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古文选本的文化文学批评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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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代古文选本的编选

1.崇尚理学，发挥教化作用是清代古文选本编选的重要宗旨唐宋以来，古文与道有密切的关系，古文家标举“文以明道”或“文以载道”，道学家则有“文从道出”的看法。清王朝从康熙开始定程朱理学于一尊，“尊孔崇儒”是其基本的思想文化政策。编选古文选本也是清代统治者宣传其思想文化政策的重要方式。清王朝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敕修《古文渊鉴》，乾隆三年(1738年)敕修《唐宋文醇》，这两部由康、乾二帝亲自主持编纂的古文选本，都以表达对程朱理学的崇尚、发挥教化作用为编纂宗旨。方苞《古文约选》是为国子监学生编选的古文教材，在代果亲王和硕所作序中说:“群士果能因是以求六经、《语》、《孟》之旨，而得其所归，躬蹈仁义，自勉于忠孝，则立德立功以仰答我皇上爱育人材之至意者，皆始基于此。是则余为是编以助流政教之本志也夫。”表明其以古文选本发挥政治教化作用的编选宗旨。乾隆三年(1738年)，清帝下诏，允许民间书坊翻刻内府所藏书版，称《古文渊鉴》《古文约选》等书“具于学术有裨，自宜广为传习”。表现出对于古文选本宣扬儒家思想，发挥教化作用的高度重视。除官修古文选本以外，清代产生了大量坊刻和家刻古文选本，这些古文选本也以崇奉理学、发挥教化作用为编选宗旨。理学名臣蔡世远所编《古文雅正》以“文辞典雅”“思想纯正”为选篇标准，张廷玉序谓:“醇正典则，悉合六经之旨”，“是文之选也，其帙简，其义精，而崇实学以黜浮华，明理义以去放诞，信足以赞襄文治，津梁后学。”指出了《古文雅正》崇尚理学，发挥教化作用的编选宗旨。吴震方《朱子论定文钞》将朱熹言论涉及之文章，汇为一编，序文说:“我皇上睿学渊深，崇儒重道，右学吁俊，首重理学，两闱以性理试论童子兼小学命题，士风一轨于正。”表明其所编古文选本也是以“崇儒重道”为编选宗旨，以与国家的文化政策相呼应。《唐宋十大家全集录》为清初影响较大的古文选本，其编选者储欣在序文中述其编选原因是不满意明代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大抵为经义计”的特点，也就是不满意已往古文选本只以提高八股文写作水平为目的。储欣此选的目的则在于使“成学治古文之士”响应“圣天子”“崇儒重道，化成天下意”，也就是要使古文学习与“崇儒重道”的时代精神相结合，而不只是着眼于科举考试。后来乾隆在《御选唐宋文醇》的序文中，对储欣的这种立场表示赞赏，称储欣所选的目的是“欲裨读者兴起于古，毋只为发策决科之用，意良美矣”，对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着眼于崇尚儒家思想，发挥教化作用的编纂宗旨予以肯定。冯心友所编《古文汇编》卷首序文，认为《汇编》可以发挥“正人心，厚风俗”的作用。“凡例”明确声称“是编盖劝善书耳”，表明编选者欲以古文选本发挥教化作用的编纂宗旨。

