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策略与文学变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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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20世纪初期的两份重要报刊《安徽俗话报》①和《新青年》皆由陈独秀主创，且都以启蒙为职志，但是不同的历史语境却使之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历史风貌，并产生了不同的历史效应。因此，由同一位文化革命先驱所创办的这两份杂志，可以历史性地透视出中国现代启蒙策略的调整以及由此给文学带来的巨大变迁。

一、从“开启民智”到“唤醒青年”：启蒙策略的历史性调整

有感于“外患日亟，瓜分立至”的亡国局势，陈独秀认为：“谓中国人天然无爱国性，吾终不服，特以无人提倡刺激，以私见蔽于性灵耳。若能运广长舌，将众人脑筋中爱国机关拨动，则虽压制其不许爱国，恐不可得。”陈独秀在第一期便开宗明义阐明了办报的“两大主义”：“第一是要把各处的事体，说给我们安徽人听听，免得大家躲在鼓里，外边事体一件都不知道；第二是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好教我们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人，看了这俗话报，也可以长点见识。”由此，《安徽俗话报》预设了相应的读者群体：读书的、教书的、种田的、做手艺的、做生意的、做官的、当兵的、女人、孩子们……几乎遍布社会的各个阶层。这样的一个读者拟想范围显然大大超出了不识字或少识字的“下层民众”，而是体现出极为广泛的读者诉求。与《安徽俗话报》同时的《中国白话报》，在记者与读者的通信中曾经对同一时期相关报刊的读者群做了一个比较性的定位：“我这报并不是一直做给那般识粗字的妇女孩子们看的，我还是做给那种比妇女孩子知识稍高的人看……所以说话不免高些。……而且那程度可以合着妇女孩童的报，如今也有好几种了，譬如杭州白话报，宁波白话报，安徽俗话报，江西新白话，那思想浅近一点的人，都可以一看便懂。”②这也恰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安徽俗话报》的实际读者群显然是“庸众型”的中下层社会民众。作为一个历史个案，《安徽俗话报》却正体现出了中国20世纪初期的总体启蒙特征——“开启民智”作为社会变革、历史进步的症结性内容已经被提到了议事日程。启蒙先驱梁启超对这一时期的历史性课题也有过阐述：“夫群治之进，非一人所能为也，相摩而迁善，相引而弥长，得一二之特识者，不如得千百万亿之常识者，其力愈大而效愈彰也。”③所以自清末以来的各类白话报，尽管在读者设定上略有差异，或宣称以蒙童妇孺为主；或声称要开通下层社会，为中下等人说法；或者干脆以开通妇女界为指归，但从整体上却构织了一种以“普及常识”为基本启蒙策略的历史景观，而“启牖民智”与“白话报”的历史血缘关系也由此生成：“前者着眼于中下层社会，更焕发全体民力，是目的；后者用其方便，重其效果，是方法。”④对于《安徽俗话报》而言，除了这一共有的总体历史责任承担之外，还体现出创办者自身独特的启蒙导向。陈独秀一再申明：“这报的主义是要用顶浅俗的说话告诉我们安徽人，教大家好通达学问明白时事。”但是，综观全部《安徽俗话报》，“瓜分危机”才是记者积潴胸中不吐不快的块垒，而诸如“日俄战争”、“洋人开矿筑路”等时局也自然成为报刊重点关注的“要紧的新闻”。被瓜分的亡国危机是一个时时被提及，一次次被强化的启蒙关键词，因此，尽管《安徽俗话报》宣传旨在使当地人“通达学问明白时事”，实际属于单纯的“知识启蒙”的范围非常小，而且就这些地理、历史、天文、卫生、兵事、实业等知识而言，也往往是作为“亡国危机”和“爱国救亡”的延伸性话题出现的，因此，向民众宣传亡国与救亡的道理才是其启蒙的实质性内容。

