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典和字典现代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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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的工具书分为词典和字典两种。时代迫切需要词典和字典现代化。这是与汉语生活的现代化密切相关的。中国的语言生活在20世纪发生了巨大变化，普通话代替方言，白话代替文言，已经成为汉语公共交际的事实。200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

汉语工具书一直在追随这种进步的变化，但是，从观念到实践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与封建社会结束比较早的国家相比，显得非常落后。

在汉语工具书现代化方面，我们首先要感谢魏建功先生。他在1950年接受叶圣陶先生的邀请，担任“新华辞书社”社长，开始主编《新华字典》。提出“绝对以音排列”、“以语分字”、“广收活语言”、“适合大众”等进步原则。［10］终于在1953年正式出版《新华字典》。其次是吕叔湘、丁声树等先生。1956年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责成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写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现代汉语词典》。［15］吕叔湘、丁声树先后担任主编。终于在1965年出版“试用本”，1978年正式出版。《现代汉语词典》使汉语工具书现代化在《新华字典》的基础上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从此，配合语文现代化新生活的新型语文工具书不断涌现。这是中国语文生活中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李行健主编的《现代汉语规范字典》(下面有时简称《规范字典》)1998年由语文出版社出版，给汉语工具书的发展带来一股新风，引起学者们见解新颖的讨论。大家在赞扬它的规范意识的同时，指出它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本文运用语言理论，结合有关成果，讨论汉语工具书现代化的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1.必须区分词典和字典

英语只有词典，不需要字典，汉语词典和字典都有需要。因为任何语言都有几万个活着的词，但是不是都有很多的字。英语用26个音素字，不需要专门的字典去解释。汉语通用的字有7000个，所以需要字典。［8］［P254］

汉字的字在古代记录的基本上就是词，所以古代的词典就可以直观地叫做字典。在现代汉语中，虽然词典不能简单地叫做字典，但是，单字基本上仍然记录有意义的语素。一种语言的语素的总数肯定少于词的总数。通过语素学习词，可以一定地提高效率。这就好比一些英语单词学习手册，把词根、词缀从大量的词中拆分出来。所以语素意义上的“字典”，可以比词典更加简明地提供基本信息，可以为巩固学过的词语提供联系。这样字典的存在有一定意义的必要。但是，要完全解决语言使用问题，更加需要词典。

有些人仍然不愿意区分词和字，也就不会明确区分词典和字典的不同。黄河清等写的一本书在中国内地出版用了术语“词、词典、词组、词义”等，可是在中国台湾重新出版的时候，出版者却违背作者的原意，把这些术语“翻译”成了“字、字典、字组、字义”等，语素“词”全部强行改换成“字”。［3］

《规范字典》把“非”分开成“非1”和“非2”，是非常科学的创新。但是“非2”的解释是“指非洲”。“非洲”在“非1”里面没有也不可能解释。如果有小朋友问“非洲”是“谁”，我们只好叫他再去查词典。

即使要让词典和字典两种工具书同时存在，也绝对不能混淆字典和词典的功能，不能混淆“字”和“词”的性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就出过一本《英文部首字典》。把“英语语素构词词典”，叫做“英文部首字典”，这是牛头不对马嘴！这是缺乏语言理论常识的表现。它严格混淆“字”和“词”。一个字的部首和一个词的词素，怎么能够等同?这好比把北京市、长沙市、韶山市3个级别分别是省、地区、县的城市并列在一起。为什么会在研究外语的人那里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错误观念？因为有些研究汉语的人现在还认为词是字构成的，说汉语的词汇可以通过汉字扩大，英语词的结构复杂，“不能类推”。［1］其实，英语单词完全可以通过词根、词缀这样的语素类推。不过，英语语素一般不像汉字用一个语素字书写，而是用几个音素字书写。

词典可以包含字典，字典不能包含词典。一般来说有了《现代汉语词典》，就不需要《新华字典》了。但是《新华字典》为什么也畅销呢？表面的原因是，重量轻价格又便宜。其实，使用字典的人往往是已经掌握汉语的人，只是经常忘记书面上用什么字表现。一个大学的中层干部因为一个词的意思不懂，打电话问我。我说你查了词典没有。他说查了。原来他一辈子只知道小学就买了的《新华字典》。为了方便小学生，应该精简现代汉语词典中那些杂质和不常用的词语，编辑一本《新华字典》那么重的《汉语词典》。

