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海外分异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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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境内各民族文化及其与外来文化不断交流、整合和发展的汇萃。她的中和、兼容汇通等特质，使她能够以非排他性在其他文化区域中生存，并以其特有的中和气质向外潜移默化地渗透流传，既可以融合于其他类型文化之内，又可以和谐地独立存在于其他文化区域之间。中华传统文化的播迁，在世界文化史上别具一格。中华文化具有较强的涵化力和适应力，自秦汉开始不断向海外传播、移植，在东亚、东南亚文明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近代以来这种影响辐及欧美。从文化播迁的角度来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一）中华文化的传播：“汉字文化圈”；（二）中华文化的移植：华侨文化；（三）中华文化的分异：华族文化。这三个阶段递相嬗变，各具特征。但第一阶段说的是在华侨出现之前的事，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一中华文化的移植：华侨文化16世纪以后，华侨出国经商谋生逐渐增多，华侨聚居区星星点点散布于海外城镇。负荷中华传统文化的人口，通过自身的迁移与侨居，将中华文化移植异域，形成华侨文化，在东南亚各地及后来在美洲滋生蔓长。西方殖民者开始在东南亚建立其殖民经济体系，华商的中介、华工的拓荒在其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从而形成华侨出国的外部拉力。福建、广东沿海，海外贸易素有传统，不少人出国经商。在明清政府的海禁政策下，甚至出现一些海商武装集团，以武力为后盾经营中国与日本、南洋等地的海上贸易。同时，人口压力日渐增强，也驱动农民出海谋生。此外，朝代鼎革、政治动荡，也驱使一些军民出洋避难。在三佛齐（今苏门答腊），有几个华人海商武装集团，占地为王，如广东南海人梁道明，聚集数千闽粤军民，“雄视一方”（注：《明史》卷324，三佛齐传。）。今马来西亚沙巴的一个小港仍被称为“林道乾港”，相传为林道乾所部海商武装与西方殖民者遭遇败退留居之处。在爪哇，有广东及漳州人移居，在一片沙滩之地上建起“百货充溢”之贸易港口，遂名新村，《瀛涯胜览》“爪哇国”载：“至今村主广东人也，约有千余家。”（注：又参见《东西洋考》卷3，下卷。）柬埔寨有篱木洲，也是“华人客寓处”。印尼的巴达维亚、菲律宾的涧内、泰国大城的奶该、缅甸的八莫等地，都形成华人聚居区，巴达维亚、涧内华人曾达二三万人。早期华侨聚居区一度形成了颇具规模的自成一体的社区，华侨文化与土著文化、西方殖民文化并立。17世纪下半叶，明朝遗臣莫天赐开发今柬埔寨河仙，十分重视文化的传承，一时文风蔚然，几与中土媲美。（注：黄铮：《从〈嘉定通志〉看越南华侨的历史功绩》，载《印度支那研究》1980／12月增刊。）1777—1886年加里曼丹岛的兰芳公司，可以说是中国国家制度的海外尝试，其首领罗芳伯自号“大唐客长”，重视中华文化教育，远道聘请中国书生开设讲堂，免费教授。但在19世纪中期以前，明清政府将海外华侨视为莠民、弃民，不时实行海禁，不许华侨返回故乡。这使华侨出国时断时续，也使华侨不得不长期寓居异乡。在这种情况下，东南亚不少华侨聚居区，文化的传承缺乏连续性，中华文化的这些移植点多自然消失。一部分华侨，单身男性（此时绝少有中国女性出国）多与当地土著婚配，繁衍混血后代，衍生混血族群，形成杂交文化。例如，婆罗洲的杜孙人，自称系华人后裔，初来种植胡椒，招致中国亲友，纳杜孙妇女为妻，繁衍成混血的杜孙人。其所著衣衫，所戴金属装饰品均同中国，栽植稻谷纯粹华法，并保留有敬神焚香之俗。