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体育文化传播交流中的异化问题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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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批评话语分析方法，以中泰综合格斗赛的中文媒体报道文本为素材，阐释了中外体育文化尤其是武术和泰拳文化交流传播的异化问题。研究认为，将商业性综合格斗赛上升为传统文化之间的对抗，能够通过国族象征等层面使得观众产生强烈的身份认同感，且赛事中关于运动员、赛制等充满话题性的文本，亦能获得更大的关注度。但实际上，一些虚假的“中华民族被挑衅”和“抵御外侮”言论被消费，而中外体育交流中的技战术层面的美学价值并未得到有效挖掘，武术文化与泰拳文化交流所蕴含的积极意义也被忽略。

关键词：体育传播；体育新闻；文化交流；民族认同；异化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体育文化传播与媒介技术形态愈发多元化、动态化。体育媒介和体育传播多样化的结果，让体育传播传递出积极价值，但也呈现出娱乐化和媚俗化的导向，导致公共伦理、社会素养和游戏精神的消弭。这其中涉及到体育媒介与民族认同的研究，是政治学、社会学和新闻传播学等学科交叉形成的新的重要研究领域［1］。诸如奥运火炬传递遭袭、刘翔退赛等大部分引起“围观”的体育新闻事件都裹挟着商业利益的炒作，但其迎合大众何种心理需求，如何界定舆论关切和群体情绪宣泄的社会背景、如何厘清体育媒体文本和潜话语之所指，如何归正体育赛事的恶意炒作及其宣传信息的虚假夸大等问题都值得思考与探讨。对类似体育传播异化问题的认识，不仅对中泰两国文化友好交流十分重要，对中华传统体育的跨文化传播亦具有借鉴意义。基于此，本研究以“昆仑决”、“武林风”等商业拳击联盟举行的中泰综合格斗竞技项目相关新闻报道和社评为素材，采用批评话语分析方法［2］，对上述媒体文本和讯息中所包含的身份认同以及民族意识进行了解读，并阐释了中泰体育文化———尤其是武术文化和泰拳文化交流传播的异化问题。本研究所取文本对象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国日报等传统媒体，还包括新浪体育、腾讯体育等新媒体。

1中泰体育文化传播的批评话语分析

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主要包括不同文化间的传播（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多文化间传播（Cross－culturalCommunication）、国际传播等范畴［3］。成功的体育文化国际传播都是主动调适自己以适应外部环境的结果。强有力的推动者能够促进体育文化国际传播，体育文化国际传播有必要充分利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4］。中泰体育交流是两国文化与社会交往中的重要内容，最早可以追溯至1921年，中华总商会筹办中泰高手比武，上海精武会教练陈子正与泰国拳师乃央相互切磋技艺。2015年是新中国与泰国建交40周年，泰国在中国举办40场系列庆典活动，拳王争霸赛、KO争霸赛、正宗泰拳赛等综合格斗类赛事，都是两国建交庆典活动的组成部分，这些赛事不仅吸引了体育迷的关注，还形成了阶段性的媒体聚焦。其中，2009年12月中泰搏击争霸赛的相关新闻报道和评论，不仅在网络媒体和社交平台广为流传，还被全国多地传统媒体转载。

