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中的语文学的对比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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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上来看，现代语文学研究方法可以一直追溯到文艺复兴甚至是希腊化时期。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主要是在对传统语文学的反思与批判中发展起来的。现代语文学研究的早期提倡者主要有尼采、温克尔曼(J．J．Wincelmann)等人，他们的研究在当时被称为内容语文学(contentphilology)，以区别于由赫尔曼所代表的语言语文学。到尼采之后，语文学研究在重心和方法上开始发生重大的转向。在《不合时宜的沉思》(UntimelyMeditation)中，尼采指出，语文学研究如果只是注重历史文献的搜集与考证而忽略这些文献所承载的文化精神，忽视它们对当下生活的意义，那么，“在历史学的某种过剩中，生活将支离破碎，将退化，并且又由于这种退化，甚至历史学亦复如是了。①尼采的这一思想在其后的语文学研究中不断得到强调。与传统语文学的文本研究相比，现代语文学不仅关注文本自身，而且更加注重文本所蕴涵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意义。

在现代语文学家看来，语文学不是宏观的词源学(etymology)或词汇学(lexicology)，从更大的文化意义上说，它的使命是复原过去的文化和文明。与语文学研究目标的转向相应的是其研究方法的转变，也就是在传统语文学考订校勘的基础之上引入了推测性研究。正如杰奥弗雷(HarphamGeoffry)所言:“当传统语文学狭隘的考据性研究与宽泛的推测性研究结合到一起，当它找到了一条从封闭的文本研究通往语言研究的道路，并以此引向对作者及其文化以及与此相关的所有背景的研究时，传统语文学就开始了向现代语文学的转换。”②语文学的这一现代性定位使它的研究范围和影响随着每一门学科的成熟而不断扩大，几乎囊括了所有人文社会科学。

萨义德与德曼对语文学的推崇

在讨论文学批评中的语文学时，萨义德和德曼都没有从概念或学科性质、范围等相关方面对其做出具体规定，但两人都明确提出文学批评应当在语文学基础上展开。在对美国当时的文学批评状况作了细致考察之后，萨义德和德曼不无焦虑地指出，文学批评已经离开了其最为重要的批评对象———文本，渐行渐远，自成一体，变成了一系列没有依据的判断和评价，面临着失去根基的危险。他们都认识到，文学研究甚至是整个人文学科研究所应具备的最基本的技能———语文学已经在以效率为目标的学术领域失去了其应有的地位。没有语文学的支撑，文学批评已蜕变为各个专业领域内大而无当的理论游戏。因此，对于当前浮夸急躁的学术研究风气来说，语文学工作显得尤为迫切。萨义德和德曼指出，只有回到语文学这一古老的、但却是人文研究中最为基础的学科，批评才能重建其完整性和有效性。

萨义德对语文学的关注最早可以追溯到他对维柯(GiambattistaVico)、奥尔巴赫(ErichAuerbach)、斯皮策(LincolnSpitzer)等语文学家的推崇，他很早就把这些大语文学家看作是自己学术研究的榜样。在《语文学与世界文学》(PhilologyandWeltlitera-ture)的翻译前言中，萨义德指出，“语文学研究不仅指向形而上学层面的永恒真理，而且它还在最为基础的层面上讨论具体历史实践中的真理”。③在文学、文化甚至是所有人文学科的研究中，对语言的细读(closereading)是最为基础的一个环节，它是所有阐释艺术中最具有创造性的学科。在萨义德看来，语文学“是对言词(words)和修辞的一种详细、耐心的审查，一种终其一生的关注;正是通过这些言词和修辞，存在于历史中的人类才得以使用语言……”。

