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审丑意蕴探索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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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世说新语审丑主体意识人性意识

论文摘要：在高扬魏晋风流之美的同时，《世说新语》表现出浓郁的“审丑”意蕴:展示了丰富多样的丑的类型，揭示了美丑相互依存和转化的规律;通过展示人们物欲追求的种种“丑态”，表现了古代人性意识发展的时代转折;通过描写各种“丑言丑行”，表现了魏晋士人尚真、尚我的主体意识。

《世说新语》(以下简称《世说》)记录了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言佳话，表现了中国古代文人人格审美的一个重要范畴—魏晋风流。但《世说》的审美并不仅仅表现为审“美”，在高扬人格风流之美的同时，《世说》还表现出浓郁的“审丑”意味。

一、以丑审美:审美意识的深化

“审丑”是近代西方美学的重要范畴，是美学的现代擅变。在中国，“从远古青面撩牙的陪葬品和夏商‘婴臀’‘吃人’的青铜器，到晋代艺术家所津津乐道的‘舍身饲虎’、‘刻肉食鹰’的恐怖悲剧故事，中国古代延续着一种‘以丑为美’的美学意识。论文百事通”如果说古代青铜器、佛教故事和造像的审丑是对现实和人生的超越，《世说》的审丑则完全指向了现实人生，在时代生活中发现了丰富多样的丑的类型:

一是形式丑。“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抠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容止》)与潘岳的貌美风流相比，左冲外貌丑，东施效肇的行为更丑，与我们印象中“振衣千初岗，灌足万里流，’(左思诗)的高洁诗人形象实在相去太远。

二是外在丑，内在美。许允婚礼上见妻子貌丑，竟不人洞房，后经人劝告，“许便回人内，既见妇，即欲出。妇料其此出无复人理，便捉据停之。许因谓曰:‘妇有四德，卿有其几?’妇日:‘新妇所乏唯容尔。然士有百行，君有几?许云:‘皆备。’妇曰:‘夫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允有惭色，遂相敬重。”(《贤媛》)许允妻子貌丑，却表现出高尚的品德与敏捷的才思，这种对比，反而更凸现出其人格美，更加光彩夺目。

三是外在丑，内在恶，外在的丑是其内在恶的反映。“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饮酒不尽者，使黄门交斩美人。王垂相与大将军尝共诣崇。相素不善饮，辄自勉强，至于沈醉。每至大将军，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垂相让之，大将军曰:‘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汰侈》)石崇与王敦的行为极丑，这种丑的内容是其为人的残忍与傲慢，是内在的恶。

四是外在美，内在丑。《贤媛》篇记:络秀出身寒门，貌美非常，又有持家才能，后被士族公子周浚看中，要娶她为妾，络秀父兄不愿意，但她自己却不惜违背父兄，不惜牺牲自己，“络秀曰:‘门户珍瘁，何惜一女?若联姻贵族，将来或大益。’父兄从之。遂生伯仁兄弟。络秀语伯仁等:‘我所以屈节为汝家作妾，门户计耳!汝若不与吾家作亲亲者，吾亦不惜余年!’伯仁等悉从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齿遇。”络秀可谓有外在美，但为了使自家寒门能高攀贵族，不惜以身为妾，不惜以死威胁自己的儿子，其行为又表现出封建伦理观念扭曲人格的“丑”。

《世说》还注意到了美与丑相互依存和转化的现象和规律。《巧艺》篇载:“顾长康画裴叔则，颊上益三毛。人问其故，顾曰:‘裴楷俊朗有识具，正此是其识具。看画者寻之，定觉益三毛如有神明，殊胜未安时。”凭空在人的脸上添了三根毛，是丑化，然而因此而使画像更加具有神采，更能表现人物的内在精神，自然的丑就转化为艺术的美。西方艺术家直到18世纪的罗丹才发现:“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或作家，取得这个‘丑’或那个‘丑’，能当时使它变形……只要用魔杖接触一下，‘丑’就变成美了。相比之下，《世说》审丑的自觉要早得多。这种以“审丑”对于审美的补充和超越，体现了那个时代审美意识的深化。

二、以丑见欲:人性意识的表现

在中国古代人性思想发展历程中，“人欲”一直被贬抑。从先秦儒家的“克己复礼”、道家的“寡欲”，到强调群体的两汉经学，个人的欲望始终是被压抑的，而人性意识的觉醒不能不包括对“人欲”的正视和肯定。“魏晋之际的名士已没有了建安文人那种建功立业的进取心，也没有那种慷慨的情怀。士林普遍出现了一种特异的心态—追求一种适意的人生。适意，主要是追求物欲和情欲的满足。”闭《任诞》、《俭音》、《汰侈》三篇集中描写了这种嗜酒好物、放浪形骸、及时行乐、纵欲享受的“时尚”:

第一，《任诞》描写了士人嗜酒纵欢的“丑行”。嗜酒在阮籍等人身上有避祸的隐衷，但不可否认，追求感官满足、彻底释放自我的“人欲”是更直接、更重要的目的。毕卓“一手持蟹鳌，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任诞》)刘伶更是把全部的生命都投人到酒的享受中，一个超级“酒鬼”既丑陋又无赖，但他的一生却受到时人及后人的赏识，这种赏识本身，体现了与儒家“修齐治平”、“立德立功立言”的价值观、人生观完全不同的人性要求。士人们力图把生命的意义更多地归于自身，切近生命自然的底蕴，而不是作为社会和政治机器中的一个零件。论文百事通