1．1“搏击即战争”的批评话语分析

这些比赛通常以“中国功夫vs．泰国泰拳”作为体育新闻的关键词进行编码，而在国际体育文化跨国传播中，部分国内媒体报道会利用国家主义、民族认同等方面的潜话语，来帮助新闻报道或评论获得更多的关注。以2015年新闻报道为例：“中泰拳王K－O争霸赛落下帷幕，中国队以8：0全胜泰国队。最近，应世界职业泰拳联盟的要求和赛事组委会提议，中泰双方代表约定于7月5日再战广州，届时泰国将派出更具实力选手‘一雪前耻’……在新闻会上，中泰双方代表举行了战书签约仪式。”可以看出，“中泰对决”、“战书”、“再战”等文本，将中泰综合格斗赛事演绎成为一场“虚拟”或“微缩”的战争，这种文本的编码充分展现了搏击的特征———强烈的对抗性和斗争性。被誉为“西方兵圣”的德国军事理论家、军事历史学家克劳赛维茨曾经阐释“搏击与战争”的关系：“我不打算一开始就给战争下一个冗长的政论式的定义，只打算谈战争的要素———搏斗。战争无非是扩大了的搏斗。如果我们想要把构成战争的无数个搏斗作为一个统一体来考虑，那么最好想象一下两个人搏斗的情况。每一方都力图用体力迫使对方服从自己的意志；它们的直接目的是打垮对方，使对方不能做任何的抵抗。因此，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5］搏击作为一种运动项目，在竞技过程中能够充分模拟出战争的各种要素，可以称之为“一种拟态的战争”。虽然两者都追求胜利，但战争强调“对抗”与“结果”，体育则强调“交流”与“过程”，这也是两者本质的区别。综合格斗比赛本质上是具有交流技艺、商业展演性质的体育赛事，将其等同于“模拟战争”并不恰当。例如“武术”、“功夫”、“泰拳”等代表着各自文化传统的符号，都被借用来阐释民族间的冲突和对抗，在上文相关报道中，泰拳运动员被构建成一个想象的“入侵者”，并在搏击赛事中成为“战争”的主导者———此外，从“泰拳最强五天王组团向中国武林挑战”、“泰拳王叫嚣秒杀中国功夫中泰争霸战重庆摆擂”、“泰拳王嘲讽少林要在李小龙故乡打败中国”、“泰拳白莲斩来华复仇威风少侠领衔昆仑决”等新闻的标题中，都可以看出，中方队员、泰方队员通常被新闻文本分别建构成“防守者”和“进攻者”的角色。

1．2“我弱敌强”的批评话语分析

在文化学层面上看，无论是中华武术还是泰国拳术，都具有浓厚的人文精神，以制服对手为主，护人护己。但泰拳的文化理念还具有一种“用强烈的取胜欲望换取生存权利”的意识，即便致残、致死亦被早期的赛场文化所默许［6］。这一点在具体技术上也有所显示，刘创、郑国华、黄文英（2010）通过信息技术研究了第5届国际武术搏击王争霸赛，对武术和泰拳的技术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显示中国武术在腿法、拳法和组合动作中优势明显。泰拳在摔法、膝／肘技术中优势明显。而在国际拳击赛场，膝／肘技术通常被认为具有较大的危险性［7］。中文媒体文本会强调外来挑战者的强大，如采用泰拳规则，让泰拳成为进攻方，或者说是占利者（至少是规则的占利者）。这种中方队员处于下风、“以弱打强”、但依然“斗志昂扬”的状况，与我国近代史的被动战争状况不无二致。报道文本描绘的中方队员所处场景，并隐含赛事是在一场“非公平竞争”的情况下展开的，能够获得长期受到屈辱历史教育的观众认同，实现球迷、运动员之间的共情。此外，媒体文本还尝试附加给泰拳选手更多的“强势”，譬如“泰拳王雅桑克莱说：中国功夫与泰拳，就象是蚊子与大象打架，蚊子专门抓住大象的弱点———不与大象直接对抗，专门往大象身上叮，只要大象身上一动，蚊子就跑了，这是弱者的表现。虽然大象打不着蚊子，但毕竟蚊子还是弱者……”（新浪体育，2014年08月15日）。这其中，“蚊子”和“大象”的比喻，明显带有对抗性质，而且充满了歧视意味，这种由媒体自造的报道文本，不仅对泰拳文化进行了构陷，而且解构掉了泰拳选手的运动家精神。

