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诗学理论品格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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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童庆炳先生等人近年来倡导的“文化诗学”，是根据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的客观情势和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内在规律，通过对中西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理论的整合与会通熔铸而成的一种文学理论形态，其命名和内涵与西方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没有直接渊源。文化诗学已经形成一个包含观念层面（体）、范型层面（式）和实践层面（用）的完整的理论框架。其基本观念包括语言与文化的双向拓展、审美与人文的层深建构、内部与外部的视角贯通、自我与他者的交往对话、理想与现实的体用相函。文化诗学以能够充分体现文化诗学理念的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和拉伯雷诗学作为其诗学范型。文化诗学的实践主要包括三个领域：文学文本研究、文学文化语境研究和文学与其他文化形态的“跨学科”研究。

[关键词]文化诗学；诗意；文化；观念层面；范型层面；实践层面

“文化诗学”（culturalpoetics）是童庆炳先生等人近年来倡导并践行的一种文学理论形态。经由童庆炳先生及其同道者的努力，文化诗学的基本理念、体系构成和批评实践等有关问题，已经逐渐清晰成形，并产生了一批理论研究和文本批评的范例性成果。文化诗学因其对中西文学理论传统和文化理论传统的扬弃整合以及对中国社会现实积极应答参与的学术姿态，在中国文学理论界的影响日益深广，越来越多的学人认同并参予其间。本文旨在对文化诗学的体系构成和理论品格进行一次整体描述，并谈谈笔者对文化诗学的一些体会和认识。

一文化诗学之“名”:此“文化诗学”非彼“文化诗学”

当我们准备谈论文化诗学时，首先面对的是这样两个问题，即童庆炳先生所说的“文化诗学”与美国新历史主义创始人格林布莱特（StephenGreenblatt）所说“文化诗学”（thepoeticsofculture）是什么关系？童庆炳先生所说的“文化诗学”与中国内地其他学者所说的“文化诗学”又是什么关系？彻底比较童庆炳先生所说的“文化诗学”与后两种“文化诗学”之间的异同需要专文论述，因此这里只能作一个初步说明。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童庆炳先生所说的“文化诗学”与格林布莱特所说的“文化诗学”，无论在命名上还是在理论内涵上都没有直接渊源。虽然童庆炳先生在近年来开始着力建构文化诗学，但是他对文化诗学这一思想的酝酿却久已有之。据其本人所述，早在1987年江苏扬州召开的一次全国性文学理论会议上，他即已提出了“文化诗学”的理论构想。我们知道，虽然格林布莱特在1986年西澳大利亚大学的一次名为《走向一种文化诗学》的讲演中用“文化诗学”替代了他过去使用的“新历史主义”之说，但是包括他早先的“新历史主义”及后来的“文化诗学”并没有马上为中国内地学者所知晓。中国内地最早的两本汉译“新历史主义”论文集——《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张京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和《文艺学和新历史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世界文论》编辑委员会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出版时间都是1993年，而一般学者也是正是通过这两本译著才了解到了大洋彼岸的这一理论。因此可以说，童庆炳先生所倡导的“文化诗学”与格林布莱特所说的“thepoeticsofculture”的汉译“文化诗学”在名称上的相同纯属巧合。更重要的是，童庆炳先生致力打造的“文化诗学”与格林布莱特的“文化诗学”在理论观念和理论旨趣上并没有直接的牵涉，前者在建构中并未将后者作为直接的、主要的理论资源，并不是按照后者的理论逻辑发展而来，也并非在中国当代学术语境中对后者的“挪用”、“拿来”和“改造”。从童庆炳先生近年来发表的一系列有关文化诗学的论文看，他本人从未奉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为宗，而在西方形形色色的文学理论形态中，他也从未对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显露出某种偏好。童庆炳先生所力倡的文化诗学，乃是根据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的客观情势和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内在规律，通过对中国古代、现代文学理论的转化和对西方文学理论、文化研究理论的取舍，会通熔铸而成的一种文学理论（诗学）形态。这种“文化诗学”作为一种推陈出新的文学理论形态，有其相对独立的发生、发展的历史和逻辑，有其独特的体系构成和理论品质；其出生地和成长地都是在中国，其命名权也是在中国。

当然，否定在童庆炳先生所说的“文化诗学”与格林布莱特的“文化诗学”之间存在着直接渊源，并不等于否定二者在某种程度上的联系。格林布莱特始创的“文化诗学”作为当代西方产生的一个渊源深厚、影响甚广的诗学形态，已经成为西方当代文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思想和学术话语都深嵌在西方的文学理论传统之中，与西方其他流派的文学理论具有深刻、复杂的内在联系。格林布莱特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新历史主义”和“文化诗学”的初衷，是为了救西方此前的新批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形式主义文学理论之弊。“文化诗学”试图通过重新建立文学与文化系统、文学与社会历史、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将文学研究从形式主义的封闭式文本研究中解放出来，恢复文学作为整体文化、历史、精神、人格塑造者的身份和功能。西方文化诗学的这一理论取向与稍后兴起的文化研究的旨趣甚为合拍，很快被后者的巨大声势所掩并融入其中，而文化诗学中的一些基本理念也构成了文化研究的理论基质。因此，当童庆炳先生等人在整体上将西方的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理论作为建构中国当代文化诗学足资借镜的重要理论资源时，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思想也自然成为可资利用的一个部分。另外，这两种文化诗学命名上的巧合和理论旨趣的某种程度的无意间的相通，也表明中西文学理论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和学科问题以及在寻求这些问题的解决路径和应对策略时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同步和一致。