第二，《俭音》篇对金钱的占有欲有精彩的描写。“司徒王戎既贵且富，区宅、撞牧，膏田水滩之属，洛下无比。契书较掌，每与夫人烛下散筹算计。”(《俭音》)身为高官，亲自掌管帐簿，计算收支，乐此不疲，绝不是生活需要使然，而是内心的金钱欲望使然。而这种金钱占有的欲望已经挤压了亲情，使其行为乖张:“王戎女适裴颁，贷钱数万。女归，戎色不说，女速还钱，乃释然。”“王戎俭吝，其从子婚，与一单衣，后更责之。”“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俭音》)女儿借钱不还就给以冷脸，已经送人的衣服又要回来，卖李子要钻破了核以免被人引种—这种种占有欲的表现是丑恶的，又是那个时代特殊的人性显现。

第三，《汰侈》篇中穷奢极欲生活的描写表现了人欲泛滥的“丑恶”一面。“王君夫以粉精澳釜，石季伦用蜡烛作炊。君夫作紫丝巾步障碧续裹四十里，石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石以椒为泥，王以赤石脂泥壁。”(《汰侈》)在穷极奢欲的竞赛中，种种“丑恶”的表演都在演绎着一个时代的人性畸变。但《世说》对于这些贪欲、奢侈的描写不无欣赏的意味:“作者对书中那些人物的放荡、颓废、奢侈、淫靡甚至是残忍、凶暴的言行，往往是以同情或欣赏的态度写出的。在《世说》之前，还没有哪一部著作敢如此以欣赏的眼光直面“人欲”的种种表现。如果联系两汉经学窒息人欲的背景，魏晋时代这种“丑恶”应该是人性发展的特殊足迹，是对儒家一向漠视个体物质利益和物质欲望的反动，而不能简单地斥之为“从对绝对、无限的理想人格本体的幻想掉人最丑恶的动物性欲求的满足”。人性的历史发展复杂而曲折，有时甚至通过反常的形式—丑、贪婪等表现出来。带有“丑恶”色彩的人生欲望，也正是人性基本之一部分。

三、以丑求真:主体意识的觉醒

在《世说》中，“真”是文人最崇尚的风度之一。人们常常把“真善美”并举，“真”与“美”往往是相联系的，但《世说》却把“真”与“丑”联系起来，通过“丑”来表现“真”。

第一，“真”是《世说》衡量容貌美丑的重要标准。魏晋士人开始关注人体自身的美丑，虽然人们乐于欣赏人物面容的俊美等外在美，男子也敷粉、修饰，但人们更注重真实自然的风度美，由于对“真”的崇尚，他们常常原谅了“丑”，甚至突出“丑”、欣赏“丑”。“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容止》)刘伶虽然容貌丑陋，但不加修饰，所以那种自然真切的形象使人不觉其丑，反觉其美。

第二，对于身份，嗒世说》有时突破了门弟的既定形象，以“不合门弟”的“丑”，来展示一种真淳之美。“殷仲堪既为荆州，值水俭，食常五碗盘，外无余肴，饭粒脱落盘席间，辄拾以吱之。虽欲率物，亦缘其性真素。”〔《德行》)作为一方长官，对掉落的饭粒“拾以吱之”，不顾“风度”，是令士族高门鄙夷并以之为“丑”的，但殷仲堪出于爱惜百物的一片真素本性，丝毫不觉难堪。

第三，对于言行，《世说》以丑见真的条目更多。不会说话不能算光彩吧?但保持自身的真实性，“能不言”却受人赏誉:“刘尹道江道群‘不能言而能不言’。”(《赏誉》)。坦腹东床并不是多么美好的形象，而都太傅偏偏以此而选中王羲之为婿，正是其率性率真，不矜持，不造作，得到了肯定和赞赏。相反，其他王家诸郎虽然“亦皆可嘉”，但因“闻来觅婿，咸自矜持”，不够真率自然，反而落选(《雅量》)。

透过这些以“丑”见真的种种表现，我们看到的是魏晋士人主体意识的觉醒。正是这种觉醒，使魏晋士人意识到“真”的可贵，意识到传统礼教的虚伪。“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任诞》)古代礼教规定，母父丧不能饮酒，而阮籍却在大庭广众前，饮酒食肉，从外在行为看，阮籍居母丧而饮酒食肉，完全不合“孝”的礼仪，在正统人士眼中是“丑恶”的，而阮籍用自己真实性情的表现来告诉世人，心地纯正，自是真孝，何须规矩约束。新晨

魏晋士人表现出的这种主体意识，不能不受到礼教观念的反对和敌视。也正是这种敌视，促使士人不得不以特别的方式实现主体的精神追求—“魏晋名士以及现存礼俗、违背世俗秩序的行为方式，以不惜表现自己的狂、丑、践踏自己来表达对社会、世界的看法，来表达自己的人生态度。”这种方式的选择，其实是无可奈何、不得己而为之。但正是这种种的“丑”，为人们展示了魏晋士人对自我的发现，对人生价值的热烈追求。

综上所述，作为中国早期小说的经典之一，《世说》对于“丑”丰富的表现与深刻的洞察，突破了“美美丑丑”的僵化眼光，把人性的复杂性与社会现实、文化传统的复杂性结合在一起，以“审丑”的方式，深化中国文学中的审美意识，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审美方式，使我们在《世说》极其简约的文字中，领会到别一种复杂深刻的审美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