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的真理与尊严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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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相当尖锐地提出，“我们现在应当抛弃那种对本来已经提拔起来了的文学‘显贵’再加以提拔的贵族习惯，由于这些‘显贵’的‘伟大’，我们的年轻的、默默无闻的和被大家所忘记的文学力量正处于不断呻吟之中”①。中国当代不少文学批评家虽然很不情愿提及历史上曾经指出过这种普遍现象的人，但却否定不了这种铁的事实。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有多少人认真倾听那些年轻的、默默无闻的和被大家所忘记的文学批评力量的呻吟呢?中国文学批评界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对以往《红楼梦》研究等展开的文学批判之所以演变为政治批判运动，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些文学批评家囿于既得利益，拒绝和抵制正常的文学批评的开展。有些文学批评家不是接受真理，而是固步自封;不是追求真理，而是依附强权。这种不认是非只认强弱的状况已造成人才难以出现的不合理的秩序。因此，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在文学批评实践中不仅要讲真话，而且要追求真理和捍卫真理。文学批评家只有追求真理和捍卫真理，才能仰赖外部力量(包括政治力量或资本力量)打破这种人才难以出现的不合理的秩序，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这种不合理的秩序所造成的危害，才能展开较为充分的文学争鸣，并有效地推进文学批评的健康发展。

文学批评家追求真理和捍卫真理，就是在文学批评中自觉遵循文学批评发展的规律，不断超越自我局限，而不是固步自封。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的“文人相轻”，互不尊重，主要是一些文学批评家不是互相尊重彼此的文学批评成果，而是拒绝承认并吸收其他文学批评家的文学批评成果。有的文学批评家不是在相互辩诘中彼此促进，共同提高，而是避开正面交锋，自说自话;有的文学批评家参与文学争鸣不是为了认识真理和追求真理，而是为了捞取名声资本，哗众取宠;有的文学批评家不是认真辨别对方的正确与否并吸收其正确的一面，以便丰富和发展自己，而是故步自封。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这种不太自重的行为不但很难赢得作家乃至全社会的尊重，而且很难推进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有序发展。

有的文学批评家在尖锐批评当代文学批评界“文人相轻”现象时指出，中国当代文学不是没有经典和大师，而是不少文学批评家对于经典和大师不敢承认。这位文学批评家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出现了经典和大师，但是，不少文学批评家厚古薄今、“文人相轻”，漠视这些经典和大师的客观存在，只是看到甚至夸大中国当代作家的局限，却没有看到他们早已跻身大师行列。其实，中国当代一些文学批评家对同时代作家过分挑剔甚至苛刻并没有错。所谓爱之深，责之切。一些文学批评家即使以伟大作家为标杆要求甚至衡量同时代作家，也不为过。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对同时代作家的这种敦促至少可以避免一些作家精神懈怠的危险。因此，中国当代一些文学批评家对同时代作家过分挑剔甚至苛刻与其说是文人相轻，不如说是文人相激。其实，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的文人相轻很少发生在文学批评家与作家之间，主要发生在文学批评家之间。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存在一种严重轻视甚至排斥文学理论的倾向。因为有些人混淆了以理论为指南与以理论为公式的根本区别而轻视文学理论甚至排斥文学理论，有些文学批评家便认为强调文学创作是否符合文学理论而忽视文学创作的个体化、自由化特征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大失误之一。这种认识不但是片面的，而且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家的理论成果的严重轻视。在中国现代美学史上，美学家朱光潜虽然强调宽容别人和“我自己”的异趣，但是他承认文学的趣味是有高下的。在这个基础上，朱光潜提出了纯正的趣味这个美学概念，认为“不仅欣赏，在创作方面我们也需要纯正的趣味”②。这就是说，在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文学趣味中，有的文学趣味是纯正的，有的文学趣味则是低下的。

