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文化比较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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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翻译研究的跨文化视角

翻译研究经历了漫长的以感悟经验为主的语文学时期之后，以专注语言层面机械对等的唯科学主义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风靡一时，从70年代至今，经过理性回归最终将视线转移到翻译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外部因素对翻译过程和结果的不容忽视的作用与影响，翻译研究从此得以“文化转向”进入了文化学时期，其代表人物美国学者安德烈·勒弗维尔认为翻译研究的着眼点不能只停留在探究两种文本在语言形式上对不对等的问题，同时还要关注与翻译活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种种文化问题上去，如为什么翻译外国文本，为什么选择某个文本，谁选择的，译者自己、委托人，有没有别的因素，译文读者什么反应又怎么去根据读者反应去调整，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有没有按当时社会、文学和意识形态去考量等等［1］242。而翻译的跨文化性决定了以语言文化为载体的翻译研究必然将学术的视角对准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产生的各种行为和现象，其中既有对翻译内部的微观研究，如语言技术层面以及文体翻译的总结，又有对外部因素的宏观关注，可以概括为三种:“目的语文化中的各种规范对翻译活动和翻译结果的影响;翻译作品对目的语文化产生的影响;原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在地位上的差异对翻译活动和翻译结果的影响。”［2］而外部因素的作用与影响常常是跨文化翻译研究的关注重点，所以这也是本文对两个译本进行跨文化比较的理论依据和主要探讨内容。

二、《西游记》两个英译本的跨文化比较

截至目前，《西游记》有两个最全的译本。第一个将这项浩大的文字工程完成的是美籍华人、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和美国神学院教授余国藩(An-thony)。全译本历时14年，共分四卷，译名为TheJourneytotheWest，于1977年至1982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并同时在英国伦敦推出。而紧随其后英国汉学家詹纳尔(W．J．F．Jenner)的第二个全译本(JourneytotheWest)也接着问世，于1983至1984年由我国的外文出版社出版，首版共分三册，再版时又分为四册本和六册本。两个全译本的连续问世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的一项文化盛事，受到了当时的文学界、文化界、翻译界乃至宗教界等多个领域的广泛关注，在英语读者中也得到了积极反响。

(一)两个译本的成书背景

在两个全译本成书之前，《西游记》英语译介都是以节译本、缩译本或选译本的形式出现的。“假如要详细研究两种文化对翻译作品做成的引力，我们当然不能撇开其时代背景及译者的文化取向，也就是说要同时顾及宏观的文化氛围和微观的个人背景。”［3］11全译本推出的时候，中国已经实施改革开放，对外经济的开放也意味着文化的开放，以及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魅力的迫切愿望。查明建、谢天振在回顾中国20世纪文学翻译史时总结说:“从1977—1979年，无论是重版旧译还是新译作品，大都是世界古典名著和被认为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近现代作品。翻译出版社选题基本上还是以五六十年代的翻译选择规范为标准。”［4］“文学翻译必须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由主管机关和各方面统一拟定计划，有方法、有步骤地来进行。”［5］508这就是当时的规范标准。詹纳尔版的全译本是在1977年前后开始启动的，无疑为成书的历史背景做出了最令人信服的背景注脚。他于1962年从牛津大学中文学习结束以后就来到中国，连续三年(1963—1965)在外文出版社做翻译工作。后的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又以外国专家的身份为国家外文局从事翻译服务。接受《西游记》翻译任务之前，他在本国内已将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动画片《大闹天宫》的电影脚本翻译为HavocinHeaven:AdventuresofTheMonkeyKing。后来他在《西游记》翻译后记中说道:亚瑟·韦利的译本《猴》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缩译本，激发了他对《西游记》与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由此可见，詹译本的出现是历史的需要、文化交流的诉求、政府的委托与个人兴趣的共同结果。再来看余国藩的全译本。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就是英国本土人士的翻译作品在中国出版，而华人的翻译作品在海外出版，这种现象恰恰说明全世界当时对中国是怎样的一个关注度。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版社来说，把住时代的脉搏是保障其商业利益的必要手段，所以在这个时候出版《西游记》全译本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从余译本的成书过程来看，出版社或其他机构并没有事先委托，成就余国藩的全译本的先决条件是他在香港长大的背景赋予他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与传统文化的修养，在美国求学教书的经历成就了他在西方语言文化方面的深刻造诣，而最根本最直接的诱因是他从小就爱读《西游记》，当看到亚瑟·韦利的缩译本“对语言根本性的改写和大量省略字句、片段和段落”［6］18，感到十分不满与痛心，并公开提出了批评与质疑。另外，余国藩在译文的序言中说《西游记》是最受欢迎的中国小说之一，而且东西方学者也对其作了大量的研究，也出现诸多不同的译本，但是译者都是西方人没有一个中国人，“除了1959年的一个俄文全译本之外，还没有一个全译本适时地介绍给西方读者”［7］40。由此看来，余国藩的全译行为也是时代的文化需求，但更主要的是一种个人选择，而这种个人行为是基于他作为海外炎黄子孙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历史责任感和文化自觉。