针对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与童庆炳先生等人所倡导的“文化诗学”之间的这种关系，我们可以对二者进行“平行比较”，即视二者为两种在不同的社会语境、文化语境和文学理论语境中相对独立地发展起来的诗学形态，然后比较二者之间的联系和差异；但是不应对二者进行所谓的“影响比较”，即视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为童庆炳先生所提倡的“文化诗学”之所从出，然后站在前者的理论立场上诠解后者的基本理论内涵。

目前中国内地另一个对“文化诗学”比较关注的学术群体是福建省漳江师范学院的一批文艺学教学研究人员。该群体中的刘庆璋、林继中、李晓宁、祖国颂等学者近年来对“文化诗学”这一课题展开了多方面研究，相继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并早于2000年11月在漳江师范学院召开了“中国第一次文化诗学学术研讨会”。但是从他们现已发表的系列论文和著作看，该学术群体所关注的“文化诗学”显然是承格林布莱特等人的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而来。尽管该群体同样注意到中国传统文论资源在建构“文化诗学”中的意义，但是他们还是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对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学理研究，从理论命名到基本理念甚至具体思想都深受后者影响。这一学术群体的代表人物刘庆璋教授在《文化诗学的诗学新意》（《文艺理论研究》2000年第2期）、《文化诗学学理特色初探——兼及我国第一次文化诗学学术研讨会》（《文史哲》2001年第3期）、《文化诗学：富于创意的理论工程》（《漳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等论文中，都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理论观点及其在西方文学理论史上的地位，并着意强调这一理论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中的启示意义。如在《文化诗学：富于创意的理论工程》中称：“中国学人们拿来美国学人已经提出的术语‘文化诗学’，举起了蕴含着中国学人自己的理念的‘文化诗学’的旗帜。”刘庆璋教授认为中国学人的“文化诗学”是从美国已有的“文化诗学”那里拿来的，固然是以偏概全，却很清楚地表明其本人所研究的“文化诗学”的主要理论背景即是美国学者的“文化诗学”。其另一篇论文《评美国学人的文化诗学论》，集中梳理了格林布莱特和孟酬士（LouisA.Montrose）等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的“文化诗学”思想，从中也可以看出其所倚重的“文化诗学”资源。

综上所述，尽管目前中国内地的很多文学理论研究都以“文化诗学”为名，但其学术渊源和理论旨趣并不像它们在名称上那样一致。根据这些诗学研究与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关系，可以从整体上分为“本土派”和“拿来派”：前者的文化诗学理念主要源于中国的本土经验，后者的文化诗学理念则偏重于对西方文化诗学思想的承接和移植。当然，这种划分是相对的，事实上这些“文化诗学”在具体思想上往往同异互见。这种同一概念各自表述的现象与中国文化诗学所处的草创阶段有密切关系，并将会在进一步的学术交流和理论发展中呈现出整合融会之势。而且，同为中国当前现实语境、文化语境和文学理论语境所催生的诗学形态，这些以“文化诗学”为名的文学理论研究，共同反映了中国当代文艺学研究群体调整生存姿态和学术路径以应对现实、文化和文学理论挑战的努力。

二文化诗学之“体”:文化诗学的观念层面

文化诗学的观念层面也即是文化诗学的本体层面，反映的是研究者对文化诗学的核心理念、基本特征和内在规律的认识。从童庆炳先生等人的有关论述中，可以总结出文化诗学的五个基本观念：其一，语言与文化的双向拓展。文学是语言生成物，也是文化生成物。语言属性和文化内涵存在于所有的文学文本中，但是中西文学理论史上经常发生的事实是，人们要么忽视文学的语言属性，将文学作品视为环境的产物、哲学的图解、政治的工具、道德的载体、生活的镜子，发展出了各种形式的庸俗社会学、政治工具论、道德教化论以及摹仿说、反映论、工具论、服务论等文学理论形态；要么撇开文学的文化内涵，一头扎进语言、形式、文体、结构、符号、叙事、话语、视角、所指等文本内部要素中流连忘返，并且发展出了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叙事学、后结构主义等文学内部研究理论。“新时期”的中国文学理论在摒弃了1949年后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批评和政治批评后，心有余悸并矫枉过正地蜂拥进文学审美的城堡，退隐到诗情画意的田园，审美论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半期始终是中国文学理论的主导形态，文学审美论、文学主体论、语言论转向等都曾领一时风骚。随后，20世纪后期在西方兴起的作为对形式主义诗学反拨的“文化研究”被引介到中国内地，并很快成为内地文学理论界的学术时尚。这一理论又很快表现出取代文学审美论的明显倾向，意识形态、权力话语、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等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文化术语开始风行学界，其中包含的“反诗意”倾向让人感到文学理论又一次跳到了另一个极端。童庆炳先生等人大力倡导建构中国的文化诗学，正是对准备告别“诗意”向“文化研究”集体跳槽的中国文学理论界一个提醒：“文化视角无论如何不要摒弃诗意视角。我们要文化，但也要诗意、语言等等。大可不必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是文学艺术的诗情画意的守望者。”[i]文化诗学意在实现文学的语言研究和文学的文化研究的结合，既保留传统文学文本研究中对诗性语言和文学性语言的独特品质的精细体验和分析，又吸收时下文学文化研究的沟通文学与文化、文学与社会、文学与现实的联系的宏观视野，从微观语言和宏观文化的两个方向拓展文学研究，推动文学理论的发展。如童庆炳先生所说：“文学是一种包含多种因素相互联系的广延性很强的事物。‘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各有各的路数和旨趣。基于这样一个认识，我们觉得当前的文学理论可以双向拓展。一方面继续向微观的方面拓展，文学文体学、文学语言学、文学心理学、文学技巧学、文学修辞学、小说叙事学，等等，仍有广阔的学术空间；另一方面，又可以向宏观的方面展开，文学与哲学、文学与政治学、文学与伦理学、文学与社会学、文学与教育学、文学与科学、文学与宗教学的交叉研究等，也都是可以继续开拓的领域。”[ii]童庆炳先生认为，文学的语言研究与文学的文化研究应该也完全可以实现互补：语言研究应该以文化意义的揭示为归宿，文化研究应该以语言研究为起点。一旦这两个研究维度结合起来，便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新兴的文化研究与原来的文艺社会学已经有很大的不同，文化批评不但面对新的情况，有了新的批评观念，如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等，而且经过‘审美’和‘语言’的洗礼后，文化研究也找到了新的批评方法，那就是紧紧地从文本的语言出发来揭示文本的文化蕴涵，而不是像过去的某些批评家那样，脱离文本的语言，发一些议论。”[iii]