因此，文学的趣味既要不断推陈出新，也要充分体现人类文明发展的前进方向。而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必须从理论上深刻思考人类文明发展的前途命运以及中国当代社会发展与人类文明发展的辩证关系，并在这个基础上深刻地把握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规律，而不是囿于地域和当下的局限并在强调文学趣味的多样化中纵容低下趣味的流行。其实，有些文学批评家之所以轻视文学理论甚至排斥文学理论，恰恰是因为他们在理论上陷入了误区。这些文学批评家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文学自由地表现自由和美才是最根本的道理。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来看，文学描绘现实的生活和理想的生活，展现的是人类对真正的生活的渴望。优秀文学作品的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既因为它是自由创造的，亦因为它表现了人性的自由品格，还因为它本身就创造了人自由的方式，使人在未必自由的现实中表达和体悟自由之美。或者说，在不自由或不完全自由的现实中只有艺术相对而言是最自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往往存在着强调文学对现实的服从关系而反对文学对现实的“超越”的倾向。

③这种认识显然是片面的。文学对现实的服从关系与“超越”关系是统一的，不是对立的。一些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就割裂了文学对现实的服从关系与“超越”关系的辩证关系，割裂了作家对现实生活的主观批判和人民对现实生活的历史批判的有机结合。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赫•马尔库塞的文艺思想就比较典型。赫•马尔库塞明确地认为:“艺术所服从的规律，不是既定现实原则的规律，而是否定既定现实原则的规律。”④艺术的基本品质，即对既成现实的控诉，对美的解放形象的乞灵。赫•马尔库塞之所以割裂文学对现实的服从关系与“超越”关系的辩证关系，是因为他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社会里人民的斗争力量。赫•马尔库塞认为:“先进的资本主义把阶级社会变成一个由腐朽的戒备森严的垄断阶级所支配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这个整体也包括了工人阶级同其他社会阶级相等的需要和利益。”这就是说，在先进的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同现有社会合而为一。而被剥削阶级即“人民”越是屈服于现有权势，艺术将越是远离“人民”。因此，艺术只有服从自己的规律，违反现实的规律，才能保持其真实，才能使人意识到变革的必要。

⑤可见，赫•马尔库塞只看到了广大人民被统治阶级奴化和同化的一面，而忽视了他们抵制和抗争的一面。因而，赫•马尔库塞在强调作家艺术家的批判力量时，不但没有看到人民在现实生活中的革命力量，而且完全忽视了文学艺术对这种人民的革命力量的反映，即艺术对解放斗争的贡献不能由被压迫阶级出现(或不出现)在艺术作品中来决定。秘鲁作家略萨提出的文学的“反抗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赫•马尔库塞的这种文艺思想。略萨认为:“凡是刻苦创作与现实生活不同生活的人们，就用这种间接的方式表示对这一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表示用这样的拒绝和批评以及自己的想象和希望制造出来的世界替代现实世界的愿望。”在这个基础上，略萨要求文学对现实生活进行坚决、彻底和深入的拒绝和批判，即“重要的是对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应该坚决、彻底和深入，永远保持这样的行动热情———如同堂•吉诃德那样挺起长矛冲向风车，即用敏锐和短暂的虚构天地通过幻想的方式来代替这个经过生活体验的具体和客观的世界”⑥。显然，略萨所提出的这种文学的“反抗精神”既是空洞的，也是苍白无力的。这种对现实生活的坚决、彻底和深入的拒绝和批判在否定现实生活中邪恶势力的同时，也拒绝了现实生活中的正义力量。也就是说，这种对现实生活的坚决、彻底和深入的拒绝和批判不但从根本上脱离了客观历史存在的革命力量，而且没有深刻地反映这种客观历史存在的革命力量。但是，马尔库塞、略萨的这种文学思想却被中国当代一些文学批评家毫无保留地引进了。有些傲慢的文学批评家甚至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已深入地批判马尔库塞、略萨的文学思想后依然故我，仍然片面地强调文学对现实生活的“超越”而忽略文学对现实生活的服从关系。这些傲慢的文学批评家在文学批评中往往是随波逐流，不辨是非，甚至只认强弱，而不是追求真理和捍卫真理。在这些文学批评家那里，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是一个彼此互不联系的差异世界。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考察哲学史时曾深刻地指出:全部哲学史是一有次序的进程。“每一哲学曾经是、而且仍是必然的，因此没有任何哲学曾消灭了，而所有各派哲学作为全体的诸环节都肯定地保存在哲学里。但我们必须将这些哲学的原则作为特殊原则，和这原则之通过整个世界观的发挥区别开来。各派哲学的原则是被保持着的，那最新的哲学就是所有各先行原则的结果，所以没有任何哲学是完全被推翻了的。”

