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现代化转变中文化启蒙差距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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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那么中西现代性启蒙必然具有内在关联，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共同特征。但与两者之间存在的共性相比，中西现代化转型中文化启蒙的差异则更为突出，探讨差异产生的根源、分析差异的基本内容，不仅可以借鉴西方文化启蒙的合理性，而且有助于中国现代性的生成。

一、中西文化启蒙差异的背景分析

中西文化启蒙基本内容及结果不同，主要在于不同的发生背景，不同的社会需求导致了启蒙担负不同的使命，由此决定了启蒙的进程及方向。

西方启蒙前期的哲学是启示哲学、信仰哲学，当时的主要精神是一种依附精神、蒙昧精神，这种精神表明人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没有形成独立、自觉的人格，人们的社会生活需要从上帝那里寻找价值根据，教会控制着从日常生活到王权政治的一切，人们生存的最终目的是皈依上帝，向往天国。但宗教专制、蒙昧主义、禁欲主义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为了克服中世纪宗教及社会危机，适应新兴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从文艺复兴的反对神权、倡导人文主义开始，展开了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作为17世纪资本主义发展最快的国家，英国的启蒙运动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培根主张打破偶像，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霍布斯反对君权神授，提出了社会契约论，洛克继承并发展了培根和霍布斯的思想，成为启蒙大师。他反对天赋观念，主张议会民主制、分权制，提倡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这直接影响到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人权宣言”、“独立宣言”以及美国宪法等。之后，法国成为启蒙运动的主战场，笛卡尔反对包括经院哲学在内的一切偏见，提出了“普遍怀疑”的方法，主张用理性审查所有的知识，培尔用怀疑论抨击宗教，拉美特利、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卢梭等用战斗的无神论批判所有的宗教神学，他们崇尚理性、提倡启蒙、重视科学，所提出的新思想、新理论在法国的发展史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伏尔泰的《哲学通信》在社会各界产生巨大反响，从而拉开了l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帷幕。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深刻批判了反动的天主教会，建立了较系统的社会政治学说。恩格斯指出：“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尺度。”与法国相比，德国的启蒙运动主要体现在文学和哲学领域，以莱辛、歌德、席勒为代表的文学在启蒙运动中光芒四射，康德、黑格尔则在哲学的领域中建立了理性的天国。

从西方启蒙的历史进程看，启蒙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封建神学，手段则是理性精神和科学知识，旨在把人们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正如张申府所概括的那样：“凡是启蒙运动都必有三个特性。一是理性的主宰；二是思想的解放；三是新知识新思想的普及……凡是启蒙运动必然反迷信、反武断、反盲从，反权威、反传统。”可以说西方的启蒙运动是理性精神、自由主义不断彰显的过程。

与西方相比，中国现代化转型中文化启蒙的历史背景则要复杂得多。毫无疑问，近现代中国的一切启蒙运动都是以严重的民族危机为背景和动力，也成为启蒙的实现目标。鸦片战争前，中华民族没有受到更强的文化挑战，是典型的文化中心主义国家。直到鸦片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传统的农业文化才陷入危机，现代化才不得不被提上进程，可以说，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在西方的威压下发生的，由此决定中国的启蒙具有外源性特点。这种外源式的现代转型造成了这样一种悖论：传统文化失去了优越性，但人们又不愿抛弃它；西方文化显示了其合理性，可当时的中国人却不愿接受它，而坚守农业文明的经验主义文化拒斥工业文明的理性文化则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中国在这种情感上抵制理智上选择的矛盾中开始了文化上的启蒙。与中国相比，西方启蒙并没有“亡国灭种”的压力。