（注：李长傅：《中国殖民史》第三章。）南越的明香（明乡）人、缅甸的桂家、敏家，都是明军残部流亡国外的后裔，与土著长期融合同化，但仍保留汉族习俗和信仰。缅甸的桂家村寨，都有一间小庙和一尊神像，祭祀祖先，小庙中的文字全为汉字，直到近代，他们见到来自云南的商旅，都以老乡之情热心接待。菲律宾的伊戈洛特—华族（Igorrote-Chinese），是明末广东饶平籍人林凤所部“海盗”与土著杂居通婚的后裔，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自认为其后裔。菲律宾还有被称为“美斯提索”的族群，指华侨与土著的混血后裔，现在占总人口的5％，几乎完全被菲西社会所同化。印尼的土生华人，与新客华侨群体相对，虽已不懂华语，但仍保留若干独特的中国文化传统。海峡华人俗称峇峇（Babas），形成于18世纪，在政治上倾向于大英帝国，在种族上认同于华族，在文化与宗教信仰上多源于中国，生活习俗则融中、英、巫于一体。19世纪中期以后，华侨华人社会急剧扩大并发生深刻变化。五口通商，西方殖民者的经济侵略越来越强烈地冲击着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尤其是在小农经济体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家庭手工业受到致命打击。广东、福建首当其冲，大量农民破产。其时正值东南亚殖民经济体系建立和发展时期，北美亦进入开发高峰，都需要大量劳动力。以契约华工为主要形态的中国移民就在这种内部推力与外部拉力的共同作用下形成大规模的出国潮，奠定了近代华侨社会的基础。华侨分布日益广泛，至二战前后，东南亚各地，如“千岛之国”的印尼和菲律宾，几乎每个岛屿都有华侨居住，绝大多数华侨则聚居于各大城镇，在城镇总人口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1937年马来亚（包括今马来西亚的半岛部分与新加坡）华侨达210余万，占总人口的41.4％，其中新加坡占76.5％，而在马来半岛的21个重要城镇中，华侨人数超过居民总数50％的就有17个。曼谷在19世纪和20世纪30年代，华侨人口一直占全部居民的1／2至2／3。1937年，南越重要商业城市堤岸的华侨人口占全部居民的49％，在西贡和柬埔寨的金边，亦达30％左右。（注：转引自陈碧笙主编：《南洋华侨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2—205页。）珠江三角洲的广府农民则通过国际港口香港和澳门，远涉重洋，移徙到遥远的美洲及檀香山、澳洲。中国移民及其后代在世界各地城镇聚居，形成自成一体的华侨社会。亲带亲，友带友，由宗亲或同乡牵引出国，连锁式互相提携的移民形式造成同乡同族聚居同一地区的现象。如泰国、柬埔塞以潮州人为主，菲律宾则以漳泉人为主，北美以广府（珠江三角洲）人为主，檀香山以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占多数。与此相关，华人的职业分布也往往带有地域性。亲友相帮共谋生计下的华侨，其职业分布往往是以方言群为主集聚的，如19世纪旧金山的进出口行业全部被三邑侨商所垄断鞯厍南匆鹿萑床僮菰谔ㄉ较厝耸掷铩＃ㄗⅲ郝罄袂骸洞踊鹊交恕兰兔拦松缁岱⒄故贰罚愀廴榈?992年版，第26页。）中华传统文化随着同乡同族聚居城镇的分布而移植异邦，并形成独有的特色。中国传统社会的同乡会馆、同业商会等民间组织也移植过去。以地缘纽带维系的同乡会馆、以血缘纽带维系的同姓宗亲会、业缘关系组成的行会与商会，以及各种宗教组织、慈善组织甚至秘密组织，普遍存在于每一处华侨聚居区。这些社团的活动能量和社会作用，远过于中国本土的同类组织。客居异国，人地生疏，华侨谋生有赖于同乡同族之间相互提携，守望相助。华侨面对的通常又是种族歧视的世界，而贫弱的祖国无力保护，华侨唯有抱成一团。作为所在国的外侨组织，在华侨与当地民族尚没有密切融合甚至是相对独立的情形下，华侨社团成为内部自助自保的具有一定自治性质的组织，华侨的生老病死都与侨团紧密相关。