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个案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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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贵州苗疆养鹅司交通闭塞，民族杂居，历代统治者在“以夷制夷”的管治下，以武力镇压和文教安抚的方略，无形中推动了土司及其土民的“王化”进程。苗疆少数民族的汉文化教育，从被迫接受到主动需求，见证了几百年“夷变汉”、“汉变夷”及“夷汉”文化共同发展的历史，对当下民族教育有着独特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苗疆；土司；文化教育；养鹅司

苗疆地区民族众多，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态势。养鹅司地处麻江县下司古镇上游，北邻平越卫，东南接平定司和宣威营，是黔东南苗疆腹地西入口，军事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黔南职方纪略》（道光）载：“养鹅土千总王氏，管养鹅诸寨，其先有王璐者，江西吉安府泰和县人，明洪武初授平浪长官。”[1]319养鹅土司族谱记载其先祖，洪武十三年（1397）授以土千总，世袭土职，直至宣统三年（1911）十月，呈请撤销。养鹅土司治下的东家人（史称“东苗”，现认定为畲族）原有十多万人口，民风彪悍，农民起义和土司间争斗时有发生。统治者认识到苗疆人民之所以反叛无常，难以治理，其根本原因在于土司及土民不习汉语汉字，不懂中原礼仪和法律制度，推行汉文化教育是巩固朝廷在苗疆统治的长远大计。

一、多重政治环境中的土司文化选择

明弘治十四年（1501），明孝宗规定土司职官子弟，凡要承袭土职者，必须入学。土官袭职后，先要学习礼仪三个月，然后方能回任管事。但养鹅这样的武职小土司，身处野蛮之地，民众动辄武力解决纷争，习文明理的文化教育不切实际。明庭对土司承袭的规定，对大土司是适用的，一些大领地的土司后代，学习了汉文化，变得较为开明。而在苗疆边远的封闭山区，卫所遍布主要驿道，关卡要冲，其功能在于防御各地小土司和土民，府州县主要针对当地改土归流而设，地理位置既有集市的平整宽广，又有军事的险峻，而大大小小的土司治所各自为政，多位于苗蛮众多的山区，往往处在高山河谷，森林崖壁之中。卫学、府学大多数是戍边军士、流官、富商及迁谪客民的子女，土司族属及其地土民子弟少有入学者。顺治十六年（1659），贵州巡抚赵廷臣上疏云：“今后土官应袭，年十三以上者，令入学习礼，由儒学起送承袭。其族属子弟愿入学者，听补廪科贡，与汉民一体仕进，使明知礼仪之为利，则儒教日兴，而悍俗渐变矣。”[2]清政府首先从当地土司教育入手，以强制手段，在承袭必先习儒文化的条件下，传播汉学，并为土司族属子弟开科取士。所习内容有《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幼学琼林》及“四书五经”，宣扬忠孝礼仪，让承袭土司熟悉封建伦理道德，掌握儒学文化，提高众土司的封建文化素质，培养地方统治人才，加强封建统治。从养鹅土司遗留的顶辈宗图、家谱、册表的古籍看，明清两代通过对各级土司施以教化，封建礼教逐渐成为土司及其管治地土民行守的纲常伦理。土司在文化教育上，经历了一个被动接受到主动需要的文化选择。在交通不便、语言不通的复杂族群统治区，元、明、清政府为了更好地“以夷制夷”，封赏一批参与战争并立有军功的将士为土千总、土把总、土外委和土舍，他们熟悉本族语言和风俗习惯，便于维护统治。久之，土司进入上层后，为了与属下的土著百姓区别，显示自己高贵的身份，长期仿效中原文化，隐瞒自己的原来族类，重修族谱，历久形成家族的自我认同，使得当地人认为他们是汉人而非少数民族。“麻哈州平定、乐平、养鹅、宣威‘一土舍三旧司宋王吴蒙’四姓就是典型事例。他们皆是原住土著，无姓氏，明清时汉移民不断移住其地，在国家地方行政制度化过程中，他们被受封土司，略通汉语，习汉俗，最后‘通属汉庄’形成四汉姓”。