①言词是人类历史和文化变迁的载体，为人类文明与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材料和契机。但言词不是被动地、机械地承载并表述历史，每一个词语本身都有其意义变化的历史。语言，尤其是文学语言的模糊性以及语言之间相互制约所产生的意义变形使作品变得复杂多义。因此，文学批评的第一步是贴近文本，从文本的语言入手进行细读，在对文本细节的分析考证中开启语言的历史文化意义，并以此来揭示文本的内在整体和全部生命。在《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一书中，萨义德以维柯、奥尔巴赫和歌德为例说明了语文学阅读在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实际上，萨义德本人的文学文化批评实践就是对他的语文学思想的最好诠释，《约瑟夫•康拉德与自传体小说》(JosephConradandtheFictionofAutobiogra-phy)、《东方学》(Orientalism)、《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andImperialism)等著作本身就是语文学阅读的典范。正是在文本的细密阅读中，萨义德考察了西方文学文化史上权力、政治与帝国意识形态各种或明或暗的形式以及它们对文本的渗透与操纵，形成了他的人文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对德曼来说，语文学在文学批评中也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在谈到自己与德里达的区别时，德曼认为他们之间的最大差别在于德里达是一位哲学家，而他本人则是一位语文学家;德里达的解构思想具有形而上的意义，而在他这里，解构则是文本的自我解构。

德曼认为，对文学语言进行语文学或修辞学分析不同于审美阅读。但是，严格的甚至是枯燥的语文学训练却是文学审美体验的前提，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必须建立语文学分析的研究视野和意识。在《回到语文学》一文中，德曼指出，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文学批评领域内理论不断翻新，各种理论流派层出不穷。但在具体实践中，即使是在最有颠覆性的法国理论家那里，理论的转向也只是语文学转向一种表现，它实际上是从意义转向对语言结构的研究。他进而以鲁宾•布鲁尔(RubinBrewer)教授的文学教学为例说明语文学训练在文学批评中的重要意义。布鲁尔要求“学生在对作品进行阐释时不能脱离正在阅读的文本，他们所做出的任何观点都必须以文本中出现的具体语言用法为支撑”。

②也就是说，他们的阅读必须紧贴文本，不能离开文本进入到人类经验和历史的普遍语境中去。甚至更为严格的是，学生在阅读中应该注意到语气、短语或修辞的转变，并对这些转变做出语文学的阐释，而不是把它们掩藏在一些通行的、以人文知识为借口的文学观点之后。布鲁尔的这种文学教学方法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德曼承认，他“从没见过学生因选修了一门课程而发生了如此明显的变化，……这一训练使他们在未经亲自阅读、考察之前不再轻易相信任何理论或观点”。

③文本细读的方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忽视了普遍性，但作为补偿却获得了精确性以及文本意义阐释的独创性。据此，德曼指出，语文学阅读是文学文本阐释的基础，离开这一基础，任何阅读———不管是审美的、宗教的、道德的还是认知的———都只是空谈。文学批评与语文学的分离对两者来说都是一种损失，专业的文学批评必须以严格的语文学训练为前提。

萨义德与德曼回归语文学思想的差异

萨义德和德曼对当时批评界存在的弊病所做出的判断是一致的，而且都提出文学批评应“回到语文学”。但是，不难发现，这些共同之处并不能掩盖他们之间的差异甚至是对立。对萨义德来说，语文学实质上是一种文化研究，它不仅与语言有关，而且更重要的是与意义相关。语文学研究本身意味着权利、启蒙与解放等人文主义精神，它是“达到最宽广、最好的意义上的人文主义理解之正道”。④因此，萨义德的文学批评理论的核心理念———人文主义文化批评———也就成为其语文学研究的主导思想。但对于德曼来说，情况则刚好相反。德曼所要回归的语文学主要是传统语文学的文本本体观和考据性研究方法，其目的是利用语文学研究来恢复文学批评的“纯粹性”，把文学批评从审美、道德、政治、哲学等“非文学”领域拉回到文学本身，拉回到语言本身。这就不能不使人产生疑问:为什么同样是回归语文学，但结论却如此截然相反?要理解这一点首先要回到萨义德和德曼的批评理论中，用两人都极力倡导的语文学方法来细读他们的思想，梳理其回归语文学的理论背景和研究旨趣。

