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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杭古道西起安徽省绩溪县伏岭镇,东至浙江省临安市马啸乡,北靠黄山,南依天目山,全长25千米,是古时联系徽州与杭州的重要纽带。据史料记载,这条古道早在唐代就已修成。[1]徽杭古道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地位,是古代徽州与外界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载体,它既是经济之路,也是文化之路。徽杭古道将安徽与浙江连在了一起,展示着皖浙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文化精神。目前有关徽杭古道的学术研究还不多见,主要有冬冰、张益、谢青桐的《文明的空间联系:大运河、新安江和徽杭古道构建的徽商文化路线》《我国古代的贸易通道———徽杭古道》,贾庆军、吴昌的《徽杭古道探析》等几篇论文。至今,还未有学者从徽杭古道负载的文化认同角度进行过研究。因此,本文以此为题,希望借助对徽杭古道文化意义的分析,为徽杭两地文化认同的解读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由于自然条件和地理情况的不同,在一个国家的版图上会出现很多因历史文化背景不同而产生的地域性文化。在同一地域内,因长时间的交流与传播,居民的语言、信仰、生活习惯、道德观念及心理、行为等会逐渐呈现趋同性,从而促使带有地域性特征的文化现象出现。
(一)地域文化传播。地域文化不但有物化的载体,而且拥有观念性的精神符号。地域文化传播不是武力的强制性征服[2],而是通过物化的载体,尤其是观念性的精神符号引导同一文化圈内的民众或异质文化圈内的民众形成统一认可的过程。通常,文化传播有赖于人类活动与大众的传媒传播。从上图可以看出,地域文化借助商人的贸易活动、人类的迁徙和教育活动的开展等古老的传播方式进行传播;如今,又逐渐借助于报刊、广播、电视等旧媒体及手机、网络、APTV等新媒体手段,获得最大范围内传播受众,实现地域文化的现代化广泛传播。
(二)地域文化认同。广义上,文化认同指的是一个民族、国家或地域范围内民众形成的共同文化心态,它体现在语言、文字、建筑、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行为方式各个方面。每一地域都有自身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当文化资源与信息由一地向另外一地传递和渗透时,地域文化认同便产生了。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传播手段的发展,地域性文化认同产生了层次性。只有挖掘了其历史层面的表现,又解读了其现实价值,才能真正对地域文化认同形成准确认识。
二、古道文化认同的历史性解读及表现
刘坚先生认为,“地域文化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历史性解读,一是坚持地域文化意义的唯历史根据,二是坚持地域文化意义的唯历史话语”。地域文化关系结构形成的时间越久远,文化认同感越强烈。地域内的历史生活现象构成的历史根据与历史话语是地域民众形成文化认同的根基所在。徽杭古道上语言的互通、民俗信仰的趋同、走商文化的形成正是对徽杭两地文化认同的历史性解读依据。
(一)徽语与吴语的交叉。古代,中国传播手段还不太发达,一般都是通过世人口耳相传,并记录在册而形成的。文化的交流首先是语言的交流,作为文化的负载者,语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徽杭古道的通行与发展,对徽杭两地语言的交流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皖浙交界地,地形以丘陵山地为主,“隔山”土话既多又杂,各种方言土语易于渗透,尤其是徽商往来的频繁,给交界地带方言的形成带来了复杂的影响,很多地方出现了吴语和徽语交叉并存的现象。按《中国语言地图集》所载内容来看,徽语分布于新安江流域的旧徽州府、浙江的旧严州府等地,位于整个皖南地区的南部。徽语区包括安徽、浙江、江西等三个省的十六县市。而吴语则分为六片,即太湖片、台州片、瓯江片、婺州片、处衢片、宣州片。在吴语区和徽语区,很多地方同时存在两种方言。