2.清代古文选本的选家普遍具有教师身份，选本具有便于初学的特点清代私塾以及府、州、县学和书院等各级学校，都以科举考试为教育目标。学习古文是各级学校的重要教学内容，古文选本的编选多出于教学需要，因此，清代古文选本的编选者大多具有教师身份。《古文观止》的编者吴楚才、吴调候二人就是普通的乡间塾课教师。林云铭是顺治十五年(1658年)进士，曾在安徽为官，后来由福建流寓杭州，晚年在家中课读子弟，综合坊间选本而编成《古文析义》。《唐宋十大家全集录》编者储欣只中过举人，一生未仕，长期在家中设馆教授子弟及学生。著名诗人沈德潜选有《唐宋八家文读本》，据其自订《年谱》:“乾隆二年，丁巳，年六十五:馆旧徒蒋子宣重光家，批《唐宋八家文选》。”可知《读本》是为设馆授徒之需而编选的古文读本。《古文眉诠》的编者浦起龙是雍正八年(1730年)进士，官苏州府学教授，曾主讲紫阳书院，《眉诠》刊刻于紫阳书院任上。《古文雅正》的编选者蔡世远虽官至礼部侍郎，也曾执教鳌峰书院，《雅正》之选在康熙十八年(1679年)，“子弟及门私自钞诵”(蔡世远序)也是应教学之需而编选的古文选本。桐城派代表人物姚鼐曾先后主讲于各大书院，《古文辞类纂》编纂于扬州的梅花书院，也是教学活动的产物。清代古文选家大多具有教师身份，他们所编选的古文选本着眼于古文的教学与学习，具有便于初学的特点。古文选家往往在选本的序言、凡例中表达他们为初学者提供教材的目的。吕留良《晚村先生八家古文精选》前有吕葆中所作序文云:“粗示学者以行文之法”。康熙年间的理学名臣李光地选有《古文精藻》，从书前序文可知，此选注重“有笔势文采者”，是为乡村诸生学习之用。林云铭《古文析义》序文说:“因取坊本撮其要者，字栉而句比之，篇末各附发明管见，以课子弟。”可知《析义》也是为学习古文而编选的塾课教材。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的“凡例”表明其所编选本可以作为学习古文的“初学读本”。余诚《古文释义》卷首有乾隆八年(1743年)序，可知此本是为童蒙课艺而选，所作解释以浅显详尽为宗旨，因“原板遂已糊涂，不堪印刷”，这是第二版，也可见以童蒙课艺为主的古文选本在当时社会有广泛的需求。《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明代茅坤所选《唐宋八大家文钞》具有“为举业而设”的特点，“集中评语虽所见未深，而亦足为初学之门径。一二百年以来，家弦户诵，固亦有由矣。”［19］(p．1719)指出《唐宋八大家文钞》作为科举教材，具有便于初学的特点，这是其传诵不衰的原因，实际上清人所编古文选本也大多具有这一特点，这是科举时代古文选本的基本特征。

二、清代古文选本的评点

清代古文选本大多都有评点。古文选家对评点符号的使用及其内涵有较为详细的解释，评语内容呈现较为明显的共性特征，古文评点与八股文的关系也是一个值得辨析的问题。

1.清代古文选本评点符号有其特定的形态和含义评点通常由评语和评点符号组成。“评语”也称为“批语”，置于页眉之上的称为“眉评”或“眉批”，置于行间的称为“夹评”或“夹批”，置于一篇文章之后的则称为“总评”或“总批”。评点符号是评点者在文本上的批抹圈点，形态较为多样。与前代相比，清代古文选家对评点符号的使用更为重视，很多选本在“凡例”中专门阐明评点符号的使用方法及其含义。林云铭《古文析义》“凡例”对评点符号就有较为详细的解释:是编凡遇主脑结穴处，旁加重圈◎;埋伏照应窽郤处，旁加黑圈○;精彩发挥及点衬处，旁加密点……;神理所注，奇正相生，字句工妙，笔墨变化处，旁加密圈○○○○○;段落住歇处，下加截断—以便省览。是编小注内有逐句解释，之下或遇段落应总解者，恐致相混，必加一小圈别之○;或每句解毕，另有评语，亦加一小圈别之。［16］批抹圈点符号各有其特定含义，评点人通过这些符号的使用表达其对文章的理解，可以起到指示要点，引导阅读的作用。吕留良《晚村先生八家古文精选》“凡例”对文章段落极为重视，特别标示区分段落的符号:“大段落用—，小段落用乚，古文惟段落最要，批古文惟段落最难，盖段落有极分明者，有最不易识者，其间多有过接钩带，显晦断续，反复错综之法，率由古人文心变化，故为此以泯其段落之痕……故段落分则读文之功过半矣。”这种用符号来区别段落的方式对初学者可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也有的古文选本评点符号较为简单，如方苞的《古文约选》采用“点”方式只有“○”和“●”两种。精彩的语句，每一字旁加“○”，立意布局的关键所在则加“●”。其目的也是要起到提示读者，引起注意，以达到让读者揣摩、学习文章的作用。

