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的核心元素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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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础：康德的批判理性

由于性格的刚直热情，李长之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康德强调的理性精神。这表现在他评论鲁迅作品时直接运用了“批判”一词，更表现在理性精神贯彻了李长之批评的所有领域、各个阶段。在他那里，这种理性精神，首先表现为“为批评而批评”。他认为，一个批评家的批评，是对人类尊严的捍卫，所以必须是纯净的，不能有任何其它的目的。他说：“批评史是一部代表人类理性的自觉的而为理性的自由抗战、奋斗的历史。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批评是武器，换言之，就是人类理性的尊严之自卫。”因此，理性就成了他批评的最高法则、最高标准。他说：“批评是从理性来的，理性高于一切。所以真正的批评家，大都无所顾忌，无所屈服，理性之是者是之，理性之非者非之。”这种理性精神，其次表现为李长之对批评家“识力”的强调。理性精神的弘扬需要批评家追求真理的勇气，更需要批评家的远见卓识。他说：“史料不可贵，可贵的是在史料中所看出的意义，因此，历史不该只在求广，而且在求深！”在谈到司马迁时，他接受了唐代刘知几针对史学家要具备“史学三长”———“才”、“学”、“识”———而“识”尤其重要的观点。他说，“才”使一个人成为文人，“学”使一个人成为学者，只有“识”才能使这一个文人、一个学者成就伟大。“识”并不神秘，就是我们常说的在众多的材料中发现事物发展脉络、透过现象抓本质、在作品中洞察作家情感内核的能力。司马迁的可贵与伟大，在他的博学，更在他鉴定、抉择、判断、烛照到大处的眼光和能力，也就是“识”。而具备了这种见大体、察根本的能力，必然会“不虚美，不掩恶”，这也就自然具备了一个史家需要的“德”，即道德人格的修养。不是吗？一个对历史上的大是大非能有通达之见的人，还会没有史德吗？至于如何提高“识力”，李长之也有自己的真知灼见，他认为，只要不断磨练理解史料、鉴别史料的能力，就会不断提高自己的“识力”。

这种理性精神，还表现为李长之的文学批评具有科学性。中国传统文学批评重视直觉感悟，强调在对文本的接受过程中，直接透过语言寻求心理共鸣。李长之说，中国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一样，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其原因在于人们始终认为，文学不是专门的学问，文学批评自然也就不是一门有体系、有原则、有确切概念的“专门之学”。事实并非如此！李长之说：“不承认批评本身是专门学术及其所需要之知识，批评文学不会产生。”在他看来，文学批评是文学研究的同义语，是以审美鉴赏为基础、以文学原理为指导、对文学作品、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等等，进行分析、评价的阐释活动。因此，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必须具备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知识。此外，李长之还吸收了康德的美学思想。针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科技理性肆虐、人文精神沦落现象，康德认为，“审美”，也就是对艺术（包括文学）的鉴赏判断，应该是一个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自由愉快的过程，最终沟通经验世界和超验世界，引人走向“最高的善”。李长之将之作为了自己文学观念的基础。他说：“一个艺术家（文学家也在内）观照人生的态度必须是审美的而后可，所谓审美，……即是既不忘情又不沉溺的态度。”他认为，艺术对于人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认识、教育作用，甚至有时候会沦落为意识形态宣传的工具，但这应该与作者的创作动机无关。也就是说，艺术创作必须是没有功利目的的。否则，作品就丧失了价值，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艺术欣赏、文学批评亦然。