从《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一个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启蒙策略的调整：启蒙对象由下层民众移向了“敏于奋斗、勇于自觉”的青年知识分子。《青年杂志》自2卷1号起，改名为《新青年》，虽是一字之差，却历史性地突显了这一杂志的精神新质——“青年”成为启蒙的关键词。陈独秀在“社告”中宣称：“国势陵夷，道学衰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启蒙者这一瞩目于青年的启蒙理念根源于以历史进化论为依托的社会有机体理论。“青年”被认定为中国社会肌体健康发展，免于淘汰的新鲜细胞。因此，“唤醒青年”，培养先觉的精神界战士，成为此一时期启蒙者的共识。这一具有历史预见性的启蒙策略事后也得到了很多先驱者的认同。基于对“个性”与“自我”的推崇，鲁迅就曾多次表述过对于“少数”的期待：“与其抑英哲以就凡庸，曷若置众人而希英哲？”⑤虽然在为《新青年》“呐喊”之前，鲁迅也向“金心异”（钱玄同）表达了自己对于“铁屋子”的忧虑和犹豫，但最终还是认同了“唤醒少数，毁掉这铁屋子”的希望。直到1925年鲁迅还坚持这一启蒙策略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而且还是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和目下的社会无关。待到战士养成了，于是再决胜负。”⑥1939年，在评价“”时也对这一启蒙策略给予了肯定：“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由《安徽俗话报》时期面对广大民众的“运广长舌，开启民智”，到《新青年》时代瞩目于少数青年的思想觉悟，表明中国近代以来的启蒙运动已经被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境界。

从《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所展示出的启蒙策略的历史性调整，其根本动因源于中国自身的历史境遇和知识分子的不断觉悟。作为这一历史转捩点的关键性人物——陈独秀，正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分辨出了自己的历史角色期待”。辛亥革命的挫败使陈独秀进入更深刻的历史性反思，并对中国思想界自明中叶以来受西方文化冲击所产生的“七次觉悟”有了更深刻的历史洞见，按照陈独秀的这一分析，《安徽俗话报》的出现大致处于觉悟的“第四期”：“清之末际，甲午之役，军破国削，举国上中社会，大梦初觉。稍有知识者，多承认富强之策，虽圣人所不废。康梁诸人，乘时进以变法之说，耸动国人，守旧党泥之，遂有戊戌之变。沉梦复酣，暗云满布，守旧之见，趋于极端，遂成庚子之役。虽国几不国，而旧势力顿失凭依，新思想渐拓领土。”以“”为核心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所激发的历史性觉悟，促成了清末以来以开启民智为核心的启蒙浪潮，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可以说是这一启蒙浪潮的思想光源。而由《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中国历史再次发生了急剧的变动，辛亥革命推翻了专制帝制并建立了共和。陈独秀洞见出中国历史的症结：“三年以来，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倍受专制政治之痛苦……然自今以往，共和国体，果能巩固无虞乎？立宪政治果能施行无阻乎？以予观之，此等政治根本解决问题，犹待吾人最后之觉悟。”《新青年》的创办正是处于保存“共和”还是复活“专制”的历史飘摇期，这将取决于新旧思潮大激战的最终结果，《新青年》所加于自身的历史责任正是力图促成这第七期觉悟，使“共和”这一现代制度得到真正实现，而问题解决的根本症结则在于国人的最后觉悟——伦理的觉悟：“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吾华犹甚”，“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与阶级制度极端相反，此东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岭”⑦。所以在陈独秀看来，复辟帝制，毁弃共和仅仅是“恶果”而非“恶因”，主张别尊卑、重阶级、压抑民权的纲常礼教才是制造专制的根本原因。因此，由《新青年》所发动的思想启蒙，其最终关怀虽指向根本的政治制度，但却落实于伦理思想的层面，而能充当思想变革先锋的，只能是具备新思想的“新青年”。因此，塑造“新青年”、“倡扬新思想”成为此一历史时期的启蒙主题。而正是由这一代倡导新文化运动的青年知识分子们，共同开创了一整套的现代思想文化价值体系。从《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启蒙”的对象由普遍意义上的广大民众转向了少数精英知识分子，看似是一种思想的退守，而实质上却实现了重大的历史性跃迁，正是这次启蒙策略的调整也终于造成了文学的革命性变迁。

二、从“旧调谱新词”到“文学革命”

启蒙运动与文学新思潮相濡相嬗、相互促动的关系自近代以来已经形成了一种特定的历史景观，但是这种笼统的共识却遮盖了不同历史时段的启蒙给文学带来的变化。身兼革命家与启蒙者双重身份的“第一代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实际上始终担负着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历史重任，因此，他们始终是把政治革命、思想觉悟、文学变革等多重内容作为整体救亡的一项综合性工程来对待的，这也赋予了“启蒙”一种复杂而包容性的历史品格。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段基于迫切的时代需求会凸显不同的维度，但是“文学”始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在以《安徽俗话报》和《新青年》为标志物的不同启蒙阶段中，“文学”始终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但是不同的启蒙方略却使文学从形质上到价值设定上产生了巨大的差异，而正是启蒙策略的历史性调整才使文学在《新青年》时代获得了革命的动力，独享了历史创生点的辉煌。