在“王化”进程中，官府大都命土司填汉籍，请有文化的汉族移民帮助追根溯源，定族谱，经长期的历史演变使汉姓逐渐成为土司地区的文化自觉。不断迁来的卫所军民与黔南客民，为保汉族种衍，是不与当地土著通婚的，他们统称少数民族为“苗子”，带有岐视性，每当土著人遭到屠杀追逐，只能以汉人身份躲避，在这样复杂的历史演变中，自然出现各民族村寨的“江西籍”移民传说。朝廷很少对这些边地苗民开启民智，打开科举入仕通道，但入行伍建功立业，却是可以行得通的路子，养鹅土司的策封，也是建立在从军建功的基业之上。从养鹅土司的《顶辈宗图》上统计，土司死于战场占60%以上。在“世封其地”之后，他们的首领少时以习武为主，常听朝廷调遣，战死沙场者不过二十几岁，按长子继承制，其幼子承袭，还需家族扶持，并常有争袭之事发生。在重大的历史变故中，土司意识到要强化统治，立稳根基，对内，以联姻和结拜兄弟等加强内部力量，如养鹅土司与东家人内部族属长江村田氏、六堡村赵氏、黄莺村吴氏、坝寨村杨氏等或联姻或结为义兄。战争时期，这些管辖地的亲戚好友，均是土司的战前先锋。明末土司印被夺，土司逃往凯里洪江，而洪江土司与养鹅土司是亲姻，历史上一旦出现争袭杀戮，世子一般都逃到娘舅之地避祸，并借以舅家力量得以重新崛起。土司在改土归流后，权力受到了限制，民间权力渐被各宗族族长和寨老取代，土司在清末已名存实亡。越是权力削弱，土司家族越要在文化上比周围宗族要清高，他们严禁子弟说东家话，倡导宗族说汉话，习汉俗。在其治下，民族汉化相对比其它“生苗”地区要严重得多。随着麻哈州书院和州学的兴起，养鹅土司办学设馆，请汉学儒师任教，汉文化不断渗透到封闭的民族地区。养鹅土司的红笔师爷，曾是麻哈州艾氏家族文书，艾氏先祖艾茂为清朝乾隆十六年（1751）进士，曾选庶吉士，授检讨，后来无意官场，乞养归田，讲学著述。据当地老人回忆，养鹅最后一个土司金坤在任职同时又教私塾，专设于自家偏厦，学生20人左右。如今留下的许多谱牒，其教学以“四书五经”为主，现实应用以对联、祭文、买卖文书占多数。

二、汉文化在苗疆养鹅司民间的传播

清朝政府一方面以武力征服苗疆，不断迁入汉民，移风易俗；一方面试图通过儒学教育消除苗民的凶顽粗悍，训以儒家礼仪，巩固清政府在苗疆的统治。《请开苗民上进之途疏》中云：“欲永绝苗患，必先化苗为汉，除令薙发缴械外，欲令其习礼教、知正朔，先自知读书，能汉语始……使苗族子弟入学读书，习汉语。”[4]535除了准许土司族属子弟入学科举外，清政府开始允许苗疆平民子弟按一定比例参加科举，录取一定名额，以此鼓励苗民积极习汉学，渴慕“学而优则仕”的志向。明清两代朝廷对苗疆少数民族，一般采取“先剿后抚”的方略，每次起义失败，苗疆地区尤其是土司辖地人民，均被迫易发改装，遵从汉俗，名义上对土司治下的土民进行文教安抚，实际上朝廷的目的在于政治驯化，并没有真心实意让少数民族群众学习文化，“苗地遍立设学，并择内地社师训教。无知愚苗，开其智巧，必将奸诈百出”，[5]532土司更是“恐土民向学有知，不便于彼之苛政，不许读书。”[6]统治者既想以温和的“王化”教育感动苗疆少数民族，又怕他们习得文化，变得聪明而难以推行愚民政策，于是限制少数民族子弟入学和考试。养鹅司传说，麻江畲族东家人有一位奇才去省府考试，住在客栈等待发榜，此时窗外乌云密布，将有暴雨来临，他情不自禁，东家话脱口而出：“天窝啦！”东家话“窝”即天色暗下来了。于是有人举报，这个学子即被取消了入选资格。咸同“苗乱”后，清朝统治者“严禁苗俗，如男女跳月、兄弟转婚及椎髻拖裙、黑衣带刀、祀牛角不奉祖宗之类。但于立法之初，严刑斩不率教者一二人，余自畏服。”[7]606养鹅土司地处汉苗交界地，在流官与土司的双重监管之下，屯堡和驿道上的畲族受汉文化影响较早，生产生活上多有周边汉族的风俗遗迹。少数民族对外界文化渐从抵触转向接纳，伴随着族外通婚的姻亲关系，双方文化交流不断开明。加上明代历次残酷的战争，少数民族托江西等汉籍，以免遭难灭族，或政府为了户税管理，划疆边氓，强用汉姓，亦有族中知识分子，为子孙跻身于国家政治行列而重建族谱。

汉族军士经受改朝换代时，或隐姓埋名，或避祸求生，杂居在少数民族中反而成了人口上的“少数”，入乡随俗，如此历经十几代人的传承，这些区域中的少数民族与汉族在“汉变夷”、“夷变汉”的互动交融中，很难分清彼此。其实，统治者的担心是多余的。养鹅司少数民族对学习汉文化不感兴趣，东家族群在狭小的地域内生活，不需要学汉字、懂汉语，学习那些与他们生活格格不入的中原礼仪。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8]24一切学习只有到了利益受到了损害才开始奋发，当养鹅司迁入汉族客民后，他们发现自己的处世交往、聪明才智不足以与外界交往，在经济上吃亏，在政治上受愚弄，才开始说汉话、习汉字，加上土司的文教影响，养鹅司平民百姓中富有者开始让子弟入学。到光绪年间，贵州陆续有青岩赵以炯和麻江夏同龢中状元，对贵州边远地区的学子来说是莫大的鼓舞，养鹅司的秀才在政府科举政策下开始尝到读书入仕的甜头。七十一岁（当时2005年）的养鹅司治所小寨开甲老人回忆，“他的父亲英才曾给他讲过，窝凼寨（现属中寨）原是明朝王璐建立土司的老衙门，设立有私塾（即现在正星家的老厢房），老祖炳锡1873年生，25岁时和寨上的廷香就在窝凼寨任教，距今有107年。”“世代土司都有文化的，炳锡老祖都是在土司家私塾学出来的。”[9]661养鹅司民间的文化教育，始于土司文化教育兴起，从官方到民间，从“贵族”到平民，今养鹅中寨正玉家屋基处曾开办了正规的私塾，学费在每年十月左右交，分各学段收取学费，一般是一年交一至两块大洋、盐两斤、碳两斤、烟叶两斤。5－6岁可以学蒙学，12－13岁学四书五经，不分年级，自买教材，老师读三遍，学生自学，不懂的去问老师。先有本族先生德坤，又陆续有廷光、开云、维兴，及外来先生潘明清等任教。