其二，审美与人文的层深建构。文化诗学的一个基本立场，就是要在文化研究的时尚冲击中保持一份发展中国文学理论所必需的沉稳的学术心态和成熟的学术风范，在开拓的同时不忘记守成，在创新的同时不忽视积累。文学的审美特性正是文化诗学在开拓创新时守成的主要对象和积累的主要资源。但是，也正是文化研究所带来的“日常生活审美”的理念，使得“审美”本身的内涵似乎已经不再像此前那么确定和纯粹。表面上看来，文化研究并不回避审美，但是文化研究感兴趣的审美现象，显然是一种另类审美，其中蕴涵的审美品质与人们熟悉的传统审美思想和在中国建立不久的文学审美论大异其趣。童庆炳先生对此的看法是：“在文化研究中，有人提出我们现代文艺学反思重点是要把原先的理论话语置换成日常生活的审美，去研究广告、时尚、化妆等问题。我觉得日常生活的审美是需要的，大家都欢迎美的东西，欢迎能够赏心悦目的东西，问题是这些好看、好听在我看来都是感觉、欲望的评价，属于低层次的审美，或者是审美的低级形态，而只有文学艺术的审美才是高层次的审美，或者是审美的高级形态。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唯有文学艺术才是感情的、心灵的评价，它才能震撼我们的心灵。”[iv]童庆炳先生这里对审美形态作出“低级”和“高级”之分，也许会被视为文学审美中“精英主义”立场的表现，但是审美形态的“低级”和“高级”之分，并不会因为人们的无视而自动消失。与其说这段话表明了童庆炳先生对“日常生活审美”的精英主义态度，不如说他是在有意对大众文化审美中的欲望崇拜、利益驱动、内容混杂、形式粗糙等负面因素保持一种理性批判的距离。

文化诗学所关注的审美既不等于某些大众文化的声色沉迷和欲望放纵，也不同于日常生活中存在的原生态的审美现象，而且有别于西方形式主义美学和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对语言和纯形式的玩味。文化诗学视野中的审美是一种深度审美，承载着那些以历史为尺度的人类最基本的美好情感、思想、道德和信念，更多地体现了一种现代性的理论品质：追求深度，重视建构，执著于意义，不放弃理想等。“如果说文学的现代性更关注文学文本的意义和价值，更注重文学的深度模式，而后现代性则只关心‘玩儿’或不要深度而更喜欢活一天算一天的话，那么文化诗学将更支持文学现代性，而不怎么支持文学的后现代性。”[v]文化诗学的审美观植根于中西方以人类精神的健全完善为终极目标的美学传统之中。在中国，艺术和审美一开始就与一种理想人格的塑造过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如孔子提出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人格养成途径，孟子对“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的崇高人格的描述等。王夫之对“兴”（一种高尚的艺术审美情感）的人格建构作用更是情有独钟：“能兴即谓之豪杰。兴者，性之生乎气者也。拖沓委顺，当世之然而然，不然而不然，终日劳而不能度越于禄位田宅妻子之中，数米计薪，日以挫其志气，仰视天而不知其高，俯视地而不知其厚，虽觉如梦，虽视如盲，虽勤动其四体而心不灵，惟不兴故也。圣人以诗教以荡涤其浊心，震其暮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此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也。”[vi]在西方，则有康德对人类所寄托的审美理想（aestheticideal）——“只有‘人’才独能具有美的理想，像人类尽在他的人格里面那样；他作为睿智，能在世界一切事物中独具完满性的理想”，[vii]有他为审美所规划的由自然王国向道德王国、由必然认知境界向自由实践境界过渡的关键作用；有席勒“让美走在自由之前”的期许——以审美融合人类的“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通过包含审美活动在内的文化教养“达到生活与形象的统一，感性与理性的统一，物质与精神的统一，实现‘人格的完整’和‘心灵的优美’”[viii]，等等。文化诗学秉承上述审美思想传统，着眼于揭示古今中外优秀文学艺术中所蕴涵的人文精神，彰显出文学作品的人格塑造力量。

其三，内部与外部的视角贯通。韦勒克（RenéWellek）和沃伦（AustinWarren）合著的《文学理论》指出了文学研究中久已存在的一个事实，即根据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的不同，文学研究大体可以分为“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两种类型。无论在中西方，文学理论都曾在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之间摆动。如西方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俄国形式主义批评、新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符号学批评、叙事学批评、解构主义批评等，往往将文学文本视为一个封闭的语言符号系统。80年代以后的新历史主义、意识形态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种族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又将视角从文本延伸至现实社会的各个层面，文学批评的兴趣又转向阶级压迫、权力斗争、性别矛盾、族群差异、跨国资本、大众文化等各种文学文本外部的社会问题。中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也先后经历了以社会批评和政治批评为代表的外部研究和以“语言论转向”为标志的文学内部研究，现在又正在转向以“文化研究”为标志的另一种外部研究。

