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类型的转换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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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性

传统学者属于书斋型文人，他们虽然在与友人的书信来往中阐发文艺主张，探讨某一文学理论，但他们的书信文论相对较私人化，流通渠道仅限于数个好友之间，甚或乃至结集出版文集时，才将它们收录其中，为世所悉。反之，由于报刊传媒的发展，相当一批五四学者以“文”谋生，他们从事翻译、编辑、职业撰稿人等工作。受此职业特点的影响，书信这一传统的文体也成为批评家们公开宣传新思想、论争新观点的重要工具。五四以来，采用书信形式发表于各大报刊的文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钱玄同的《致陈独秀》发表于《新青年》第3卷第1号；胡适、钱玄同的《通信：论小说及白话韵文》发表于《新青年》第4卷第1号；刘半农的《复王敬轩书》发表于《新青年》第4卷第3号；林纾的《就本刊登二古评批〈荆生〉给本刊主笔的信》发表于《每周评论》第15号；鲁迅的《致傅斯年信》发表于《新潮》第1卷第5号等。借助于报刊这一现代形式的“公共空间”，书信体批评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开放度。首先，通信成为开展文学批评的重要途径。

这些书信文论或是一封或是一组，通信之人可以是两人或两人以上，借通信而展开的讨论由于参与者众，其影响力自然也大。从文学批评实况看，像胡适关于“八事”的《寄陈独秀》来信一经《新青年》第2卷第2号刊登后，即刻成为评论界的热点。陈独秀回信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此基础上胡适撰写《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该文在《新青年》发表后又引起钱玄同的关注，他也给陈独秀写了封信，提出自己的意见。陈独秀收到后将钱信以及自己的回信一并刊登在《新青年》上。钱胡两人也有书信往来，他们之间的书信《通信：论小说及白话韵文》同样刊于《新青年》上。尔后参与论争的来信越来越多，既有新文化统一战线同仁们平心静气的切磋，也有新文化运动者与林纾之流的复古主义者之间针锋相对的辩论，随着讨论的维度不断拓宽，新文学观念也日臻完善。其次，以传播媒介来公开表达意见，是“公共空间”的显著标志。借助报刊这一“公共空间”，书信体批评不再是知识分子的专利。传统的书信体批评缺乏普通民众的参与。民众的缺席导致文学理论传播通道的单一，而文体往往需要在双向的传播与幅射的过程中不断更新发展。五四时期倡导使用的白话大大降低了书信写作的门槛，再加上许多报刊杂志为了扩大影响，纷纷开设读者“通信”栏目，使越来越多的平民读者成为文学批评的新生力量。1915年9月《新青年》（时名《青年杂志》）创办之初，即设“通信”一栏，“以为质析疑难，发舒意见之用。”

《新青年》从创刊号直至1921年，每期都有读者来信，甚至一期刊登的读者来信有时多达25封。同样，《小说月报》、《创造季刊》、《新潮》等刊物都曾开辟“通信”栏目，其中不少来信所阐述的问题与文学理论批评有关。这类通信可以说是文学批评发展的隐形推手，“我之文学改良观”、“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理论”等问题就是通过这些栏目扩大影响的，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黄绍衡读者致沈雁冰信。该信刊于《小说月报》第13卷第6号，黄绍衡于信中催促《小说月报》尽早开辟创作批评栏。于是《小说月报》便从第13卷第8号起开辟“创作批评”栏目，促使批评迅速扩大影响。因此，五四的书信体批评具备了古代所没有的公共性，对某一文学观念或某一理论问题的研究往往依托某一报刊作为平台，仰赖一批信友的相互交流合作。

趋时性

受时代大潮的影响，五四时期的文学批评不像古代那样相对囿于较纯粹的学术领域，具有鲜明的趋时性。五四初期，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却未能清除传统旧思想的荼毒。于是，新文化的先驱者掀起“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声浪。受此时代气氛感染，很多作家在与友人的通信里热衷于讨论如何建设新文学等问题。许多具有现代意义的话题都是在通信中诞生的。胡适在1916年8月19日答朱经农的信中就提出了著名的“文学八事”。钱玄同的《致陈独秀》一文从语言进化的角度论证白话取代文言的历史必然性。钱玄同与刘半农的双簧信《文学革命之反响》明确提出新文学的目标“三大主义”。宋云彬与钱玄同的通信《“黑幕”书》对代表旧文学的黑幕小说展开猛烈的批判，斥之为“杀人放火奸淫拐骗的讲义”［8］70。可见，五四时期的书信体批评对主流意识形态十分敏感，始终呼应新文学的时代诉求，关注现实，具有鲜明的趋时性。概言之，五四时期，书信这一文体尽管在格式上没有较大创新，但旧瓶装新酒，这一“容器”根据时代和现实的需要容纳新思想，成功转换成具有现代意义的新文化载体。