从思想内涵上看，萨义德的人文主义属于西方传统人文主义的范畴，也就是伊格尔顿所谓的“他还是启蒙运动的继承者”。①但与后者不同的是，萨义德所关心的并不是与科学或宗教相对的认识论(episte-mology)层面上的人文主义，也不是“人性”或“普遍道德”等抽象的人文主义，而是作为一种批评实践的人文主义。他所要考察的是在错综复杂的国家、民族、社会关系中，人文主义知识分子在具体实践中的一种态度和责任。因此，萨义德人文主义思想的突出特点是它的实践性品格，它是在具体的文学文化实践中对西方传统人文主义所做的学理性批判，这一批判的矛头所向是本质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在对西方传统人文主义进行考察后，萨义德指出，从历史上看，传统人文主义狭隘的实践从根本上违反了人文主义的基本精神，“它令人误解地歪曲了的历史编纂学，它的普遍主义的狭隘性，它对西方文明未经检验的假设，它的东方学，以及它试图推行一种方向一致的进步理论，其结果是减少了———而不是扩展了———天主教的包容性、真诚的世界主义或国际主义的观点、知性的好奇心这些东西得以存在的可能性”。

②作为对传统人文主义实践的修正或补充，萨义德试图塑造另一种人文主义，它是世俗的、世界性的，不是民族、种族或阶级为界限，而只是以“文本和语言为界”，③是整个人类不断自我发现与自我实现的过程。正是出于这一目的，萨义德提出了文学批评回到语文学的主张，对他来说，“重回语文学，就是重回人文主义。”④作为一门独立的具有人文关怀和历史向度的专业领域，语文学与人文主义紧密相关。“语文学通过对历史中存在的人使用的语言……之解读，能最有效地验证人文主义的核心价值。”⑤在《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的开篇，萨义德强调了语文学在人文主义批评实践中的必要性，指出“语文学这门遭受了不应有的遗忘，让人觉得散发这陈腐气息，但在知性上很有说服力的学科，何以需要以某种方式得到保存，重新激活，并且使之适用于当今美国的人文主义事业”。

⑥在对欧洲传统人文主义进行反思并对当下人文主义文学批评实践所面临的困难进行考察的过程中，萨义德已经充分意识到了语文学的巨大潜能和重要方法论意义，它一方面使人文知识分子摆脱身份与成见的羁绊，“努力运用一个人的语言才能，以便理解、重新解释、掌握我们历史上的语言文字成果，乃至其他语言和其他历史上的成果”，⑦认识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与“我们”不同的“他者”的历史、文化与精神;另一方面使他们能够对传统人文主义中的帝国叙述进行详细谨慎的拆解，揭露掩藏在帝国话语背后的各种利益关系和历史事件，进入文本产生与存在的世界，并理解它所蕴含的丰富独特的历史传统与现实关系。这一过程涉及到了人文主义实践中的两个基本方面———接受(acceptance)与抵抗(resistance)，它实际上也就是人文主义文学文化批评的整个过程。然而，到德曼这里，文学批评的语文学回归则是另外一种情形。可以说，萨义德所提倡的文学批评中人文主义语文学阅读正是德曼所极力反对的。参照一下德曼的文学批评主张，这一点就可以理解。

一般来说，德曼的学术思想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他的前期研究主要是一种对主体性(subjectivity)的超验的关注，后期因受到法国理论，尤其是德里达解构思想的影响，研究重心开始由主体性转向语言，用语言的修辞取代对作者、读者、意义等“外部”因素的强调。德曼认为，语言并不像传统观念所认为的那样产生于人类，人通过理性可以认识它、支配它。

相反，语言先于人的认识而存在，而且同自然一样存在于人类之外，“符号首先存在于世界，其次才进入人的大脑”。⑧语言的结构先于其意义，它具有指涉功能(referentialfunction)，但它指向的只是它本身，而不是语言之外的现实。“语言作为行动的力量”和它“生产其他语言的力量”①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它在指向行动、现实、意义之前就已经指向了其他的语言。因此，文本只是一场语言的游戏，意义被无限“延异”(différance)。