文化诗学旨在超越文学理论史上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区分甚至对立，实现内部批评和外部批评的融合与贯通，在此基础上辨证地确立文艺学在新的社会语境和学术语境中所必需的学科品格。文化诗学不仅重视研究语言、形式、结构、符号等形式因素，而且重视研究文学作品所包含的人物、生活、社会、形象、历史、情感、哲理等内容因素；不仅重视文学中的审美性、文学性和诗意等超越性的审美价值，而且重视文学作为文化符号所负载的意识形态、权力斗争、性别差异、族群矛盾等现实内涵。但是文化诗学解读文学作品的文化意义将坚持其文学审美和文学诗意的独特视角，坚持文学作品的审美创造性与文化蕴涵性相结合的批评标准，在具有创造性的审美形式和审美意蕴中透视出最深刻的文化内涵。文化诗学防止出现在解读和获取文学文本的文化意义过程中审美与诗意从批评者的视野中失落的情形，防止在文化研究的学术平面上将文学文本与其他非审美、非诗意的文化文本等同，将具有高度创造性和历史性的文学文本与其他平庸浅薄的“一次性消费”的大众文化文本等同。鉴于此，童庆炳先生的担心并非多余：“我们最大的担心还是文化研究对象的转移，而失去文学理论的起码的学科品格。‘文化诗学’的基本根据是文学作为文化的一种，它本身不但不会消失，而且其相对的独立性也不会消失。”[ix]

其四，自我与他者的交往对话。与以往或偏重于内部研究、或偏重于外部研究的文学理论形态相比，文化诗学一个突出的理论品质即是其开放性和包容性。文化诗学将不再重复文学理论史上常见的那种非此即彼的理论创新的思维模式，在坚持文学理论学科的基本品格的同时，对古今中外一切有价值的文学理论资源和文化资源都加以吸收和整合。文化诗学倡导学术建设的民主精神，以开阔的理论视野与一切其他的文学理论形态展开对话和交流，欢迎一切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的挑战，而文化诗学正是以持续不断的对话和挑战作为理论发展的契机。以当前而论，文化诗学的主要挑战来自“文化研究”，但是，“在文化研究勃兴的同时，诗学不但不会衰亡，它还会因从文化研究中吸取其研究的文化的视角，从而形成‘文化诗学’的新格局。”“文化诗学是吸收了‘文化研究’特性的具有当代性的文学理论，其旨趣是：文化诗学是对于文学艺术的现实的反思。……文化诗学追求文学艺术的意义和价值。……文化诗学追求在方法论上的革新和开放。它不囿于文学的自律，而从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政治、伦理、哲学等跨学科的文化大视野来考察一切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问题。”[x]文化诗学不是传统诗学的一次简单扩容，而是文学理论系统的升级更新，传统诗学思想将在文化诗学的系统中体现出新的意义，而新的诗学和文化研究成果又能够不断与之形成链接。

其五，理想与现实的体用相函。虽然“文化诗学”的提出有其具体的现实契机，但是它同样具有形而上的理想品格。文化诗学的理想性主要表现为对各种文学理论思想融合的寻求，对完整自足的理论形态的建构，以及对审美超越性和诗意情怀的坚守等。童庆炳先生曾自表心迹：“我的志愿就是守望文学艺术这块热土，所以有人批评我为新保守主义，我乐意接受；有人说我是新理想主义，实际上说我是乌托邦，我也接受。”[xi]文化诗学无意于制造当下的理论轰动效应，也无意于充当文学理论的时尚风标。文化诗学着眼于文学理论学科的宏观规划和长远建设，因此，文化诗学所说的“诗学”并不是某家某派的诗学，文化诗学所说的“文化”也不是一时一地的文化，“诗学”和“文化”的具体内涵是流动不居的，文化诗学的基本理念和理论形态则是相对稳定的。与此同时，文化诗学又不是一套玄虚高远的观念体系，而是一批心忧天下者以专业方式所从事的批评劳作，希望通过一种韧性的执著于理想的批评实践，让现实中多一份审美情感，添一份诗情画意，增一份人文情怀。在不同场合，童庆炳先生一再谈到他对当前中国现实社会中主要问题的分析：“1992年以后，中国经济步入快速增长的时期，市场经济也空前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很大提高。但是社会的负面现象也进一步发展。环境污染前所未有，权钱交易盛行，腐败现象触目可见。一些深层的社会问题显露出来，如东西部经济的差异问题，贫富悬殊拉大问题，国有企业的改造问题，下岗工人的安置问题，农民对市场经济的不适应问题，贪污受贿日益严重问题，大众文化中的低级趣味问题……，这种种问题可以在思想上集中概括为‘拜金主义’和‘拜物主义’的流行。本来‘金’与‘物’并不是坏东西，甚至是人们追求的东西，但一旦成为主义，那么人就被‘金’与‘物’所控制所扭曲，人的生物性的欲望就会泛滥起来，人就会丧失人应有的本性。”针对这些现实问题，文化诗学应该成为从事文学研究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的一种表达形式。[xii]