序跋体

序跋是一种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文体，姚鼐在《古文辞类纂》分文章为十三类，“序跋”列第二。凡经史子集，诗文图书之类皆可写序作跋，因此序跋体文论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仅小说而言，丁锡根所编的三册本《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一书所收小说及说部总集凡537部，所收序跋约1300余篇。即便是在传统批评范式日渐衰微的现代文学批评史上，序跋类文论依旧成果丰硕。例如1941年王冶秋选编的《鲁迅先生序跋集》所收集的序和后记等，共有134篇，而附记、译名、附续记等还没有列入，共约25万余言。胡适所写序跋数量不亚于鲁迅，他曾说：“从1920年到1933年，在短短的十四年之间，我以《序言》、《导论》等不同方式，为十二部传统小说大致写了三十万字（的考证文章）。”

其他作家周作人、茅盾、郭沫若等人所写的序跋数量也很多。从文体学角度观照，五四时期的序跋既有继承也有创新。在题名上基本沿用传统的序言、小引、前记、题辞、跋、后记、附记、附注等；语言上多采用明白晓畅的白话，根据现代语法遣词造句；内容上有自叙写作缘由、抒发感慨、理论归纳、学术介绍等；体式上既有文情并茂的漫谈，也有结构缜密的评论。相较而言，五四序跋写作在理论内涵、思维方式、批评方法方面有了质的飞跃，显现出鲜明的现代特征。

相对而言，传统序跋体批评大多比较“微观”，拘泥于对单个作家的作品或数个作家的合集点评，在纵深层次的理论问题方面探索有限。五四批评家则常常以高屋建瓴之态探讨作品与社会生活的联系，考察作品的现实意义、理论价值等。鲁迅的《呐喊•自序》在按照惯例阐述写作的缘由和目的外，提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铁屋子”的理论，使得该序言成为研究鲁迅思想的重要文献资料。其译文序跋也常对所译小说的引进意义和思想价值加以总结，表达了作者介绍“他人之心”、“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思想。鲁迅在1920年前后之所以翻译俄国作家阿尔支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幸福》、《医生》等作品，正是看中阿尔支跋绥夫的“流派是写实主义，表现之深刻，在侪辈中称为达了极致”，并在《工人绥惠略夫》译后记里对“现代人”的两面性进行入木三分的揭露，对某些评论家认为作者“诲淫”和“诱惑青年”的谬论进行反驳。而钱玄同的《尝试集•序》虽是为胡适《尝试集》作序实则是一篇提倡“言文一致”的理论文章。他认为“做白话韵文，和制定国语，是两个问题。制定国语，自然应该折衷于白话文言之间，做成一种‘言文一致’的合法语言”，主张“为除旧布新计，非把旧文学的腔调全数删除不可”，严厉批判了历史上那些独夫民贼和文妖们对“言文一致”进化大势的破坏。其他诸如瞿秋白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郭沫若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和耿济之的《屠格涅夫〈前夜〉序》、杨振声的《〈玉君〉自序》等都能于具体作品外解读出更多带有普遍性的理论思想，这类深度批评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阐释张力。

而且传统序跋篇幅一般较短，用的是文言文，对著者身份、著述内容、作序缘由的介绍着墨较多，分析评骘常凭个人感悟、体验的方式，缺乏逻辑严密的演绎论证。像杜牧的《李贺集序》一向为人称道，文章前两段主要阐述作序的起因和心情，第三段使用“云烟绵联”、“水之迢迢”“春之盎盎”、“秋之明洁”、“风樯阵马”、“瓦棺篆鼎”、“时花美女”、“牛鬼蛇神”等象喻之辞概括李诗的整体风貌，但序中对李贺诗风的点评仍然是感性判断多过理论辨析。而五四时期的序跋文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还保有传统感性批评的痕迹，不少批评家却在传统体式框架上引用西方批评理论进行解读，精神分析法、社会学方法、平行比较法等常成为五四批评家的它山之石。如鲁迅在《〈幸福〉译后记》里评价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短篇小说《幸福》时就使用了弗洛依德理论中的“无意识”和“本能”两个概念。郑振铎在《〈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中应用比较的方法以理性的思维从“真”与“乏真”、“人”与“非人”、“平民“与非平民”、“悲剧”与“团圆主义”四个方面对中俄文学进行比较，逻辑严密。

可见序跋虽是一种传统的批评文体，却增加了许多新质，不仅容量拓展，而且思想性和理论性得以提升。五四的序跋文论不仅是我们理解作家创作思想、艺术理念的重要凭证，而且还是我们追溯五四文艺思潮、文艺流派、文艺论争生成的历史现场的重要依据。特别是那些数量较多的译文序跋，是五四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是国人了解世界文艺潮流、域外文学的重要窗口。

