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派建筑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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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徽派建筑的文化资本内涵

文化资本一词最早可追溯到Baumol、Bowen（1966）《行为艺术：经济学困境》一书的出版问世。该书虽没有明确界定文化资本的基本含义，但却论证了行为艺术等文化产品也像普通商品一样具有经济价值，并将给传统实体经济学研究带来新的挑战。法国学者布迪厄（1990）是文化资本理论的集大成者，他首次从社会学角度对文化资本进行了系统的论证，指出所谓的文化资本是指基于文化交易的一种社会关系，是可赋予人们权力和地位象征的累积文化知识；文化资本通常具有三种形态：一是个人内嵌式的文化资本，即包含在个人之中的价值观、文化知识素养、宗教信仰等；二是实物附着式的文化资本，如书画艺术作品、建筑造型艺术等能够以物理形态作为资本交易；三是组织制度化式的文化资本，如各类学历学位证书、从业执照等。继布迪厄之后，澳大利亚学者思罗斯比（1998）则从经济学视角进一步论述了文化资本的经济价值功能，他认为所谓的文化资本是基于文化表现出来的有形或无形财富的积累，可称之为有形文化资本和无形文化资本。有形文化资本为物质文化遗产和有文化价值的文化产品，包括建筑、遗址、油画、雕塑、工艺品等；而无形文化资本包括民众的思想意识、实践信念和传统价值等。这两种形态的文化资本均可以通过消费和服务的不断流动，如旅游、广告，激发艺术家、建筑师和音乐家的创造灵感等方式，获得文化资本的再生产，实现文化资本的增值。从上述关于文化资本的含义不难看出，作为我国文化遗产瑰宝的徽派建筑也一定蕴涵着丰富的文化资本。

首先，从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表现形态来看，它兼具有形和无形两种形态：一是有形文化资本，这是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主体，包含了以徽州建筑本体为单元的文化资本，如古民居、牌坊、祠堂等古建筑，也包含了所有以徽派建筑符号为元素的其他建筑实体，如园林景观、工艺品、艺术创意作品等；二是无形文化资本，包含附着在建筑本体上的文化价值，这是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核心，是通过建筑形式表达出的民众共同认知的文化价值，如审美价值、历史价值、教化功能等。其次，从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分类来看，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不可移动实体型文化资本，主要是徽派建筑实体以及与徽派建筑实体相关联的徽州自然风光、地形风貌，这些都是徽派建筑不可分割的部分，这类不可移动实体型的文化资本可以用来旅游开发；二是可移动产品型文化资本，主要是根据徽派建筑文化资本再创造出来的，能够像普通商品可以移动带有显著徽派建筑符号特征的文化艺术产品，包括图书、影视作品、摄影绘画等；三是意识形态型文化资本，是指那些依附在实体的徽州建筑文化资本之上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历史传说等能够带来精神经济价值的文化资本。最后，从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本质特征来看，一是复杂多样性。在徽派建筑文化资本中充满了生机盎然、形态各异的诸如审美价值、精神价值、社会价值、历史价值、象征价值等文化价值，这庞大的文化价值子系统，使得徽派建筑文化资本具有结构复杂多层的特点。二是边际效应递增性。

经济学著名的戈森规律认为边际效用递减。然而，由于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构成要素并不是简单的生产和积累，而是大量的信息符号，它能够通过文化符号的创意使用不断生产出新的需求；同时还因为徽派建筑文化资本中的无形资本具有累积生长的能力，能够自我更新，培育发展出新的符号与财富价值体系，因而它不像一般资本通常会边际效用递减，而是呈现独特的边际效应递增性。三是溢出效应强大性。文化资本的溢出效应是指一个群体如拥有相同的道德观念、传统价值等文化资本时，会产生文化认识的趋同，这种文化的趋同会带来更广泛的带动和模仿效应，从而获得外部的收益。由于徽派建筑文化资本中的文化价值所包含的道德观念、风水观念、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以及涵盖在建筑形式中的道德伦理诉求，这些均能产生强大的约束力、效仿力、凝聚力和传承繁衍力，从而获得不可估量的外部收益，产生巨大的溢出效应。综上所述，徽派建筑的文化资本是指附着在徽派建筑之中能够创造经济价值的各种形式资本（具体结构如图1所示）。由图1可以看出，徽派建筑的文化资本结构分为有形和无形两大部分，其中有形部分对应的是徽派建筑的不可移动实体型和可移动产品型的文化资本，无形部分则对应的是徽派建筑意识形态型的文化资本。因此，无论是从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表现形态，还是从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构成要素及本质特征来看，徽派建筑文化资本除了具有一般资本的共性之外，还具有文化资本的特殊属性。