在新客华侨远涉重洋初抵异域时，侨团是他们的落脚点和中转站；侨团负责为之寻找、联系工作以资谋生。华侨之间出现矛盾由侨领调解和仲裁；华侨子女稍长送入侨团建立的义学和其他华校；病倒了有自己简陋的医院；生计无着时有慈善救济；身死异地，葬入义山，或运回故乡，如美洲的苦力华工遗骨，侨团组织船只千里迢迢运回故土安葬。在19世纪美国华侨社会中，会馆是权力机构，负有保护照顾同乡的责任。移民初抵，侨团派人接应到会馆登记注册，并暂时安顿下来，等待找寻、安排活计，淘金热期间还贷款资助乡亲前往矿区。回乡之前，也要经会馆查实已经偿清债务。（注：麦礼谦：《从华侨到华人——二十世纪美国华人社会发展史》，香港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9、32页。）侨领则极类似于中国基层社会的乡绅。在传统中国，科举及第、官品高低、土地的多少是人们社会地位高低的表征，乡绅是农村社会的无冕领袖。在华侨社会，官品、科举都与之遥远，唯有财富成为社会地位的标尺，商人遂成为侨领，他们的作用比传统社会中的乡绅更大，在某种程度上兼为华侨自治社区的“父母官”。会馆是华侨社会的中枢，严格说来，是华侨社会中各地域利益集团的组织，从而使华侨社会成为“帮”派林立的社会，也是华侨社会帮派争斗的根源。频繁激烈的内讧争斗，既是广东、福建农村宗族之间、村落之间、方言群之间械斗的海外延续，更表明华侨社会自成一个矛盾纷呈的社会，并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土著社会。如果华侨分散于土著人口之中，融合于土著社区，华侨之间没有利益冲突，就难以发生频繁的有组织的内部争斗。华侨华人方言群之间的这种帮派矛盾，盘根错节，直至今日也没有完全消失。华侨社会与当地主流社会隔离的相对独立性，使移植异域的中华文化得以原汁原味地保存。辛亥革命前，男子留辫，女子缠足，身着“唐装”（男子穿布纽襟衫和宽头裤，女子穿布纽斜襟），与土著的差异一目了然。饮食上，中式竹筷与西式刀叉、东南亚土著的手抓迥异，礼俗上的区别更为繁复。关帝、天后、观音、城隍等神庙和各族姓的宗祠，都随着华侨的宗教信仰而“落户”海外，丰富多彩的民间节日与庆祝活动也在海外展开。在价值观念上，最突出的就是血脉代续、香火延绵……。华文学校普遍兴起，初以私塾和帮立学校等形式存在，讲授四书五经，灌输中国传统价值观念。1902年槟榔屿创办中华学堂，除讲授现代新学外，其办学宗旨仍然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节。现代化学校从此逐渐增多，各地华校创办者都希冀：“他日斯文蔚起，人人知周孔之道，使荒陬遐域，化为礼义之帮。”（注：《椰荫馆文存》第2卷，第223页。）华文学校一直处于中国政府教育部的间接控制之下。至二战前趋于鼎盛，二战之后更达到高峰。在马来亚，1938年有华侨学校759所，大部分创办于二三十年代，学生9.4万人。1950年增至1648所，学生27.6万人。印尼学校1957年接近2000所，学生42.5万人。同一时期，泰国有华校426所，越南270所，缅甸250所，菲律宾149所。第一所华文大学“南洋大学”也于1956年在新加坡成立。华文报刊自19世纪后期率先在海外出现。至20世纪上半叶，东南亚、北美等地大量涌现。它们自视为中国报纸之列，报道祖国事件，关心中国政治，宣传中国文化，它们在维护中国认同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维新派与革命派，都以侨报为阵地，大开笔战，展开激烈的论争。强烈的中国政治色彩主导了侨报，增强了华侨“中国人”的意识。在移居国，华侨自视为飘零的过客，祖国和故乡才是他们的终身寄托。即使客死番地，也想托骨归乡，不能遗骨异地，否则就觉得背弃祖宗庐墓，数典忘祖。他们忍辱负重，胼手胝足，为的是在家乡建立和扩大家庭基业，期望有朝一日能够衣锦还乡。无论自己多么艰苦，他们都要将血汗钱寄回祖国的家庭，赡养父母妻子。经济条件许可便在家乡大兴土木，“大屋住人，祠堂崇祭，书斋设教，坟墓敬祖”，以实现光前裕后的传统理想。