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发展问题与机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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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文化强国”的命题，正是基于目前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模式西方化的同时，在文化领域，在伦理道德层面出现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充分暴露出西方文化的局限性。因此，只有在全球化大潮中树立文化自信意识，把未来的挑战和传统的重新解释结合起来，中国文化正面的、积极的、建设性和创造性的价值才能够被当代人发挥出来，挖掘出来。最终，我们才能依托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穿越西方，回到中国”，才能最终建成文化强国。

一、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的挑战

由于技术的飞速发展，世界正变的越来越小，人们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在西方文化的阐释下，现代化被理解为“大同”加“多元”，理解为汽车降价、看好莱坞大片或到世界各地旅游，理解为消费，甚至与个人主义等同。在此情形下，中国社会近几年出现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是我们抛弃了优秀传统文化，被动西方化了。

每一种文化，在其原初的自我认识上，都是普遍性文化，是就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世界、人与神、人与时间等基本生存维度所作的思考和安排。因此，全球化的出发点是承认每一种文化“内在”的普遍性，而不是将其特殊化。黑格尔认为，思考的途径不是由具体上升为抽象，而是由抽象上升为具体。未经批判的普遍性和未经批判的意识，和自我意识一样，往往就是一种黑格尔意义上的抽象，是一种天真幼稚的自我中心主义，一种想当然的空洞，一个没有生产性的“一”或自我统一性。所以，也可以说，每一种文化和文化意义在具体的历史的现实关系中，将自己作为一种普遍性的东西再一次表述出来。目前，中国传统文化在来自西方强势的文化面前处于无语状态。

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正是这种强势文化不断地刻意重新制定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的新秩序、新法则。政治上，在近代，我们引进了马克思主义，以西方政治理论为蓝本，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系列政治纲领；经济上，改革开放以来，从国外搬来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引进的市场经济；文化上，从“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到十年“破四旧”等等。所有的这一切全面动摇和消解了中国传统文化，也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一次又一次的阉割。在这种历史动力学的场域内，任何一种文化都只能放弃为自己的作为文化和生活世界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辩护。

同样，处激流不进则退。在中国传统文化失声的状态下，西方文化不分良莠，如入无人之境，占领了我们的主流文化阵地，造成我们在文化领域唯西方马首是瞻。因此，在客观的、形式的层面上，或者说在基本的问题格局上，当代中国的文化政治思考既和晚清以来的思路一脉相承，也面对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新挑战、新冲击。

二、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的困惑

中国人自鸦片战争后遇到西方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和文化价值体系的全面挑战，经过一个半世纪，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已经由这一开始时是“外来”、现在是“西方化”的力量所决定和界定。在此意义上，现在的中国完全是一个现代国家；当前中国的文化问题完全是现代性文化的内部问题。因此，对当代中国文化意识或文化政治来说，不是由于我们有一个先验，无须论证（康德先天综合判断）的中国立场或中国意识，而是由于：第一，中国进入现代性基本关系中去的历史经验决定了看问题的特殊形式，现代性体制的某些问题的方面，甚至它的整体上的“合法性危机”由此变的清晰起来。第二，当代中国在全球化时代错综复杂的经济、军事、政治、文化的不平衡、不平等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又一次把有关中国国家、个人和生活世界整体的价值正当性的自我确证的问题急切地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知道，19世纪的西方带给我们的器物或技术层面上的冲击，即工业革命以来的纪元性变化（其“普遍性”也许只有从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的跳跃可以比拟），业已被中国社会吸收“，现代”在这个意义上已经“去陌生化”。与此同时，原先只是作为一种“他者性”的“西方文化”，却在全球化时代日益作为“文化本身”，成为当代中国文化时代性问题。因此从康德开始，中经黑格尔、马克思、尼采、韦伯、施米特、海德格尔，到当今的罗尔斯、哈贝马斯和杰姆逊的历史阶段是资产阶级“公民社会”到现当代国际法和世界文化观念的形成过程，也是一个欧洲人通过自我认知来为世界立法的过程，也是欧洲文化进入普遍与特殊的阐释循环，不断扩大自己的内涵和外延的过程。

当代是全球化与商品化的时代，人们想要什么就能够得到什么，以往的地理、文化、社会、道德的屏障已无法阻断人们的交往、限制人的欲望的想象。但我们所得到的一切到底是不是我们想要的呢？得到以后我们的生活就更有意义，就更幸福了吗？康德一辈子在一个小城里度过，但他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不是文化决定论者，那是德国浪漫主义者的基本立场。但康德最终承认，人类生活的最高意义是文化，因为文化决定幸福。幸福是特定文化的产物。人的最高形态是文化，这种高级文化即建立在良好的道德秩序和政治秩序上，又是后者的基础。美国社会是靠理想的国家形式、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来保证。没有一个合理的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就没有一个国家，就没有文化。

