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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善于按照整体性原则来书写文学史
勃兰兑斯始终持有欧洲文学的整体观念来书写文学史。他说:“尽管一本书是一件完美、完整的艺术品,它却只是从无边无际的一张网上剪下的一小块;从美学上考虑,它的内容,它创作的主导思想本身就足以说明间题,无需把作者和创作环境当作一个组成部分来考查,而从历史角度考虑。这本书却透露了作者的思想特点,就象‘果’反映了‘因’一样……而要了解作者的思想特点,又必须对影响他发展的知识界和他周围的气氛有所了解。”作者将文学看作是“从无边无际的一张网上剪下来的一小块”,但这“一小块”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块”与“块”有着相互联系,并且都置身于整个“网”的关系中。可见勃兰兑斯对《流亡文学》的考察,并不是毫无章法任意拼凑出来的文学史,而是站在整个时代的高度进行宏观的整体性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整个流亡文学是以能够典型地代表一定时代政治、文化本质方面的人物、作品、事件为核心展开的,这些人物、作品、事件相互影响交织,形成一种特殊的现象,文学主流便在这交织中清晰地显现出来。《流亡文学》是主流形成的第一个现象,在法国作家卢梭思想的启发下,为了反抗暴政,作家文人纷纷逃离本国,这些作家积聚成一个特定民族、特定时代的文化整体。同时勃兰兑斯还从令人眩晕的文学史现象中看出差别,又从微观的角度省察出来相近的共识性下作家与作家之间的相互区别。
二、运用社会历史研究方法研究文学史
所谓社会历史研究法是指作品是由作家创作出来的,作家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因而作品总会或多或少地、自觉不自觉地打上这个社会历史环境的印记。正是根据这一推论,社会历史研究法倾向于在一定的社会或文化背景中处理作家、作品。所谓社会历史研究法是一种按照社会、文化、历史背景去解释文学活动的文学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的两个突出人物便是勃兰兑斯一直推崇的黑格尔和泰纳。首先,黑格尔虽然是从“绝对理念”的演化推出文学的,但他把文学与时代、环境、民族等一样视为“绝对理念”的演化形式,并进而认定文学是时代和它的民族,各有特殊环境,依存于特殊的历史的和其他的观念和目的。他关于“一般世界情况”、“情境”、“冲突”、“性格”以及希腊神话的分析,都给予时代、环境、民族等因素以极大重视,体现了深刻的历史感,只不过他这种历史感是“头足倒立”的,即不是实践的历史感而是观念(理念)的历史感。其次,上文也已经提到勃兰兑斯的文学观深受泰纳的影响,但绝不是其文学理论的信徒,而有自己独到的观点。他并没有在《主流》的文学批评中完全遵循“种族——时代——环境”三要素原则。在论述种族时,勃兰兑斯倾向于考查不同民族文学流派的共同特质而非着力于某一民族的心理特征;在涉及环境问题时,勃兰兑斯看重作家出生和成长的小环境,而非泰纳笔下的地理环境及其带来的精神气候;最后,似乎只有时代最受勃兰兑斯的青睐。他认为欧洲文学史是欧洲特定时代的体现。他曾说文学著作的历史价值在于清晰地向世人揭示出“某一特定国家在某特定时期人们内心的真实情况。”
我们从第一卷《流亡文学》就可以清晰的看出勃兰兑斯所描绘的时代正是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之交的法国,发生了空前规模的社会动乱和政治动荡,造成了文人的“流亡”的一个时代。在他看来:“流亡文学虽然是由法国人形成的,在发展中却超出了法国的国界。为了理解它,我们应当回顾那一段短短的猛烈动荡的时期,那时旧秩序被推翻,合法原则被抛弃,统治阶级遭到屈辱和毁灭,正教被推倒一边……”。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流亡文学是一种表现出深刻不安的文学。正如作家所言“我们仿佛看到流亡文学的作家和作品出现在一道颤动的亮光之中。这些人站立在新世纪的曙光中;十九世纪的晨曦在他们身上,慢慢驱散了他们的奥西安式的雾气和维特式的忧郁。”