1.“开启民智”对旧有文学资源的倚重

清末以白话报为手段、以开启民智为核心内容的启蒙浪潮，虽然也倚重“文学”对于启蒙的便利功效，但是面对见识短浅的中下层民众，必然调动能被民众理解、接受的旧有文学资源。《安徽俗话报》在“章程”中把第八门设置为小说，其定位是：“说些人情世故，佳人才子，英雄好汉，大家请看，包管比水浒、红楼、西厢、封神、七侠五义、再生缘、天雨花还要有趣哩。”第九门设置为诗词：“找些有趣的诗歌词曲大家看得高兴起来，拿起琵琶弦子唱唱，倒比十杯酒、麻城歌、鲜花调、梳妆台好听多了。”这其中透露出两个重要信息，一是《安徽俗话报》中所设计的文学性内容并没有区别于旧有的小说戏曲与民间小调，甚至有意与之接轨；二是以“有趣”相标榜，以赢得读者。标榜“娱乐和消闲”是白话报招徕读者的必然选择。要想切实收到启蒙效果，关键是要有人看，而要想使普通民众看得懂，就要使内容有趣，能够和底层民众的审美经验相契合，取代他们既有的娱乐形式，诸如手中的鸦片烟，庙里的说书等等，但是又不能陈义过高，曲高和寡，白话报中的小说和诗词等文学类内容的设置正是力图起到这样一个替代性作用。

出现于《安徽俗话报》中的“文学”，共有两大类：第一类是小说和戏曲。小说从形式到内容的一个共同特征是以白话章回体的通俗样式服务于当下鲜明的启蒙主旨——晓谕被瓜分的民族危机、激励爱国意识，所以其中大多数作品都是以当时的日俄战争作为主要内容，连小说中人物的名字都具有鲜明的政治隐喻色彩，如闵自强、朱先觉、张国威、扬国光、夏振武、华勃兴、宁立群、李自立、张阃权（女）、张无谓（女）等等。作者更是毫不掩饰地借这些符号式的人物大讲爱国救亡的大政方针，在这一点上，《安徽俗话报》与稍前时期梁启超所倡导的“政治小说”从功能上毫无二致，文学几乎完全成了宣讲政治观念、批判时事的工具，小说的趣味性可想而知。而戏曲也是以皮黄戏为主的传统旧戏。与稍后《新青年》同仁对中国传统皮黄戏的彻底掊击截然相反，《安徽俗话报》时期的陈独秀竭力为传统戏曲辩护：“现在的西皮二黄，通用当时的官话，人人能懂，便容易感人；你要说他俚俗，正因他俚俗，人家才能够懂哩！”其实这番话并非表明陈独秀真心欣赏这些传统戏，不过是作为启蒙者看到了戏曲对民众的巨大感染力。与此一历史时期的启蒙对象和启蒙内容相对应，戏曲内容也多是以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古代民族英雄的事迹来激励民众的爱国心。《安徽俗话报》中的第二类文学——“诗词”，更是一种“旧调谱新词”的民间俚俗样式。以“民间歌谣”为启蒙工具并不是陈独秀的首创，在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中就设有“杂歌谣”一栏，本着“弃史籍而采近事”的创作方针，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创作了“新乐府”、“歌”、“行”、“粤讴”等多种形式的歌谣，借以宣扬启蒙思想，但是强烈的文人旨趣毕竟与原生态的民间歌谣相去颇远。《安徽俗话报》虽然以颇具文人色彩的“诗词”命名，但却与文人的创作大相径庭，基本是流行于当下民间的原生态的俚曲俗调，诸如五更调、十二月曲、十送郎君、十杯酒、梳妆台等，只不过都置换上了启蒙性的内容，却保留了原有的说唱形式，因此更接近民间艺人的时事说唱。可见，在开启民智的启蒙阶段，民间通俗文学样式是必然的而且也是最有效、最便捷的启蒙工具。综观《安徽俗话报》中的“文学”，全部都是以旧有的文学样式导人时代性救亡内容，启蒙者正是要借助这种民间传唱的通俗样式与普通民众相沟通，以达到启蒙的最大效果。但是面向民众的启蒙对于旧有文学样式的倚重，必然使文学自身受到禁锢，甚至使文学深陷于“准文学”的泥淖，无法获得革命性变革的契机和动力。