⑦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发展也不例外。我们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对文学批评主体“说什么”与“怎么说”的关系、文学的批判精神的把握上不难看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就是一种有次序的发展进程。有的文学批评家指出中国当代“先锋批评”没有在借文学对现实说“是”的同时揭示文学对现实所说的“不”，而是对于现实现在只说“是”，认为这种“先锋批评”从过去只说“不”到现在只说“是”是丧失了文学批评的立场。而有的文学批评家则反对这种抽象地规定文学批评说“是”与“不”，认为文学批评既可以只说“是”，也可以只说“不”。文学批评是说“是”，还是说“不”，不取决于文学批评自身，而取决于文学批评所把握的对象。如果批评对象值得说“是”，批评主体就应该说“是”;如果批评对象不值得说“是”，批评主体就应该说“不”。这才是实事求是的。而批评主体说的对与不对是关键，至于批评主体怎么说则是次要的。不问批评主体“说什么”，而是质问批评主体“怎么说”，这是本末倒置的。

19世纪俄国文学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得好:文学批评家不必拘泥于以前觉得这同一位作家的作品是好还是坏，而应该特别注意文学作品的价值。“对于值得赞扬的作家一视同仁地赞扬，对于不值得赞扬的人则一概不歌颂。”⑧由此可见，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对文学批评主体“说什么”与“怎么说”的关系的认识是逐渐深入的。同样，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对文学的批判精神的认识也经过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有的文学批评家在高扬文学的批判精神时不但脱离了现实生活，而且脱离了批评对象。这些文学批评家对现实生活的坚决、彻底和深入的拒绝和批判在否定现实生活中的邪恶势力的同时，也拒绝了现实生活中的正义力量。也就是说，这种文学的拒绝和批判从根本上脱离了现实生活中的批判力量。有的文学批评家则强调真正的文学的批判精神是作家的主观批判和人民的客观批判的有机结合，是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有机统一，是扬弃，而不是彻底的否定。由此可见，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对文学的批判精神的认识是不断推进的。因此，文学批评家只有认真梳理和总结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这种有次序的发展进程，才能客观公正地把握和评价各种文学批评观在历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既然是一个有次序的发展进程，那么，文学批评家在梳理和总结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时就既要看到各种文学批评观满足现实需要的程度，也要看到它们在文学批评发展史中的环节作用，并将这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客观公正地把握和评价在历史上曾经产生影响(甚至是轰动效应)的一些文学批评。在文学批评发展史上，有些优秀的文学批评是拒绝和批判现存狭隘需要的，有时很可能就不如一些迎合现存狭隘需要的片面的文学批评影响大。这时，文学批评家就要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在清理和反思文艺批评发展史中还公正于一些追求真理和捍卫真理的文学批评家及其文学批评。可是，中国当代不少文学批评家则过于重视一些文学批评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甚至从狭隘需要出发推崇一些片面的文学批评，而不是在辨别是非中打捞那些湮没无闻的优秀文学批评并使之大放光芒。久而久之，这将极大地扭曲文学批评家的创造人格，严重影响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有序发展。

文学批评家追求真理和捍卫真理，就是在文学批评中切实有效地推动作家创作出伟大文学作品，并促进这种伟大文学作品引领当代文学的有序发展。文学批评家不仅要在文学批评的自身发展中追求真理和捍卫真理，而且要在推进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中追求真理和捍卫真理。这种追求真理和捍卫真理主要就是文学批评家推动作家创作出既符合本时代需要又符合人类文明发展需要的伟大文学作品来，并以这种伟大文学作品引领当代文学的有序发展。否则，文学批评家仍然很难完全赢得作家乃至全社会的尊重。

