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文学重建的网络文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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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特色的主流文学”

“主流文学”是“主流文化”的一部分。“主流文化”通常被认为是一个社会倡导的、由多数人共同享有的思想方式和文化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社会语境中，“主流文化”有不同的显现方式。在全球化资本主义体系里，“主流文化”被指认为是一种大众文化，也是流行文化。这正是近年来全球流行的《主流——谁将打赢全球文化战争》[3]一书的基本观点。基于“全球文化战争”的视点，该书作者直接把“主流文化”指认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在序言中，他引用“软实力”概念的发明者、美国克林顿时期国防部副部长约瑟夫•奈的话说，“软实力，是一种吸引力，而非强权”。“软实力”需要通过价值观来产生影响，而负载这种价值观的正是极具国家竞争力和全球影响力的流行文艺，也是一个国家的“主流文艺”。

仔细解读一下“主流文化”概念，可以发现它背后有四个关键词：大众、资本、文化精英、国家权力。大众流行文化居于最表一层，背后是政治、经济、文化各路力量。在资本的运作下，流行文化打造大众的“幻象空间”，在文化精英的导引下，将权力关系植入大众的情感—欲望结构。高明的“软实力”岂止是吸引力，甚至可以是媚惑力，“软”到几乎隐去一切“规训”“引导”痕迹，发乎于“人性本能”，止乎于“普世价值”，才具有真正强大的实力。在全球“主流文化”模式参照下，中国当下“文学场”的格局可谓独具特色。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立起来的一整套文学体制和管理体制仍然完整存在并且有效运转，但以文学期刊的“边缘化”和“老龄化”为标志，“体制内”文学已经越来越“圈子化”，从而失去了大众读者[4]；另一方面，在资本运作下进入集团化的网络文学已经建立起来日益成熟的大众文学生产机制，不但拥有了数以亿计的庞大读者群，也建立起一支百万作者大军，然而，必须小心翼翼地接受体制管理，寻求体制接纳。在二者之间，以学院派为代表的文学批评精英力量多年来与五四“新文学”传统脉络下的“严肃文学”“纯文学”共生，对骤然坐大的网络文学大都怀有疑惧态度，在一个“草根狂欢”的时代，与网络文学的关系基本是互不买账、各说各话。以中国“国情”来看，这样一种“文学场”格局，尤其是体制与资本两种力量的对峙和博弈将会长期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国“主流文学”的定义不能完全参照资本主义体系的“国际惯例”。因为我们的“主流价值观”并不是那样一种“上下一致”的“社会水泥”——在政府高扬的“主旋律”与社会上下默默奉行的“潜规则”以及精英文学鼓吹的理想价值观之间存在着不小的裂隙。在网络文学发出挑战之前，我们的“主流文学”一向被认为是“精英文学”，它不但是“体制内”的，并且承担着启蒙大众、引导大众的职能。这样一种格局是百年来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历史造就的。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是在对传统的“旧文学”和新生的“俗文学”的双重对抗中建立起来的。“新文学”是一种典型的精英文学，“五四”先贤们迫于救国图存的压力，选择从西方舶来的现实主义创作法则为唯一正统，以之载道。由此形成了“新文学”/“旧文学”、“严肃文学”/“消遣文学”的等级秩序。“消遣文学”从文化趣味上和文体形式上看像是传统“旧文学”的延续，但其实已经开始发生现代性蜕变——伴随现代都市文化的发展、报刊业的发达，以及对西方类型小说的借鉴，逐渐发展为具有文化工业性质的大众文学（PopularLiterature）。如果我们一定要用“主流文学”、“非主流文学”的概念辨析这一时期的文学，“主流文学”的桂冠还是要戴在“新文学”的头上（当然称之为“主导文学”或“正统文学”更为妥当）。因为尽管这一时期“新文学”的读者数量远远比不上“俗文学”，但却牢牢掌握着“文化领导权”，因而把“俗文学”成功地压抑下冰山之下。精英的“新文学”一直致力于“大众化”，但一直力不从心。它对“俗文学”真正取得“压倒性胜利”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其“压倒性”并不仅在于政策上的压制取缔，更在于艺术上的转化吸收。特别是经由赵树理等“人民艺术家”的卓越努力，以及包括“样板戏”在内的“革命文艺”的创造性实践，将“旧文学”中有生命力的要素“批判地吸收”进革命文学，成为内化其叙述模式和快感模式的“潜在结构”。不过，“革命文艺”在其“民族化”、“大众化”实践过程中，对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的吸取，主要偏重民间文化（FolkCulture），而对产生于文化工业的大众文化（PopularCulture），则作为“资本主义腐朽文化”进行严厉地批判、放逐。

