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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消费心理同社会关系紧密相连,是复杂的社会组合体之一,推动着人类的历史发展、经济发展和民族的社会化发展。一个人的习惯、爱好、思想和行为准则,是在后天社会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即是受教育的结果,朝鲜族消费文化心理的形成也是如此。消费文化心理趋向是指日常消费过程中的文化心理和行为特征,群体压力、思维定势、行为定向较为突出地影响着一个民族成员的心理及行为。因此,可从这三个因素入手,分析社会变迁对朝鲜族消费文化心理趋向及其行为的影响。
群体压力。“群体压力是指群体对成员的约束力”,①是通过集体的信念、价值观和群体规范对消费者形成的一种无形的压力。这种群体压力可以逐渐成为一种强大的内部动力,驱使民族成员进行消费活动。研究证明,一个群体的信念和价值观对消费者个体压力不带有强制性因素,而“群体规范对消费者个体形成的压力有趋于强制的倾向”。②这是因为在一般情况下,消费者个体的信念、价值观与所属群体相似或具有同质性。同时,群体成员之间相互接触和交流有增强群体共同信念及价值观的作用。如果群体成员不遵从群体标准,就可能受到如嘲笑、排斥、议论等心理压力或心理处罚。因此,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相对稳定而独立的民族文化心理特征,即“民族成员在共同的生存条件下所产生的共同的心理特征”③,其表现在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各种形式之中。如朝鲜族在房屋的结构式样、生产工具、服装、饮食、节日仪式、风俗习惯等方面的消费态度和习惯化的行为方式,都是其特有的民族文化心理趋向的外显和结果。可见,个体成员在衣、食、住、行方面的消费,都会围绕着民族团体心理趋向和特征需求而进行,从而制约着其具有相似的消费心理特征及行为体现。
思维定势。定势又称心向,“是指过去解决问题的经验使心理活动处于一种准备状态”④,它影响着解决问题时的思维倾向性。在消费过程中,思维定势往往能使人顺利解决问题,进行消费,也使人的思维受局限,缺乏灵活性,从而发现不了更好的解决方法,出现消费障碍。如朝鲜族崇尚白色,给老人过寿或婴儿过百天时必穿白色服装,吃象征着长命百岁的白米蒸糕、长寿面等食品。随着社会变迁,服装的样式不断改变,糕点的种类日趋丰富,但喜欢白色的民族文化心理趋向仍未改变,从而显示出朝鲜族固有的思维定势及其外显的行为习惯。如在运动会、节日庆典等各种大型活动中,常常见到朝鲜族男女老少穿着节日盛装,积极参与各种民族传统游戏、体育项目、文艺表演等活动,使其在他民族眼中形成朝鲜族能歌善舞的民族文化个性和心理特征。调查中也发现,随着社会变迁,朝鲜族开始对有些不符合时代潮流,甚至过于呆板的思维定势及其行为习惯,逐渐产生了改变的需求和渴望,其消费行为也呈现出相应的变化。如春节家家户户酿米酒、大量地做各种米糕等传统文化习俗逐渐淡化;虽喜欢白色但也希望通过颜色搭配和独特设计来点缀和改变传统服装的审美趋向;结合现代化多元化的步伐,逐渐改变和简化婚丧嫁娶习俗中繁琐的礼仪仪式和环节等现象增多。当然,起初走出固有的思维定势虽有些不适应,甚至出现矛盾和冲突,但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朝鲜族成员(尤其是一些老年人)也逐渐开放思想,克服固有的思维定势,接纳适合时代节奏的新思想、新生活方式,积极形成健康合理的日常消费文化心理。
行为定向作用。行为定向是指人的外显行为的方向性和指定性。在一个民族团体中,任何一种消费习俗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取决于民族成员的心理接受程度,心理稳定性和逐步强化的消费倾向。它能在某种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引起消费行为的一致性,对民族成员的消费心理起到行为定向作用。在过去传统的经济类型下,朝鲜族作为农耕民族,其消费行为主要集中在满足基本生产需要和物质需求。随着社会变迁、经济类型的转变,大量的朝鲜族青壮年人口向国内外输出劳动力现象日益增多,其消费需求也逐渐多元。从4个朝鲜族乡镇来看,随着人口的流动、负增长及空洞化现象出现,各村屯现已很难开展大型文体娱乐活动,基层文化传承主力由过去的青壮年逐渐转向老年阶层。尽管如此,村貌干净整齐、街道两旁鲜花盛开,各村的老年协会主动承担和管理村屯卫生及安全保卫等事宜,体现着老年群体爱家乡,积极努力传承民族文化的心理趋向和行为模式。如依然保持着正月十五吃“五谷饭”,喝“耳明酒”;三伏天喜欢喝狗肉汤、吃冷面等日常消费习俗。同时,也保持着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尤其在延边自治州,延续着庆祝8月15日老年节和六一儿童节的传统,过节产生了因饮食、娱乐、服装、节日、礼仪等各种消费习俗引起的行为的一致性和文化认同。由其他民族看来非常奇特的一个民族的风俗和仪式等文化传统,之所以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是因为“它是该民族长期实践和积累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合理性。”⑤换句话说,是这一民族团体长期以来在社会积淀过程中形成的行为的一致性和定向反映。
在一个民族团体中,如何引导和实施每个成员的消费行为,使之趋于一致和相似并符合社会规范,显然成为一个非常现实的重要问题。针对朝鲜族消费文化心理趋向与特点,基于社会历史背景和发展根源的相同性,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尤为关键。