由上表可以看出,在安徽的绩溪、歙县、宁国和浙江的临安、昌化、淳安等地存在着吴语和徽语交叉并存的现象。这与徽杭两地不断的经济、文化往来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民俗信仰的趋同。徽杭两地百姓因经济往来不断交流,促使徽杭民风民俗、民间信仰逐渐趋同。徽杭古道横贯皖南至浙西地区,散落在古道两旁的村落保留着许多皖浙地区的民风民俗。如浙江的浙基田村(浙川)因与安徽省接壤,受徽文化影响,民情风俗和安徽绩溪一样。过春节家家户户贴对联,挂灯笼;元宵节拜祖宗,七月半裹粽子,九月重阳做麻糍,过年做“水旱包”;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请太公、拜灶王及猪栏菩萨等。再如临安两昌地区的房屋几乎都是砖瓦泥墙的徽派建筑风格,几乎每个村庄都建有祠堂。其中,马啸陈家祠堂被列为浙江省文物保护重点单位。共同的语言、相似的民俗活动和类同的建筑承载着厚重的文化信息,促使皖浙交界地域产生了共同的心理与文化认同。在徽杭古道的各村落中,流传着很多民间信仰,有老郎神信仰、汪公信仰、放蒙山信仰、五谷菩萨信仰、宗族信仰等等不同形式。其中,皖浙交界地区流传最广的当属老郎神信仰和汪公信仰。老郎神是中国戏曲行业的保护神。中国戏曲诞生之初,就希望可以得到神灵的庇佑。但直至明代,随着昆曲的发展,艺人队伍的壮大,行业神———老郎神信仰才逐渐成形。皖浙地区,昆曲、目连戏、黄梅戏流行,老郎神信仰广泛。随着时间的推移,老郎神产生了演变,从行业保护神变成了普通民众心中的平安神。如今,徽州古道沿途散落的村落中,村民习惯用艾草代表老郎,用红纸将艾草包裹起来钉挂在屋内大堂墙上右上角或门框一侧,以求平安。汪华,隋末徽州人,农民起义领袖。当时,天下大乱,汪华被众人拥戴,占据歙、宣、杭、睦、婺、饶等六州,自称吴王。公元621年,归顺唐朝,任歙州刺史,总管六州军事,后在长安逝世,谥号为“忠烈王”,归葬于歙县。在徽州地区,对汪华的崇拜根深蒂固,一州六县供奉汪华的庙宇随处可见。明清时期,该信仰随汪氏族人沿徽杭古道迁徙至江南各地。江浙一带建立了很多的汪越公庙,特别是汪姓聚居的杭州,汪公信仰更为兴盛。在民间,汪华被尊奉为“太阳菩萨”,汪王庙是徽州乃至江南民众祈福免灾的庙堂,也是汪氏家族祭祀的中心。如今,正月十五至十八日,大部分村落,包括徽杭古道景区入口处的汪公大庙还会举行汪公大会,祭神烹饪,搭建花台演戏。
(三)“贾而好儒,求学取士”之风流行。徽州地区人多、山多、田少,生活生存危机。俗语经常说“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为了谋求生存,徽州男人或沿新安江,或攀徽杭古道,出门经商,赚钱侍养父母,或帮助兄弟参加科考。千百年来,古道上谋生、求学、为官、经商的行人南来北往,生生不息,古道历尽沧桑。宋代以后,程朱理学盛行,徽州崇儒重学风气炽烈。在这样的环境中,徽州商人不断受到浸润,以致出现了“贾而好儒”①的局面。如歙县商人郑孔曼,出门必定携带书籍,在做生意的间隙里进行阅读。闲暇时,则拜会当地文人学士,唱和应对,为世人留下了大量的篇章。几百年来,徽商中间还出现了一大批诗人,他们与文人积极交流,参与各种诗社活动、编辑出版诗集等等,他们重塑商人的价值观念,提升了商人的文化内涵。王世华先生认为,“贾而好儒”的风气是徽州商人独有的特征,这一风气随着徽商的活动向浙江等地蔓延,从而在江浙也出现了“贾而好儒”的商人群体。如江浙的苏州、无锡、嘉定、长洲、扬州等地商人也出现了“贾而好儒”的四个特征②,这足以证明在江浙商人中间也流行这一风气。更为重要的是,“贾而好儒”之风的盛行推动了徽杭两地“求学取士”之风的发展。徽州的士子、商人纷纷择路前往都城考取功名,一路之上,激发了沿途村庄稚童求学取士的欲望。直至民国时期,这一趋势都在延续。如冠有36个博士头衔的当代文豪绩溪人胡适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他14岁那年跟随二哥去上海求学,从绩溪上庄老家出发,经过江南第一关,到余杭一共走了七天,然后再乘船到杭州,在那里他第一次看见了警察。此后,他又重走过数次徽杭古道到杭州。[12]
三、古道文化认同的现代性解读及表现
本质上,地域文化的发展是地域文化内涵不断变化,意义不断生成的过程,它既包括其传统文化的展演,亦包括其现实价值的提炼。在地域文化现实价值的认识和把握中,大众传媒的力量成了不可小觑的关键因素。如今,全方位的现代传播体系不仅有助于拓展地域文化的意义空间,而且可以为地域文化增加新的价值内涵,从而为地域文化认同提供了现代性解读的可能。