(二)译者翻译策略的比较

语言的相似性成就了翻译的可能性，而语言文化的差异性导致了翻译的必要性。文化专有项是翻译中的主要问题，因此，选择哪种翻译策略来有效传达原文中文化信息是每一个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也直接关系到翻译的结果，“翻译已被越来越明确地视为一个决策的过程”［8］。《西游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且不说儒道释三种宗教文化的综合呈现，单是形形色色的各种制度文化、哲学神话、物质用具、风俗人情、习语方言、诗词歌赋等等，汇聚一处就足以显示该书翻译的难度与高度了。两位译者在译文中皆显露出了高超的文化信息转换能力，而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也表现出不同特点与倾向。出于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化的美好愿望，余国藩在照顾到一定程度的可读性基础上，翻译策略的选择总体是倾向于著名翻译学研究专家、美籍意大利人劳伦斯·韦努蒂的异化策略的。他认为，随着时间的迁移、交流的加深、知识的增加，许多不可译的内容会变得可译，那种只看重可读性而舍弃原文中大量的文化信息的做法是文化上的简约主义，是“不可饶恕的归化罪孽”［6］18，所以他在译文中对文化内容大多采取忠实直译加注释的具体措施来拆除文化障碍，“每页差不多都有半页的篇幅作注解”［6］18，就连“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来历也解释的清清楚楚。另外，为了加强读者对原书的了解，他在译文的前言中叙写了篇幅达62页的导读内容，涉及到原文本的成书过程、作者生平、人物介绍以及研究现状等等;又在每一卷的附录中都标出注释的参考出处，横跨经史子集和一些学者的相关著作，足见其良苦用心和深厚的古典文化功底。而这样一来，评、译、注的结合就为余的全译本添上了一层浓厚的学术色彩与人文关怀。詹纳尔的全译本是中国开放之初在政府部门委托下进行的，当时的初衷主要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外推出一些有进步意义的名著作品，在传播文化的同时，作品的可读性还是要放在首位的，再加上詹纳尔的母语文化背景对英语读者阅读期待的了解，就使得他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呈现异化与归化并重、可读性与忠实性并存的特点，而不是过多地在学术性效果上下功夫。这可以从他的翻译后记中看出:“不管原文中的信息是什么，对我来说不是担心自己的翻译怎么样，而是只要能好好地享受作者的智慧、幽默、以及丰富无穷的观察力与创造力就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了。我在翻译中获得的这种乐趣如果我的读者也能感受到，那么我的努力就没有白费。”［9］2341-2343所以为了读者阅读的流畅性与愉悦性，詹纳尔也没有像余国藩那样做出那么多的注释，虽说他在附录中也提供了一些原书有关的研究著作书目，可这不过是出版作品的一种常规做法，一是表明作者的严肃创作态度，再者也是为感兴趣的有心读者进一步延伸阅读提供帮助。

