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文化传播体系的建构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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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中心主义”是随着西方现代文明的全球性扩张性活动而生根萌发的，它最初源于西方启蒙思想家对历史的多视点书写，这种社会思潮在新的历史时期仍以不同形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文学、史学和影视文化等。尤其在影视文学方面，对传统文化和历史进行了解构，有意无意地迎合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不良倾向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对历史的肆意篡改、过度戏说与消费、对经典的不当解读和对西方普世价值观的极力追捧等。为此，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依然存在的全球化语境下，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强国，提升文化软实力，正视我国当前影视文化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对传统文化的皈依与接续

近几十年来虽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与反思之声不绝于耳，但也很难也迅速扭转西方人对东方文明与文化的无视与偏见。在这样一个全球文化多元性共存的时代，“西方中心主义”思潮的流行无异于“殖民主义”在文化领域的变相实践。虽然所谓的反“西方中心主义”者也注意到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和相互影响的事实，但是这种文化交流的想象性行为是以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进一步完善提供的可资借鉴的“他者”形象为前提的。周宁在对唐纳德F•拉赫与埃德温J•凡•克雷的鸿篇巨著《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的解读中提到：他们在解构“西方中心主义”思潮的同时还在建构并不断重建这种理论，“实际上是一种相反相成的文化诡计，‘反写’的结果是‘正写’”，同时指出了西方文化对异域知识的热情，不仅是西方扩张的文化动机，而且促成了西方文化的自我批判与自我超越。由此可见，西方学者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自我反思不仅无助于削弱其影响反而进一步肯定了其兼容并蓄的优越性，加剧了对东方文明主体性地位的无视。

东方文明或者说中国传统文明中的灿烂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都优越于西方，“从蒙元世纪到启蒙运动的五个世纪，亚洲对欧洲的文化影响遍及器物、制度、观念等不同层面”，欧洲文明也只是在近代以来暂时性地领先于世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无视和割裂，将会和“全盘西化”一样导致文化上的虚无主义，这是不能够代表先进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也无力引导中国走向强盛。在“他者”与“自我”、“他救”与“自救”中，我们应该侧重于后者。对于当前的影视文化建设而言，传统文化是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是一座精神上的富矿，我们理应善待之，善用之，影视文化欲求发展必须植根于其上。立足于传统，就是要求影视作品的创作要尊重历史，科学地、艺术地解读和书写历史，正视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性元素并能动地选择合适的手法进行大众化传播，引导观众重塑传统伦理价值观，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

近来，荧屏上深受好评的影视节目大多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践行这种理念。如张国立执导的电视剧《原乡》，它讲述了在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里的一群身在台湾、香港地区的老兵历尽周折返乡省亲的故事，是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孝道、乡情、血亲、人伦和“仁义中和”观念的形象诠释，恰到好处地撩起了观众心中那尘封的感情记忆；《大河儿女》中塑造了一群性格鲜明、率真、耿直的人物形象，谱写了一曲河南人民的奋斗史，多视点地描绘出了一幅厚重的中原文化图像；纪录片《河源》唯美地展示了西部地区的灿烂文明，以影视纪录的笔法重新书写了那一段段历史；《舌尖上的中国》通过大江南北各具特色的饮食文化反映出了社会转型时期的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命运的变迁，以特殊的方式记录下了对当前社会的思考，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了解了东方的古老文化，这些例子实在是不胜枚举。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曾说过：“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才，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2］这话虽是在阐述一个民族历史的重要性，然而这对传统文化而言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如果在文化继承上与传统因素决然割裂，却又不能建构新的文化体系，那么我们将会尴尬地被悬置于文化的“虚空”状态之中，重新回到蒙昧、黑暗的时代。当国外的影视文化产品裹挟着“西方中心主义”思潮汹涌袭来之际，我们应致力于对民族文化的内核传播，只有建立在对传统文化皈依与接续基础上的文化构建，才能够进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现代化建设。

二、文化现代性的自觉构建

影视文化传播体系的建设既不能是夜郎自大式的固步自封，也决不可毫无节制地“全盘西化”。我们既要让西方先进的文化走进来，也要让我们的优秀文化走出去，在双向的文化的互动交流中以开放的姿态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基于国家的总体外交战略方针，中央在1980年就成立了“中央对外宣传小组”，主流媒体也着手构建大外宣格局，并不断地进行对外宣传的理论建设和实践尝试［3］。全球化的东方文化的传播路径的构建固然是一个方面，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传播内容的建设与设计。影视文化的现代性或者说现代化建构应该是对传统中国文化的一个发展，是着眼于现在，放眼于未来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中的重要一极。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离不开文化的现代化。影视媒介对文化现代化建设的意义不仅仅表现为传播内容中的文化品格的提升，有时候这种传播活动本身就是一个建设性的行为。

