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贡献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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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的“文以气为主”，主要着眼于文学要与作家的品性对应，作品要反映作家个人特质。从历史渊源来解读“，文气说”中的“气”，显然是引用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气”这一传统物质概念。自春秋战国以来，一些早期的唯物主义先哲们认为世间万物的基本构成都是“气”。他们把“气”定义为宇宙万物的本源，人类的生命也起源于这种神秘的物质，故《礼记•乐记》说“气盛而化神”，《列子•天瑞》说“气”之“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冲和气者为人；故天地含精，万物化生”。这也就是庄子在《知北游》中所说的“：通天下一气耳”，“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气”既然已经上升为人的生命本源，那么人的聪明才智与“气”的盛衰有关也是天经地义的。因此孟子在《孟子•公孙丑》中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将浩然之气与孟子本人的雄辩大才结合起来，认为“气”是可以以善养的方式来寄存的。那么什么样的“气”才是“浩然之气”呢？就是“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这里孟子把“气”之盛大与儒家的天地之德联系起来，并且认为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汉末晋初，一股品评人物的清议之风非常盛行“，气”之刚柔、强弱自然也作为一个普遍标准广泛用来评定人物的容貌、体质、性情、贤愚，而且这就是所谓“人禀气于天，气成而形至”，“人禀气生，性分各殊”。“气”作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推动力，已经产生了其普遍性的影响力，成为当时文学创作领域的一种时尚和潮流。曹丕提倡的“气”就作家本身来看主要指“气质”，表现在个人创作的作品中即是风骨。在这里曹丕已经不经意间化解了古代文论的一个重大问题，即作品的风格与作者的品性的对应关系。

首先，曹丕划时代地将“文”与“气”结合起来，将文学作品的风格看为作家个人的情感体验，这一见解无疑是非常科学合理的，包含了辨证的自然唯物主义因素。文艺学家普遍认为“，风格就是人”“，文如其人”作品的风格特点必须联系作家的精神面貌才能理解，而不能仅仅看为形式技巧问题，这是形式主义和现实主义在风格方面的重要分歧之一。当然，反过来说，曹丕的观点也稍显表面，他没有看到作品形成的时代因素，没有提及作品的社会因素与作家个人素养之间的联系等。而且，过于强调了“不可力强而致”，把风格形成神秘化，认为“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那么，根据这种说法人们唯有恳求上天赐福，自然之人是无所作为的了。这就不可避免地堕入先天决定论的泥潭，并且带有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色彩。其次，因为强调文章的气质，所以对于作家的素质修身就格外看重。因此曹丕本人异常憎恶文人之无德行。在他著名的《与吴质书》中尖锐地指出“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同时力推徐干“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也”。有些人曾据此认为曹丕和曹操主张德才不必兼备一样，主张“文行不相掩”。从这段话的上下文意可以看出，曹丕反对的正是“不护细行”，称许的乃是“怀文抱质”。我们不能拿曹操的《求贤令》来推演曹丕。再次，由于“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所以在创作上曹丕坚决反对模仿，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批评上也相应地反对个体的“祥和之风”。曹丕“文以气为主”的文艺理论也为后世文学流派的形成及演变奠定了理论基础，它强调了作家的人文品格，对于作家不同的创作特点和风格给予了充分地肯定和认同，这些都对魏晋南北朝后世文学的繁盛起到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也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发展开辟了前进的方向，后世的著名文学家，例如，陆机、刘勰，钟嵘等人正是沿着他所创设的文学发展之路砥砺前行。《典论•论文》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成就，也完全可以说是“不朽之盛事”。曹丕的第二个重要贡献就是反对“文人相轻”“、贵远贱近”和“向声背实”等一系列文学恶习。首先，他反对的是“文人相轻”的积习。《典论》开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起承转合，随之分析这一陋习产生之原因“：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后面他还谈到“：又患暗于自见，谓己为贤”。曹丕从作家和作品两方面揭示了“文人相轻”的错误以后，进而提出审己以度人的方法作为弥补之良方。这就是说，正己先正人，人们首先应自我批评，只有自身正方能去品评他人即批评，这样才能达到心悦诚服，互相体谅的目的。对于千百年来“文人相轻”的错误指斥，这是曹丕的创见，他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试图从认识根源上说明这个问题。当然，他还没有能够深刻揭示出“文人相轻”的社会原因。我们知道，旧时代的作家们，都把文学看成个人的事业，有的甚至把文学看成追逐名利的敲门砖。这样就使得文人之间的厚薄轻重的竞争，是一定利害关系的反映，甚至是政治角逐的手段。故而“，文人相轻”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封建剥削阶级的思想作风。尽管这些曹丕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但他的批评对于当时的文章之风来说，还是起到了针砭时弊的作用，对于后世乃至今天，也仍然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其次，他还指责了“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的不良现象。所谓“贵远贱近”，从时间上来说就是厚古薄今。两汉以来，很多文人泥古不化。西汉时期桓谭对此就提出过批评，《全后汉文》卷十五引其《新论闵友篇》说“：世咸尊古卑今，贵所闻贱所见也，故轻易之。”王充更坚决反对过厚古薄今，其《论衡•齐世篇》说“：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贵所闻而贱所见”。《须颂篇》又云“：俗儒好长古而短今，信久远之伪，忽今近之实。”曹丕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他曾经写过一篇《周成汉昭论》，反驳当时人们认为周成王胜过汉昭帝的说法，这种进步的历史观，与他在文学批评上注重现实的倾向是一致的。“向声背实”主要是批评迷信权威的消极思想和脱离实际的虚无主义的不良倾向。例如，刘勰所指出的所谓“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这个问题也颇有现实意义，今天的我们仍然不可不注意。曹丕还批评了中国古代“文人相轻”的弊病，提出“审己以度人”的科学批评论。曹丕较为中肯地分析了“文人相轻”这一顽疾产生的原因，指出其根源是作家、批评家的认识存在偏差，仅做到“知己”，却没有做到“知彼”。一方面，对自己长处“善于自见”，而对别人的长处和优点却视而不见；另一方面，表现出对自己短处视而不见，对别人短处却视而易见。“文非一体，鲜能备善”作家并非百科全书，绝不可能擅长各种文体的写作技巧，持有所长也势必有所短，往往以自己所长轻他人所短。解决的办法即“先己后人”，要首先从自我出发自我批评，审察自己，然后再衡量别人，要有正确的批评态度。

曹丕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贡献是独一无二的。刘勰认为曹丕文才“去植千里”，钟嵘认为曹丕文属“中品”，这些带有个人偏见的指责，其着眼点在于曹丕的某些个人品格，并没有以宽广的胸怀站在中国文学发展史的高度对其做出客观而公正的评价。曹丕一生异常喜爱文学，著书立说，领导建安文坛带来了建安文学创作的欣欣向荣局面。李白称其为“文中之骨”，严羽则称之为“建安风骨”。他上承《诗经》、《楚辞》，下启唐宋诗新运动，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综上所述，曹丕的《典论》打破了魏晋以来的哲学虚无思潮，奠定了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新格局，是中国真正独立的文艺理论的发端。尤其是他的“文气说”和反对文人恶习的两大贡献在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他瓦解了汉末统治文坛的迂腐观念；总结了建安文学的成功经验；开创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之先河。他昭示了以儒学为精魂的经学时代暂时告终，文学理论批评由侧重研究文学的外部规律开始转向文学自身内部规律的发现和探索。

作者：张海峰单位：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