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家的文学批评观思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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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是将《诗》《骚》并列进行比较批评的第一人，且开启了后世以《诗》之“风雅”评《骚》论赋之先河。后来两汉论者多有此举。但需注意的是，在以经学为理论基础、思想前提和意识形态语境的两汉时期，“诗骚”并列比较批评其实是“依经立义”这种言说方式下的以《诗》释《骚》，简单说就是以汉代《诗》学要旨为主体的经学化的儒家文学思想来评论《离骚》，明此就可理解为何王逸在其《楚辞章句》各序中言及屈原作品创作宗旨时几乎都是“上以讽谏，下以自慰”，即如今人所说的“怀忠贞之性，述伤时讽谏之志”。可见，这绝非审美批评，而是政教批评为主，批评的重心当然就不在于《诗》《骚》审美抒情和文学艺术性这些方面，所以尽管两汉屈骚批评对《离骚》“弘博丽雅”艺术特色及屈原“为辞赋宗”的艺术影响等有所涉及，但这并非诗骚并列批评中的重要内容。

檀氏诗骚并称，却是另外一番景象。首先，社会文化背景已不相同。相比于两汉的经学独尊，从曹魏开始经学衰微，其对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影响亦减弱；文学批评自觉在南朝处于兴盛时期，早已不以“依经立义”作为其话语方式。其次，两者表现出的含义亦大不相同。檀氏诗骚并称，其含义是将二者视为中国后世文学之祖和源头，即认为诗骚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学传统，对后世文学具有极大的沾溉作用，后世文学是在其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檀氏用汉魏西晋诗赋发展的事实来支撑他这个观点的。他举两汉赋颂和魏晋诗歌就是告诉人们“自汉迄于西晋，诗赋创作虽时有变化，但都以《诗经》、《楚辞》为主要的学习榜样。”

即汉魏西晋各个时期由于继承了诗骚传统而在诗赋方面各有发展。可见，檀道鸾提出诗骚同源观是基于对诗骚传统对后世文学产生巨大影响这个事实的认识，是正确的。这个观点也为南朝论者所广泛接受，且形成了一种批评思潮。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原其飚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此处“风骚”义同“诗骚”。刘勰《文心雕龙》把《辨骚》列入“文之枢纽”，其书中《诗》《骚》并称者多处，如“凭轼以依雅颂，悬辔以驭楚篇”、“《诗》《骚》所标，并据要害”等。钟嵘诗歌溯源有“小雅”、“国风”、“楚辞”三派，实质就是诗骚两派。萧纲《与湘东王书》：“既殊比兴，正背风骚”等等。可见诗骚同源观确为南朝文学批评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后来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成为了一种通识和共称。探本溯源，檀道鸾居功甚大，这是他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一个贡献。

但有个问题也出来了，因为从汉代就开始的极为浓厚的宗《诗》意识及其影响下的以《诗》为源观———即把《诗经》作为后世中国文学发展的源头的观点———作为一种强大的传统，对南朝论者要产生很大的影响，此其一；其二，《离骚》创作确实受《诗》之影响较大，这是事实，且从汉代至南朝很多论者都对这个事实是有认识的。这个事实更容易强化以《诗》为源观。因此在南朝时期，诗骚同源观与以《诗》为源观是有矛盾的。这就需要有人将这矛盾化去。南朝时期就出现了这样的人，他就是刘勰。刘勰在坚持宗《诗》传统、以《诗》为源观的前提下完成了以《骚》为源的论述，从而将诗骚并列作为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将诗骚同源观在理论上予以坐实，在使诗骚同源观成为后世文学批评中的通识和共称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诗骚同源观突出表现出了自觉的文学史意识，展示出了文学史批评的深度和高度。以此为端，文学史批评在南朝文学批评中成为了一个突出内容，达到了相当高的批评水准。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汉代诗学中的风雅正变说可以说是文学史意识之滥觞。本来，它属于《诗经》研究中对风雅作品性质的一种划分。尽管以正、变来划分诗歌发展的走向显得简单而机械，但毕竟从历史发展角度来考察《诗》的发展，故我们认为其中有文学史意识之滥觞，而对风雅正变说做出原创性阐释的郑玄之《诗谱序》因为类同于一篇诗歌产生和发展的史论而具有文学史意识的雏形。西晋挚虞按不同文体选编历代诗文精华而成《文章流别集》，并作叙述各种文体历史演变等内容的《文章流别论》，显示了文学史意识的发展，但并未进入自觉阶段。真正普遍表现出这种自觉意识是在南朝时期的文学批评中，典型的批评材料如刘勰《文心雕龙》中的《明诗》、《乐府》和钟嵘《诗品序》等等。