2.词典和字典的编写必须现代化

我们现在非常需要现代化的词典、字典这样的汉语工具书。以汉语为第一语言的小学生、中学生，以汉语为第二语言的外国学生和中国少数民族学生更加迫切需要这样的工具书。［6］汉语工具书的现代化直接影响汉语的正常使用和健康发展，它应该成为汉语应用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它需要长期的连续的比较稳定的又有现代化思想武装的研究队伍。

现代化的语言工具书，是与现代化的语文生活密切相关的。80年以前，“白话文运动”废除文言文，使汉语的书面语不再是一种古董一样的少数人的摆设，而是成为接近口语的充满活力的大众交际工具。同时“国语运动”使汉族人的口语逐渐形成了统一的交际方式。中国语言的现代化在这一个世纪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语言能够更加适应中国的国家现代化的需要。我们的汉语工具书虽然一直在追随这种现代化的需要，但是目前从语言观念到语言实践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3.词典和字典需要加强时间和空间规范意识

作为普通话词典应该是对现代共同汉语的单一系统的共时描写词典，不是普通话跟古代汉语、方言的对比词典。因此，要具有强烈的时间和空间意识。［7］可是这方面的问题仍然存在。

目前《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虽然在区分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方面表现出了最高的水平，但是，距离现代化的要求还有距离。这里应该肯定的是在1990年修订中，《新华字典》更加自觉地修改了“一些不符合现代汉语普通话表达习惯和规范的释义”，例如把“位次于后”改为“地位次于皇后”。［9］这是工具书本身的在语言现代化道路上的明显进步。

对于“蜈蚣”的解释，《现代汉语词典》用了“有一对足”，《新华字典》相应地用的是“有脚一对”。很明显，《新华字典》更加现代化，用“脚”代替了“足”。相反，对于“猪”的解释，《新华字典》用了“体肥”，《现代汉语词典》更加现代化，用的是“身体肥”。再例如，《新华字典》用古代词“此”解释现代词“这”，用方言词“晓得”解释共同语的词“知道”，缺乏语言规范的时间、空间意识。同样，《现代汉语规范字典》收集大量古代汉语的语素意义，是一种倒退，更加严重地缺乏语言规范的时间意识，使规范失去了真正意义，与它名称中的“现代汉语”背道而驰。

例如，《现代汉语词典》收集了“要fio”，用“〈方〉不要”解释。“fiào”完全违背普通话语音系统中音节结构的规则，不可能在普通话中成长。所以《应用汉语词典》把它删除了。但是，《应用汉语词典》也保留许多方言词。例如，“mǎo”，汉字写成“有”缺少里面两横，用“［动］（粤语)没有”解释。即使要收集一些方言词，又怎样进行比较科学的解释呢？对比《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方〉没有”，我们发现用“粤语”注释是画蛇添足，因为湘语等方言也有。至于读“mǎo”的声音，就像模仿外来词的声音，不可能逼真。这个词注释成“上声”，可是长沙、衡山等地方的方言读“阳去”。再说，这个方言词能否取代普通话“没有”或者“没”，跟外来词一样在普通话中流行呢？我们需要把不会说普通话的人夹杂的方言词，把不会写白话文的人夹杂的文言词，都当做现代汉语的词收集到词典中吗？

4.词典必须重视词意识和正词法

《现代汉语词典》一开始就以词为单位拼音，这是汉语词的拼写在现代化方面的表率。在1996年的修订中更加注意词的书写规范的引导。例如，异形词在确认的主要词形下面进行解释，其余词形下面只说明同主要词形。“这样做有导向作用，树立了规范。”［14］

但是，这些进步还是不够。正当我们需要《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进一步出现新的现代化突破的时候，我们却看到在同样的编写队伍编写的其他词典中还有一定的倒退现象。例如《新编汉语词典》［4］的编者李国炎、莫衡、吴崇康、单耀海4人都是《现代汉语词典》的编者。这部词典与《现代汉语词典》的主要不同是词语采用逆序集中。可是取消词语的拼音，使一些词的读音无法得到准确的反映。多音字包括轻声不能得到准确信息，例如“打点(dadian)”。