论文体

中西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二者之间存在许多差异，其中，最明显的区别在思维模式上。中国传统思维习惯凭借经验和直觉从整体上把握对象的内在本质和规律，所以较为直观和感性。因此，诗话、词话、评点、序跋、书信成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批评文体。而西方思维则具有浓郁的理性和思辨色彩。习惯以实证和逻辑推导来把握世界，因此，条理分明、论证充分的论文体在西方文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晚晴时期，西学东渐，梁启超、王国维、严复等人在文言文旧语言的框架中，“别求异邦于新声”，对文学批评文体进行改良。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以严密的逻辑，科学的方法、系统的理论，成为当时文坛的新风标。至五四，论文体的写作已蔚然成风，最确凿的证据就是以“论”为题的文论不断出现。如《文学革命论》、《论“黑幕”》、《论短篇小说》、《再论戏剧改良》、《历史小说论》等。其他虽没有冠以“论”字的文章同样在思维方式、篇章结构方面显示出与传统批评文本的巨大反差，具有明显的现代特征。

首先从思维方式上看，五四时期的文论多属于理性文本。究其缘由，与科学主义思潮的兴起有关。鸦片战争后裹挟而入的西方科学精神正潜移默化地改变国人的思维习惯。科学、民主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面大旗，陈独秀在《新青年》发刊词《敬告青年》一文中“谨陈六义”，其六便是“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同时，五四作家的知识结构较为全面，中西兼备。许多学者是在国内新式学堂完成中学（中等科）和大学本科（高等科）教育。部分学者还曾远涉重洋、负笈游学。鲁迅学过地质和医学，周作人攻读过海军技术，郭沫若学医，胡适学农业，张资平学地质，成仿吾学兵工，郁达夫学经济。这种求学经历使他们在夯实的传统人文知识底子上融入了现代科学的因子，对他们的理性思维能力的培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种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评论的文体风格。具体而言，他们不再拘泥于诗话、词话、序跋、书信之类的传统文体，而是选用了重逻辑、重推理的论文体。以茅盾的《评四、五、六月的创作》为例。论文中，作者首先采用调查归纳法对1921年四、五、六三个月的小说进行调查归类，按照题材划分为六种：（A）描写男女恋爱的。（B）描写农民生活的。（C）描写城市劳动者生活的。（D）描写家庭生活的。（E）描写学校生活的。（F）描写一般社会生活的。并统计上述六类题材的篇数为：（A）七十篇以上（B）八篇（C）三篇（D）九篇（E）五篇（F）二十篇左右。在此基础上，茅盾对各类题材逐一解析，得出结论：“为创作而创作，实是当今大多数创作者的一个最大的毛病；现在的许多恋爱小说便是极好的例证。”从论证方式来看，茅盾自觉运用归纳、演绎、统计、反证等方法，证明其论点的科学性与客观性。

其次从篇章结构看，较符合论文体的写作规范。中国传统批评文论虽能评出许多言尽意未尽的精妙之处，但往往失于零碎。这种结构很难切合新文学理论建设的需求。于是，西方的文论模式对中国文学批评文体的转换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胡适的《论短篇小说》堪称此方面的典范。该文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什么叫做‘短篇小说’”。胡适先对“短篇小说”进行界定，接着分别论述短篇小说的两个重要条件“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个方面”和“最经济的文学手段”，并辅以莫泊桑的《最后一课》和《二渔夫》、都德的《最后一课》和《柏林之围》等作为立论依据。在此基础上，胡适在第二部分“中国短篇小说的略史”中，详尽梳理了先秦诸子寓言至明清白话文言短篇小说的发展历程，并进而分析白话短篇小说发达不久便中止的两层原因。第三部分的“结论”则由最近世界文学的趋势得出要救治中国小说不讲“经济”和记死帐的弊病，不可不提倡短篇小说这一定论。整篇文章纵横开阖、结构完整，论述严谨，注意各个论点、论据间的逻辑关系、讲究论证方法，充分体现出与传统文论迥异的文体风格。

文体是特定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其生成、发展、衰亡既受到社会历史文化的影响，又受其自身嬗变的内在规律所制约。无可否认，诗话、词话、评点等中国古代批评文体虽然具有鲜明的特色，但“这种批评形式的依附性使之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种真正独立的文体，不构成一种知识门类，无法具有现代批评学的那种知识的自足性与生产性（即‘生题能力’），最终不能超越传统文论的樊篱”。因此，必须对中国传统批评文体进行改革，才能有所发展。当代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认为科学发展的过程，实质上是不断摒弃旧范式，创建新范式的过程。同理，文学革命也是一个以新范式取代旧范式的过程。五四时期的批评家对序跋体、书信体进行现代改良，使之成为现代文学批评活动的重要文体，避免了像诗话、词话、评点那样被淘汰的宿命。同时，他们也效法西方，引进了论文体，使文学批评思维方式、语言使用、批评技巧等方面表现了中西文化合流的一上述三种文体共同促成了中国文学批评文体的现代转型。

作者：宋向红单位：莆田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