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视野里的中国生态文明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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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生态文明思想渊源于西方的生态学理论，当代西方对中国当代环境变迁的历史和中国生态意识的变迁有着非常敏锐的观察，并在研究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质疑和建议。中国面向西方时也有着自己关于生态文明的解读，在西方舆论界发出自己声音的同时也希望能够进行中西方关于生态文明的对话。在西方视野里的中国生态文明是一个需要超越现有社会发展模式的先进的文明，是一个需要跨越式发展的命题。

关键词:

生态文明;西方视野;中西比较;中西交流

“生态”一词和生态学这门学科都是西方创造的，其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经由日本传入中国。在中国近代很少有环境保护或者生态学的思想，因此基本没有环境保护的行动。将“生态”与“文明”联系在一起则是当代西方的思想，并不是中国凭空创造出来的概念，是舶来品，虽然其汲取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很多优秀成分，然而这一概念的提出仍然是在西方的思想框架之下进行的理论创新，其渊源于西方生态学理论①。当然，我们也不能闭门造车，既要低头拉车也要抬头看路。近代以来，西方对中国的了解经历了一个过程，但是直到2012年伦敦奥运会还是显示出了西方与中国的意识形态冲突，所以我们有必要关注西方思想界与舆论界是如何看待与反应“生态文明”这一概念的，我们又如何在里面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与其进行对话。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也许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会从中汲取营养。在异质文化的交流中，共同的语言文字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媒介，而运用语言文字写就的作品则是两种文化交流与接触的重要平台。这就意味着文化交流双方之中的一方必须掌握对方的语言，这样两种文化之间才具备顺畅交流的可能性。笔者以英语世界中学界的观点和媒体的评论为主，试图初步解答上面提出的问题，即当代西方视野里的中国生态文明图景。

一、当代西方思想界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看法

(一)对当代中国生态变迁与生态思想的研究美国学者夏竹丽(JudithShapiro)①的著作《对自然的战争》(也译为《战天斗地》)［1］是她在中国生活工作期间对中国的全面研究，是和她后来对环境问题的兴趣相结合的结果，其从生态破坏和环境变迁的角度，展示了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对社会经济等方面带来的负面影响，核心观点是环境问题往往根源于社会政治层面。她的研究指出，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如火如荼的政治运动给中国带来的不仅是社会动荡和无数的人间悲剧，而且这个时代的环境问题也同样不能被忽视。夏竹丽在书中介绍了这时期的四个典型危害自然的因素:政治迫害、乌托邦式的冒进、教条和形式主义、不适宜的工业搬迁和政府“移民运动”。本书可以说是对中国当代生态变迁历史进行最有批判力的研究，其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这一时期在生态问题上走过的一些弯路和付出的沉重的生态代价，也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提供了参考。除了对中国当代环境史进行研究之外，有些学者的兴趣集中在中国当代生态思想意识的变迁上。美国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的NicholasDynon在《中国杂志》②发表的文章《“四个文明”和后时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演进》［2］，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提出的从“两个文明”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后来增加了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到生态文明提出后的“四个文明”演变过程，进而清晰看出“生态文明”如何成为第四个文明以及我们党执政思路的转变，是理论界对现实社会需求变化迅速反应的结果。也有文章对于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中的“绿色词汇”进行了总结，认为最近二十几年来，诸如环境、可持续性和生态这样的词汇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党的文献中，经济建设中从“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到“绿色GDP”再到“生态文明”的思路是一个不断强化和重视的过程，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二)对当今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现状的观察和质疑主席在巴黎气候大会的演说中提到了生态文明，对此联合国助理秘书长Pasztor认为这对应对气候变化是积极的，中国决心应对气候变化可能会加快能源和资源密集型的经济转型。［3］他说，生态文明的概念，反映了中国发展政策的转变，是一个具体的方式，可促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他还说:“它对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全球努力应对气候变化实施有着特别的意义，这种转变是必要的，因为及时采取通用的行动应对气候变化是世界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方式，以消除贫困，建立全球范围内更繁荣的经济，更安全、更健康的社会。”Pasztor表示，中国近期的发展路径将帮助中国解决资源环境消耗和退化压力越来越大这一问题，这也将展现给世界其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有可能寻求新的发展路径是更可持续和环境友好的。为了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国已经从以前的两位数的经济增长速度减慢到约7%的年增长率，这被称为经济的新常态的年增长率。并且，中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社会共识，实现了发展方式的转变，其在环境保护和低碳发展方面的公众意识也在不断增强。对于需要解决的环境退化问题，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的公众意识显著在中国的过去20年里增强了。同时，公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参与其中的意愿，人们已认识到保护环境对健康和生活质量的直接影响。这种日益增强的公众关注，将促使政府采取政策和措施。但是，我们仍需要来自社会各界，包括政府、企业和公众的支持，以共同建立一个真正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西方颇有影响力的媒体《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Post)的一位高级投资评论员JohnFullerton，2015年初到上海参加“未来的新经济:生态经济主导的可持续发展模型”会议期间，对中国建设生态经济的现状进行了一番观察与思考后在其个人专栏撰写了《中国:以生态文明的方式崛起?》［4］一文。他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一个财富奇迹，但是这一经济实力累积的过程也造成了巨大的环境消耗，尽管面临很多困难，但中国将“生态文明”或者环境保护写入政府法案使其直接变成政策施行是直接有效的。在他文中指出，一个反差鲜明的事实是，虽然他从飞机场出来时看到了严重的空气污染———这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不能回避的问题，但是，从其投资专业领域出发，中国所谓的“自然资本投资”带来的好处和它带来的坏处一样多，因此，不能盲目地不加思考地进行这方面的投资。他很赞赏中国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国民经济五年规划的做法，而且提醒并建议美国政府学习这一点，因为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到这样地位来施行才能有真正的执行力。他说，如果中国能以这样的生态文明的方式崛起，那将是在书写新的历史。当然也有质疑的声音。一些学者抓住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逐年增高这一事实，甚至略带嘲讽地说:“如果你想生活在一个以‘生态文明’的哲学引导，实行了有利于长远发展的政策，但是他们是以短期内消耗更多的能源排放更多的二氧化碳做到的，那么就来中国吧!”［5］他们认为，环保主义者们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环境保护政策的全面开展，但是发展程度，如西方发达国家则一直在与其进行博弈，而正在对其进行实践的中国想要反转西方的发展模式几乎是做不到的。这一问题我们同样不能回避，不过我们应该看到这是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必然负面后果，也是生态文明之所以提出的客观存在，也是世界面临的共同环境问题，所以这一质疑的基础就是中国能否超越现有的文明发展之路，即如他们所说的“第一个实现生态文明的国度”。