他们为香港编辑的一本类似的字典中，放弃了词式拼音，改为汉字式拼音，也许是为了尊重出版者的“实用性”要求，而放弃了“科学性”。《现代汉语词典》的老主编吕叔湘先生，在为《新编汉语词典》写的序言中说，他当时问作者《新编汉语词典》跟《现代汉语词典》有什么不同，作者说“《现代汉语词典》注重科学性，我们要编的是首先考虑实用性。”我们认为实用性应该使科学变得容易接受，不是放弃科学。

值得高兴的是我们已经看到李行健主编的《现代汉语成语词典》［5］对成语的拼写，全部遵守了正词法规则。例如“千言－万语”写成“qiānyán－wànyǔ”，“泪如雨下”写成“lèirúyǔxià”。

5.汉语词典同样应该说明词性

给词说明词性是汉语工具书迫切需要进行的现代化工作。事物肯定可以分类，只是有的容易有的难。语言中的词都可以根据功能分类，确定词性。各种语言的词典一般会说明词性。由于汉语在书写实践中长期出现不按照词书写等旧习惯，人们难以确定汉语的词和词性，所以一直缺乏全面说明词性的词典。随着汉语应用的发展，特别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需要，这个问题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20世纪末期，中国从对外汉语词表，到相关的词典，都开始说明词性。

这里要特别提到200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郭良夫主编的《应用汉语词典》。这是到目前为止，在词典现代化方面最先进、最全面的成果。它在继承《现代汉语词典》的好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词性，采用正词法，插入文化知识等。

我们忍不住要问：《现代汉语词典》在修订过程中为什么不做这样的改进工作呢？

6.词性说明不应该用于语素或者字典

由于传统习惯的影响，人们往往不同程度地把“字”和“词”混淆在一起来做语言工具书编写工作。《应用汉语词典》凡例说：“比词小的词素……也一律标注词类”。这就不仅造成矛盾，而且词素或者语素跟词不是数量上的大小关系，而是使用上的不同性质的关系。

《现代汉语规范字典》的“前言”说：“给词标注词性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当前我国通行的字典、词典一般都没有标注词性”。对于词典，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警告，也是汉语词典现代化的一种重要的觉醒。但是，在字典上面标注词性，却有点南辕北辙了。给字典上的字记录的语素说明词性，不仅不伦不类，没有必要，而且会带来许多主观错误和麻烦。［2］

给“字”确定“词性”，好比给“眼睛”而不是给“人”去解决户口。这不仅没有积极价值，反而有些消极作用。本来我们的教育使我们不能区分“字”和“词”，这样反而强化了这种混淆。例如，《规范字典》第37页，有“并”的一个解释是“表示两件以上的事同时进行或者被同样对待，相当于‘一起’”，例子有“工农业并举”。根据词性“副”，我们应该可以说“工农业并发展”。可是事实上为什么不行？因为这正是词素意义，虽然与词“一起”的意义一样，但是它们的语言构造功能不同。“并发展”(一个词素＋一个词)要说成“一起发展”(两个词构成的词组)。“如果词素和词的功能完全一致，这当然是很理想的。可是事实上不完全如此。”［11］

这也许在古代汉语中基本上可行。今天我们是用来创造句子的“词”不再是用一个“字”书写的。一个词内部的结构分析，如同分析历史上留下来的化石，如同分析建筑用的砖。如果一定要把砖打碎，当作几块砖来使用，那么肯定会使用“故呢，一定要及时治疗”这样别扭的句子，把不能自由使用的“故”来代替自由单位“所以”。

7.词典应该区分单音节的词和语素

汉语的词典是在字典这座大楼上面经过修补建筑起来的，显得不伦不类。如果要编写词典，我们必须推翻字典的模型，重新设计词典的模型。这样才能促进词典科学化、现代化。这不是不要优良传统，而是要敢于打破不良传统。对于思想保守的人，需要忍痛割爱，才能避免更大的痛苦。

目前比较进步的词典《应用汉语词典》在凡例第一条说：“本词典分单字条目和多字条目”。这跟《现代汉语词典》完全一样。这种按照字或者音节的数量来区分语言单位的做法没有抓住语言单位的实质，也是不符合语言使用实际需要的。人们需要知道哪些是词哪些不是词。这样才方便规范地用词来说话。

例如，如果知道“知”、“幸”在现代汉语没有词的功能，中学生作家郁秀就不会在她的小说《花季，雨季》第123页（海天出版社，深圳，1996年）出现“真不（知），这是你们的（幸），还是不幸？”的句子。这句话应该连同问号一起修改成“真不知道，这是你们的幸运还是不幸。”不然，《现代汉语词典》怎么用“不幸运”解释“不幸”？