1．3文本构建“身份认同”的批评话语分析

认同（Identity）是一个反思性的自我意识概念，是“对模式无区别于其他所有事物的认可，这包括在其自身统一性中的所有内部变化和多样性。该事物被视为保持相同或具有相同”。认同是生成性的、历史性的，是社会互动的产物，人们通过社会交往，对自己的地位、形象、角色、他者关系等进行明确判定。随着社会交往“差序”涟漪，自我认同逐渐上升到群体认同、民族认同或国家认同，进而形成自我意识、集体意识、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8］。“外来挑战者”———泰国泰拳选手强大并进攻性十足，“防守者”中国搏击运动员处于劣势但“斗志昂扬”并且敢于“硬碰硬”地对战，可以明显地看出嫁接中华民族近代历史进程的痕迹。这种嫁接一方面引发观众的危机感、焦虑与创伤，使得观众的情绪处于积极与敏感的位置，并试图诱导其通过购票观看中方选手取胜，来满足国家与民族认同感，平复个人的不安全感；另一方面，这种嫁接将中泰搏击对抗作为“近现代中国战争史”的重新演绎———擂台成为战场，运动员代表国家，鼓励新闻传播信息的接收者前来观看一场“拟剧化”的表演。这些错误的信息通过臆想的重新拼贴，形成了新的叙事空间。约翰•菲斯克认为在这个传播框架中，个人、民族与民族被紧紧联结在一起，抽象的文化皈依被纳入到这场浓缩的仪式（RitualCondensation）中［9］。“……在全场观众山呼海啸般的助威声中，杨建平以矫健的身姿飞身跃过围绳，登上擂台，引起现场观众又一次分贝更高的喝彩声…‘中华战虎’荣归故里，不负众望，再度以一场荡气回肠的‘完美绝杀’尽情演绎中国武术源远流长的侠者风范…”但“所有的符号都是不好的符号”［10］，这种新的象征物或符号将体育传播的客体、主体都感染成另外一种传播非善的客体与主体，并进行重新编码和叙事，恶、对抗、战争和“文化优劣论”成为新的叙事空间中的关键词。例如“昆仑决”搏击商业组织的定位，十分明显地揭示了这种重新编码过的、新的叙事：“……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尚武意识往往是实现国家意志、净化民族品质的有力武器。因此，尚武意识的强弱，也就成了衡量民族兴衰成败的重要指数。然而，自明清以降，尚武之风渐弱，文弱奢华之气上行，以致社会靡靡无向上奋发之力。到了近代，更是受制于以前来华拜服的‘夷狄’，列强欺凌，大片河山更是沦于日本铁蹄之下长达八年之久，究其原因就是武风不胜，文弱化的中国犹若破碎的玩偶只能任人摆布…正是一代代国人秉承尚武精神，挺起中华民族的脊梁，我们的民族才得以重新站立，国家才得以重新富强。然而，安逸使人忘忧，三十余年的国富民安使得国人忘记了尚武以自强，精武以内刚……”

