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的文学批评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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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阔、健朗的感性风骨

读雷达先生的评论文章，尤其是那些重要的长篇巨论，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太美了。作为同时代的评论家李星总结得最为准确：“雷达的评论绝对是一个美学的评论，他的语言太漂亮了，是散文语言，他打破了中国当代文学评论注重政治思想和文风呆板的面孔，完全用散文的语言、诗意的语言来写文学评论。有时候，同一个主题我们都写文章，全国没有一个人像雷达把评论文章写得这么美。”作家李国文也说：“我也在琢磨，他和别的评论家同和不同的地方，直到我读到他的一篇散文《冬泳》，我明白了，他首先是诗人，然后才是评论家。”在李国文看来，雷达之评论与别人之异取决于他的散文品格的嫁接。雷达先生出版过一部有影响的散文集《雷达散文》，收集了上个世纪九十年表的一些有影响的散文。这些散文曾经一发表，就被一些报刊纷纷转载，多次登上过排行榜。那十年也是雷达在评论界的黄金时期，风云一时。他游走于散文与评论之间，使散文带有浓烈的精神气质，而又使评论带有散文的灵动感性。贾平凹说：“我一直把雷达当散文作家。”在贾平凹看来，不仅雷达的散文写得好，而且雷达的评论也像散文。事实上，十九岁时，雷达还在大学读书期间就发表了第一篇散文《洮河纪事》，从那时起，雷达的散文就没断过。后来，他把这种散文的“灵性”运用到评论中去，就使评论忽然间散发出动人的魅力，大有开一代风气之气象。从美学上看，雷达的评论文章具有独特的品质，即宏阔、健朗的美学风格。试举一例，雷达在评张贤亮的《绿化树》时有一篇《〈绿化树〉主题随想曲》的文章，开头如是写道：从西北高原一个荒寂的几乎被人遗忘的村落里，突然射出了一道强烈的、巨大的、照人肺腑的艺术之光。它受孕于六十年代初期的饥荒岁月，却辉映于八十年代初期的蔚蓝天幕。虽然横亘着二十余年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由于它揭示了具有哲理色彩的重大的人生主题，它的艺术力量依然像电流一样，迅速地通向了今天每个富于良知的心灵。但是，也由于它触及了至今仍然极其敏感的知识分子问题，也就造成了人们感受的空前复杂和认识的多种歧异。这就是张贤亮的系列中篇之一《绿化树》所产生的特殊的社会反响。它拥有奇异的艺术魅力：它充满着荒原气息和犷悍之美，它绝妙地描绘了难以忍受的饥饿感，也出色地描绘了如火烈烈的感情；它以准确的瞬间感觉涂绘出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时代低气压，也以雄浑恣肆的笔墨传递出野性的灵魂的呐喊……

正如李星所言，雷达之评论犹如美文，句句优美，读起来热烈、开阔，激情澎湃，既不觉得枯燥，又富于感染力。雷达的评论中有一股丰沛的大气，笔力壮健，一般评论家难以仿从。贾平凹形容其评论有两个特点，一是“大”，二是“正”，说的也是这个意思。雷达早年对朱光潜的美学文章极为推崇。他总是讲评论的诗学特质，大概是从朱光潜先生那儿得来的理念。其意思是评论之行文不但要有诗歌般的质感，而且其最终所指也要达到诗歌那样的化境。这正是散文的追求。正是因为对诗学的这样一种推崇，这才使他的评论展现出不同一般理论文章的灵光来。此外，他在评论中还常常谈道，小说的最高境界是诗化境界，这仍然是他的美学理念的延展。在贾平凹看来，雷达之所以拥有如此之美学风格，除上面所讲的借散文之灵气外，还有一种个人的经验，即来自于故乡和童年的经历。雷达生于渭河之畔的天水，后又成长于黄河之滨的兰州。他常常横渡黄河，其雄力也许来自于此。他文中的那股浩荡之气不正是黄河之势吗？西北的辽阔、荒凉使他的文章也无时不刻地透着一股开阔、苍凉之气。如果对雷达的评论进行一个大致的梳理，就会发现他写那些北方作家，尤其是西北的作家时，这种风格格外明显。比如，他评陈忠实的《白鹿原》的文章，开头如是道：我从未像读《白鹿原》这样强烈地体验到，静与动、稳与乱、空间与时间这些截然对立的因素被浑然地扭结在一起所形成的巨大而奇异的魅力。古老的白鹿原静静地伫立在关中大地上，它已伫立了数千载，我仿佛一个游子在夕阳下来到它的身旁眺望，除了炊烟袅袅，犬吠几声，周遭一片安详。夏雨、冬雪、春种、秋收、传宗接代、敬天祭祖、宗祠里缭绕着仁义的香火、村巷里弥漫着古朴的乡风，这情调多么像吱呀呀缓缓转动的水磨，沉重而且悠久。可是，突然间，一只掀天揭地的手乐队指挥似的奋力一挥，这块土地上所有的生灵就全都动了起来，呼号、挣扎、冲突；碰撞、交叉、起落，诉不尽的恩恩怨怨、死死生生，整个白鹿原有如一鼎沸锅。在从清末民元到建国之初的半个世纪里，一阵阵飓风掠过了白鹿原的上空，而每一次的变动，都震荡着它的内在结构：打乱了再恢复，恢复了再打乱。在这里，人物的命运是纵线，百回千转，社会历史的演进是横面，愈拓愈宽，传统文化的兴衰则是精神主体，大厦将倾。于是，人、社会历史、文化精神三者之间相互激荡、相互作用，共同推进了作品的时空，我们眼前便铺开了一轴恢弘的、动态的、纵深感很强的关于我们民族灵魂的现实主义的画卷。