2.“思想革命”时代文学与民众的疏离

从《安徽俗话报》到《新青年》，由时代所促成的启蒙理念的调整和启蒙策略的变迁促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出现和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并由这一代知识分子建构起了一整套思想、政治、文化的现代图式，尤其催生了“文学革命”的发生，可以说“思想革命”构成了“文学革命”的内在动力，而“文学革命”又成为“思想革命”的同一表述方式。因此，从《安徽俗话报》时期专注于民众启蒙而采用的趋俗、悦俗的文学方式，到五四思想启蒙时期一变而为知识分子专意于营造个性化的艺术世界，致使“革命”后的新文学在与五四“思想共同体”达成高度精神和谐的同时却疏离了普通民众。

在《新青年》创办者的最初构思中，“文学”并非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革命性”的话题出现的，尽管陈独秀也提及西方文学潮流和作家，但所谈都非文学自身，而是意在抽绎文学背后所隐含的思想性内涵，尤其是文学在“科学”的光照下所发生的精神巨变：“十九世纪之末，科学大兴，宇宙人生之真相，日益暴露，所谓赤裸时代，所谓揭开假面时代，喧传欧土，自古相传之旧道德、旧思想、旧制度，一切破坏。文学艺术亦顺此潮流由理想主义再变而为写实主义，更进而为自然主义。”可见，与“科学”相伴生的“写实主义”才是被强调的重点。在启蒙者眼中，“写实主义”主要不是被作为一个文学流派或创作方法来对待的，更是一种人生观和世界观，是一种时代精神的表征。在《欧洲文艺史谭》中，陈独秀一再称道的现代三大文豪：左拉、易卜生、托尔斯泰，都是以“诚实描写世事人情”见称的自然主义大师。但是陈独秀所关注的并不是这些大文豪的文学艺术，而是其思想的力量：“西洋所谓大文豪，所谓代表作家，非独以其文章卓越时流，乃以其思想左右一世也。”这一切都表明，陈独秀此时所谈及的文学，皆别有怀抱，文学不过是被拿来作为现代科学思想的有利佐证，“写实主义，自然主义乃与自然科学、实证哲学同时进步，此乃人类思想由虚入实之一贯精神也”。五四“文学革命”显然是内生于“思想革命”的一个重要维度，因此，革命后的“新文学”在与“思想者”达成精神共振的同时也与普通民众产生了巨大的疏离。尽管五四新文学是以“引车卖浆”之流所使用的“白话”取代了传统士大夫认为“古今之至美”的文言，但是新文学并未就此弥合与贩夫走卒之间的鸿沟。“白话文”实际是把五四新文化倡导者们导入了一个启蒙的思想共同体，这个思想共同体既疏离了口语白话的实际运用者，更抛弃了抱着古文字残骸的传统士大夫。作为启蒙思想共同体的一种表述方式，以白话创造的新文学显然也与底层社会的审美经验难以搭界。

文学与普通民众的心理距离实际很难找到一个具体的量度，只能做一种证据式推定。《青年杂志》1卷5号“国内大事记”栏目中曾经刊载了“教育部协办注音字母传习所”一事，公布了一项统计结果：“国之强弱文野，以教育之能否普及为衡，即以全国识字人民多寡为标准。据各国统计，以德居首，英法美日次之，大都逾百分之九十。我国则千人中仅得七人而已。”由此可以推断，以千分之七的识字人口，能于文学上有所造诣，再更进一步能够弃旧图新，勇于提倡新文学的“新青年”，显然都是社会中居于思想金字塔顶端的“精英分子”。以《狂人日记》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所体现出来的先锋性、探索性和思想冲击力，只能激动这一部分青年人的心，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则成为“存在着的无”。新文学与普通民众的疏离更可以通过启蒙对于旧戏的排抵乃至废弃作为另一有力反证。在所有文学门类中，戏曲之于民众的关系最为直接，也最为密切，因此，从启蒙先驱梁启超到《安徽俗话报》时期的陈独秀都不曾小觑戏曲的作用，并以之作为“开启民智”的有效方式。而在五四启蒙时期，中国旧戏（主要是影响最大的“皮黄”）则遭到了彻底否定，而且这些新文学倡导者们都一再申明自己对这种大众通俗化的娱乐方式既没有兴趣，也没有精深的研究。最早主张旧戏改良的刘半农在提出改良方案后立即声明：“然余亦决非认皮黄为正当的文学艺术之人，余居上海六年，除不免之应酬外，未尝一人皮黄戏馆。”而另一批判旧戏的新文化人傅斯年也表明：“我对于社会上所谓旧戏、新戏，都是门外汉。”由这些“门外汉”而倡导中国戏曲改革，当然只有否定一维。傅斯年认为“中国旧戏实在毫无美学价值”；钱玄同更是不容分说，直指旧戏为“野蛮”；就连曾经对于旧戏的启蒙效用极端看好的陈独秀也一改从前的言论，一方面自然表明了陈独秀文学观念的转变，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作为知识分子和“新青年们”的启蒙导师，本能地要远离这种浅俗的大众文化娱乐形式。