二、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符号化构成要素

符号化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进化的结晶，是社会文化资本发展完善的根基。正如卡西尔（1944）所指出：符号化是人类生活中最富有代表性的特征，社会文化的发展依赖于人类的符号化行为。索绪尔（1916）最早从语言符号的结构中提出了“符号化”理念，并指出任何符号化系统都是由“能指”和“所指”元素组成的：“能指”元素是指符号的形式，表现为可感性，而“所指”元素是符号传递的意义，表现为抽象和不可感性。皮尔斯（1873）则结合建筑文化符号的特点将建筑文化符号分为“图像”、“指示”和“象征”等三类符号，其中，图像符号是能指和所指之间具有图像相似性的符号；指示符号是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符号；而象征符号是能指与所指之间约定俗成的联系符号。据此，我们可以分析出经过漫长历史演变的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符号化系统及其构成要素。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能指元素是其文化资本的有形部分，是由徽派建筑的本体构成的。诸如粉墙黛瓦、祠堂、牌坊、马头墙、水井等已成为徽派建筑文化资本标志性的能指元素符号，如表1所示。所指元素是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无形部分，是附着在徽派建筑文化资本之中反映先民生活理想和愿景的符号要素（如表2所示），也是“器以载道”的典型代表，并通过谐音、联想、约定俗成的隐喻等，表达了先民们祈盼富足美满的意愿。综合表1和表2可勾勒出由各种能指和意指元素所构成的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符号化系统结构，具体如图2所示。

三、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符号化消费

符号消费理论是鲍德里亚具有颠覆传统经济学意义的理论，他在其著作《物体系》（1968）中指出符号消费是指消费对象由物的使用价值转向了物的符号价值，而符号价值其实就是物品所代表的社会地位和权力。李恩来(2014)则认为这些符号价值不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为目的，而是通过消费物品中所包含的隐喻、象征和延伸的意义，满足人更高层次的欲望，比如旅游的目的已超越了仅仅欣赏风景名胜的功能，而是达到快乐、休闲的欲望。因此，徽派建筑文化资本内涵丰富多彩的“能指”和“所指”元素所构成的符号化结构系统，不仅可以极大程度地满足人们精神欲望的需求，还可以通过多种符号化消费的途径产生巨大的文化资本价值功能。徽派建筑文化资本挖掘开发的实践表明，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能指元素的符号化消费主要通过如下三大途径实现的：一是旅游消费。通过游客游览徽派建筑的历史遗址，使游客获得徽派建筑文化资本实体形态的直接消费体验，从而构成了对徽州建筑文化资本的消费，整个旅游体验过程其实就是对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符号化消费过程，这种体验带有鲜明的文化特征和符号意义。二是博物馆消费。如安徽省博物馆举办的由水口园林、牌坊、祠堂、建筑构件与装饰艺术等单元构成的“徽州古建筑陈列”，以及黄山市的“徽州三雕”博物馆、明清古民居建筑博物馆、徽商博物馆等。这些以展示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能指元素符号为基调的博物馆正不断地吸引游客参观消费，使徽派建筑文化资本得到传承和积累，极大地提高了徽派建筑文化软实力的经济价值。三是艺术设计消费。徽派建筑符号系统浓郁的地域风格使之成为独树一帜的民俗元素。众多设计师将徽派建筑符号的能指元素糅进园林景观、休闲度假村的设计当中，并成为显著的文化地标，如歙县新徽园、屯溪老街、黄山云谷山庄、合肥的三河镇等，而马怡西则运用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将“四水归明堂，归水亦弘扬”的思想融入人民大会堂安徽厅的室内设计中，喻意良性循环，凝聚力与外向力的辩证统一，充分展示了具有徽派建筑特色的艺术符号。所指元素的符号化消费，其旨趣不在经济现象的量化，也无法在消费行为与其他因素间找出数字表示的函数关系，只能做主观的判断，以满足某种消费欲望的过程。因此，人们对徽派建筑中的无形文化资本所代表的意义进行消费，是以满足或表达对生活的某种祈盼和理解，其实质就是徽派建筑文化资本所指元素的符号化消费。例如，大量的个体企业、门面商店、家庭装修等，采用徽派建筑装饰中的蝙蝠、荷花图、葡萄松鼠图等所指元素符号，以祈盼财源滚滚，祥和美好的生活愿景。又如以徽派建筑文化资本为背景的影视、音乐、图书等文化产品（如纪录片《走进西递》、电视剧《红顶商人》等）都是将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所指元素的符号系统融入作品之中，从而满足民众的精神消费需求。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徽派建筑文化资本所蕴含的各种符号元素及其对应的符号化消费方式，足以证明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符号化消费已成为弘扬民族建筑历史文化的重要标签，成为开发区域文化资本的重要路径，尤其是在文化软实力正成为区域竞争主动力的大环境下，挖掘徽派建筑文化资本的符号化消费的潜力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历史建筑遗产的文化资本作为最能体现文化差异的一种文化形态，常常是以文化资源的状态而存在，要将其转变为现实生产力，重要的转换路径之一是促进民众符号化消费。因此，作为资源优势，徽派建筑遗产本身所具有的经济价值是通过文化价值得以提升而获得传承和发展，并以此得到保值和增值。另一方面，思罗斯比（1998）［17］曾经指出文化资本的永续特征反映了文化的连续性和演进性本质。徽派建筑文化资本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在于它所产生的文化商品流和服务流为消费者提供了物质和非物质的利益，物质利益是提供给消费者最直接的效用形式，而非物质利益则包含了复杂多样的文化价值，如思想、信仰、传统和价值观等，均可以产生新的、源源不断的资本，同时这些文化价值不仅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行为，也影响着人们的消费方式，这些消费方式其本质就是文化符号化消费，它在推动和刺激新的文化商品和服务流产生的同时，增加了资本的存量，这些存量又会在下一周期中产生新的增值，如此持续的动态发展，不仅对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也大大提升了安徽区域的文化软实力，更成为带有强烈中国民俗特征的典型历史文化资本。

作者：徐静吴晶单位：合肥工业大学管理学院人文素质教育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