三文化诗学之“式”:文化诗学的范型层面

文化诗学之“式”是相对于文化诗学之“体”而言的：“体”用以表示文化诗学的基本原则和观念内涵，“式”则表示能充分体现文化诗学基本理念的具体诗学思想。相对于“体”的抽象性，“式”是具体的；相对于“体”的理想性，“式”是现实的；相对于“体”的未定性，“式”是已经得到实现的。《文心雕龙》中关于“式”的思想非常丰富，刘勰频频使用“式”指称那些体现了所有文体或各类文体的理想品质的典范文章：如“禀经以制式”（《征圣》）、“熔铸经典之范”（《风骨》）、“熔式经诰”（《体性》）、“以模经为式”（《定势》）等，即是以“体有六义”的五经为所有文章之“式”。“式”具有鲜明的中介性质，是由观念到实践、由抽象到具体、由体到用的必要的中间环节。

“式”也可称“范式”或“范型”，文化诗学之“式”也即文化诗学的“范型”。一种理论能否提供高质量的理论范型，是衡量这一理论是否具有现实生命力的重要根据。即以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为例，该理论创始之初，曾在西方学界引起很大反响，前途似乎一片光明，但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后即日见式微。孟酬士（LouisA.Montrose）这样解释个中原因：“各种各样的被视为新历史主义的实践活动，并没有集结出一个系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解释文艺复兴文本的范型，且这种范型似乎还不是可能出现和被希望出现的。”[xiii]作为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孟酬士的分析是以其亲身体验为基础的。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西方稍后的文化研究则因为创作出了数量可观的理论范型，迅速发展成西方学界一种普遍的学术实践。

童庆炳先生在提出“文化诗学”的理论构想之始，即已为文化诗学确立了理论范型。文化诗学并非白手起家或向壁虚造，而是对中外“文化诗学”历史实践的理论总结，也是对已有的“文化诗学”范型的理论自觉和学理延伸。对此，童庆炳先生有明确说明：“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本世纪文学理论的一些新说，可以说都属于文化诗学。目前正受到人们关注的巴赫金，从民俗文化的这个视野，提出了文学理论中‘狂欢化’这个学说。其主要的著作是《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这个理论引起了世界各国学者的广泛兴趣。……‘狂欢化’理论是一种典型的文化诗学，是由于巴赫金丰富的西方中世纪民俗知识积累所形成的理论创造。”[xiv]童庆炳先生所描述文化诗学的外延比较广泛，既包括经典文学的研究，也包含大众文化的研究；既重视文学文本的研究，也注重理论文本的研究，但是在各种形式的文化诗学研究中，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Bakhtin）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和拉伯雷小说的诗学研究是童庆炳先生等人一直心仪的文化诗学的范型。

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研究和拉伯雷诗学研究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文化诗学”这一完整的概念，但是从他对研究对象的选择、研究方法的使用直至具体的诗学思想，对我们今天正在建构的文化诗学都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和典范意义。我们可以从巴赫金的主要诗学著作中，总结出文化诗学范型的基本特征。

作为文化诗学范型，巴赫金的诗学充分体现了文化诗学的基本理念。首先，文化诗学重视对文学经典作品的研究。巴赫金选择的研究对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和拉伯雷的小说，是欧洲（包括俄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这些作品在内容上和形式上具有同样的丰富性和创造性，对西方某些小说艺术（如“对话体”和“狂欢体”等）以及这些小说艺术所包涵的人文精神，进行了集大成式的继承和发扬。虽然文学经典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环境、社会状况以及作者自身等各种条件的限制，其形成也离不开各种具有特定倾向的阐释者的阐释，但是这些都无法从整体上否定文学经典在特定文学史阶段所取得的同时又超越特定文学史阶段的艺术成就。与一般文学作品相比，文学经典具有更高的艺术含量和文化含量，因此也具有更大的阐释空间和研究价值。文学经典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是有限的存在也是无限的可能。文化诗学视野中的文学经典不是供后人顶礼膜拜的尘封的偶像，而是携带着历史的诗意和温情的一个个活的灵魂。巴赫金认为：“文学作品要打破自己时代的界限而生活到世世代代之中，即生活在长远时间里（大时代里），而且往往是（伟大的作品则永远是）比在自己当代更活跃更充实。”[xv]伟大作品的“涵义现象可能以隐蔽方式潜藏着，只在随后时代里有利的文化内涵语境中才得以揭示。”[xvi]文化诗学的任务就是要在研究者的现实语境中将经典作品中蕴涵的文化潜能激发出来，并融入当代文化的建构之中。

其次，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诗学研究中，非常重视文学与文化的联系。他在《答<新世界>编辑部问》中将“文艺学应与文化史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作为“文艺学面临的首要任务”。他认为，“文学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应该“力求在一个时代整个文化的有区分的统一体中来理解文学现象”。巴赫金批评了文学研究中的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庸俗社会学批评，即“越过文化把文学直接与社会经济因素联系起来”。这种批评方法在前苏联和中国都曾盛极一时并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一种倾向是形式主义批评，即俄国形式主义专注于“文学性”和“诗歌语言”的文学研究。巴赫金分析到：“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特别关注了文学的特性问题。这在当时也许是必须的、有益的。”但是“由于迷恋于专业化的结果，人们忽略了各种不同文化领域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问题，……没有注意到文化所经历的最紧张、最富成效的生活，恰恰出现在这些文化领域的交界处，而不是在这些文化领域的封闭的特性中。”巴赫金从维谢洛夫斯基等人所代表的俄罗斯“历史诗学”传统中获取诗学资源，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诗学研究中实现了文学的特性研究和文学的文化意义研究的完美结合。巴赫金重点研究的是两位作家小说的“体裁”。巴赫金之所以选择文学“体裁”作为主要研究视角，看重的是文学“体裁”独特的诗学品格：一方面，文学“体裁”是文学语言特征、形式特征和审美特征的综合体现，是文学史上众多作家艺术创造的积累，“在体裁（文学体裁和言语体裁）中，在它们若干世纪的存在过程里，形成了观察和思考世界特定方面所用的形式”。[xvii]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巴赫金发现了“复调小说”和小说中的“对话体”，在拉伯雷小说中，巴赫金又发现了“狂欢体”。另一方面，“体裁是一种特殊世界观的X光照片，是专属于某一时代和特定社会中某一社会阶层的观念的结晶”。[xviii]文学“体裁”积淀了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如“复调小说”体裁所反映的世界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对话体”所体现的平等意识和民主精神，“狂欢体”所蕴涵的民间除旧布新的力量等。