二、方法：狄尔泰的精神史

狄尔泰（WilhelmDilthey，1833—1911）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著名哲学家。他创立的“精神科学”研究“人以及人的精神”，影响了从传统到现代文化语境的裂变，奠定了现代美学与文学批评的哲学基础。由于杨丙辰先生的影响，李长之接近并喜欢上了玛尔霍兹的《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书中，玛尔霍兹对狄尔泰的精神史研究评价非常高。李长之非常推崇狄尔泰的学说，在以后翻译的《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中，称他是“建立了精神科学的大师”、“文艺科学的最大重镇”、“精神科学中的牛顿”。1937年的教育大迁徙中，从北平到云南，漫漫几千里，他的行囊中始终放着狄尔泰的书。狄尔泰在强调个人生命体验的强烈性和丰富性的同时，又坚决抵制极端的个人主义。从一定意义上说，他继叔本华、尼采之后提出的新的生命哲学可以看做是文化哲学。李长之的生命观念、体验观念等皆与此相关，文学批评思想更与其精神科学密不可分。狄尔泰继承并发展了新康德主义，严格区分了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前者基于‘认识’（Erkennen）而后者基于‘理解’（Verstehen）”，并强调“唯由后者始能把握生命之本质，始能了解世界观之诸种形式。”李长之借鉴了狄尔泰的“理解”概念，将其创造性地运用在自己的批评实践中，并将文学批评的内容归结为两个方面：其一，了解作者“说的是什么”；其二，探究作者“为什么这样说”。

怎样才能了解作者“说的是什么”呢？只有“跳入作者的世界……用作者的眼睛看，用作者的耳朵听……”从而消除与作者的时空距离和心理距离，领会“作者的本意”。为此，李长之提出了“感情的批评主义”，强调批评家要调动自己各方面的体验，进入作者丰富隐秘的内心世界，把握作者细致入微的情感涟漪。在此基础上，他强调时代精神：“只理解作者的思想还不够，更必须理解那个时代的整个思想才行。理解那个时代的整个思想还不够，又必须理解人类一般的思想进展才行。”在他看来，作者的体验、思想与情感，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时代的产物，并与整个人类相通。因此，在李长之这里，人格事实上变成了一种文化属性，是一种特定文化精神的体验化或肉身化。在李长之看来，了解了作者“说的是什么”仅仅是探究作者“为什么这样说”的基础，后者更重要。这就必须进行传记研究，了解作者的生存境遇。但这又不是泛泛地介绍作家的生活道路与创作历程，而是“探寻把握作家的人格精神与创作风貌，阐释人格与风格的统一，领略作家独特的精神魅力及其在创作中的体现。”

在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中，他往往把作者的家庭出身、文化渊源、教育背景，以及重要的生活经历结合起来考察，把握作者人格结构的核心与心灵的流变，从而解释作者“为什么这样说”的内在必然性。这实际上就是狄尔泰所开创的精神史方法。精神史方法是心理研究与历史研究地糅合，目的是全面系统地考察一个人思想的发生、发展与演变。“说明一个人的历史，就是使他的生命成为历史现实更一般特征的体现。”狄尔泰就善于运用描述心理学的方法，结合作者的生活经历、时代精神，透过文本，揭示作者的精神结构与心理过程。李长之既接受了精神史这一方法，也接受了精神史方法在方法论上的启迪意义。他创造性地将之成功地运用到对鲁迅、李白和司马迁等作家的考察中，只是他发挥了多学科交叉互补的优势，对作家进行多维透视，因而更具有科学精神。

