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文化传播的主要因素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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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书院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古代官学的重要补充，是中国古代教育发展史上的一朵奇葩，在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文章以白鹿洞书院为例，分析江西书院文化传播的主要因素，认为，政治为动因，经济为杠杆，文教为结果，三者之间形成循环往复、互为表里的联通关系，推动了书院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关键词：白鹿洞书院；文化传播；政治推手；经济杠杆；文教展示

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教育与学术研究机构，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世界教育发展史上独具中国特色。书院虽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但在现代社会仍具有重要的文化传播价值。书院文化传播是知识分子以书院作为传播载体，主要通过教学授受、藏书刻书和祭祀等手段、形式进行文化传播、人才培养、发展学术等活动，使人们认识书院文化，肯定书院文化价值，并在传播中不断增殖和繁衍出新的书院文化意义。然，传播手段可以多种多样，在当代社会，现代化手段，如虚拟现实技术等数字化手段亦可助推其文化遗产保护和进一步传播。但观其内核，推动书院文化传播的诸因素值得深究，且更有意义。江西是中国书院文化传播的重镇，研究江西书院文化传播的内在动因、诸多因素对今天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具有现实意义。江西白鹿洞书院作为中国古代天下书院之首，扬名海内外，其知名度提升除了众所周知的人物、事件之外，古代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政策推动，并借助经济手段促使书院教育繁荣兴盛，广泛依靠著名人士的文化及讲学活动教化士人与民众拓展书院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从而更好地为传播政府的治国理念服务；观书院内核，政治为动因，经济为杠杆，文教为结果，三者之间形成循环往复、互为表里的联通关系，成为古代书院存在发展和书院文化传播的主要因素。

一、书院复兴的政治推手

政治因素是古代教育首要考虑的问题，也是书院文化得以传播的内在动因。因为古代中国王朝政治历来重视政教合一的治理手段，在教化民众的过程中，古代精英知识分子必须秉持这一核心的“政教”理念，尤其在古代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更是如此，江西白鹿洞书院虽起始唐代李渤兄弟的读书之所，但那个时候白鹿洞书院大体只有一个文人的小众的概念，离“成教化、助人伦”的治国理念相距甚远，然至宋代以后，白鹿洞书院因为有官僚背景的精英知识分子的介入，逐渐由“私密性场域”走向“公共性场域”，儒学士子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念也在书院中得到完整体现。知识分子在此读书可谓“独善其身”，之后在此讲学就可称为“兼济天下”，书院作为两者的交汇地得到世人的广泛关注。宋代朱熹《延和殿奏事》中有言：“臣昨任南康军日，尝具状奏乞赐白鹿洞书院勅额，及乞以太上皇帝御书石经并版本九经注疏给赐本洞，今亦未蒙施行，而朝野喧传，相与讥笑，以为怪事，臣诚恐惧，不敢不尽其说。”［1］12从朱熹的这段言论中可以发现，他想复兴白鹿洞书院首要的任务就是赢得执政者的支持，所以才有“乞赐敕额”的举动，他为说服皇帝，列举了以下的理由：首先是历史维度，朱熹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了书院建立的意义和价值，如他所云：“谨按本洞书院，实唐隐士李渤所居，当时学者多从之游，遂立黉舍。至五代时，李氏为建官师，给田赡养，徒众甚盛。迨至国初，犹数十百人。”［1］12其次是纲常和现实教育需要的角度，他说：“夫先王礼义之宫，与异端老佛之居，孰正孰邪？三纲五常之教，与无父无君之説，孰利孰害？今老佛之宫遍满天下，大郡至逾千计，小邑亦或不下数十，而公私增益，其势未已。至于学校，则一郡一县仅一置焉，而附郭之县或不复有。其盛衰多寡之相絶，至于如此，则于邪正利害之际，亦已明矣！”［1］12再次是从先祖法度方面来阐述书院存在的必要性，他说：“太平兴国中，尝蒙诏赐九经，而官其洞主，见于《会要》，而咸平五年，有勅重修，仍塑宣圣及弟子像，又见于陈圣俞所记。简牍具存，可覆视也。夫以此洞之兴，原其所自，虽若浅鲜无足言者，而太宗皇帝、真宗皇帝眷顾褒崇至于如此，则圣意所存，至深至远，必有非下吏浅闻所能窥测者。”［1］12朱熹奏疏的上述几条基本涵盖了白鹿洞书院的历史源流、纲常秩序、宋代先皇的举措和社会现实的迫切需求，所提所想都符合当时的国家利益，因此得到执政者的支持。可想而知，无论是在政策理论层面，还是在实际操作层面，书院的复兴都势成必然。