这种文风，是将作品完全地吃透、把握，并内在地成为表达自己思想的一部分时，才会有的一种通达、顺畅，甚至是站在山顶上目睹山下情景的开阔气象。就像李健吾论沈从文时所拥有的那种古今通识、中外皆备的视域，以及与作家心意相通、彼此互印的那种深深的共鸣；又像是钱谷融论《雷雨》人物时怀有的那种人道主义情怀，对每一个人物尤其是对繁漪的同情、深解，令人动容和尊敬。那些评论实在是美文，每一句都是作者饱含着极大的热情、同情、爱以及曾有的深刻的人生体验而写作的，并非简单地对一个作者或一部作品的解读。它们本身就是精湛的艺术作品，充满了对艺术作品乃至宇宙人生的独特见解。雷达之所以在写陈忠实、张贤亮等这些西部作家的作品时怀有强烈的激情，是因为西部正是雷达童年、少年以及青年时代用生命体验过的世界，那里粗砺、荒凉、广阔、悲壮的大美气象始终是他艺术世界的底色与美学意境。是那些作品点燃了他的激情，开启了他的故乡世界，并促使他迫不及待、情不自禁地要表达。关于这一点，在他的散文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李国文在为雷达散文作序时写道：“我喜欢他的这两类散文，一类是着笔于人生体验的，代表作为《冬泳》，另一类是侧重于心灵感觉的，代表作为《皋兰夜语》。”

如果说前一类文章更多地在表达他对社会人生的种种看法，是属于精神性的追求、反思与批判，是可以通过读书、写作、苦难而得的，那么，后一类文章就是情感、性格与心灵的背景，是属于感性美学的，是在童年、少年、青年时期与故乡世界早已融合烙印在心灵上的。弗洛伊德说：“童年或者说少年时代的阅历构成一个人生命情结的本源，构成一个核心的意象，此后的一生中，这个人的精神永远在追寻童年种下的梦幻，或者在寻找少年丢失了的东西。作家的出生地对作家构成了看不见的影响，这种影响执著地影响他的一生，使他终生苦苦寻觅，终生在迷惘着痛苦着幸福着。在许多时候，他不知所措，许多时候又获得最大的精神性满足。”这不仅仅是对一个作家如此，对一个评论家也是如此。罗兰•巴特、新批评派以及德里达等关于作者、文本以及读者的关系发表了许多令当代人深思的观点，从上个世纪至今，他们的言论引发了无数的讨论。无论人们怎样去看几者之间关系，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作家再也不是古典时代那样高高在上了，再也不是传道者了，读者也不是信众了。在传播的过程中，文本本身以及读者、评论家的参与、再创作显示出比古典时期更为重要的作用和地位。罗兰•巴特宣布一部作品一经产生，便会发生“作者已死”的现象，之后的事就交给读者了。读者完全可以不必再去了解作家的信息，而直接根据自我的经验阅读、创作文本。评论家便是读者中最有创造性的“作家”了。那么，这个作家又会如何去创作呢？显然，他不再是作者的传场筒，而是一个靠这部“文本”去发现自己、创造自我、创造新的“文本”的读者或“作家”。当然，这样的创造也许与原来的文本之间离题万里，甚至毫无关涉。所以，后来的新批评派及其他的学者便修订这种间距，但仍然认为，读者尤其是批评家将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解读、创造文本。这也就是文本活着的意思。这些理论解释了存在主义以来文以载道的文学生态逐渐消亡，而以多元价值论为基础的“文本至上”的解构主义文学生态在渐渐生成，文学必然面临众声喧哗、主流溃散的坍塌局面，和大众主义、消费主义洪流无情冲击下改弦更张的恶俗形象，个体的读者便“唯我独尊”、毫无羁绊地自由阅读与创造了。这在网络、新媒体时代尤其如此。显然，它是消费主义时代和信息传播时代的产物。我们暂时不去讨论它的价值，单就说在这样的时代中，作家、文本、读者显然是平等的地位了。那么，一个优秀的评论家必然是既能够打通作家、文本与自己之间的种种障碍，又能以“作家”的方式重新去解读和创造文本的读者。假如以这样的方式来解读雷达为何与西部作家构成上面所述的“亲密”关系，也许就顺理成章了。也只有那些可能用自己的故乡情结、童年印迹而去解读文本——实际上构造自己的作品的评论家，才可能成为有品格、有深度、有感性的评论家。雷达便是。