（注：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第118页。）优裕者关怀宗族乡梓，直至在国内举办公益事业，赈灾济贫，创立学校，兴办交通与实业。侨汇是华侨与祖国的一条经济纽带，据估计，1914年至1937年间，侨汇占中国国际收入的15.7％。（注：见《侨汇研究》，台北：侨务委员会研究发展考核处，1970，第14—15页。）战前厦门地区80％的家庭有赖于侨汇。在强烈的中国倾向驱动下，海外华侨社会与中国政治息息相关。1860年代以后，清政府改变了对侨民的态度，逐渐承认华侨为“大清子民”，“宣慰”、优抚、嘉奖，逐渐频繁。在不同程度上开始保护侨民的利益，1875年派遣驻美公使，随后在旧金山、纽约设立总领事馆，在檀香山等地设立领事。1877年在新加坡设立总领事馆，开明官员左秉隆、维新人士黄遵宪等出任总领事。他们具有强烈的振兴中华责任，在华侨中宣扬对祖国的效忠，传播中国文化价值观。并整顿侨团流弊，调解华侨社会内部矛盾，整合华侨社会。此时正值华侨出国的高峰期，新客华侨的大量涌入，华侨与祖国联系的加强，使中华文化在东南亚的移植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此华侨社会与中国政治紧密联系起来，华侨民族意识萌发。20世纪以来，各地都成立了中华总商会，成为华侨社会整合的重要力量。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有为等流亡海外。继而，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北美、日本、东南亚华侨社会中掀起更广泛的活动，保皇派与革命派在海外展开激烈论争，在华侨中激起强烈的中国人意识。在此之前，华侨社会是一个帮派的分裂社会，华侨活动局限于方言群内部，基本上只有“帮”的认同。论争使华侨意识到中国是一个整体，而不仅仅是闽南、潮州、广府、客家、海南等狭隘的地域和方言群。辛亥革命在华侨社会的深入展开，激发了华侨的中国认同和爱国主义精神。华侨或捐资捐物，或奔走呼号，开展各种革命活动，更有大批革命志士回国发动和参加起义，献身革命。孙中山高度评价“华侨是革命之母”。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民族危机更将广大华侨推动到一个共同的旗帜之下，团结起来抗日救国，如火如荼，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悲壮史诗。华侨文化在特殊的政治生态环境下臻于极盛。中华文化在华侨社会中由此一步步走向深入，至抗日战争时达到顶峰。华侨的精神世界，完全是一个中国世界。有位印尼土生华人的话道出了广大华侨的心声：海外华人要依靠祖国才能取得在异乡的崇高地位，“土生华人必须协助中国，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注：廖建裕：《林群贤传：印尼土生华人的政治与民族认同》，载《现阶段印尼华族研究》。）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中华文化向海外移植，在当地主流文化中形成以中国为认同取向、以儒家思想为价值体系核心的自成一体的华侨文化。二中华文化的分异：华族文化195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东南亚殖民体系崩溃，独立的民族国家相继崛起，对华侨纷纷采取强制的或温和的同化与融合政策。同时，中国大陆与世界的隔绝，使华侨华人与祖国的联系中断，中华文化的代续与传承深受影响。国内实行，中国政府不承认双重国籍，并鼓励华侨加入所在国国籍。华侨逐渐转变为华人（华族），即由OverseasChinese转变为EthnicChinese，中华文化在海外发生变异，由华侨文化转变为华人（华族）文化。