次因痛苦而要自杀、吉提生活得也很不幸福等一系列事实又让读者很难判断谁是谁非，从而引发了不同的思考。俄罗斯文学及其研究中的问题意识有着深层的哲学和宗教基础，即哲学的多元主义和东正教的“聚和性”意识。爱沙尼亚塔尔图大学教授、著名美学家列•纳•斯托洛维奇(Л．Н．Столович，1929—)在《哲学的多元主义与多元主义的哲学》一书中，用一章篇幅探讨了俄罗斯哲学中的多元主义基础及其表现，反对任何意识形态的原教旨主义，反对哲学上的任何排他性，主张各种不同思想和观点的共生，强调哲学研究的民主化与人文化。③他不仅论及巴赫金、洛谢夫的多元主义哲学，还指出在别林斯基、赫尔岑等19世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那里也同样存在着多元主义思想。他认为，别林斯基本人就称其哲学是“运动”哲学，在其早期文学批评活动中曾把批评看成是“运动美学”。④不仅如此，斯托洛维奇还在《俄罗斯哲学史》一书序言中努力区分了俄罗斯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不同特征。他指出，前者主要探讨知识理论、认识论，后者则更加紧密地与文学艺术、宗教活动的美学活动联系在一起。⑤俄罗斯哲学的多元主义是与俄罗斯民族信奉的东正教中的“聚和性”意识密切相关的。“聚和性”就是要在对上帝的信仰统一下，把各个不同的个体和思想“聚集”在一起，尊重每一个个性的自由和独立性，而不是简单地服从统一，做到“和而不同”。⑥在俄罗斯文学创作中，不同作家的“聚和性”显现是不相同的。在普希金的创作中，友谊、爱情、义气、同情、激情、复仇、玩世、乐观、悲观、怨怒、赞颂等各种情感聚集在一起，和平共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也许一切对话和矛盾均围绕着一个“忍”字展开，即是否应该忍受。拉斯科尔尼科夫与索尼娅的对话如此，卡拉马佐夫兄弟及其父子之间的冲突也如此。在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里，无论是涅赫留朵夫的忏悔，还是列文的痛苦，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善”字，也就是“自我完善”的问题。即便是安娜的卧轨自杀，卡列宁的冷漠虚伪，渥伦斯基的玩世不恭，也没有背离这一问题的轨迹。

目前，多元主义思想在当代俄罗斯学界已经成为许多学者研究的指导思想。谢尔盖•丘普里宁在《俄罗斯文学今天:术语的生命》(2007)一书“作者话”里表明:“本书会让许多人不满意。严谨的文学理论家们会在寻找，作者是如何用简短而又学术性的阐释来极大地简化一系列重要问题的，就如同可以不费劲地从鱼塘里钓鱼一样，使读者能够更清晰地理解写成的各个词条”(Чупринин6)。在“现实主义”的词条中，丘普里宁列举了许多种关于现实主义的解释，既有否定的，也有肯定的。如弗拉基米尔•达利批评辞典认为，现实主义“是一个排斥抽象化，追求物质化的学派”;瓦季姆•鲁德涅夫编撰的《20世纪文化辞典》则根本否定现实主义的存在，指出:“现实主义———这是一个伪术语，或者是一个极权主义思维的术语”，“总之，是一个极其荒谬的术语，该词条列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读者再也不使用它，即便是在19世纪也没有出现过像现实主义这样的流派”(Чупринин494);叶甫盖尼•叶尔莫林则指出:“艺术中的现实主义……任何时候都没有过时，没有完结。它过去存在着，将来也永远会存在着……”;巴维尔•巴辛斯基强调:“现实主义任何时候都不是一个党派，不是一个学派，而是一种世界观，它来自中世纪。这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法，根基于相信这个世界，就如同创造上帝那样”;鲍里斯•帕拉莫诺夫认为:“艺术从来就不是现实的，它永远是假定性的”;而阿列克谢•肖洛霍夫坚持:“俄罗斯现实主义就其本质而言是确信无疑的”(Чупринин495)。

在俄罗斯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尤其是在后苏联时期，不难发现多元主义的哲学基础和“聚和性”意识的宗教文化渊源。这不仅反映在文学创作之中，而且呈现在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里，甚至学术辞典对学术辞条的阐释也是多元而不确定的，需要读者自己去思考和判断。显而易见，随着俄罗斯社会不断的开放，其文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也在日益增强。当然，问题意识应该蕴涵在任何时代的文学艺术创作和研究中，但是俄罗斯社会在20—21世纪之交的大动荡，更加凸显了俄罗斯文学创作和研究的问题意识，使得读者时空体与作者时空体剧烈碰撞，为读者留下了无限的思考和阐释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