2.清代古文选本评语一般具有三方面主要内容一方面是对文章历史背景与思想内容的阐释。古文选家之所以热衷于对文章历史背景与思想内容的阐释，一是中国古代文人大多都有较为强烈的用世精神，喜欢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发表自己的看法。二是中国古代文论中有“知人论世”的优良传统，古文选家希望通过对历史背景与思想内容的阐释，来促进读者对文章的理解与学习。三是与科举考试有关。八股文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文体，要求“代圣人立言”，所出题目限于四书五经，其实是一种以儒家思想为导向的议论文。古文与儒道本有密切的关系，古文评语对文章思想的阐释，也以发挥儒道为宗旨，而这正是八股文写作所必需的。所以，今天看到的古文选本评语中，对文章思想内容的阐释是其中的重要部分，这也是古文选本为科举服务的一种表现。举例来说，《原道》是韩愈排斥老、佛，维护儒道的著名文章，古文选家对这篇文章的历史背景与思想内容大多有详细分析。这种对于历史背景与思想内容的解说，是古文评语的一项重要内容。另一方面是对于文章创作经验的总结。古文选本的评语以指导读者学习古文为直接目标，选家特别注重对文章写作技巧与创作经验的总结。如朱宗洛《古文一隅》对司马相如《喻巴蜀檄》的评语，总结文章使用的写作方法有“补足法”“回护法”“落笔轻重法”“逆迭法”“顿挫法”“缴足法”等，选家结合这些写作方法对文章进行深入分析，可加深读者对所选文章的认识。也有的评语侧重于指示创作渊源与作家风格。如方苞《古文约选》对韩愈《读仪礼》的评语是:“风味与《史记》表、序略同，而格调微别。”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对韩愈《对禹问》的评语是:“文胎源《孟子》，而议论尤为周密。”一般来讲，古文评语所总结的创作经验，丰富了文章写作理论，对于读者理解文章、学习写作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第三方面则是对文章的鉴赏品评。选家通过对文章的鉴赏品评，引领读者理解文章，欣赏文章，以求达到从思想内容到艺术技巧准确把握所选文章的目的。如林云铭《古文析义》对苏轼《前赤壁赋》的评语:二赤壁，俱是夜游。此篇十二易韵，以江风山月作骨，前面步步点出，一泛舟间，胜游已毕。坡翁忽借对境感慨之意，现前指点，发出许多大议论。然以江山无穷，吾生有尽，尚论古人遗迹，唏嘘凭吊。虽文人悲秋常调，但从吹箫和歌声中引入，则文境奇。其论曹公之诗，曹公之事，低回流连，两叠而出，则文致奇胜。言曹公英雄，较论我生微细，蜉蝣短景，对境易哀，则文势奇迨。至以水月为喻，发出正论，则《南华》、《楞严》之妙理，可以包络天地玄同造化，尤非文人梦想所能到也。［16］评选者对所选文章有较为深刻的理解，所作评语能够抓住作者的思想主旨，对文章的风格、技巧也有较为精当的分析，显示了评选者对文章的品鉴水平。这样的评语，即使在当代也可以作为不错的赏析文章来阅读。选家一般对所选文章都有鉴赏品评，虽然长短不一，水平各异，但它通常是古文评语的一个重要内容。当然，古文评语的具体情况是复杂的，这里只是略述了几个常见的内容。这几个内容有时候是各有侧重，有时候又是相互融合在一起的。古文评语因为是随文展开，能起到引领读者阅读的作用，对于读者理解文章，学习写作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