可见，新文学倡导者是不屑与这些大众化的俗文学相沟通的，自然对于旧戏也毫无改良的诚意，只是一味要推翻。新文学家们这种不容辩解的批判，显然是急于要为西方话剧的泊入清理场地，因此，几乎所有新文学倡导者都众口一词，建设的途径“只有兴行欧洲式的新戏一法”，但是这一西方现代话剧究竟属于民众还是属于这些倡导新文学的知识分子呢？演出便是最好的试金石。“上海新舞台开演《华伦夫人之职业》，狭义的说来，是纯粹的写实派的西洋剧本第一次和中国社会接触；广义的说来，竟是新文化底戏剧一部分与中国社会底第一次的接触”，而接触的结果则是一个大大的失败。演出失败的结局方使新剧家们重新认识到“娱乐性”——这一被指认为通俗文学的“堕落性”标志——应该在“新文学”领域重新得到认识。这一失败的尝试也显示，被新文学倡导者们所钟情的“新文学”实际上与民众是颇为隔膜的。由此也可以反证，五四启蒙所催生的文学革命，以及由此创生的新文学，实际上是纯粹运行于知识阶层的一场运动。

自近代以来由“开启民智”的启蒙运动所聚拢起来的“文学”与“民众”的亲密关系在“五四新文学革命”后再度分裂：新文学为新知识分子所拥有，而旧戏、通俗文学仍旧在最广大的民众阶层占据着市场。新剧家余上沅后来也不得不承认：“近十年来旧剧尽管受着不断的打击，但毫无影响，虽则写实主义，也会光顾到我们程式化的剧场，无何，旧剧仍是屹立不动，纵使西方的戏剧，要想和我们苦战，也休想成功的。”新剧家颇为深切地意识到：“一个国体的变换，固然容易，但艺术的兴趣是逐渐养成的。”启蒙者对于“旧戏”的废弃，同时对于西方话剧的引进，实际上使“戏剧”这一原先与普通民众紧密相连的艺术样式纯化、升格为现代知识分子所认同的新文学门类，同时也使之与民众严重疏离，这不仅仅是“戏剧”，也是五四新文学的共同情状。但是并不能就此否定五四启蒙和五四新文学的历史性价值，若以“脱离民众”的陈词滥调来判定五四启蒙的失败，更是对于历史的严重误解。

“启蒙”的长远目标和最终指向显然是最广大民众的普遍觉醒，但是从逻辑上讲，“启蒙”却首先应该在知识阶层展开，由他们建立起一套全新的价值体系，而后才能使启蒙的光芒逐渐照耀到整个社会。五四新文学与民众的疏离状态正是启蒙思想共同体的凝聚期和现代价值的建构期，这也正是五四启蒙的巨大历史价值之所在。新文学与大众之间的距离是一个长时期的历史调试过程，此后一浪接一浪的“文学大众化运动”正是二者不断寻求最佳契合点的努力。

注释：

①《安徽俗话报》1904年3月在安徽芜湖出版，半月刊，每期40页。至1905年8月停刊，共发行了22期。

②林獬：《通信》，《中国白话报》第11期，1904年5月15日。

③梁启超：《新民说·论进步》，《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58页。

④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62页。

⑤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2页。

⑥鲁迅：《通讯》，《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页。

⑦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1916年第6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