中国现代性是通过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和国家力量，把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挡在外面，相当程度上同国际不平等秩序“脱钩”，另起炉灶，自力更生，从而保证国内落后的民族经济、社会结构和文化生活有机会发展壮大。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眼里，他们总是倾向把《共产党宣言》里的一句话推到极致。马克思曾说，中国社会象棺材里的木乃伊，在棺材里不和外界接触，大概还可以继续存在成百上千年，但一接触空气就要分崩离析。这个空气就是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就是现代性。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用廉价的商品，摧毁了一切中国长城。中国的社会形态最终是要被世界市场吸纳进去的。

尼采说，现代性在文化意义上、审美意义上、精神意义上对人类的腐蚀作用就在于给了几种现代毒药。第一种就是过程（尼采最反对的）。现代教育和自我教育的目的都是：我们最终意识到，自己是更大的一个过程或项目的一部分。人一旦变成过程的一部分，人的本质就异化了。总是在“成为”什么，加入了现代大众社会忙忙碌碌的节奏，加入了乌合之众，生活在一种幻觉之中，跟吸毒差不多。在尼采看来，大家都要成为什么，都要有出息，就是都要模仿“先进”和“成功”，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造，而目的却是要和别人一样。这样，真正意义上的自我价值认同就会丧失，人逐渐就会在“进步”和“成长”中变成现代大众社会、工业社会，由国家主导的社会设置的伪文化的牺牲品。一旦投入到这个过程中去，就再也出不来了。赚钱以后要赚更多的钱，然后再赚更多的钱。如果要在学术上和同行竞争，就要一本接一本地出书，一边出书还要一边替自己吆喝。尼采说就像母鸡下蛋后呱呱乱叫一样。现代学者这种“母鸡”现在是大批机械化、自动化饲养的，它们的产蛋量日益增加，叫的越来越欢，可蛋却越来越小（虽然书是越写越厚），里面的营养越来越稀薄。尼采说，这不是文明这是野蛮，是现代社会造成的新的野蛮状态。

从这个思路上看中国文化问题我们可以发现，当代中国人仍然是背井离乡地走在“现代化”的路上，仍然在回家的路上越走越远，仍然对什么时候才能开始接近我们的目标和起源心中无数。但在今天的中国文化和中国知识界上上下下都好象有一种“找到了，找到了，就在这里”的自欺欺人的沾沾自喜，好象我们现在变聪明了，终于找到了正道，而且义无返顾地要走到底了。因为这条路是别人都在走的，是“世界文明的主流”。以前我们还有西方的压力，传统的压力，还有革命理想主义的强制的整体性和方向感。但现在我们好象根本不需要压力、动力和方向感了，因为大家好像觉得在这蛮好，哪儿也懒得去了。其实，只要睁开眼看看，我们就明白中国人的文化世界和生活世界，都还没有落实下来，在我们真正的集体认同和归属上，我们还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三、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机遇

当一个半世纪前中国人要奋起追赶西方时，中国在各方面均落后，但惟独在什么是中国文化，什么是中国人，什么是我们的存在———对自身的认同还是明确的。这个明确的认同是中国现代化努力的基本的内在动力。现在，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在许多方面的确赶上去了，融进去了，成了当代的世界工场，但偏偏在根本的价值和认同问题上“空洞化”。这个空洞化的原因之一是整个社会领域的“非政治化”、“理性化”和庸俗经济学。

真理是一个价值事件，价值是一个文化事件，文化是一个生活事件。同样，真理的冲突是价值的冲突，价值的冲突是文化的冲突，文化的冲突最后是生活世界本身的冲突。把握了这一点，再回到当前的文化冲突，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冲突以及亨廷顿“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冲突”，我们就应该做一些知识上的、价值论上的调整。

我们知道，在全球化的空间里中国文化的声音仍然是很微弱的，就其原因并不是中国人没有什么好说的，也不是因为学养太差，知识准备不够，而是在当代中国由于对传统的全盘否定导致了对“本源性”或“起源性”问题的漠视，即真理—价值—文化—存在之间一环扣一环的规律和自我认同始终没有被揭示出来，发挥出来。在西方，包括和欧洲很不一样的美国，这个联系非常紧密，非常有自我认同感。美国人的观念背后是他的价值，他的价值背后是他的生活方式———包括美国人的日常文化和政治文化，而生活方式背后是他的存在、政治、经济和他的神话（自由、平等、机会等等），所有这一切环环相扣，是一个整体。我们现在是用一个局部和整体对抗。

中国知识分子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冲突和认同问题目前似乎缺乏明确的思路。其实，现时代的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问题，归根结底是我们对自己生活的理解，要确立在这种生活的“存在必然性”之中，从自己的存在和民族神中一步步推出新的生活形式，新的文化，新的时代性的“真理”。这就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才是进入全球化条件下应对文化冲突的具体途径。

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在现时代，建设现代化更不能脱离传统，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彻底否定自己的传统文化，而能够完成现代化。因而立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挖掘其固有的精神资源，重建一种非西方的适应我国现代化需要的文化主体意识，应对亨廷顿所谓“文明的冲突”，实现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和谐统一，才能最终达到历代中国人奋力追求的那种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凝聚的核心价值观———“天人合一”的世界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