朝廷或地方官员的支持、重视，对书院文化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以书院管理来说，书院实行以“山长”为中心的教育行政体制，山长一般由具有一定的政治地位或学术地位的人担任，或为名儒宿学，或为退职官员。宋元间的山长多为各路学官兼其事，元代书院官学化，书院山长正式纳入国家编制，由礼部、行省及宣慰司任命。到了清代，更加重视书院山长（乾隆三十年《上谕》改称“院长”）的选聘，《上谕》要求凡充任书院山长者必须专任，对“教术可观，人才兴起”的书院、山长进行嘉奖。不仅有的书院由地方官员兼任山长，更有一些地方官员、告老还乡的退休官员等创办书院或者亲自讲学、交流。幸南容告老还乡，创办桂岩书院，聚徒讲学；周敦颐辞官归隐，在庐山北麓莲花峰下修建的书堂里隐居讲学，有了濂溪书堂；朱熹在知南康军时，重建、复兴白鹿洞书院；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期间，不仅在实际上主持尊经书院，还为书院生员讲学，著名的《书目答问》就是张之洞的授课讲义。此外，朝廷或地方官通过题（赐）额、置（赐）田、赠（赐）书、拨款等形式支持，对书院的发展及其文化传播也起到了推动和激励的作用。它甚至波及到海外，在朝鲜书院的发展史上，有一个重要的制度，就是“朝廷赐额”制度。朝廷赐额推动了书院在半岛上的蓬勃发展，而这种制度的形成就是深受中国书院，尤其是朱熹与白鹿洞书院的影响。书院教育重要功能之一，即，为国取士。主要体现在，如何“选才”。书院文化的传播离不开“人”这一核心要素，选人、用人、育人都成为历代书院洞主、山长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之一。《招举人入白鹿洞状》是朱熹为即将奔赴临安参加省试的举人办的培训班上说的，其中明确阐述了书院对科举人才培养的宗旨：“恭惟国家以科举取士，盖修前代之旧规，非以经义、诗赋、论策之区区者为足以尽得天下之士也。然则士之所以讲学修身以待上之选择者，岂当自谓止于记诵缀缉无根之语，足应有司一旦之求而遂已乎！今岁科场解发，赴省待补之士二十有八人，文行彬彬，识者盖称之，郡亦与有荣焉。然惟国家之所以取士与士之所以为学待用之意有如前所谓者，是以更欲与诸君评之……山林闲寂，正学者潜思进学之所，诸君肯来，当戒都养给馆致食以俟。”［1］14在此，朱熹明确表示，利用书院举办这个培训班，目的是想借此机会，以理学家讲学修身的理念来修正世俗的科举观念，以期明了“国家取士与士之所以为学待用”的真正意义。

二、书院运作的经济杠杆

从朱熹《招举人入白鹿洞状》的最后一句“山林闲寂，正学者潜思进学之所，诸君肯来，当戒都养给馆致食以俟”［1］14来看，他已经对书院的经济问题有了不错的安排，否则士子们在此地读书的生活给养问题就无法解决，这也是书院办学的命脉所在。而在宋代以前的南唐后主李煜时期，白鹿洞书院就有“割善田数十顷，取其租廪以给庐山国学”［1］404之说，亦可见各朝的执政者对于书院教育的重视程度；而且各地的经济状况可以影响到书院的发展，在经济发达地区，书院的发展也明显加快，尤其是赣江和湘江地区，该领域的书院不但数量众多，而且影响力也很大。可见，没有经济作为强大的后盾支持，想要推广文化，教化民众基本是不现实的，因为在书院的讲学、集会、藏书、纸张及日常管理各个方面都需要经费的支持，财力的厚薄程度直接关系到书院的生存，故明嘉靖年间江西督学副使郑廷鹄有言：“尝闻洞学聚徒之众，每至数百人，吾道之盟可谓盛也矣。然往往以裹粮为艰，不及终业，虽有明道之志，随即离师辅而反矣。故前贤思广其用，买田相之，及文公置庄为业，共图久远”。［1］404从郑廷鹄的言论中我们可以明确知晓士子们没有书院的经济依靠，人才自然风流云散，这就更谈不上书院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播了，因此，没有经济作为支撑是不行的。我们在查阅相关资料时发现，明代对于书院的政策还有免除书院诸生徭役等，《优免差徭役》载：“嘉靖初年，抚按衙门议允，洞粮税课已经通派，建昌县不必扣除洞租，充纳前项租银尽该解洞供赡。此后洞租每谷一石，征粮二钱，以给洞生，杂泛差徭，照例优免。”［1］460相关政策的出台更有利于学子安心求学。白鹿洞书院的《洞租给赡》一节载：“南康府诸生，每人月给谷一石七斗，该银三钱四分；油二斤，该银四分；四方及外府诸生，每人月给谷二石三斗，该银四钱六分；油二斤，该银四分……，月给谷七石，作米三石，该银一两四钱，油烛银二钱，南康府按月给散。”［1］461至清代，巡抚蔡士英《示定洞规》又更为细致地核算了书院的开支：“主洞公费每月支银九两，一年共银一百零八两；副讲每月支银四两五钱，一年共支银五十四两；每年会课诸生，约计六十名，供银六两，一年共支银七十二两……。”［1］275这些资料明确记录了诸生和洞主的供给费用以及书院日常必要的开销，而这些都是书院必要支出的部分，也因为制度的确立，上司视察不能有需索的行为。随着政府的日益重视，书院经费的增拨可以扩充招生的数量，正是执政者的重视和经济上的扶持，白鹿洞书院发展成集“精舍、号舍、憩馆、贡院、射圃、仓厫、庄屋、坊桥之修葺，及洞主姓名、学规、祀典、书籍、田赋具载”［2］63的地方，逐步形成了一个较为独立存在的社会圈层。