“新时期”是精英与大众难得的“蜜月期”，“伤痕—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的主题是全民共同关注的，依托的现实主义手法（此时还遗留着一定的“工农兵文艺”模式），经过多年普及也是读者熟悉的。这个“甜蜜的婚姻”到1980年代中期出现裂隙，到1990年代基本解体了。伴随全球性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启蒙文化”的解体和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文学无法再承担原有的意识形态功能。“体制内文学”虽然依然依托于社会主义文学体制，但开始“回到文学自身”，更多地以“纯文学”、“高雅文学”而不是“严肃文学”的面目标榜其精英属性，“主旋律”被心照不宣地“高高挂起”。读者则是大量转向了通俗文学，先是金庸、琼瑶的“迷”，后是好莱坞大片、英美日韩剧、ACG文化的粉丝。由于文化体制的限制，中国本土的通俗文学一直没有能真正发展起来，这就给网络文学的蓬勃发展留出了空间。虽然媒介革命在全世界发生，网络文学却是中国风景独好，其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通俗文艺百年以来的欠发达。进入网络时代，人们突然发现一个“自由空间”，各种“文青”来此嬉戏，资本闻风而至。随着资本的进入，网络类型文学爆炸性地发展起来。但是，这个“自由”时期显然不可能延续太久。政府管理部门几年前就开始关注对网络空间的管理，2014年的“净网行动”是一个明确的分界线[5]。从此，网络不再是“化外之境”，要像“体制内”新闻出版部门那样接受管理和规训，同时也将被纳入文化规划的大格局中[6]。

对于“新文学”以来中国文学发展历程的梳理和对当下文化格局的考察，有助于我们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主流文学”的形态。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21世纪的中国已经置身于全球化体系之中，我们的“主流文学”不再可能是由文学精英和政治精英联手打造的精英文学的大众化版本，由精英启蒙、教育、引导大众的历史时期已经终结。未来的大众流行文学只能产生于文化工业，各种精英力量只能隐身其后发生作用。这就意味着几年前还被视为“主流”的“体制内文学”将难当其位，网络文学被历史性地推向前台。2009年初盛大文学CEO侯小强（此时盛大文学刚刚组建不久，号称“网络文学航空母舰”[7]）就曾对“主流文学”发出挑战，提出“网络文学走过十年之路，成为准主流文学”，他的主要依据是，网络文学是“主流的网络读者的选择”，“被读者认同的文学才是主流”[8]。但现代文学的历史告诉我们，拥有最广大读者的文学未必就可以称作“主流文学”，而是很可能被视为“消遣文学”见弃于大雅之堂，除非它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弘扬“主流价值观”的意识形态职能。网络文学可称当代中国最大的“幻象空间”，十几年的发展中甚至形成了一套“全民疗伤机制”[9]，但总体来说，更强调自己的娱乐性，对于“主流价值观”缺乏足够的承担意识。经过“净网行动”，相信网络文学将更自觉地接受“规训”，也会更主动地尝试将“主流价值观”移植进自己的快感机制——这是一件充满挑战性的事，但更具挑战性的是，到底什么是当代中国人“一致认同”的“主流价值观”？它与“主旋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传统文化”、“普世价值”，乃至无数网民个人的YY之间是什么关系？可以说，目前中国并没有一套上下认可、多数人共同享有的思想方式和文化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主流价值观”尚在模糊之中，它的建构需要文学想象力——需要层出不穷的类型文把身处剧烈转型期的中国人的欲望和焦虑以文学的方式塑形；需要涌现出超越“大神”层次的“大师”级的作家，在“第二世界”重新立法，将人们“爱与怕”引向对道德、信仰的思考，重建人们的道德底线和心理秩序；需要通过一部部饱受争议的作品（如《甄传》）汇集各种力量的交锋，进行多层面的商讨。也就是说，“主流文学”的建构本身是“主流价值观”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一个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反复协商的过程，只有积极参与这一建构过程的文学才可以称得上是“主流文学”。

二、媒介革命视野下的“网络文学”