3.清代古文选本评点与八股文的关系，也是一个应予辨析的问题多数古文选本的编选目的是为了时文课艺，因此，古文选本在评点方式和评点内容方面往往带有八股文色彩。清代乃至近、现代人们对于古文评点的批评往往也集中于此。如清初人吕葆中在《晚村先生八家古文精选》的“凡例”中谈到古文评点说:“孙月峰、钟伯敬之属则竟是批时文腔，古法尽亡矣。”章学诚对于古文评点更是强烈反对，他在《文史通义》中说:“时文可以评选，古文经世之业，不可以评选也。”“惟时文结习深锢肠腑，进窥一切古书古文，皆此时文见解，动操塾师启蒙议论，则如用象棋枰布围棋子，必不合矣。”章学诚意谓从八股文角度评点古文，所指示的技巧法度只会让古文写得矫揉造作。古文评点具有时文色彩是章学诚之所以反对古文评点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古文评点都有时文色彩，明清很多文人虽然以时文取得科第，但又对时文极为鄙薄，特别是古文家，以古文为文章正宗，往往对时文有所批驳。清代不乏著名文人编纂的古文选本，尤其是桐城派古文家对于古文评选较为热衷，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梅曾亮、曾国藩、林纾等都有古文选本。早在清代就有人认为桐城派是以时文为古文，以此来诋苛桐城派古文，认为桐城派的古文评点也出之于时文手眼。钱仲联先生对于这一点有所辨析，说:桐城派评点古文与评点时文的方法并不相同，围棋谱不应混淆作象棋谱。如明人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那样彩色圈点，用评时文的手眼评点古文的是一种类型，这诚如章氏之所讥。至于如归、方评点《史记》，只是要言启示，已与茅选殊科，方氏《书货殖传后》，就以为《左氏》、韩子之义法显然可寻，而《太史公》则于杂乱而无章者寓焉。这所谓杂乱而无章之法，显然不同于时文评点家所谓承接开阂之法。姚鼐选《古文辞类纂》，虽然有圈有评，但鉴别精，品藻当，下语简，旨在启发人意，和评选时文的蹊径也不相同。他认为，以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所代表的古文评点，确实出自时文手眼，也认同章学诚的批评。但他也指出桐城派古文家的评点不同于时文评点，尤其是姚鼐《古文辞类纂》的评点方式，完全与时文不同，对于读者阅读古文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钱仲联先生对古文评点的辨析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由于亲身从事文章写作，深知创作得失，古文家或是某些著名文人的评点与一般塾课教师是不同的，他们往往能够注意揭示文章的渊源流变，指示文章写作的章法技巧，对于文章的鉴赏也能自出机杼，不乏精彩之语。方苞《古文约选》的圈点和评语都较其他通行的古文选本为少。评语则多指明创作渊源与风格，指陈创作得失，决无以时文评古文的习气。姚鼐《古文辞类纂》在这方面继承了《古文约选》的风格。其他如吴汝纶、林纾等古文家所作的古文评点也具有真知灼见，是其古文理论的表达，有一定的文学批评意义。因此，古文评点虽然受到八股文评点的影响，但也不能一概而论，甚至一笔抹杀。那些深知文章创作甘苦的古文家的评点，是对文章创作经验的自觉总结，对于学习写作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在今天看来也是有一定价值的。

三、清代古文选本的文学批评意义

选本是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方式之一。清代古文选本的编选和评点也具有一定的文学批评意义。首先，清代古文选本表达了对儒家正统文学观念的认同，促进了儒家文学思想的传播与接受。与前代社会相比，清代最高统治者对古文选本的编纂亦极为重视。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敕修《古文渊鉴》，在御制《古文渊鉴序》中，康熙认为，各种文体“靡不根柢于群圣，权舆于六籍”，这是对中国古人“征圣”“宗经”文学思想的继承。从选篇来看，所选文章注重“词义精纯，可以鼓吹六经者”，义理精纯，可以宣扬儒道是其选篇的重要思想标准;“即间有瑰丽之篇，要皆归于古雅”，文辞“古雅”是其选篇的审美标准。“词意精纯”“文辞古雅”是康熙对儒家正统文学观念的理解，他通过敕修《古文渊鉴》的方式，表达了对儒家正统文学观念的推崇。乾隆即位以后，继承了康熙时代的文化政策。乾隆三年(1738年)，敕修《唐宋文醇》。在御制《唐宋文醇序》中，乾隆以周公的“言有序”和孔子的“辞达而已矣”“言有物”为衡文标准，提出了“夫序而达，达而有物，斯固天下之至文也”的观点，体现了他对儒家正统文学思想的认同。《古文渊鉴》以“精纯”“古雅”为文章写作原则，《唐宋文醇》以“醇”标题，以“言之犹‘雅’者”(《唐宋文醇序》)为选录标准，表明其对“醇雅”文风的强调。康、乾两部敕修古文选本，都要求文章思想要纯粹，合乎儒家之道，语言要雅洁，避免浮靡之辞。康熙年间，清王朝确立了“尊孔崇儒”的文化政策，“为了使统治者的审美理想颁行天下，康熙帝用御制、御选古文以作垂范”，敕修古文选本是康、乾二帝在文学领域推行儒家正统文学观念的重要举措。在敕修古文选本的影响下，清代古文选本大都明确地表达了对儒家正统文学思想的认同。清代崇奉理学的高官热衷于古文选本的编选，如张伯行的《唐宋八大家文钞》、蔡世远的《古文雅正》、吴震方的《朱子论定文钞》等，其选文标准与批评观念都以程朱思想为准则，体现了以理学为主导的儒家正统文学观念。清代文人所编以时文课艺为目的古文选本，如林云铭《古文析义》、浦起龙《古文眉诠》、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等，也都以儒家文学思想为其根本原则。桐城派古文家也以选本的方式表达其文学思想，如方苞《古文约选》、姚鼐《古文辞类纂》、梅曾亮《古文辞略》、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等，也都崇尚儒家义理，以儒家正统文论为批评标准。如上所述，古文选本作为科举时代的必读之书，在社会上大量刊印，有力地促进了儒家正统文学思想的传播与接受。其次，清人所编古文选本是清代文坛趋向的体现，对于认识清代古文宗尚有一定意义。明代前后七子标举“文必秦汉”，主张学习先秦两汉文章，这在当时文坛有较大的影响，产生了众多以先秦两汉文为主的古文选本。