于是，中国的启蒙对中国传统思想展开了深刻的批判。五四启蒙倡导批判传统，当时的思想家致力于“新聪”、“开民智”的工作，提出了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并对以孔孟之道为首的旧文化进行了清算，认为中国文化最大的问题是对人的压抑、对个性的压抑、对生命的压抑、对创造力的压抑。遗憾的是，倡导文化启蒙的思想家们自身携带的传统文化基因，致使他们在现实世界的行为举止都没有彻底摆脱封建礼教的羁绊。总的来看，五四启蒙运动虽然对家族制度、封建礼教进行了激烈抨击，但传统的封建文化仍顽固地阻挠着人性觉醒和国民性改造的进程，多数中国民众仍然处于封建主义的蒙昧状态。特别是由于种种特殊的原因中国并没有形成市民社会，而西方启蒙的现实基础是其较完善的市民社会。

结果不但启蒙运动没有市民社会的支撑，如何改造国民性也成为启蒙运动的重要内容。孙中山先生从缺乏知识、安于现状、奴隶性格等三个方面批评了国民性；鲁迅则从奴性、面子观念、看客心态、麻木、自私、狭隘、保守、愚昧等揭露并批判中国人的劣根性，归结起来，由于传统文化的强大，以至于启蒙者也难以摆脱其强大的影响。同时，启蒙者启蒙的基础不是市民社会，背景又恰逢民族危机的时刻，导致启蒙运动发生了转向，即由批判传统文化转向了在抗日战争中对“统一”、“集中”、“权威”、“民族主义”和“集体主义”的颂扬。正如艾思奇在强调新启蒙运动在政治上、文化上的爱国性质时指出的：“只要是于民族的生存有利益的话，就是对一部分封建势力携手，也是在所不惜的。”直至80年代的启蒙运动传统文化才又引起了当时社会的反思，但随之就产生了国学热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由此可见，中国人还没有从封建文化中得到完全的解放，传统文化成为中国现代化转型中启蒙运动一直致力于批判却始终在不断反弹的强大阻滞力。“实现文化的转换，这将是中国文化中一个深刻的人性的转变。”衣俊卿教授在《大学使命与文化启蒙》中，与黄万盛教授展开对话，指出了传统文化对现代性的抗拒及现代社会中存在的传统文化景观：“用‘现代城市的农村心灵’来描述我们民族特有的文化景观，即一个建立在传统文化基座上的貌似的现代社会。换言之，表面上看我们已经很现代化了，但是其实在我们的制度安排中有很多是经验的东西，我们的决策中有很多是人情的东西，这与儒家和道家传统是有一定关联的。儒家和道家文化是整体上抵制现代化的。”总结启蒙的进程，分析中西启蒙差异的根源，可以发现，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经验主义伦理文化及其农民社会是启蒙一再背离其主旨的重要原因，与中国的启蒙运动相比，古希腊文化中的理性精神和个体自由文化模式，不但成为西方启蒙运动走出中世纪的重要力量，而且为西方进入现代社会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二、中西文化启蒙差异的价值评述

中西文化启蒙的差异不仅在基本内容上，在表现方式上也有所体现。中国近现代的启蒙运动虽然在各个时期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从总体上看，启蒙运动是希望通过彻底改造以等级尊卑的伦理观念为主，改造国民性，培养自由、平等、民主、理性的新国民，从而实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对民众启蒙的方式和途径与上西方表现出很大的不同。诚如余英时先生在其《士与中国文化》新版序言中所言：“中国知识人把许多现代价值的实现，包括公平、民主、法治等，视为他们独有的责任，这无疑和中国儒家士大夫的传统有关。’而在美国甚至整个西方，这些价值的追求则是大家的事，知识人并不比别人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新版序例如，孙中山先生在分析了国民性对中国实现现代社会的阻碍并提出构建新的国民性时就指出，新型国民必须拥护或认同“民国”及其制度和文化观念，同时强调先知先觉者对国民的引导，而没主张向西方那样以公民权利为核心，实现人的独立、自由。我们不应忘记，培育人的独立个性，改变那种强调群体以压制个人、强调国家以压抑个人、强调义务来否定权利的状态，才是启蒙运动最本质的任务。由此看来，启蒙固然很重要，同时如何实现启蒙的目标、即启蒙的实现途径和基本方式更重要。因此，新时期中国的启蒙切记总结以往启蒙运动中的经验和教训，实现启蒙的目标与手段、结果与环节、宗旨与方法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