自网络文学降生以来，有一种流行的观点称网络文学是一种“快乐文学”，能够供读者YY，满足其心理需求。在“扫黄打非•净网2014”专项行动启动之后，这种论调尤其受到各方欢迎，“让大家都松了一口气”[10]。而以中国作协为代表的政府管理者一方则倾向于把网络文学指定为通俗文学[11]，这样既可以给网络文学的发展提供一个合法空间，又可以将其自然置于“高雅文学/通俗文学”的等级制度下，在原有的文化秩序内接受管理。以上各种说法或许都有某种策略考量，但若单从学理层面讨论，都不免受制于既有文化模式的思维惯性。如果从媒介革命的视野出发，中国网络文学的爆发并不仅仅是被压抑多年的通俗文学的“补课式反弹”，而同时是一场伴随媒介革命的文学革命。“网络文学”概念的中心不在“文学”而在“网络”，不是“文学”不重要，而是网络时代的“文学性”需要从“网络性”中重新生长出来。在不久的将来应该不再存在“网络文学”的概念，相反会出现“纸质文学”的概念。除了作为“博物馆艺术”传承的“纸质文学”外，网络将成为一切主流、非主流文学艺术的平台。目前的“网络文学”以类型小说为主，但也不是铁板一块。随着2012年互联网进入“移动时代”，针对移动受众阅读时间碎片化的特点，一些主打“小而美”[12]的APP终端应运而生，如韩寒主编的《ONE•一个》，中文在线推出的“汤圆创作”，专门发表短篇小说的“果仁小说”，以及2011年底就上线的“豆瓣阅读”。此外微博、微信公共账号也是相当活跃的个人作品发表平台。这些“小而美”有很浓的“文青”色彩，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当年被资本“一统江湖”压抑下去的“网络文青”的复活。与此同时，传统文学期刊也开始进行“网络移民”，如由《人民文学》杂志推出的“醒客”[13]也于2014年7月上线。不过，传统文学要成功地实现“网络移民”不可能是原封不动地“穿越”，而是要经过脱胎换骨的“重生”。“内容一经媒介必然发生变化”，这是麦克卢汉那句“媒介即信息”断言的重要含义。尽管网络将成为一个汇集各种年龄、各种文化结构、各种文学趣味人群的“主流媒介平台”，但在这里占据主流还将是类型小说，这是由大众阅读需要决定的，也是由文化工业的性质决定的。在理想的状态下，类型小说是可以分层的。其实现在的网文“大神”中就有“小白”和“文青”之分[14]，“小白文”追求“爽”，“文青文”在追求“爽”的同时，还强调“文笔”和“情怀”。

“文青”的粉丝团在人数上通常比不上“小白”，但文化层次和忠诚度都更高。某种意义上说，追求“个性”的“文青”代表着类型文中的精英倾向——这里不是光有几个“大神”，还有他们大量的“铁粉儿”。由于网络文学即时互动的特点，每一部小说都凝聚了无数“集体的智慧”，作者和读者是一个“情感共同体”、“创作共同体”，作者更像是“总执笔人”。如果没有相当数量的“铁粉儿”出钱出力出点子，订阅、投票、赞顶挺，在严酷的商业竞争机制下，“文青大神”是活不下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几流读者才有几流作者。近几年来，随着“入网”门槛的降低，大量农民工和中小学生的涌入，造成“阅读下沉”、“小白当道”；但另一方面，“70后”以上的“传统读者”也越来越多地加入网文阅读，随着“媒介革命”的深入，“精英圈”的实力也会逐渐增强。在大众的类型小说之外，还应该有各种小众的圈子，如“耽美圈”、“同人圈”，以及上面提到的各种“小而美”。网络时代人类将重新部落化，“部落”越多，形态越丰富，整体的生态就越健康。这些“小众”、“非主流”的“部落”、“圈子”，或有亚文化色彩，或有“纯文学”趋向，在文化观念或文学观念上进行探索，它们探索的成果可以推动更“大众”、更“主流”文学的不断发展。对“小众”成果的吸收主要是由“大众”文学中的“精英圈”完成的，他们不但要吸收各种“小众”的文学成果（包括“纸质文学”），还要与思想界和文化界保持连通，对各种社会思潮极其敏感。“大师级”的大众文学作品一向不是只安置人们的欲望，还要安置人们的灵魂；不是只满足人们最原始的欲望，还要缓解人们最当下的焦虑。像网络文学这样的“集体创作”更是如此。在“大众文学圈”里，“精英圈”肯定是数量上的少数，但只要能被认可为“意见领袖”，就拥有了“文化领导权”。

如果这些作品能够与“主流价值观”对接，甚或参与“主流价值观”的建构，就自然是实至名归的“主流文学”。在“主流文学”建构的过程中，精英批评的力量是十分重要的。现在这部分工作主要是由“精英粉丝”自发完成的。“学院派”研究者如果要有效介入，必须重新调整定位。这不仅意味着研究方法的全面更新，同时也意味着研究态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不能再以中立的、客观的、专业的超然态度自居，而是要以“学者粉丝”的身份进行“介入式研究”。研究成果发表的空间也不应只局限于学术期刊，而是应该进入网络生产场域。比如，对于现在网络文学的研究，如果学院派网络文学批评能够对具有“精英倾向”的作品进行深入解读，在点击率、月票和网站排行榜之外，再造一个真正有影响力的“精英榜”，影响粉丝们的“辨别力”（Discrimination）与区隔（Distinction）[15]，那么就能真正“介入性”地影响网络文学的发展，并参与“主流文学”的打造了。

作者：邵燕君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