三、切入角度：洪堡特的语言观

李长之文学批评中经常使用“内容”与“形式”，甚至也常常采用“内容决定形式”的说法，但是他的理解是独到的。比如，他所说的“内容”不是文本包括了什么意思，或蕴含了什么意义，而是文本传达出的作者生命体验的核心。他认为，艺术的目的就是传达作者的生命体验；其它———包括“写什么”和“怎么写”等等———都只是手段，而语言居于诸多手段的核心。因此，语言成了李长之文学批评的切入角度。这受到了洪堡特语言哲学的影响。威廉•冯•洪堡特（WilhelmVonHum－boldt，1767—1835，也译为洪堡）是理论语言学的创始人，是最早提出“语言左右思想”的学者之一。他认为，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特征，渗透了人类最隐秘的精神和情感，“包含和隐藏着人类的情绪”，是连续的、每时每刻都在向前发展的。李长之吸收了这种语言观念，认为文艺（包括文学）要唤起人的情感共鸣，就必须依赖语言，或者说，只有通过语言才能活泼生动地表现人的内在生命，从而带给人们心灵的震撼。他说：“语言者乃是天生只许可诗人把他充分而丰富的体验之物置之于轮廓并阴影中的。……情绪与感觉是使诗人的词藻得到直观性与生命的源头，……表现工具的不同，是可以制约内在体验的不同，……文艺的表现工具或媒质是语言，……所以文艺的特质，应该向语言里去寻”。252语言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一个民族的语言自然是民族文化、精神最重要的载体。这是常识，洪堡特则更进一步，直接把民族的语言和民族的文化、精神等同起来，在实际的语言研究中，就是把语言同民族文化、精神联系起来考察。李长之很认可这种观点，他在引用了洪堡特“一种新语法的获得，是一种新世界观的获得”后，明确指出：“语言是一个民族精神的化身”，并阐释说：“语言就是一种世界观的化身，就是一种精神的结构，假若想丰富我们民族的精神内容，假若想改善我们民族的思想方式，翻译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助力。”344因此，李长之文学批评的切入角度就是语言，他经常通过语言结构透视作家独特的心理体验和情感走向，沟通语言与作者精神人格的关系。这在他对司马迁、李白、鲁迅的批评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他用一个“逸”字来概括《史记》的总体语言风格，而这来源于司马迁的精神“是在有所冲决，有所追求，有所驰骋”的浪漫性，“浪漫精神是那共同的底蕴。”298具体来说，他发现了司马迁《史记》语言“重复律”与“参差律”，并由此进入了司马迁的精神世界。他认为，《史记》词句重复杂沓、甚而不合逻辑的原因是作者“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298至于“参差律”，他认为是司马迁为了“故意破坏那太整齐的呆板，以构成一种不整齐的美”，正体现了司马迁“好奇”的人格特征和突破有限、追逐奇异的浪漫文化精神，并说：“因为好奇，所以他的文字疏疏落落，句子及其参差，风格极其丰富而变化，正像怪特的山川一样，无一处不是奇境，又像诡幻的天气一样，无一时一刻不是兼有和风丽日，狂雨骤飙，雷电和虹！”93关于李白，李长之从“愁杀”、“笑杀”、“狂杀”、“醉杀”、“恼杀”等等极度夸张的字眼的反复出现认识到李白冲决一切的生命力，从“忽然”读出了李白“精神上潜藏的力量之大，这如同地下的火山似的，便随时可以喷出熔浆来。”关于鲁迅性格的内倾特征，他从鲁迅“两种惯常的句型，……一是‘但也没有竟’怎么样，二是‘由他去吧’”找到了依据，他说：“因为他‘脆弱’所以他常常想到如此，而竟没有如此，便‘但也没有竟’，如何如何了，又因为自己如此，也特别注意别人如此，所以这样的句子就多起来。‘由他去吧’，是不管的意思，在里面有一种自纵自是的意味，偏颇和不驯，是显然的。”他还发现，鲁迅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奚落、嘲讽或者是一片哄笑”与小时候家道中落所感受到的世态炎凉有关。关于鲁迅文字的张弛有致，“多用转折字”，他认为是由于鲁迅的“思路特别多”。

四、结语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李长之是一位独具特色的理论批评家，是为数不多的职业批评家之一，常以批评家自诩，在著名文学史家司马长风眼中，他是与周作人、朱光潜、朱自清、李健吾并列的1930年代中国五大批评家之一。这与他深厚的古典文化素养有关，也与他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美学的营养有关，其核心元素是康德、狄尔泰与洪堡特。具体来说，康德的批判哲学确立了李长之批评的基础，狄尔泰的生命哲学使李长之采用了精神史的研究方法，洪堡特的语言观则让李长之找到了切入批评对象的角度。

作者：耿宝强单位：滨州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