二、澎湃、深沉的理性激情

刘再复曾说，雷达的评论拥有一种“理性的激情”。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判断。激情是感性的，但刘再复说的并非感性，而是理性。这种激情，我在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中遭遇过，罗曼•罗兰称其为“欧罗巴精神”；我还在尼采的众多哲学论著中激动过，人们称其为强力意志。从上面所举的关于张贤亮和陈忠实的评论，我们不难想象雷达的文风与《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尼采哲学论著文风之间的某种联系。我称其为理性激情的继承。雷达的大学时代，多受的是苏联文学和十九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教育，屠格涅夫和高尔基等的散文、普希金和阿赫玛托娃等的诗歌、托尔斯泰和肖霍洛夫等的小说以及别林斯基的评论深深地影响过他，俄罗斯文学那伟大的胸怀打开了他的心脏，俄罗斯文学中那高贵、庄严的理性激情开始在他的胸中不断地涌起，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整个中国的学者和大学生都受到存在主义哲学的激荡，尼采、萨特、加缪、海德格尔等的哲学著作一度成为青年写作者的“必修课”，雷达也不例外。在这个时候，尼采的哲学犹如一把斧头将他理性的栅栏砍去，他那澎湃的激情便一发而不可收。贾平凹说雷达的评论文章中有一种“强力”，那不就是尼采强力意志学说的振动吗？似乎在雷达的笔下，始终裹挟着1980年代那浩浩荡荡的激情，始终有一场暴风雨被他的理性梳理为一种叙述的激情。在陈忠实的《白鹿原》中，我们不曾看到过雷达评论中的那种激情和那样的文风，似乎雷达比陈忠实更为激动。在张贤亮的《绿化树》等小说中，我们也不曾看到那样的热情。似乎评论还压抑着他，于是，他用散文的方式继续来渲染连他自己也按不住的理性激情。他不仅评论小说散文戏剧影视，还评论足球彩陶化石与电脑。

从今天来看，雷达评论的这样一种理性的激情不正是1980年代那一代文风的典型代表吗？当我们重新去读李泽厚的评论、张炜与张承志的小说以及徐敬亚等人的诗评时，我们就不感到惊讶了。那种文风在今天呆板的学院派批评为主的时代显得格外新鲜，但也孤独了。现在让我们回过头去看看雷达在那个时候的评论。“历史有没有呼吸、有没有体温、有没有灵魂？历史是一堆渐渐冷却的死物，还是一群活生生的灵物？它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而终结，还是流注和绵延到当代人的心头？它是抽象的教义或者枯燥语言堆积的结论，还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不断温热着、吸纳着因而不断变幻着、更新着的形象？人和历史是什么关系？人是外来的观摩者、虔诚的膜拜者、神色鄙夷的第三者，抑或本身就是历史中的一个角色？”这是雷达关于莫言“红高粱系列”小说评论的开头。排比递进式的、存在主义式的天问使这篇评论显示出非同一般的理性气质。很显然，雷达在这里要阐述的绝非莫言的思想，而是他甚至是整个1980年代知识分子的集体历史诘问。历史到底是什么存在？当“五四”新文化以来所引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黑格尔主义的历史观充塞所有的知识空间和精神领域时，历史到底是什么？先祖的历史是死的文字？还是活着的灵魂记忆？历史是已经早已死去的另一个空间，还是人神鬼混居的一个多维存在？那么，当代，也就是当下的存在，只是一个我们用感官感觉到的一平面的存在，还是一个历史与当下、人神鬼多维存在的世界？这显然是一堆充满了冲突的问题。但它们恰恰构成了莫言与雷达之间的评论张力。很显然，在这里，雷达的这样一种理性建立在阅读莫言小说的感性认识与其拥有的理性世界的冲突之上。谁都看得出来，红高粱系列小说与我国以往的革命战争题材作品面目迥异，它虽是一种历史真实，却是一种陌生而异样的、处处留着主体猛烈燃烧过的印痕，布满奇思遐想的历史真实。就它的情节构架和人物实体而言，倒也未必奇特，其中不乏我们惯见的血流盈野、战火冲天，仇恨与爱恋交织的喘息，兽性与人性扭搏的狂嘶；即使贯穿全篇的传奇色彩浓厚的农民自发武装的斗争形式和内容，也算不上多么新鲜。但是，它的奇异魅惑在于，我们被作者拉进历史的腹心，置身于一个把视、听、触、嗅、味打通了的生气四溢的独特世界，理性的神经仿佛突然钝化，大口呼吸着高粱地里弥漫的腥甜气息，产生了一种难以言说的神秘体验和融身历史的“浑一”状态。……这样奇特的艺术效果，仅仅用莫言奇诡的“艺术感觉”无力说明，仅仅指出它扩大了视野、糅合了意象、魔幻、荒诞之类手法也不够用，深刻的根源还在于主体与历史关系的变化，在于文学把握历史的思维方式之变革……莫言毕竟以他富于独创性的灵动的手，翻开了我国当代战争文学簇新的、尝试性的一页——把历史主体化、心灵化的一页。

