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文化认同对比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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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英国文化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有关狭义文化的早期经典学说。其解释为：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文化，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是有机的生命体，会随着历史的变化发展而变化发展。运动是绝对的，静止则是相对的，在文化的绝对运动之中包含着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文化中的某些部分会沉淀下来，成为一个民族共同认同和遵循的规则，我们称之为文化认同。在此，我们将其定义为：文化认同是人们在一个民族共同体中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对本民族最有意义的事物的肯定性体认，其核心是对一个民族的价值的认同；是凝聚这个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是这个民族共同体生命延续的精神基础；它是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中华文化亦称华夏文明，它是一种以儒家文化精神为核心的文化，影响了包括内地、台湾、日本、朝鲜、越南等在内的广大国家和地区；中华文化认同主要是指对儒家文化精神的认同。本文拟从历史角度出发，通过比较法，分析中华文化认同在两岸的表层结构的变化与深层结构存续。然而，文化是概括的、抽象的，无法进行直接的比较，因此，若要进行中华文化认同的比较分析，我们首先需要选定比较的载体，分别为：文字、语言和风俗。

一、汉字繁简之争

简化字，又称简体字，一般是指目前内地使用的现代中文的标准写法，是与繁体字相对而言的。近年来，汉字的“繁简之争”讨论得越来越深入，涉及方面也越来越广，尤其是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于2009年提出“识正书简”并提出探讨两岸民间合编“中华大辞典”，更是掀起了又一轮关于汉字的繁简之争。其实汉字是没有繁简区别的，我们所知道的所谓的楷书、隶属、金文等等都只能称之为字体。汉字的简化运动起源于太平天国时期，1909年，陆费逵在《教育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的论文《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第一次真正地提出了要进行汉字简化。1935年，中华民国教育部第11400号部令，正式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但到了次年就被喊停。同年，容庚出版《简体字典》并在燕京大学开课尝试。当时间行进到1949年，国民政府退守台湾，内地和台湾汉字的简化进程也终于开始走向不同的方向。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汉字的整理和简化成为协会的研究目标之一。但是，简体字的研究工作真正开始却要定位在1950年7月的全国文字改革协会干部会议上。吴玉章在此次会议上传达了的指示“：文字改革应首先办‘简体字’，不能脱离实际，割断历史。”三年后，《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二稿完成，中央文字问题委员会亦于同年成立。次年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批准设立了国务院直属机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55年，政府正式向全国印发关于《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征求意见，其中赞成的比例高达97%。1956年1月1日由全国报刊首先开始采用横排，使用简体字。1964年国务院公告了《简化字总表》。《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于1977年后公布，一直使用到1986年废止，这一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取代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并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并与次年1月1日正式生效。由此，汉字在大陆正式完成了由繁到简的转化。1945年日本投降，国民政府接收台湾，由于交流以及维护统治的需要，汉字取代日文成为台湾正式的官方文字。1952年，退守台湾的政府提出进行文字改革，但是遭到著名学者胡秋原极力反对。胡秋原认为，汉字是汉文化的载体，是中国文化之根，已使用了几千年，书写时没有什么不便，完全没有必要简化，简化汉字就是破坏中国文化。正是由于这些人的抨击和反对，最终停止了汉字简化。由于政治的原因，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的这段时间内，台湾将自己放到了汉字简化的对立面，不断诋毁内地的文字改革工作。1979年，台湾教育部公布了《常用国字标准字体表》（甲表），共4804字；次年则颁布了《标准行书范本》收录汉字4010个，其中600多个为简化字。由于简化字多为古代流传而来，因而两岸的简化字大致相同或者相近。1982年，台湾教育部公布《次常用国字标准字体表》（乙表、丙表）。随着两岸交流日益频繁，许多学者在汉字简化的合理性以及必要性上取得了共识，越来越多地呼吁汉字改革。当前，台湾虽然很多人也在用简化字，但却仅仅用于手写，印刷依旧是繁体字。