三、比较的视野与研究方法
勃兰兑斯不仅是一位文学史家而且还是一个有自己独到见解的文学批评家。作者在评析作家作品时就运用了比较的视野和研究方法,其研究的视阈更是跨越了国界、族界乃至文学的界限。通过作家与作家、作品与作品、人物与人物之间的比较和对照表达自己的观点,使读者更加清楚的认识有关作家作品。他在《流亡文学》的序言中指出:“这样的比较研究有两重好处,一是把外国文学摆到我们跟前,便于我们吸收,一是把我们自己的文学摆到一定距离,使我们对它获得更符合实际的认识。离眼睛太近或太远的东西我们都看不真切。文学的科学观点给我们提供了一副望远镜,一头可以放大,一头可以缩小,必须把焦距调整适当,使它能纠正肉眼的错觉。”在《流亡文学》中,勃兰兑斯主要运用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的比较文学方法。在法国社会严重动乱期间,流亡作家纷纷逃亡国外,如瑞士、德国、英国或北美等国家,他们与其他国家的文人进行思想交流,吸收其他国家优秀文化。同时,在他们之间又彼此交流借鉴。勃兰兑斯在《流亡文学》的每一个章节中,并不是仅仅是对作家或作品进行简单的评述,他常常从前一个作家或作品自动衔接到下一章的内容,并在二者或二者以上中间进行比较。如第三章《维特》的概述结束后,在第四章《勒内》便是这样开始的“夏多布里昂不像歌德那样是一个平静的人。在他摇篮的上方就闪耀着不祥的星;他和拿破仑是同年出生的,那个刀光剑影的时代的残酷暗淡的特征在他的作品里是有明显的反映的,给了它们一种狂野的品质。”
这是从作家与作家的比较写起。紧接着第五章《奥勃曼》开头写到:“勒奈尽管厌倦人生,却是一个自私自利、专横傲慢的人,和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个时代另突出典型人物。”这即是具体作品与作品、人物与人物的对比。这样的比较在书中随处可见。关于影响研究,勃兰兑斯以他独特的文学感受力和敏锐力捕捉到作家对作家创作、作品对作品的创作、不同国家之间文学创作的影响。他认为流亡文学渊源于卢梭,卢梭对有写作才能的人、对作家影响特别大。在第三章叙述德国作家歌德的《维特》时,勃兰兑斯便指出正是在卢梭的小说《新爱洛绮斯》及其思想的影响下,这个激动千千万万人的心,引起整整一代人强烈的热情和对死亡那种病态向往的惊世之作才得以诞生。由于深受圣•佩甫传记批评方法的影响。勃兰兑斯在《流亡文学》的编写中明显的将作家的生平、心理、琐事、生活理想及个性因素等结合起来考查与评述作品,反过来又通过作品去研究作家生平,以达到彼此印证的效果。勃兰兑斯认为很多作品都是作家自身的体现,甚至是作家本人。书中有两章都是描写夏多布里昂,同时有结合其作品《阿达拉》和《勒内》及同名主人公去描写作家。第一章从夏多布里昂的出身、家庭、经历、信仰谈起,北美生活的经历使他遇到了印第安人,他见到了尼亚加拉大瀑布,在两个招人喜爱的弗洛里达姑娘身上,他找到了他创作的两个著名人物阿达拉和赛鲁达的原型。第四章的《勒内》则是从作品谈起,通过主人公勒内的经历映照出作者本人的影子,描绘勒内的性格特点不是作家过是在描绘自己的性格。勃兰兑斯用写轶闻趣事的方式将作家所处的历史环境生动地再现,甚至让其复活了,并从中捕捉到了作家与作品之间的血肉联系。
从《主流》的第一卷我们可以看到勃兰兑斯善于从人的灵魂角度出发,把文学史作为心理学来研究,按照整体性的原则站在整个时代的高度俯瞰文学发展的脉络。在对具体作家作品的书写时,则以传记的方式考查作者的生平、心理、性格、经历等,用作家生平来评述发展。过去的幼儿教育中在幼儿园实行体验式教学。现在换一个角度,在家庭教育中让幼儿参与作品,又从作品考究作家的思想。同时,勃兰兑斯提倡文学家、文学作品的创新精神和先进意识,运用比较的视野和方法,高度评价了十九世纪西欧各国文学特别是英国和法国文学,间接地与丹麦文学相比较,为丹麦文坛送来了一股春风。今天当我们再次领读这部伟大的史著时,可以看到他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和批评方法依然给国内外学者带来了很好的启迪,值得学习借鉴。
作者:李婉 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