而我们说，在这条走向自觉的路上，檀道鸾较为重要。据现存的材料来看，这种文学史意识表现得较为强烈，可谓真正体现出文学史批评自觉的第一人是檀道鸾。他批评了汉赋，涉及赋乃汉代文学主要文体、汉赋的代表者及创作特点等内容，接着指出“汉代的主要文学样式是赋，诗歌创作至建安始盛”［，进而对魏晋诗歌发展的复杂性进行了批评。最后是对东晋玄言诗的批评，涉及产生原因、发展历程、代表诗人和晋宋之际诗歌变革情况等内容。尽管檀道鸾没有直接对先秦文学的代表《诗经》、《楚辞》有直接的批评，但指出了它们是两汉赋颂、建安、西晋诗歌之源，这其实也是一种批评。由此可知檀道鸾对历代文学几乎都有批评。另外，檀道鸾诗骚同源观“这个观点本身已超越了单纯的文体流别论，是在文学本质意义上确立的一个新的源流传统”，所以我们据此认为真正最先表现出文学史批评自觉意识的人是檀道鸾。

三檀道鸾的另一贡献是他的诗分二源观及史上第一次对东晋玄言诗提出较为全面而系统的批评。檀氏对汉魏晋三代文学之发展进行了论述，其关于魏晋诗歌发展的看法尤为特别。他将建安诗歌和西晋诗歌连在一起，将正始玄风与东晋玄言诗连在一起，其意就是把魏晋诗歌分为两派，因为在檀道鸾看来它们各有“体则”：前者“体则《诗》《骚》”，即以《诗》《骚》为源头；而后者相连，除了谈玄风气是玄言诗产生的直接渊源这个原因之外，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二者俱“体则《老》《庄》”，即以《老》《庄》为源头。这显然是诗分二源的观点。这种诗分二源观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还是第一次，大概亦是唯一的一次，因为后世再无人认同这个观点。从这诗分二源观可知，檀道鸾已经认识到玄言诗与传统诗歌如建安诗歌具有不同的特性，于是试着为玄言诗探寻另一源头，由此亦可知檀道鸾对玄言诗并无否定和批判之意。

除了为东晋玄言诗找到了“体则《老》《庄》”的源头之外，檀道鸾还第一次对东晋玄言诗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批评。首先，檀道鸾注意到了玄言诗的产生与正始玄学思潮密切相关，于是便将正始玄风作为直接的影响与玄言诗联系起来。这是从社会文化背景入手对玄言诗产生原因的探讨，颇有见地，今天对玄言诗产生原因的研究仍多从此入手。其次对玄言诗在东晋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批评，“他告诉我们玄言诗风至始、至盛、至灭。”

“始”则为郭璞，他对东晋玄言诗的兴盛有促进之功；“盛”则为许询、孙绰，他们最终使玄言诗走向极盛；“灭”则指东晋末年义熙年间，由于谢混等人山水诗的兴起而导致玄言诗逐渐淡出诗坛。再次，对东晋玄言诗思想内容有分析。檀道鸾认为东晋玄言诗在内容上是以阐释老庄玄理和佛教哲理为主。第四，确定了东晋玄言诗的代表诗人，即孙绰、许询。这是目前所见到的第一次对东晋玄言诗较为全面而系统的批评。其实，东晋时就已有关于玄言诗的批评，如孙绰《答许询诗》就可被当作一篇批评材料，尤其是这几句：“贻我新诗，韵灵旨清。粲如挥锦，琅若扣琼。”这是孙绰对许询来诗的答诗，而许询来诗肯定是一首玄言诗，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对当时玄言诗的批评材料。这样的批评材料在东晋赠答诗中还比较多，如王胡之《答谢安诗八章》：“来赠载婉，妙有新唱。博以兼济，约以理当。”但这些批评涉及的内容少，与檀道鸾那段材料相比有很大差异，所以我们把檀道鸾那段材料作为目前所见到的第一次对东晋玄言诗进行较为全面而系统批评的材料。