既然语言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表意功能，它与现实之间的指称结构也就不复存在，那么，语言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结构?在这一问题上，德曼深受尼采语言观的影响，用语言的修辞性代替象征性，建立了他的修辞学语言理论。德曼认为，语言并不是两个主体之间的桥梁，它的意义不在于弥合主体与客体的分离，而是语言之间无休止的能指。语言的修辞性特征尤其表现在文学文本中。事实上，作为一位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德曼在讨论语言的修辞性时考虑的主要是文学语言。在德曼看来，语言的修辞程度是判断文本文学性高低的重要标准，“文学语言的决定性特征实际上是它的比喻性，也就是广义的修辞性”。②随着研究的深入，他甚至把这一观点推向极端，把修辞性看作是文学本身，得出了文学即修辞的结论。既然文学是修辞，那么，对文学文本的阅读就必然是修辞性或“寓言性”的。寓言性的阅读并不像传统阅读那样致力于缝合语言与意义之间的裂隙，相反，它公开承认两者之间的分离与对立，承认语言结构的优先权。

可以说，寓言性阅读是德曼语言观和文本观的体现和必然结果，它的一个典型特征把阅读封锁在修辞化语言中。德曼通过寓言性阅读破除了人们希望通过语言来实现主体与客体、精神与自然的整体性幻想，把阅读从审美的、政治的、宗教的或认知的负荷下解脱出来，归还于语言结构本身。而这也就是他在晚年重申文学批评应回归语文学的主要原因。

在《回到语文学》一文中，德曼指出，那种通过语文学研究来发现古典文明、重建古代世界的做法看起来也许是一项宏伟的工作，但是这一做法本身却违背了语文学的基本精神。语文学不是一项文化研究，它自身的性质规定了它的研究对象只能是语言，研究方法也只能是考据的方法。这是语文学对于文学批评的意义所在，它能够使批评保持客观性，使它成为一门精深、科学的学问。因此，德曼尤其推崇新批评(NewCriticism)，认为它使文学批评重新回到文本，保持了文本的自足性和结构的均衡性。德曼指出，在文学批评史上，文学曾被赋予审美的、政治的、道德的、认知的等不同功用，而且由于对某一方面的突出强调，人们很容易从文学本身滑向某个特定的领域。但是，文学语言的修辞性结构决定了文学批评只能是语文学式的阐释活动，从文本开始，以文本结束。对以“修辞性”为本体的文学来说，批评家的工作也只能是对文本进行一种技术性的语言分析，而不是文本之外的审美或道德研究。对于当时文学批评所面临的危机，很多人把它归咎于法国理论，但德曼认为，这一危机实际上是由那些以文学的名义所进行的非文学研究造成的。文学批评不是理论批评或道德、心理批评的替代品，批评家不能随心所欲地离开文学文本而直接进入审美、道德或政治等更为普遍的人类经验领域。因此，对德曼来说，“当前文学阐释的最为迫切的任务是回到作品本身”，③回到语言本身，这是把文学从其危机中拯救出来，保持它的“纯粹性”和“文学性的”唯一有效手段。

结语

作为文学研究领域中文化政治研究和纯文学研究的倡导者，萨义德和德曼分别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研究理念。但是，在对各自所面临的文学批评状况进行反思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语文学，并试图从历史上寻找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来为当下的文学批评服务。在他们这里，语文学是作为一种方法论存在。但是，由于这一方法在阐释学科中的基础性地位，对萨义德和德曼来说，它已经内化为一种学术研究意识。这一点对我们当前的文学批评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以文本细读和整体文化意识为基本特征的语文学研究不仅仅只是一门学科或一种方法，从更为深远的层面上看，它更是一种坚实的学术研究立场和态度。

作者：张春娟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