问题是：《现代汉语词典》又用“幸运”解释“幸”，只是例子属于包含“幸”这个语素的词或者成语“荣幸，三生有幸”。读者无法体会“幸”的这种功能不是词的功能，所以容易错误地当做词去用。

如果我们的词典能够明确地把“单字条目”区分成“单字（音节）词”和“语素”。如果通过词典进行引导，并且通过语文教学贯彻这种思想，那么上面问题就会逐步得到解决，现代汉语词的规范就能够得到普及。这样，普通话的普及就不是停留在语音和文字的形式上，而是深入到了词汇和语法层次，就有希望形成系统和规范的现代汉语。

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美国语言学家JohnDe-Francis（德范）1996年在美国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了《ABCChinese-EnglishDictionary》。把字作为一个特殊条目夹杂在词条中间说明它有哪些表达语素的能力。这样不是字牵着词走，而是词牵着字走，就真正体现词典的性质。

8.解释用的词语要尽量常用化

?ピ谘细褡裱?循序渐进的学习规律的基础上，用尽可能常用的词语解释。用同义词解释意义，确实是一种非常方便的办法。但是，用来解释的词语如果更加不常用，那么，正如古代人用同音字的办法给汉字注音可能越注释越读不出来一样，这种解释可能越解释越糊涂。我们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就可以找到这样的毛病。例如，查找“拌”，解释是“搅和”；再查找词条“搅和jiaohuo”，解释是“〈方〉混合；掺杂”；再查找“混合”，解释是“掺杂在一起”，查找“掺杂”，解释是“混杂”；再查找“混杂”，解释是“混合掺杂”。这样进入了死胡同。我又回头查找“搅”字条下面的解释“搅拌”，才算基本解决了问题。“搅拌”的解释是“用棍子等在混合物中转动、和弄，使均匀。”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怎么能用“搅和〈方〉”这个方言词进行解释？方言词是北京方言中的还是南方方言中的，情况又大不一样。又例如，查找“诽”，解释是“毁谤”；再查找词条“毁谤”，解释又回到“诽谤”。

在《新华字典》中，我们发现，“这”用“此”解释，“知道”用“晓得”解释。这好像是面向古代、方言地区的人翻译词语。这怎么能够很好地为学习共同汉语的现代人服务呢？

所以，用同义词方法解释，应该用常用词解释不常用词，对于常用词我们不能用不常用词进行同义解释，而要尽可能用定义的方式解释，并且定义解释用的词语尽可能选择更加常用的，更加容易理解的。这样看上去浪费了一些篇幅，实际上节省了读者使用中的许多时间，而且真正解决了疑问。

英国的《朗文当代英语词典（LongmanDictionaryofContemporaryEnglish）》[12]收集了5.6万词条，只用0.2万个常用词（definingvocabulary）解释，¼，而且几乎都有完整的句子例子。这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北京大学计算语言学研究所俞士汶教授认为这本词典是“受限语言”的杰作［13］。

9.词典、字典编写者要有语言理论素养

随着普通话在国内的普及，随着汉语在国外的流行，汉语的词典、字典迫切需要上面这样的编写思想。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许多人来参与词典、字典的编写是好事。虽然编写词典、字典不是个别人的专利，但是认为会说普通话的小学生也可以编写词典、字典，这就忽视了它的严肃性和科学性。

同时，有人错误地认为语言学专家去编写词典、字典是不务正业，浪费时间。这就会导致符合素质要求的人不能做，做的人可能不具备基本素质。如果总是这样，那么我们的汉语工具书事业怎么顺利发展呢？当然，即使是语言学者，如果缺乏现代化的思想，缺乏现代汉语的发展意识和规范意识，也不能实现词典、字典编写现代化的目标。新晨

参考文献

［1］陈蒲清.《论世界文字发展轨迹与汉字》［J］.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4).

［2］程荣.《汉语辞书中词性标注引发的相关问题》［J］.北京：《中国语文》，1999，(3).

［3］黄河清.《Dictionary和“字”》.香港：《语文建设通讯》，2001，(67).

［4］李国炎等.《新编汉语词典》［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3.

［5］李行健主编.《现代汉语成语词典》［J］.长春:长春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