正因为其批评较为全面而系统，故后世的相关批评多在檀道鸾批评的基础上而进行的。就距其最近且对东晋玄言诗置论较多的南朝其他论者而言，就有如下三种情况：同意其观点，如关于东晋玄言诗人的代表、东晋玄言诗的思想内容等方面，如沈约“寄言上德，托意玄珠”之评与檀道鸾之意相同。又如檀道鸾说“至义熙中，谢混始改”，指出东晋末年开始的山水诗改变了玄言诗独占诗坛的现状，在这此消彼长的过程中，谢混所起作用较大。沈约基本认同：“有晋中兴，玄风独振，……遒丽之辞，无闻焉尔。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

檀道鸾认为“始改”，而沈约则认为“大变太元风气”，尽管意有差别，但都强调了谢混在山水诗兴起上的作用，只是二人强调这个作用的程度不同而已。异议其观点，如关于郭璞，檀道鸾认为其对东晋玄言诗的兴盛有促进之功，但钟嵘不同意：“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先是郭景纯用俊上之才，变创其体。……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又如关于“谢混始改”问题，刘勰、萧子显也不同意，刘勰云：“殷仲文之《孤兴》，谢叔源之《闲情》，并解散辞体，缥缈浮音。虽滔滔风流，而大浇文意。”刘勰指出谢混仍创作了象《闲情》那样文辞虚浮缥缈、文意浮薄之诗，他并未改变清淡风气。因此，刘勰认为山水诗真正兴起于刘宋之初，而非东晋末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兹。”萧子显的观点与刘勰相同：“江左风味，盛道家之言，郭璞举其灵变，许询极其名理，仲文玄气，尤不尽除，谢混情新，得名未盛。”

在其观点基础上的发展。如檀道鸾注意到了玄言诗在东晋之兴盛与正始玄学思潮密切相关，钟嵘更有所发展，认为玄言诗至东晋兴盛，除了前代玄学思潮这个诱因之外，还有西晋玄言诗创作经验的积累这方面的原因。当然，以今观之，玄学思潮产生之时就对诗坛产生了影响，今有学者指出，正始时“有玄理玄言的作品数量增加了许多，在整个创作中的比例越来越大。阮籍82首《咏怀诗》，有14首就是写玄言玄理的，占了1／6。嵇康共有52首诗，其中属于言玄一类的就是21首，占了1／3还多。”钟嵘没有注意到正始玄言诗，但具体研究了西晋玄言诗，如永嘉玄言诗：“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

据“太康”、“永嘉”二词可知钟嵘把西晋诗歌分为太康和永嘉两段，并且分别予以“太康文章中兴”、“永嘉平淡诗风”之概括，而后者涉及永嘉玄言诗的特征。“爰及江表，微波尚传”之语，亦表明钟嵘认为西晋永嘉玄言诗和东晋玄言诗有承传关系，即是说东晋玄言诗之兴盛与永嘉玄言诗创作实践有关。可见钟嵘从玄言诗创作实践方面为东晋玄言诗之兴盛找到了另一重要原因，而这是在檀道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上从三个方面分析了檀道鸾的文学批评观点，可知檀道鸾是提出诗骚同源观的第一人；是提出诗分二源观的第一人；是对玄言诗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批评的第一人；是真正体现出文学史批评自觉意识的第一人。并且，除了诗分二源观之外这些观点或总结准确，或符合文学发展实际，俱对后世的相关文学批评产生了很大影响，后世或认同而承传发展，或异议而提出不同看法，都是檀道鸾观点影响下的产物。所有这些都能客观反映出檀道鸾的文学批评成就和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所以笔者认为学界不应忽视他。

作者：曾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三峡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