第三，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和拉伯雷诗学既一以贯之地体现了巴赫金诗学作为一种诗学形态的独特品质，又具有对话和开放精神。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和拉伯雷诗学都是一种典型的“诗学”：他所深刻关注的文学体裁是西方诗学的一个传统问题，亚理士多德的《诗学》已经奠定了体裁在诗学中的重要地位，历代诗学家大多对体裁问题发表过自己的看法，在布瓦罗、莱辛、施莱格尔、黑格尔、叔本华、尼采等人的著作中，体裁问题都是其诗学思想和美学思想的重要部分。对体裁的关注，使得巴赫金的诗学研究从未离开文学的形式特征、语言特征和审美特征，而且使得他在考察这些文学特征时不会陷入隔绝，而是始终从文学作品的整体和文学作品所处的文化统一体中来理解文学作品的这些特征。与此同时，巴赫金的诗学又不同于古典主义时代的封闭诗学，而是对话和开放作为自己发展动力。巴赫金的诗学的对话性和开放性既体现在其诗学与国内外不同诗学流派的关系中，又体现在其诗学与其他学科如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语言学等的关系中。巴赫金批评当时苏联文艺学界由于“缺乏学派之间的斗争和恐惧大胆的设想，必然导致陈陈相因与千篇一律成为主流”。[xix]他一再强调“外位性”在诗学创造和文化创造中的重要意义，他认为：“理解者针对他想创造性地加以理解的东西而保持外位性，时间上、空间上、文化上的外位性，对理解来说是件了不起的事。”其根据是：“在文化领域内外位性是理解的最强大的推动力。别人的文化只有在他人文化的眼中才能较为充分和深刻地揭示自己。……一种涵义在与另一种涵义、他人涵义交锋之后，就会显现出自己的深层底蕴，因为不同涵义之间仿佛开始了对话。这种对话消除了这些涵义、这些文化的封闭性与片面性。”[xx]

第四，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诗学具有很强的现实品格，是巴赫金以专业方式介入现实社会的重要途径。巴赫金在那个人文精神匮乏的时代通过他的诗学研究表达着他的忧虑、批判和理想。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部创作的主要激情，无论从形式或内容方面看，都是同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物化，人与人关系及人的一切价值的物化进行斗争。”[xxi]物化的结果是人役于物，在世界面前，人因此无法自主，在同类面前，要分出高低贵贱。更为巴赫金难以释怀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强大的独白性原则。在拉伯雷诗学研究中，巴赫金同样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他利用民间－节日的形象体系及其公认的、世代神圣的自由放肆权利，去认真惩处自己的敌人——哥特时代。……拉伯雷正是在这种游戏公认的自由氛围里去攻击神圣的中世纪世界观的基本教义、圣礼、最神圣的东西。”[xxii]巴赫金的传记作者卡特琳娜·克拉克（KaterinaClark）和迈克尔·霍奎斯特（MichaelHolquist）这样评价巴赫金在拉伯雷诗学研究中的现实批判精神：“像拉伯雷一样，巴赫金在这整部书中探索着在自上而下强制的安定与自下而上对变化的渴求之间、在新与旧之间、在官方与非官方之间的相互作用。”[xxiii]“在巴赫金看来，拉伯雷不仅介入了政治史，而且介入了语言史，……他的意义不在于反对任何一种具体的政治势力。他在自由史上占有关键地位，这毋宁是由于他使用语言的方式能够一再被当作武器，以同各种专横的意识形态作斗争。”[xxiv]

四文化诗学之“用”:文化诗学的操作层面

文化诗学之“用”是指文化诗学的具体实践，即根据文化诗学的基本理念并依照文化诗学的范型所开展的具体的文学理论研究。童庆炳先生在进行文化诗学的学理探讨的同时，非常重视文化诗学的具体研究，他在多篇文章中都曾就文化诗学的具体研究提出过设想，如在《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中认为：“文化诗学的学术空间十分辽阔。大体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思考：第一方面，文学的历史文化和现实文化语境的研究。第二方面，文学的文化意义载体的研究。文学中有文化。从文学的艺术文本的内部可以反观文化，这是一种深入到文学作品内部的研究，属于内在的维度。……第三方面，文学与别的文化形态互动研究。”[xxv]这三个方面基本涵盖了文化诗学的研究范围。