2“国族象征”外衣的商业展演与国族象征失魅危险

观赏竞技体育具有情绪和情感宣泄的功能。我国职业体育的观众并不满足于从激烈的身体对抗中获得一定的美感，体验像观看电影、戏剧一样的陶醉感，而是将民族意识、地域意识和个人意识作为出发点，寻求一种胜利或失败的刺激。并在观赛的紧张与松弛、狂欢与悲愤中，宣泄过剩的精力，重塑心理秩序。综合国力尚未强盛的国家，急于从竞技体育中寻觅突破口，是个体或社会在多元竞争力上的目标偏移，借以实现自身竞争力的强大，祛除自卑感和弱小感［11］。无论被动参与或主观恶意，新闻媒介为了扩大自身的影响力，扭曲事件本身所蕴涵的积极作用，改弦易辙，将更吸引注意力的“坏新闻”作为主要卖点，这种报道基调将消弭体育文化跨国传播中的赛场表现、竞赛精神和体育伦理。从体育传播的背景上来讲，赛事转播报道并不是体育新闻传播的唯一内容，但它却一直是大部分体育报道的最基础的内容。体育传播首先以竞技体育的赛事信息传达为主，着力体现经济体育的“力与美”之本质［12］。由于我国目前的搏击竞技赛事，既没有西方职业拳击的流畅感，也无自由搏击的肉搏画面，更缺乏西方职业摔跤手的身体魅力，亦无铁笼搏击赛的极端嗜血性、暴力性和残忍性刺激，这样的比赛由于缺少和谐化、舞蹈化、自然神教化的国学文化支撑，显得观赏性缺失［13］。通常认为，体育在国家认同形成与强化中的正面作用是，通过体育比赛展示国家的优越地位，增强国民的凝聚力；利用体育来寻求认同和合法性；提高公民的认同感、归属感、团结感［14］。消极作用则表现为过度将民族悲怆情感和民族振兴寄托在一场赛事的胜负之上，难以培养真正的运动球迷，形成现代化、商业化的职业体育模式［15］。体育赛场根本不需要国家荣耀、民族气节和文化优越性彰显之沉重，需要的仅仅是对体育比赛本身的欣赏和对选手个人魅力的崇拜。在经历民族精神荡涤、移位、毁坏后的治疗性、安抚性和重建性程序之后，中国将会表现出对竞技成绩理性而淡然的态度，成为更具游戏精神、生活情趣与审美能力的中国人。中国体育应该从展示“顽强拼搏、敢于超越自我、挑战强手的良好的精神风貌和自信、自强的民族精神”，转向纳入“亲和、开放、宽容、友善”等新元素，重新塑造友好交往的态度、并回到对运动员竞技技术本身的关注上［16］。尤其是对综合格斗类搏击比赛来讲，其技战术精彩与否，这是最简单、最直接也是最本质的理解方式，不应赋予其太多特殊的含义。

3亟待重塑体育文化附魅的中外搏击赛事

文化和种族再无优劣之分，所有的体育运动也都无需扮演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角色———战争的替代品———进行区域文化生态侵略（EcologicalInva－sion）以及彰显霸权，扰乱了正常与友好交流的宗旨，把赛事变成民族情绪宣泄的工具。将自己的文化看做是“理所当然的”，在其他群体、种族、民族和文化面前充满优越感，并对异文化充满歧视与敌意。这种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的思想，为不同体育文化间交流的带来严重障碍［17］。“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尤其是在文化场域，强调“文化的冲突”、“自我中心论”或“主—客”模式，都不合时宜。正如巴赫金（1998）所揭示的，尊重差异性、理解差异性的文化交流和文化对话，才能将走向割裂的、浮于表层的中泰体育文化交流推向更深层次：“我们给别人的文化提出它自己提不出来的新问题，我们在别人文化中寻找我们的问题的新解释。”只有这种“外位性”，能够让双方在对话和交锋中彰显自己的深层次底蕴，也能让不同的文化在对话和交锋中相互得到丰富与充实［18］。在社会转型期，无论是媒体事件还是文化冲突，都能在短时间内激化情绪，引发舆论效应，这种传播机制出于利益目的被商业机构运用，成为事件扩大化的推手。事件本身所蕴涵的积极社会价值被忽略［19］。体育文化传播中，需要规避刚性广告的弊端、放弃恶意营销的思维，在塑造良好印象和公共关系的基础上，促进正态、积极中外文化交流模式的形成［20］。同时，公共关系在体育组织中比其他任何领域中更重要，体育被赋予了强烈的公共利益和媒体利益，许多细微的问题在体育领域完全可能成为危机。中泰综合格斗类赛事本身具有文化体验的性质，比赛本身承载着双边交流、培养观众公民意识和休闲生活方式的责任。此外，体育新闻媒介还需对自身主导的传播内容和效果进行技术和价值观升级，在中泰体育交流乃至体育文化国际传播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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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任慧涛1；陈颖2；张俊涛3 单位：1.泉州师范学院，2．华侨大学体育学院，3．福建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