这种转变也是华侨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19世纪的中国移民绝少女性，华侨社会基本上属于单身社会，因而具有强烈的流动性，侨居心态浓厚。或者华侨与土著结婚混居，衍生为杂交后裔，乃至被完全同化。20世纪初，女性移民逐渐增加，两性悬殊的情况开始缓和。这使华侨社会渐趋稳定，更重要的是形成纯华人血统后代，即“侨生”，他们的价值观念、经济利益与新客华侨有所不同，与所在国的关系更趋密切。土生华人，无论是侨生还是混血，随着他们在华侨华人社会中比例的不断上升，华侨社会受其影响愈来愈大，并逐渐发生演变。至五六十年代后，逐渐完成了从华侨向华人的转变进程。目前在东南亚十国中，共有华侨华人2000余万，其中华侨只有86万。以美国为例。19世纪美国华裔土生人数少，不足一成，并被视为次等华人。至1930年代中，土生华人已占半数。他们作为美籍公民，受美式教育，操英语，受美国意识形态影响较深。这样，在华侨华人社会里，出现深受美国生活方式和社会观念影响的社会成分，他们对中国传统思想日渐生疏。这个群体日益扩大着对华人社会的影响，推动着华侨华人融入主流社会。不过，二战前认同美国的土生华人，尽管他们几乎西化，但仍强烈地遭受到美国对少数族裔的不公正待遇，因此他们存在着矛盾心理，在美国化与中国化之间彷徨。战后，种族平等成为美国的国策，排华措施逐渐取消，华人在美国的地位提高，经济处境改善，接受美国文化较深的土生华人，推动着华人社会朝向同化于美国主流社会方向的发展，疏远了中国传统文化。华人入籍后，由效忠中国转变为效忠所在国，从中国侨民变为所在国的一个少数民族。从国家形态上来界定其民族属性，都是所在国的国民。从人种或血缘关系来界定其民族的自然属性，华族仍然是龙的传人；从社会文化方面界定民族的文化属性，华族文化仍具有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础、或在此基础上发生变化的文化体系和价值观念。这两个因素的存在，构成了华族作为一个民族赖以存在的共同文化心理和生理基础，决定了它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立存在。应该注意的是，中华民族既是一个文化范畴，也是一个政治范畴，因此，华族不属于这一范畴。同时，世界范围内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华族，每个国家的华族是各自国家内的一个少数民族，各不相同。以中国为中心的文化观，在华人文化中已不复存在，因为华人在政治上已完全认同于所在国。不仅如此，华侨向华人转变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华人被主体民族同化融合的过程。华人在作为少数民族的演进过程中，致力于当地社会的整合。华人作为少数民族融于所在国的国家民族之中，在文化上则成为所在国多元文化的一部分，或者成为国家文化的边缘形态。侨居心态大大减弱，由落叶归根转变为落地生根。作为当地一个族群成为华人自觉意识。华人积极争取公正平等的地位待遇，反对种族歧视。他们主动融入主流社会，加强与友族的交流，自觉参政议政。华侨华人一向远离所在国政治，现在积极参政成为一大趋势。在美国，70年代以前只有极个别的华人精英单枪匹马进入政坛，此后参政成为全美华人的共识，开始采取联合行动。1987年，美国华人名流发表《政治宣言》，成立华裔政治委员会。马来西亚则有华人政党，马华公会有党员50多万，是第二大执政党，此外还有民政党、民主行动党、人民团结党、华人统一政党等。菲律宾前总统科拉松·阿基诺是闽南许氏华侨的后裔，她竞选总统时得到菲籍闽南人的大力支持。这种转变推动华人自觉探研自身的发展演进史，加强对华侨华人历史文化的研究，1963年，旧金山成立了“华人侨美历史学会”。八九十年代此类学会在世界各地大量涌现。如新加坡的南洋研究会、华裔馆，马来西亚的“华社资料中心”（1996年改为研究所），日本华侨华人研究会，北美20世纪中华史学会，欧洲的欧华学会等。国际性的组织则有“国际客家学会”、“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等。