主张学习唐宋八大家文章的唐宋派是明代另一个重要古文流派，也以编纂古文选本的方式表达其理论主张。清初文坛，明代前后七子所形成的模拟剽窃文风，仍有较大影响。钱谦益、侯方域、汪琬、魏禧等著名文人经过取舍，最终都选择了明代唐宋派的文学观念，大力推崇唐宋八大家文章。桐城派是清代影响最大的古文流派，姚鼐所编《古文辞类纂》被桐城文家奉为圭臬，其编选意旨，是要以桐城派的方苞、刘大櫆接绪唐宋八大家以至明代归有光所形成的古文传统，表明了桐城派对唐宋八大家的高度重视。以唐宋八大家文章为学习典范，成为清代文坛的主要趋向，唐宋八大家文章也因此成为清代古文选本的重要内容。一方面是出现了多种专选唐宋八大家文章的断代古文选本。如储欣的《唐宋十大家全集录》和《唐宋八大家类选》、张伯行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吕留良的《晚村先生八家古文精选》、孙琮的《山晓阁唐宋八大家选》、汪份的《唐宋八家文分体初集》、孙志韩的《精选唐宋八家文钞》、戴名世的《唐宋八大家文选》、魏禧的《唐宋八大家文钞选》等。另一方面，在通代古文选本中，形成了以唐宋八大家文章与先秦两汉文章并重的选篇格局，而明代盛行的专选先秦两汉文章的古文选本，在清代则较少出现。清代古文选家对唐宋八大家文章的重视，是清代文坛趋向的反映，体现了清代崇尚唐宋八大家文章的古文风尚。再次，清人所编古文选本促进了清代古文理论的丰富和发展。选本批评是中国古代文人所热衷的一种文学批评方式。清代古文选本的序言、凡例是选家文学思想与文论主张的重要体现。著名文人所编古文选本尤其是其文论思想的表达。例如，桐城派始祖方苞《古文约选》的《序例》是其古文理论的集中阐释，尤其是古文“义法”论，作为方苞古文理论的核心内容，随着《古文约选》的广泛刊印而为人所熟知。桐城派另一代表人物姚鼐编选的《古文辞类纂》影响更为深远。姚鼐古文理论的八字要诀“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就是在《古文辞类纂序目》中提出来的。其他如梅曾亮的《古文词略》、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等也都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在文学批评方面有一定意义。

清代古文选本的评点也有丰富的理论内涵。评点者使用圈点符号和评语对文章进行分析、解读，以引领读者的阅读活动。高水平的评点者对文章的思想内涵、章法技巧、文理脉络等有较为深入的剖析，对古文写作方法有精到的揭示和总结，对文章的鉴赏品评也有较为独到的见解。作为科举教材的古文选本，例如，林云铭评点的《古文析义》、浦起龙评点的《古文眉诠》、吴乘权、吴调侯评点的《古文观止》、朱宗洛评点的《古文一隅》等，其评语都有较高的文学理论价值。清代著名文人所评点的古文选本，如金圣叹的《才子必读古文》、方苞的《古文约选》、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沈德潜的《唐宋八家文读本》，以及晚清吴汝纶、林纾等评点的大量古文选本，其评语是评点者文学理论的组成部分，尤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总体来看，清代古文选本的编选和评点，具有一定的文学批评意义，应予以进一步的关注和探讨。

作者：孟伟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