这篇评论可以成为今天解读莫言最权威的教科书内容。它是我们还能够站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视角下来解读莫言的最为准确，同时又极大地激活了人的感性思维的评论。这在那个时代要算是很前卫的评论了。时隔近二十多年，当莫言获奖时披露了他的信仰之路时，我们当然可以做另一番理解。莫言在他的获奖演说中说，他小的时候是一个有神论者，整个世界对他来说都是有灵的，但随着他走出故乡后，他的信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后来，在他尝试过先锋小说的种种命途之后，他开始走向传统，又一次走向故乡。他写自己的母亲，写故乡的很多人。他还发现了佛教。无论他后来是否是一个真正的佛教徒，但他的《肥乳丰臀》《生死疲劳》等作品是受到了佛教的很多启发。也就是说，他又一次向着有灵世界前行。也许他再也不可能像童年时那样去体验这个世界，但是，那个时候的体验却一直在他心中生长着。从莫言上述精神经历来看，他写“红高粱系列”时的精神体验显然是复杂的，也正是一个与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相互冲突又相互确认的时期，是一个将有灵世界的体验当成魔幻存在的时期，是一个想将历史存在与当下存在混杂于一起的充满张力的时期。然后，我们再来看雷达的评论，与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质多么相符！这样的理性激情还可以从他另一些重要的评论中发现，如《诗与史的恢弘画卷——〈平凡的世界〉》《福临与乌云珠悲剧评价——〈少年天子〉沉思录》《心灵的挣扎——〈废都辨析〉》《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生存的诗意与新乡土小说——读〈大漠祭〉》《〈狼图腾〉的再评价与文化分析》等。在这些评论文章中，我们仍然能看到一如他评价“红高粱系列”时的那种澎湃、深沉、有力的激情。读这些文章，我们会被一股强大的理性激情所推动。在尼采、萨特、黑格尔、卢卡契以及鲁迅等众多哲学精神的鼓荡下，雷达自然形成了一种崇尚生命强力，崇尚内在自由意识，突出主体精神的美学观和人文观，这影响到他整体评论的气质面貌。这使他不仅能够有效地运用散文家、诗人的艺术直觉，同时在此基础上又能理性地探讨文学的精神与价值；不仅使他能够准确地把握具体作家的精神气质，还能够从整体上把握一个时代与一个民族的灵魂。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写于1986年9月的《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他找到了新时期文学真正的内在生命，“对民族灵魂的重新发现和重新铸造就是十年文学划出的主要轨迹”。“这股探索民族灵魂的泱泱主流，绝非笔者的主观玄想，它乃是从历史深处迸发的不可阻遏的潮流，是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中国文学汇流到今天的一种必然涌现。”文章回答了一个重要问题，什么是艺术作品价值更替和魅力浮沉的秘密？什么是通向获得艺术生命和不竭艺术魅力的道路？