然而，不少文学批评家却在中国当代多元化的文学潮流中自我放逐，甘愿堕落成为文化掮客。有的文学批评家认为应该“是文学作品给文学立法，而不是文学批评给文学立法”。他们认为文学世界是无限丰富的，作家的每一次写作都是对以前文学作品的一次挑战，所以文学批评家要更多地尊重作家作品，尤其是尊重作家的原创。其实，这种文学批评观并不新鲜，不过是克罗齐派文学批评观的翻版。朱光潜在扼要地概括克罗齐派文学批评观后指出，这是一种“创造的批评”。这种“创造的批评”认为艺术作品的精神方面时时在“创化”中，创造欣赏都不是复演。“真正的艺术的境界永远是新鲜的，永远是每个人凭着自己的性格和经验所创造出来的。”

⑨朱光潜在全面把握克罗齐派文学批评观的基础上指出了这种文学批评观无法克服的困难即忽略了艺术的价值高下判断，这自然对于文学批评是一种困难。文学的多样化的发展是有价值高下的，而不是等量齐观的。在看到作家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这种情况时尖锐地指出，文学批评既要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也要促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促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⑩。这就是说，在作家都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情况下，文学批评家不能放弃是非判断和价值高下判断，而应该严格甄别较低级的艺术与较高级的艺术并促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因此，文学批评家不能拜倒在作家作品的脚下亦步亦趋，而应该正确地鉴别作家作品的好坏和价值高下，积极引领文学有序而健康地发展。的确，文学批评家应该正视任何一部特定文学作品中的种种奇特古怪之处，正视其中不“得体”的因素，但是，文学批评家却不能被文学作品的这种种奇特古怪之处和不“得体”的因素所吓昏，“一定得有明确的是非，又热烈的好恶”。否则，“他先就非被‘轻’不可的!”(鲁迅语)在文学发展史上，有些文学作品的奇特古怪之处和不“得体”的因素看似创新，实则倒退，偏离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文学批评家固然不应该傲慢，但也不应该随和。文学批评家的才能就充分体现在这个尺度的拿捏和掌握上。但是，有的文学批评家却要求文学批评家应该有更广阔的容忍空间，看到文学作品的差异，看到作家的千差万别，认为如果没有根本意义上的多元化，多样化实际上是不成立的。这种文学创作的多元论虽然包容了有意义的奇特古怪之处，但却纵容了无意义的奇特古怪之处，就是“什么都行”。这种文学创作的多元论显然是一种“亦此亦彼”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思维离不开判断，它总是既有所肯定也有所否定，哪有什么只是肯定从不否定的“思维方式”呢?这种“亦此亦彼”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只看到了事物相互间的联系，没有看到事物之间的质的差别，因而不可避免地搞中庸调和。而文学批评家放弃必要的价值判断则无异于缴械投降。因此，中国当代文学的多样化发展不能完全各行其是，漫无依归，而应该是有发展方向的，即创作出既符合本时代需要又符合人类文明发展需要的伟大的文学作品。

中国当代社会正在走向伟大时代。德国作家歌德曾经提出过一个衡量上升时代的文学指标，认为“一个时代如果真伟大，它就必然走前进上升的道路，第一流以下的作品就不会起什么作用”瑏瑡。虽然中国当代社会容许各种各样文学作品的存在，但是那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却不能淹没在众声喧哗中，应该积极发挥引领作用。因此，有出息的文学批评家首先要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发现和把握优秀的文学作品。所谓站在历史的制高点，就是从理论上认识和把握整个历史运动并自觉地站在整个历史运动的前列。其次，有出息的文学批评家要大力增强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对其他文学作品的引领作用。也就是说，有出息的文学批评家要辩证地把握优秀的文学作品和其他文学作品的复杂关系，不但要指出其他文学作品和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的差距，而且要善于挖掘其他文学作品所蕴含的精华部分，并促进广大作家见贤思齐。这样，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就必须自始至终地反对这样两种偏向:一种是虚无存在观，就是从伟大文学作品观念出发，只承认伟大文学作品，而看不到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在现实中的合理存在。这就陷入虚无主义泥淖了。这种虚无主义倾向只看到了一般文学作品和伟大文学作品的差距，而没有看到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这实质上无异于取消了文学的多样存在。一种是粗鄙存在观，就是从文学世界全部、整体的存在出发，要求包容并承认文学世界的整体存在，而不区分这个文学世界的好坏和优劣。