(三)译本读者接受的比较

“译入语读者对译文的接受，在我们判断一个译作的价值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6］22两个译本的先后问世，既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也受到了普通读者的广泛欢迎。在余译本的第一二两卷出版之后，1980年，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弗雷德里克·威克曼(FredericWakeman)就在5月29日的《纽约书评》发文大力赞扬:“余用一种既忠实于原文又可使英语读者理解的方法将精妙深奥的原文翻译出来。他甚至将其中难以处理的诗词也全数译出，借助这本真正意义上的全译本，那些熟悉亚瑟·韦利缩译版的读者终于能够领略到原小说的博大丰富，定会惊叹不已的。”［10］西游记研究专家、哥伦比业大学夏志清教授给予余本充分赞誉，认为是对英语世界文学的丰富和补充。普林斯顿大学普莱克斯·安德鲁教授(PlaksAndrew)认为詹的译本“没有学术机械感，非常具有可读性”［11］283。由于学术条件与区域范围的限制，笔者没有找到确切的西方读者对两译本的评价资料，但是借助互联网查到了美国最大的图书销售网站亚马逊网关于两译本当前的销售情况，并且看到了读者的评价。西方人的良好的学术习惯使得他们在网站上的评价往往不是三言两语而是以不少的篇幅严肃、客观地写下自己的想法。笔者认为这就是描述两译本在海外接受情况的最直接最鲜活的数据。从网站上提供的数据看，余译本的销售排行第53399名，远远超出比詹的译本的第224822名，这里要说明的是后者的译本是亚马逊的引进版，所以上架时间不同这里不作为比较依据。从译本的平均得分看，余版四星半略高于詹版的四星，但从写评价人数的活跃度看，余版27人远低于詹版的60人。购书的读者大多都给予两译本肯定的评价，其中一个叫Luke的读者在2006年5月20日留下了长达732字的关于这两个译本的评价ComparingTwoTranslationsofJour-neytotheWest。他在文中简单介绍了两译本的出版与译者的情况，然后评价说詹本语言地道易懂，注释不多可读性强，高中水平就可以阅读;余译本不如詹本地道但是更忠实，以至于到了slavish(奴隶)的地步，有些地方甚至不惜牺牲译文的可读性，不过余本更严肃、更有学术性。他最后总结说，两个译本翻译水平不相上下，难分高低都值得推荐，如果读者倾向于忠实性，余本是首选;如果读者倾向于语言地道故事流畅性，詹本是首选。由此看出，今日西方读者对待中国文学的态度已经“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不闻不问”［6］17改变为热情而又理性的接受，当然这既要归功于《西游记》自身非凡的艺术魅力，也要归功于两位译者的呕心沥血的付出。若从比较的角度来说，两个译本在学者中的认同度与读者中的受欢迎度确实是各有千秋、难分伯仲。

三、全球化语境下经典翻译的跨文化视野

当前全球化的速度与广度已经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地步，再加上与互联网信息传播即时性，两者相互作用的巨大推动力使得从前的地域限制被彻底超越，文化交流与传播不再是局部的偶发的，而是全方位的无时不在的，由此导致世界各文化间互动的空前活跃，翻译活动也可谓是盛况空前，达到了从未有过的新高潮，也为全世界的读者提供了一个增进相互了解的最佳机会。要想让世界真正客观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的经典翻译是一条最高效便捷的快车道，而且“文学翻译试图把两种文化的阅读体验有机联系起来，这种尝试能有效加强文化间的相互关系，促进对文化差异性的尊重”［6］20，所以经典翻译的使命任重而道远。《西游记》的翻译不能因为有了两个全译本就到此为止，新的历史语境有新的文化需求，经典新译、重译要更加具备跨文化视野，根据读者的不同文化需求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多样性并存让译入语读者拥有更大的选择空间，从而更全面深刻地了解源语文化，提升中国的文化形象。而相关的翻译研究也要紧随其后源源不断提供理论动力，这样中国的翻译事业才能欣欣向荣。将《西游记》的两个全译本置于跨文化视野内进行比较，不是要评出孰优孰劣，而是通过对译本成书背景、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以及译入语读者的接受等这些语言外的文化因素进行比较分析，探究翻译实践背后的互动因素对译本结果的影响，从而就如何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交流，了解译入语读者的阅读期待以及客观对待文化差异进行初步的描写性探索，也为当前不断升温的经典翻译带来一些思考和启示。

作者：谢晓禅单位：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外语与经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