对现代性文化内涵的科学诠释是影视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表征。社会主义的文化应该是植根于大众、面向大众的。影视作品的创作要紧跟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的发展进程，加大对先进的、科学的文化研究成果的荧幕转化率，将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优秀成果艺术地播撒于观众之中。影视文化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天然地具有一种大众媒介的日常化的书写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与其他文化类型（比如精英文化）是完全割裂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的和可转化的。影视文化的镜像能够让我们看到精英文化的影子，并能够对其进行普适性的阐释和传播，影视文化也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影响文化的现代性转向。影视文化的现代性还体现为对现代性的文化环境的培育。大众媒介对社会生活的介入和干预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环境的变化并进而决定人的行为和表现。麦洛维茨（Josh－ua　Meyrowitz）提出的“媒介即情景”观点就指出了：新媒介－新情景－新行为之间的事实性关系［4］，说明了媒介对环境的塑造和社会行为的影响。影视媒介不但能够直接对社会现实环境的形成和改变进行干预而且还会营造出一个荧屏上的“拟态环境”。开明、公正、有序的现实环境固然是推动社会文明前行的必要条件，虚拟舆论场的构建也必不可少。影视文化的现代性最终表现为人的现代化，公众的现代化人格和理念的养成。在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随着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人的重要性，人的现代化转型将是社会现代化推进的核心要素。大众媒介文化的繁荣为公众现代意识的启蒙拓展了一个新的渠道、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坚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是时展对影视作品创作提出的最基本要求。影视文化的现代性建设归根到底应落实到对受众现代化意识的引导上，在正视到文化多元性的基础上，在多元中立主导，关注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致力于民族文化自我意识的重建。

三、审美价值观的理性引导

在20世纪，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就针对影视文化产业的价值取向从作为文化工业视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启蒙还是欺骗”的质疑，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影视文化在市场主导和消费刺激下所具有的对受众的迎合性特征。同时大众媒介的特性也赋予了它与意识形态之间具有的天然的亲近性，不同文化背景下生产的影视文化产品负载着的文化理念和审美价值观肯定会对处于“异域”中受众的固有观念产生一定的影响，冲击、消解还是融合则不一而足。媒介产业的发展为媒介文化的形成和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新媒介与传统媒介共存的现实语境催生了当前审美价值的多元化景观。针对社会转型期对民众造成的“心理震荡”和“失衡”现象，胡占凡在《新形势下主流媒体如何有效引导舆论》一文中明确提出：“主流媒体必须理直气壮地坚持主旋律、主流声音，理直气壮地坚持正确的导向和健康的价值取向。”［6］面对新形势和新变化，我们的文艺创作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引下，坚持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的创作方向，将艺术造诣与价值理性的追求和谐统一起来，自觉担负起以优秀的作品引领时代文化健康前行的重任。

四、结语

影视媒介对文化的传播以艺术形象的感染力和形象示范力，迥异于哲学、史学、伦理学的哲理思辨性作用。它在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国家形象的塑造上具有异乎寻常的巨大推动力。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语境下建构我们的影视文化传播体系，一方面是基于对国内虚无主义、自由主义仍然存在的客观事实，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构建主流媒体的大外宣格局的需要。西方文化借助大众媒介的强势输出态势，势必挤压我们传统文化的传播和生存空间。对传统伦理解构的同时需要对新的文化价值体系的构建，否则我们将会使处于“悬空”状态的大众无所适从。社会转型期的“阵痛”的社会现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蓝图的实现都要求我们必须要正视影视文化在抚慰大众、建构社会主义文化框架、塑造国家形象中的巨大作用。因此，当前影视文化传播体系的构建应该着眼于提升文化软实力，以服务人民，服务社会为目标，主要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正视与接续，对文化现代性的自觉重建，对观众审美价值观的理性引导，在继承传统和对外借鉴的基础上，科学地、理性地架构我们的影视文化传播体系。

作者：孙建礼 单位：聊城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