在童庆炳先生所说的文化诗学研究的这三个方面中，对“文学的文化意义载体的研究”是最为基础的研究。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强调：“文化诗学研究，就应该是实证化的、具体化的，就是通过对文本的解析来进行一种文化的研究。”[xxvi]文学文本研究对文化诗学的重要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从一般层面来说，文学文本研究是包括文化诗学在内的一切文学理论形态的基础研究。这个道理非常明显：正如生产劳动是一切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物质基础，文学文本也是一切文学理论的“物质基础”，构成了文学研究活动的丰富生动的对象世界。文学文本与文学研究的关系是“文学社会”中最基本的关系，是文学经验的主要来源。从逻辑层面看，文学理论的建构方式大致可分为两种：或偏重于归纳，或偏重于演绎。前者通过对文学经验的归纳、提炼，形成概念、命题、范畴和体系。历史上很多作家的文学理论的形成大都属于这一类型，这种类型的文学理论与文学经验有着直接的联系，文学经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后者常常是通过对某种哲学理念的分析、推导和演绎，得出关于文学现象的概念、范畴、命题和体系，如康德、黑格尔、叔本华、海德格尔等人的美学理论、艺术思想和文学观念。虽然在这种类型的文学理论中，哲学理念处于逻辑链条的起点，但是逻辑在先不能替代文学经验的基础地位，其文学观念的合理性与生命力最终要通过文学经验的验证。当然，文学文本研究决不是单纯地获取文学经验，它事实上是研究者所携带的既成的文学理论图式与文学经验的互动和调适，文学经验固然会深深地著上理论图式的印迹，而文学经验更是文学理论内部调整和范式转变的直接动因。任何文学理论图式必须经由文学经验的激活才能化为个体的内在意识，获得其现实的存在；文学经验总是会不断溢出文学理论的边界造成理论版图的改写和制度的重建。

其次，文学文本研究是文化诗学实现语言与文化双向拓展、审美与人文层深建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互贯通的基本形式。文化诗学的一个基本观念是，文学作为一种具体的文化形态，是由人类的整体文化系统决定的，文化系统构成了文学生成的语境。但是，对于文化语境与文学文本的关系，历史上有不同的理解，而如何理解文化语境与文学文本的关系，是区分文化诗学与传统文学社会学的重要依据。传统的社会学文学研究一般认为，文化语境是文学作品的外在环境，作为外部因素影响着作家的写作，影响着作品的内容和艺术形式，也影响着作品的接受和流传。因此在传统文学社会学观念指导下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常常采取“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介绍加文学作品分析”的模式。一如巴赫金所批评的：“在我国的文学史著作中，通常要描述文学现象所处时代的特征，但这种描述，在多种情况下与通史毫无差别，没有专门分析文化领域及其与文学的相互作用。”[xxvii]受其影响，中国的文学史写作和文学批评在很长时间内也同样采用了这种模式。文化诗学并不否定这种文学社会学研究的价值，但是文化诗学认为，文化语境不仅在文学文本的之外，而且在文学文本之内；也就是说，文化语境不仅仅是对文学施加外力的所谓“背景”和“环境”，同时也体现在文学文本的语言、形式、修辞、结构、体裁等内在因素之中。文化语境不仅表现为各种物质形式，而且表现为各种符号、信息和意义；作为物质形式的文化语境在文学文本之外，但是作为符号、信息和意义的文化语境却必然通过各种文学编码被组织进文本之内。巴赫金在论述文化语境和言语结构的关系时认为：“当下的社会情境和更广阔的社会背景完全——并且可以说是从内部——决定了言谈的结构。”[xxviii]同理，社会情境和背景也从内部决定了文学文本的结构。如果说传统文学社会学对文化语境与文学文本的关系所持的是一种“外部决定论”，那么，文化诗学对文化语境与文学文本的关系所持的则是一种“内部决定论”。因此，文化诗学将建立另一种研究文化语境与文学文本关系的范式，即重点研究一个社会的等级思想、阶级构成、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宗教信仰、道德观念、教育体制、权力分配、种族关系、性别差异、职业分工等如何从内部决定着一个文学文本的语言运用、形式创造、结构形成、体裁（文类）选择等。传统文学社会学虽然注意到了文化语境对文学的深刻影响，但是由于受外部视角的局限，其研究大多止步于文学作品的题材和内容层面，其理论描述也常常是比较笼统、粗放。文化诗学通过视角转换，将文化语境对文学文本的影响研究推进到文学的语言和形式层面，充分利用诗学的最新成果如语言诗学、形式诗学、体裁诗学、文体诗学、结构诗学、解构诗学、精神分析主义诗学、女性主义诗学、后殖民主义诗学以及文化研究所提供的批评理念和策略，从文本内部的各种因素和层面透视外部世界的整体文化景观。“他想把言词之外的所有因素容纳进他对语言的描述中，这些深刻影响着言词意义的因素包括：时代或社会等级的差别，以及言词是在密友之间的娓娓交谈中说出，还是说话人公开向陌不相识的许多听众讲出；是一时冲动，还是作为某种仪式当中依循惯例的对答。”[xxix]文化诗学正是通过研究语言中的文化涵义和审美中的人文精神，实现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贯通。

第三，文学文本研究是文化诗学进行社会参与和表达现实关怀的有效方式。如果仅仅强调理论对现实的介入，很多学者宁可选择大众文化文本或者直接以当下的社会现实问题作为批评对象，但是这显然已经越出了文学理论（包括文化诗学）的学科边界，不再是文化诗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文化诗学走向现实的最切近的通道是文学文本。文学文本虽然不同于现实本身，但是文学文本是对现实最灵敏的感应，是对每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最丰富、最具体、最生动的表现。“文化诗学是对于文学艺术的现实的反思。它仅仅地扣住了中国文化市场化、产业化、全球化折射在文学艺术中出现的问题，并加以深刻揭示。立足于文学艺术的现实，又超越现实、反思现实。”[xxx]那些表现当代现实生活的文学文本固然可以直接作为文化诗学介入现实的理论平台，即使是文学历史上的那些优秀文本同样能够为文化诗学提供现实关怀的契机；文学文本所表现的社会生活固然可以成为文化诗学谈论的话题，而文学文本对社会生活的表现更应该是文化诗学的用武之地。文学文本的中介地位，决定了文化诗学对社会现实的关怀是当下性与超越性的统