(一)传统的、被动接受的消费心理及对策
起初,朝鲜族从事水稻生产,人口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北三省以及内蒙古地区的农村,居住相对集中而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朝鲜族农民家庭的年收入非常低,一般家庭一年的收入最多能买件衣服,买1~2双胶鞋或者买些大粒盐等家庭生活必备品。对家庭主妇来说,能买几个碗、碟或针线等生活必需品,都属于顶尖消费。解放初期,由于收入有所增加,一般家庭到年底较为普遍地添置些衣服、鞋帽等生活用品,收入较好的家庭开始买耕牛、农具,以便进行再生产。到了20世纪60—70年代,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朝鲜族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劳动力多的家庭,开始增添自行车、收音机、手表、缝纫机等。这一时期,我国有八亿人口在农村,仍处在计划经济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社会发展水平较低。因此,朝鲜族对生活消费品的更新换代的周期较长,欲求换代的消费意识薄弱,对消费品选择中的求新、求奇心理因长期缺乏物质基础而被抑制和弱化,所谓“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消费观念根深蒂固。研究表明,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人的收入越低,收入来源越不稳定,其消费欲望也随之降低,消费心理活动则越低沉,消费行为中表现出突出的求廉心理”。⑥这一时期,不稳定的收入水平直接影响着朝鲜族成员,呈现出简单接受或被动接受的消费文化心理趋向,其消费行为体现为单一的、雷同的消费模式。这一时期,在家庭生活和社会教育中积极倡导勤俭节约,不能铺张浪费的消费观念和意识,学校教育中积极渗透和正面引导民族成员的消费心理及其行为。
(二)现代的、主动欲求的消费心理及对策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朝鲜族成员陆续到韩国、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家以及我国沿海各开放城市进行劳务输出,挣得高额收入,其消费意识和消费行为逐渐发生变化。20世纪90年代后,朝鲜族不再仅靠土地来促进民族生存与社会经济发展,而更多流向国内外发达地区,通过不断扩大自己的生存环境来强化生存能力。尤其是年青一代的朝鲜族成员,利用得天独厚的双语双文的优势,进入中韩或中日等合资企业展现自己的才华。有的朝鲜族成员投资开办工厂、商店、餐饮店、公司等各种经济实体来继续发家致富,从而迅速脱离了小农经济和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飞速发展民族经济,改善自身生活水平,提升消费品质。由于经济收入的急剧增加,朝鲜族群众的心理需求和欲望也随之增强起来,其消费文化趋向不再是简单、被动地接受心理,而是积极主动的,求新、求奇、求美的,呈现丰富多彩的欲求心理。家庭必备不再是过去的“三大件”,而是同国际时尚相接轨的高级音响、彩电、空调、住宅等。
时装时尚、个性化;住宅舒适、宽敞化;消费文化趋向向求新,求美的方向发展,这象征着朝鲜族消费文化心理具有稳定、向上、多元而丰富的趋向与特点。不过,也逐渐出现一些不理智、相互攀比甚至过度浪费等不健康的消费心理趋向。如个别朝鲜族成员出现变相求新心理,即盲目求新,在“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的消费观念下,出现只要有收入(更甚者借钱提前消费)一切换新的,过度的模仿、从众、攀比,显示出种种不良消费行为。有的朝鲜族成员增加收入后,开始整日出入歌舞厅、餐厅,不务正业,大吃大喝,尽现“今朝有酒今朝醉,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消费心理和享乐主义思想;有的因高消费而收支失衡,导致负债累累,令人感到痛心。不成熟的消费心理驱使下,有的从富商变成了乞丐,有的家庭支离破碎,更甚者走向了犯罪道路。当然,适当的从众,模仿都是无可非议的,但一旦超出自身的承受能力,造成不良的社会群体效应时,其消费行为则带有很强的情绪情感的激动成分,具有盲目性和冲动性。调研中了解到,海林市某镇某村仅有280多户,但每天的单向出租车次达到80辆左右;该村一名小学生的年消费额至少为5000~6000元,初中生至少为一万元,多者甚至达到二万元左右。而与大量的经济开销形成惊人反差的是该村的升学率:如果初中第一学期的升学率尚在100%的话,到了第二学期升学率只有40%;初二时只有20%;初三以至升入高中的学生比例寥寥无几。可见,消费趋向渗透着一个民族群体及其成员的行为趋向和文化特征。因此,应充分发挥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功能,帮助和引导这些朝鲜族成员及时调整消费心态,走出消费误区。同时,具备判断和吸纳正确的文化价值能力,鼓励追求健康的消费文化趋向,对民族未来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理性审视民族自身的发展,从而推动民族的升华。
总之,朝鲜族群众应充分利用对消费行为影响突出的群体压力、思维定势、行为定向等心理因素,继承发扬“勤俭节约”的优良民族传统,通过学校、家庭、社会等教育合力作用,树立榜样,加大宣传力度,使朝鲜族具备健康、正确而科学的消费心理及其行为,克服各种不良的消费观念,形成良好消费行为习惯和品质,使民族更加充满生机。(本文作者:崔英锦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