三、书院的文化教育与传播展示

白鹿洞书院在政治与经济的双重推动下，最终以特有的中国文化现象展示给世人，它和我国其他书院一样，在“为己之学”或是传播儒家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宋明理学或儒学的种种风尚以及学派的推广自然要归功于书院的存在，这对于中国教育制度史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可以说，儒家学术的发达和荟集了许多杰出思想家的书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角度上说“书院是宋明以降儒学发达的制度上的保姆”。［2］2白鹿洞书院文化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该揭示是朱熹为了培养人才而制定的教育方针和学生守则，道出了古代教育的根本任务、为学的程序，指明了修身、处世、接物等之要。由此可看出，朱熹讲学或教人为学的目的，是为了要人们按儒家经典，读书穷理，修己治人，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自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一出，后世学人皆以此为重，成为封建社会后期办学的准则。南宋书院以之为统一的学规，并成为元明清各朝书院学规的范本，影响到各级各类官学。王阳明对这个学规给予了高度评价，清知府李长春在《兴复洞学看语》中也提出了延聘教师洞主的重要性：“……务学不如务求师。师者，人之模范也。模不模，范不范，害不小也……先之以人品，继之以道学，又继之以文章……。”［1］59传统书院文化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不同于官学的封闭式教育，具有某种开放性特点，也正是由于它的开放性促成了学术文化进一步扩散，普通平民也能受此影响，并且古代书院教育注重儒家经典，以经学为中心。在我国历史上理学发展的高峰时期，作为全国著名的白鹿洞书院，与理学三大派都发生了联系，这使书院与理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胡适先生在1928年对庐山进行考察之后，认为白鹿洞书院代表中国近世700年宋学即理学的大趋势；而鹅湖之会在中国教育史、哲学史上的重大意义已有共识，由此也可看出，书院的文教展示、文化传播作用不容置疑。

在文教思想和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方面，书院文化传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东亚、东南亚的政治、文化、教育等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书院文化对外传播开始于明代，更直接影响了朝鲜书院的发展，并成为韩国儒家文化传承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功能。朱熹与《白鹿洞书院揭示》对东亚东南亚地区的文化影响很大。随着书院文化的传入，在注重祭祀的朝鲜书院，“奉祀朱熹的书院有25所，占到所有奉祀中国先贤书院总数的43.8%，位居第一，号称至圣先师的孔子只8所，屈居第二。”［3］79而朱子学说的传播更继而成为指导李氏朝鲜政治的哲学思想。在日本，中江藤树被认为是日本书院的首创者，他在创办书院不久，便为书院制定了《藤树规》《学舍坐右戒》等书院规条。这些书院规条几乎全盘照录朱子《白鹿洞书院揭示》。江户时代，日本所有讲授朱子学的藩校、乡学、书院都将该《揭示》奉为圭臬。［4］展示了中华文化在文教展示方面的影响力和生命力。综上所述，基本可以厘清中国书院发展的三大因素：政治力量、经济手段与文教展示。它们是决定书院复兴和文化传播成败的条件，更构成了中国古代书院教育及文化传播的主要推手。书院成为中国传统官学教育之外的重要补充，书院教育也逐渐形成了“学术自由”、“尊师重道”、“重视德育”的特点，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古代文化传播途径，同时阐释其存在的文化意义。也让世人看到，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人类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对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更是我们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之一。

参考文献：

［1］吴国富.新纂白鹿洞书院志［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

［2］周婧婷.中国古代书院的文化传播研究［D］.保定：河北大学,2010.

［3］邓洪波.从朝鲜书院看中国书院文化的传播［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3).

［4］中江藤树.藤树规［M］.藤树先生全集:第一册.滋贺县藤树神社创立协会编,昭和三年.

作者：熊震；李昱 单位：江西科技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