(一)徽商精神的延续与更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教授卞利曾说,“徽州古道是一代代徽州人靠贩运盐、茶、山货,走出的一条条饱经风霜的经商之路。徽商勤俭质朴、善观时变、诚信经营、团结互助、仁心为质、以义为利的精神值得后世企业家借鉴。”在传媒的推动下,徽杭古道愈来愈为世人所知,所负载的文化精神影响也愈来愈大。徽杭古道承载的最深厚的文化元素便是徽商精神。2004年以来,安徽省为了再见徽商当年的精神风貌和激发新的徽商精神,采取了多种方式保护和宣传与徽商有关的精神遗产。以电视剧为例,《红顶商人胡雪岩》《大清徽商》《徽骆驼》等多部电视剧的多处情节在徽杭古道沿线进行了拍摄。这些商贾电视剧不仅展示了近代徽商和徽文化的厚重历史,而且引发了全国民众对徽商精神和兴衰历程的广泛关注。当年扮演胡雪岩的演员巍子曾说:“商贾剧一定要站在时代高度来展现社会变迁,而其中很多细微之处值得当下借鉴。而据国内权威收视率调查公司统计,观看商贾剧的观众年龄层次与知识层面普遍较高,中青年观众和高学历观众占多数,且许多观众有创业意愿,他们多数反映,这些商贾剧不仅折射了社会百态,还提供了一些创业和经营思路。”在这些商贾剧中,徽杭古道虽然只是为剧情需要而出现,但它却是徽商及其徽商精神得以展演的必要载体之一,缺一不可。在某种意义上,徽杭古道已等同于徽商及其徽商精神。徽商精神借助传媒不但得以复兴和延续,而且跨越了地域限制,获得了全国性受众,地域文化认同的空间维度也因此得以无限扩大。
(二)休闲生态旅游文化认同与传播。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水平的提高,古道文化空间逐渐由传统的历史文化生活空间向现代旅游文化空间转换,从而促使徽杭古道承载的文化认同内涵发生了变化。如今,徽杭两地正在通力合作,意图利用徽杭古道的资源进行旅游开发,赋予了徽杭古道及周边地区新的文化意义。正如徽杭古道旅游开发集团公司主页内容所说,“今日古道新风荡漾,低碳、健康与时尚。”休闲生态旅游是徽杭两地最重要的旅游开发策略之一,休闲生态理念也成了现代人对徽杭古道现实价值的最新解读。随着西南茶马古道、西北丝绸之路的成功开发,徽杭古道成了国内重点开发的第三条古道。如今,徽杭古道已开发了自行车户外运动、攀岩拓展训练、登山比赛等旅游活动,备受户外旅游爱好者的青睐。此外,徽杭古道两旁自然景色宜人,人文景观荟萃。在山水环抱中,皖浙地区以油菜花节、安苗节、徽菜之乡美食文化节、两昌山核桃节为媒介,有效提升了皖浙交接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仅展现徽杭古道上所蕴含的丰厚文化底蕴及和谐自然的田园风光,而且促进了现代农业休闲旅游业的融合发展。
为了扩大徽杭古道新认同的影响力,徽杭两地相关部门积极借助现代传播体系,尤其是充分利用百度、GOOGLE、雅虎搜索、中搜等搜索引擎提升和巩固在这些主要旅游领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抢占市场;鼓励游客在博客、播客、驴友网、自驾车友俱乐部网论坛等这些非主流的新锐传播媒体形式中发表精美游记、摄影、DV短片、写生、线路推介等相关作品;与新浪、搜狐等大型门户网站展开深度交流与合作。传媒本没有地域特性,当媒体与地域文化紧密相连时,地域文化便随着无边界性质的媒体向外传播。随着媒体的宣传,国内百姓将会越来越熟知以古道为载体的徽杭文化。在这众多文化元素中,带有现实价值的休闲生态旅游文化的发展成了徽杭古道最大宣传点和开发点,也成了该地域最具认同的核心元素。如今,每年来自江、浙、沪、西安、北京等全国各地的游客已达10万人次。徽杭古道的客源市场已由近端市场向远端市场扩散,已由徽杭蔓延至长三角乃至全国。在一定程度上,这标志着休闲生态文化认同空间维度的无限扩大。徽杭古道负载着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和现实文化价值,它对徽杭两地文化认同的实现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历史角度和现实文化角度对其进行解读,不仅可以为探讨和挖掘徽杭两地商人文化、民俗文化、宗族文化等提供理论基础,而且可以为徽杭两地共同开发文化旅游事业提供研究基础。
作者:雷若欣 单位:巢湖学院 历史旅游文化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