三、养鹅司近代文化教育的崛起

清末私熟教育在养鹅司十分盛行，土司和富家子弟学习汉文化，参加科举。各村寨有私塾先生，教七八名农家子弟，已是普遍现象，百姓称之“私学”。民国二十五年（1936），在养鹅司各寨有文化、有影响的寨主学诗、金坤（清末土司）等人的倡议下，成立了民国短期小学，得到麻江县拓泽忠县长的支持。拓县长调麻江人蒙子久老师一人任教，养鹅司此时方兴公学，即近代国民教育，学生二十多人，蒙学阶段课程有国语，算术、美术等。时至民国三十六年（1947），养鹅司学生增至100多人，由于养鹅司百姓还是羡慕私学教育，对新兴的学科不理解，认为没有深度，也无实用的价值。民国小学只得设立私学，与公学并进。私学课程设置有四书、五经、幼学等。私学相继有养鹅人开云、金坤、廷光、佐春等人任教。办学规模一至三年级，四年级学生分赴麻江或都匀就读。养鹅土司后裔、仙鹅小学教师胜和自传：“我幼小而学，青年而行，上教师，下泽民。1943年在仙鹅短期国民小学启蒙读书（性质公学、私塾），上午读私塾，下午读公学，课程有国语、数学、音乐、体育等……读完四书，兼读幼学、诗经等书籍，并开讲四书到万章。”[9]681从整理的养鹅古书籍看，养鹅私塾在五百年历史中，文化教育由土司向平民普及。但因农民起义、各大小战争以及政治运动，私塾偶有停办，书籍遭到焚毁，尤其在“四清”和“”期间，民间本来就鲜有的文化资源，被严重销毁；能留存部分的，又因家庭火灾、鼠患、虫蛀等损毁流失，加上现代学校中小学教育对“四书”等减弱，有的子孙后代对这些书籍的认识价值不足，保存意识差，任意丢弃烧火或变卖，现在能看到种类齐和品相良好的古书已相当少了。除了四书五经等私塾必读之外，地理命理、乡党应酬、史志、文学等书籍，如劝学、孝义、贞节等伦理道德的宣扬，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与道德品行的建立。又如，《封神演义》《西游记》《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岳飞传》也广泛流传养鹅，并把它们改编成各种民间小戏、说唱、酒歌、谚语等，得到充分的演绎，这些故事中的英雄情结、孝道仁义、灵动想象和精彩情节，影响着一代代养鹅司人。

如养鹅司承先自传称：“我出身于一个旧寒士的家庭，处居乡僻之境，幼小启蒙时，就请幼而学……一九三九年弃文就武，步入本县下司警察分所任警长代警官之职……时值抗日高潮，全国各族人民怨声载道中，同仇敌忾，甲申年（即一九四四年）请愿从戎抗敌，直属参与陆军二十六军四一师一二一团二营五连战士”。[9]680结语尽管贵州在汉代有尹珍等回乡倡学，传播汉学，始兴文教，但其后唐宋在思、播二州的领主羁糜统制下，各自为据，文化教育发展较为缓慢；元朝在西南民族中提倡儒学、设立学校、立寺庙、传经史、授学田；明代土司地区设立卫学、府学、州学，强制土司应袭子弟入学，优待土司子弟进入国子监就学，并对土人入学给以奖励；清朝在土司地区推行“文教为先”的政策，广建义学、社学，提倡苗疆平民子弟入学习礼，开科举之门。养鹅土司办学设馆，请汉学儒师任教，并派子弟去外地学习。历代每个和平时期，土司私塾向平民开放，经过几百年的汉文化教育，养鹅司乃至整个苗疆地区，不仅呈现民族性质上的“夷变汉”、“汉变夷”转化融合关系，少数民族已经在文化上，从强迫被动到主动自觉地接受汉文化，以儒家教育为核心，中原文化已渐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深入人心，由陌生到羡慕，积极主动传承汉文化，同时在日常生活中仍然保持本土民族的原始文化，呈现出“夷汉”文化共同发展的态势。

作者：王星虎 单位：黔南民族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