一、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二者统一于文化诗学的学术实践，统一于文学文本的研究。

文化诗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对文学的文化语境的研究。“文化语境的研究，不仅包含把一部文学作品放回到产生它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加以把握，揭示其历史文化内涵和产生它的历史文化背景的研究，同时也包含把这部作品当作‘历史文本’，置于当下的现实文化语境中加以考察和阐释，不断地揭示其新的生命魅力和现实意义。”[xxxi]文学的文化语境不是固定不变的历史既成品，而是不断从过去向现在、未来的流动生成物。将文学研究限制在文本内部是对文学的封闭，而将文学限制在它产生的那个原初文化语境中同样是对文学的封闭：“如果说不能离开时代的整个文化来研究文学，那么把文学现象封闭在创造他的那个时代里，即封闭在它的同时代里，结果那就更糟了。”[xxxii]文化语境之于文学研究的意义在于：文学文本的意义潜能只有在文学文本与文化语境的相互作用中才能实现，而且文化语境往往会通过研究者的各种解读机制内化为文本符号的所指。

跨学科研究也是文化诗学具有内在规定性的一种基本的研究方式。“文化”一词本身即是一个超越学科的概念，因此与其称文化诗学是一种跨学科研究，不如称其为“超学科”研究。“超学科”研究表示文化诗学的这样一种特征，即在各种人文学科之间自由穿行不仅是文化诗学研究的一种内在要求，而且这种穿行对它来说完全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如果说文化诗学研究的确“打破”了人文学科的边界，那是因为在文化诗学的视野中学科边界本来就视若无物。文化诗学的“超学科”性，一方面是文学文本使然，因为文学艺术反映世界的广阔性、深刻性和完整性使其容纳了极为丰富的文化信息；另一方面是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使然，因为文化诗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打破单一视角的文学研究方法，建立起多元视角和“无限制”视角的文学研究形式。

[i]童庆炳：《新理性精神与文化诗学》，《东南学术》2002年第2期。

[ii]童庆炳：《文化诗学的学术空间》，《东南学术》1999年第5期。

[iii]童庆炳：《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

[iv]童庆炳：《再谈文化诗学》，《暨南学报》（人文与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v]童庆炳：《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

[vi]王夫之：《俟解》，《船山遗书》，上海太平洋书店重校刊本。转引自《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刊——意境·典型·比兴编》，徐中玉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76页。

[vii][德]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宗白华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1页。

[viii]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50页。

[ix]童庆炳：《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

[x]童庆炳：《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

[xi]童庆炳：《再谈文化诗学》，《学术研究》2004年第3期。

[xii]童庆炳：《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

[xiii]LouisA.Montrose，ProfessingtheRenaissance:thePoeticsandPoliticsofCulture,IntheNewHistoricism.刘庆璋译，见《文化诗学富于创意的理论工程》，《漳江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2期。

[xiv]童庆炳：《文化诗学的学术空间》，《东南学术》1999年第5期。

[xv]巴赫金：《答<新世界>编辑部问》，原载《新世界》杂志1970年第11期，译文选自《巴赫金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晓河译。

[xvi]巴赫金：《答<新世界>编辑部问》，原载《新世界》杂志1970年第11期，译文选自《巴赫金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晓河译。

[xvii]巴赫金：《答<新世界>编辑部问》，原载《新世界》杂志1970年第11期，译文选自《巴赫金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晓河译。

[xviii][美]卡特琳娜·克拉克、迈克尔·霍奎斯特：《米哈伊尔·巴赫金》，语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0页。

[xix]巴赫金：《答<新世界>编辑部问》，原载《新世界》杂志1970年第11期，译文选自《巴赫金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晓河译。

[xx]巴赫金：《答<新世界>编辑部问》，原载《新世界》杂志1970年第11期，译文选自《巴赫金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晓河译。

[xxi]巴赫金：《诗学与访谈·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玲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2页。

[xxii]巴赫金：《拉伯雷研究》，李兆林、夏忠宪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11－312页。

[xxiii][美]卡特琳娜·克拉克、迈克尔·霍奎斯特：《米哈伊尔·巴赫金》，语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7页。

[xxiv][美]卡特琳娜·克拉克、迈克尔·霍奎斯特：《米哈伊尔·巴赫金》，语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12页。

[xxv]童庆炳：《中西比较文论视野中的文化诗学》，《文艺研究》1999年第4期。

[xxvi]童庆炳：《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

[xxvii]巴赫金：《答<新世界>编辑部问》，原载《新世界》杂志1970年第11期，译文选自《巴赫金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晓河译。

[xxviii]巴赫金语，转引自《米哈伊尔·巴赫金》，卡特琳娜·克拉克、迈克尔·霍奎斯特著，语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6页。

[xxix][美]卡特琳娜·克拉克、迈克尔·霍奎斯特：《米哈伊尔·巴赫金》，语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3页。

[xxx]童庆炳：《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

[xxxi]童庆炳：《中西比较文论视野中的文化诗学》，《文艺研究》1999年第4期。

[xxxii]巴赫金：《答<新世界>编辑部问》，原载《新世界》杂志1970年第11期，译文选自《巴赫金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晓河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