三、现实主义的精神追索

对于1980年代上大学并成长起来的一些批评家来说，他们是在现代主义的主潮下成长，同时又以西方现代哲学滋养并为根本。这些批评家所熟悉的是新批评、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符号学，依赖的是弗洛伊德、海德格尔、荣格、弗洛姆、柏格森、德里达、福柯、萨义德等，雷达也是在这样的文学场域中发展并成熟的，但是，他同时还有更大的一个传统，那就是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这也是他能够横跨几个评论时代的原因。从前一部分的论述中，我们已经看到，存在主义和新批评以及精神分析学等西方思潮对他有极大的影响，甚至直接构成了他的强力生命哲学。但是，我们仍然会发现，他的一生谈论最多的仍然是现实主义文学。他不断地在强调宏大叙事、民族灵魂、时代精神、正面价值等这些现实主义的元素。这是为什么呢？只要我们想想他的童年与故乡经验以及青年时代所受的核心教育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在第一部分中，我们解决了他的感性经验的来源，苍凉的大西北以其辽阔的背景几乎可以决定雷达一生必将与一系列宏大的主题相关。在第二部分中，我们论述了他的理性激情的来源，基本上有两部分构成：现实主义文学的伟大传统和存在主义的哲学激情。但是，其青年时期主要接受的是前者，即现实主义文学的伟大传统。这就使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尽管在雷达的成长、发展及成熟期有着多种不同的美学及哲学的影响，而且尤其是存在主义哲学影响了他整个评论的气质，但是，他与现实主义的关系仍然是最近的。这也与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潮有关。

于是，我们看到，雷达所热情评论的作家大多也是现实主义作家，如陈忠实、路遥、莫言、贾平凹、张炜、张贤亮、刘震云、杨显惠等。他总是第一时间对这些作品发出热情的评论。也是因为现实主义的经典理论支撑，他曾构建过他自己的现实主义理论，影响大的观点有“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现实主义冲击波”，“历史需要灵性激活”，“新写实主义”等等。他似乎对先锋派等现代主义兴趣不大，这倒不是因为他不懂——他对莫言“红高粱系列”的评论足可以说明这一点——而是他所接受的理论、他所经验的世界以及他所希望的艺术，基本上都与他宏阔的灵魂相适宜。他那苍凉、辽阔的视域不容他去关注技巧，只允许他关心一系列堪称伟大的主题：人类命运、民族灵魂、时代精神；也排斥他关注风花雪月和江南小调，只能去欣赏大漠孤烟、长江黄河。慢慢地，他的现实主义的宏阔立场竟使他与那些“小众”艺术分道扬镳，而使他与文艺复兴以来恣肆的人文主义、现实主义甚至浪漫主义、存在主义的洪流汇合了。他以散文家的敏感来感觉一切他所翻开的文本，以其强大而执拗的心性来判断眼前文本的优劣，但又正如贾平凹所说的那样，他有大局意识，有古往今来浩浩荡荡的文以载道的主流思想，所以，他的感性再丰沛，也是有理性的主心骨在里面撑着，这使他的评论充满了强大的主体意识。也因此，他的判断便中正而又不失其风骨。比如，在《废都》遭遇强大的批评时，他如是写道：《废都》是一部这样的作品：它生成在二十世纪末中国的一座文化古城，它沿袭本民族特有的美学风格，描写了古老文化精神在现代生活中的消沉，展现了由“士”演变而来的中国某些知识分子在文化交错的特定时空中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透过知识分子的精神矛盾来探索人的生存价值和终极关怀，原是本世纪许多大作家反复吟诵的主题，在这一点上，《废都》与这一世界性文学现象有所沟通。但《废都》是以性为透视焦点的，它试图从这最隐秘的生存层面切入，暴露一个病态而痛苦的真实灵魂，让人看到，知识分子一旦放弃了使命和信仰，将是多么可怕，多么凄凉；同时，透过这灵魂，又可看到某些浮靡和物化的世相。12毫无疑问，这样的批评话语只能出自一个具有强烈精神追求的批评家，也就是贾平凹所说坚守正道的批评家。“他是个黑脸包公，办的是大案，坚守的是正道，举的是铡刀。所以，他的威信是这样形成的，文坛的地位也是这样形成的。”

也是基于这样的批评精神，雷达先生在新世纪以来发表的一些重要文章，仍然对中国文学的大势紧追不舍，如《新世纪文学初论——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走向》《我们时代的文学选择》《新世纪十年中国文学的走势》《20世纪近三十年长篇小说审美经验反思》《民族心史与精神家园》等。在这些评论中，我们发现，他仍然强调能够抒写民族灵魂、深刻反映现实生存的现实主义的大作。同时，他还多了一些对当前文坛的批评，如《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地气、人气、正气》《真正透彻的批评声音为何总难出现》等。在这些文章中，他对当下文学精神缺钙、原创力匮乏、宏大叙事丧失、叙事欲望化等现象等进行了有力的批评，而所有这些批评，反过来又构建了他宏大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

作者：徐兆寿单位：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