有关华侨华人的学术研讨会在各地相继举行，并举办各种展览及建立华侨博物馆。华文教育方面，华校的数量在二战后达到高峰。50年代后期开始，东南亚各国政府相继严格限制或禁止华文教育，华校规模、数量和学生数量锐减。更重要的是，教育的内容和目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华侨时代的华校，教育的内容与中国本土学校没有多大区别，主要是中国历史、文化、社会等，其目的是为了灌输中国价值观。华人时代的华校，实际上只是一种汉语培训，旨在培养学生能够运用和使用汉语进行交流，基本上只限于语言教学。在一些国家，即使这种汉语教学也不允许公开存在。1980年代以后，随着华语地区经济的相继起飞及东南亚华商经济的发展，华语的商业价值增强，华文教育作为一种功能性语言受到重视，在东南亚各国普遍复兴，不过这与1950年代以前的华文教育已不可同日而语。华侨文学，是中国新文化在海外的分支，可称为“漂泊文学”，反映了华侨在异国的失落心态，寄托着游子对祖国对家乡的深深眷念。华人文学，则仅含有对血统的认同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好奇和想象。华侨华人社团也全面当地化，从侨民组织转为当地的国民组织，由战前华侨生命共同体转变为华人文化活动的组织。华人社团形式多样，百花竞放，学术团体、联谊会、武术团体、艺术中心、交流基金、中医中药团体、职业培训班……不一而足。传统社团内增设有妇女组、老年组、青年组。有的社团还发展实业，如马来西亚有“嘉应控股有限公司”、“马潮控股有限公司”等。活动内容多种多样，传统社团拓展服务面，直接服务所在国各族。马来西亚华族文化节组织者认为，只有建立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华人才能适应时代变革的需要。但并不是简单复制中华文化，而是要找寻华人传统文化的精华，并吸收、消化、融合土著文化和西方文化，加强各族文化交流，实现“马来西亚化”。应该指出的是，不管如何变化，华人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是割舍不断的。中国毕竟是华人祖先的国度，必然存在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民族“根”的概念是人类的普遍心理现象。华人文化渊源于中华文化，对根的认同和文化源流关系、亲近关系，必然使二者藕断丝连。慎终追远，华人不仅在广东、福建等祖籍地开展联系，而且涌至其发祥地中原寻根祭祖。在某些地区，华人文化的中华色彩仍然浓厚，在特定的时代，中华色彩也可能回升。在新马华人社会，有华人说，来到这里，就像时光倒流，能够找到本世纪前期中国社会的某些传统。笔者耳闻目睹，深切感受到此言不虚。我有幸出席吉隆坡“广东义山一百周年纪念晚会”，节目内容虽不乏异国风格，但仍是以华人文化为基调。在美国华人社会，华人尽力融入主流社会，但隔阂与距离仍难以消失，他们因此自嘲为“香蕉人”——不管价值观念、内心世界如何美国化，外表黄皮肤黑头发始终改变不了，因此仍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异类，这种状况使他们不得不回过头来审视中华文化。世界各地的华族文化，是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融汇其他各种类型的文化，尤其是所在国本土文化和西方文化，在不同的自然的、人文的环境下生成和发展，因而丰富多彩、千姿百态。各国各地华族文化，在大体相同的起点上演进至今，形成异彩纷呈的局面，这取决于不同社会经济背景、文化氛围、生存环境造就的各自不同的发展历程。沧海桑田，文化变迁的丰富多样耐人寻味。（注：参见龙登高：《传承与分异：中华传统文化海外播迁散议》，载《东南亚研究》199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