二、汉语的标准化与台湾化

普通话，亦称现代标准汉语，它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这一名称是由朱文熊在《江苏新字母》一书中提出的，它是相对于“俗语”即方言而言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发展文教事业，政府大力推广民族共同语即普通话。1955年10月，中国科学院召开“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确定现代民族共同语称为“普通话”，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的社论，次年2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从三方面规定了普通话的标准，此后这一词开始以明确的内涵被使用。台湾华语是指战后由政府所推行、而逐渐在民间普遍使用的北京话。二战后，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并于1946年成立“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综理全台湾的“国语”（北京话）推行业务“；二二八事件”后，政府下令全面禁用日语，推行国语教育。经过了在台湾半个世纪的发展，北京话已经在台湾落地生根并融入了台湾的当地特色，从而具备了与普通话不同的特征。从语音方面来讲，由于和台湾本土方言的相互影响，与普通话相比而言几乎不用卷舌音、也少了儿化韵。《新华字典》（1990年版）和台湾《“国语”辞典》（1981年版）相比，3500字的常用字中，注音相同的有2711个，注音不同或者不完全相同的有789个。在词汇方面，形成区别的原因则主要来自三方面，第一是吸收台湾本土语言词汇形成了新的词汇。例如，鸭霸（不讲理）、杠龟（没有收获）、荣民（退役士兵）等等。第二是吸收外来语形成的新词汇。例如，来自英语的马杀鸡（按摩）、来自日语的运将（司机）等等。第三是在大陆已经不用但在台湾依旧保留的词汇。例如，次长、帮办、学艺股长等等。

三、大同小异的风俗

风俗是指一个地区社会文化中长期形成的风尚、理解、习惯以及禁忌等的综合；民间的风俗称为民俗，其涵盖范围很广，包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宗教娱乐、艺术等等。内地和台湾虽然由于历史、政治等种种因素的影响在中华文化认同方面出现了混乱，但是从风俗来看，中华文化认同一直以来都强烈地蕴涵在两者的行为、生活之中。从节日习俗来说，内地和台湾类似，主要的传统节日有除夕、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等。其中，除夕要合家吃团圆饭，春节要贴春联、走亲访友拜年，元宵节要看花灯、吃汤圆，端午节要赛龙舟、吃粽子，中秋节则是赏月、吃月饼。当然，在此之外，两岸也各自有不同的特色节日习俗，比如台湾原住民中的布农族有打耳祭，在每年的四月下旬至五月初举行。而内地的话，由于少数民族众多，不同民族的各式各样的节日习俗更是数不胜数，比如藏族的藏历新年、雪顿节，维吾尔族的古尔邦节等等，都是相当有名的民俗节日。从宗教信仰来说，虽然说两岸都是宗教信仰自由且多元，但是总的来说，在传统宗教方面主要由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组成。佛教在中国已经有两千年之久的历史，现有佛教寺院1.3万余座，出家僧尼约20万人。而根据美国国务院的2006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显示，台湾信教人口约为801.5万，占到台湾总人口的35%。道教作为发源于中国的原始宗教，不仅单独存在，而且常常会融入其他宗教信仰之中。在大陆，现存道教宫观1500余座；而在台湾，道教更是拥有755万的信教人口。在民间信仰方面，由于受到孔孟思想和其他思想的影响，基本脱离不了儒释道三者糅杂的现象，同时也伴随着例如妈祖信仰、关帝信仰、鬼神信仰，等等。

从上文的分析来看，从文字、语言到节日习俗、宗教信仰，作为中华文化认同的载体，为了适应时展，其表层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然而，我们需要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看到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虽然汉字字形发生了变化、汉语语音产生了变化，节日习俗、宗教信仰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但是作为中华文化的载体，其所蕴涵的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精神并没有发生改变，因此，比较分析两岸中华文化认同，我们既要看到两者在表层结构的变化，又要看到两者在精神层面的存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