这就陷入了庸俗哲学泥淖了。这种庸俗哲学倾向要求从新的文学创作现象概括出新的文学理论思想固然不错，但它却没有认真区分新的文学创作现象的好坏和优劣，这实质上就是承认凡是新的文学创作现象都是合理的。的确，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需要充分注意自己身边至鄙至俗、极浅极近的文学，但绝不能放弃对这种至鄙至俗、极浅极近的文学的批判和改造。否则，就为媚俗、庸俗、低俗的文学作品大开绿灯。因此，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既不能只是看到文学世界的联系，也不能只是看到文学世界的差别，而是既要看到文学的理想和文学的现实的差距，又要看到文学的现实正是文学的理想实现的一个必要阶段。也就是说，我们针对文学的现实提出某种文学的理想，与作家们在实现这种文学的理想时达到了什么程度是两回事。我们绝不能因为有些作家没有完全达到这种理想要求，就全盘否定他们的切实努力和点滴进步。只有这样，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才能既看到文学世界的联系，也看到文学世界的差别，积极引导中国当代作家创作生产伟大的文学作品，共同开创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欣欣向荣局面。

把握广大作家在创作生产伟大文学作品上的切实努力和点滴进步的同时，文学批评家还要锲而不舍地推进这些切实努力和点滴进步形成滚滚向前的文学潮流，而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在这个方面却是不尽如人意的。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崛起的现实主义文学潮流本来可以在不断深入地把握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发展为参天大树，但是，这种现实主义文学潮流在20世纪末期发生了骇人的畸变，出现了伪现实主义文学倾向。有些文学批评家尖锐地批判了这种伪现实主义文学倾向，但是，这种文学批评却不但没有在接力中发展，反而淹没在众声喧哗中。而大多数文学批评家则与这个现实主义文学潮流共沉沦。与19世纪俄国优秀的文学批评相比，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软肋是明显的。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潮流的确涌现了不少具有世界影响的大作家大作品，但是，如果没有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等一批卓越的文学批评家的推波助澜和保驾护航，这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潮流就不可能横无际涯。而这些卓越的文学批评家虽然前后出现，但是他们在推进俄国进步文学的前进上却是一脉相承的，就是接连不断地推动俄国进步文学冲破当时黑暗世界的禁锢，绽放绚丽的自由之花。其实，中国当代文学界不能说完全没有俄国这种进步文学的成分的存在，只是浪花偶现，没有形成汹涌澎湃的文学潮流。这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难辞其咎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在推动这种进步文学前进的过程中力量过于分散，没有在化解差异中形成合力，甚至难以深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些文学批评家提出中国当代有些文学作品丧失了人文精神，这引起了中国文学批评界的极大反响和极大关注。不过，这仅仅局限在精神层面上把握人文精神的失落现象。有的文学批评家则进一步地从历史层面上探究了中国当代一些作家的精神背叛，认为这种精神背叛是这些作家社会背叛的结果。而这些作家这种社会背叛又是中国当代社会发生历史演变的产物。在这个基础上，他们提出了中国当代作家直面现实、感受基层、超越局限、精神寻根这种价值取向。可是，中国文学批评界这种更深入的解剖和更高的理论发展却淹没在众声喧哗中，几乎无人问津。2009年，文学批评家阎纲提出现在“应是文艺政策调整时”，强调文艺立法刻不容缓，认为现存的文艺政策不大适应21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环境，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

有的文学批评家提出中国当代文学应积极开掘和表现与21世纪中国人民生活的新阶段相呼应的性格和精神气质，重铸中华民族魂。应该说，这些都是中国当代文学健康发展的点穴批评。但是，这些振聋发聩的声音仿佛散发在太空中，没有任何回音。其结果，中国当代不少优秀的文学批评往往淹没在众声喧哗中，既不能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形成持续影响，也不能引导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处在这种状态里是很难赢得作家乃至全社会尊重的，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尊严。

作者：李明军熊元义单位：内蒙古民族大学文学院文艺报社理论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