(三)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建议当代著名的欧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代表人物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BellamyFoster)撰写了专门的文章［6］，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思想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做了阐述，并探讨中国是否走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正确道路上。福斯特认为，中国如此重视生态文明，是出自一种广义的社会主义视角，同时受到马克思的分析理论和中国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及现实语境的多重影响。与西方不同，中国的土地仍是国家或集体所有。这恰恰说明，“中国倡导建设生态文明是西方式生态现代主义的直接产物”这一种说法是错误的。在他看来，中国的这一战略首先是基于严重的生态破坏背景下的真切需求;其次，它是中国政府对国内诸多针对环境污染问题的抗议声音的有效回应。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已在对规划、生产及科技开发等诸多领域进行巨大投入。无疑，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立志建设生态文明的力证。福斯特的结论与建议是，中国开创性地建设一种新的生态文明，这需要朝向一个不同以往的方向发展，进一步摒弃西方国家那种以资本为中心的政权模式，而这种模式恰恰要为今天的生态困境负责。另外，在很多西方观察家与社会活动家看来，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智慧对于我们建设生态文明尤其是农业生态文明大有裨益，中国农业的发展不应该重走西方的老路，他们要告诉中国“美国的工业化农业”模式就是一个灾难。这与我们生态文明思想的来源不谋而合，事实上生态文明思想的提出也是我国传统生态思想的现代表现。

二、面向西方的中国生态文明解读

(一)面向西方的书写向西方介绍真正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情况，是非常必要的。中国英文媒体如ChinaDaily的报道，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并以《什么是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对中国意义重大》《生态文明将会塑造国家的未来》等为题，强调了生态文明建设非凡的意义。《生态文明将会塑造国家的未来》一文中指出，生态文明这个概念，它体现了最高领导层的愿景图表国家新的发展之路，先后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7］中国追求的生态文明涵盖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各方面，与西方的工业化不同，不能像西方国家变得富有后开始着手解决环境问题，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他们的高污染制造业，中国必须杀出一条血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30多年的经济成就，使得环境退化和规模增长型模式等不利影响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障碍。由于中国政府已经从重视GDP发展转移到全面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评价体系，平衡经济增长和环境影响，因此追求生态文明自然成为国家的选择。建设生态文明，突出环保，质量为本，人与自然之间的集约型增长与和谐，已经提升到国家的高度，并成为国家战略。正如习指出，“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关于有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建立生态文明将使我国既拥有金山银山又有绿水青山的可持续发展。为了平衡发展与自然，国家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应对污染，实现绿色发展，并以低碳经济为主。环保产业和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因此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助推器。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承担的国际责任更多，我国需要一个全球性的视野，加快建设生态文明的步骤，所以，在这方面的努力可能会被转移到新的综合国力和新的国际竞争力上比拼。通过走“绿色化”的道路，中国也将以身作则，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做出榜样，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而中国可能实现的方式为世界其他国家改造传统工业文明、转入生态文明提供参照。

《生态文明对中国意义重大》则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党章，该行动表明了生态文明的重要性，［8］中国共产党努力提倡生态文明，这已被证明关系到人们的福祉和未来中国的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是平衡发展与自然，这是科学发展观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以前的环境保护政策相比，这个概念显示出了进步性，因为它让生态文明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文明平起平坐。生态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福祉和生计，新概念仅仅是及时回应公众觉醒的环保意识，人们更多的是关注身边的环境质量和污染问题，并随时准备采取各种措施，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它要求当局更重视环境的挑战，并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政府必须实施有效的监督和鼓励措施，使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政府在环保领域还可能涉及更多的市场力量，如污染权、碳排放权、能源购进价格等都需要购买，因而要给企业足够的动力，激发更多的企业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工程。近代以来，华人英文书写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载体。与近代华人的英文书写一脉相承的是贯穿其中的重要主题———民族主义，民族情感的流露、民族意愿的伸张以及民族尊严的维护是中国英文媒体书写中的重要内容。当下，中国英文媒体关于生态文明问题对西方的书写，与近代华人英文书写相比有了新的变化，即描绘的是更加真实的中国，而非基于民族主义的“夸张”中国，是西方全景式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

(二)在西方思想界的声音国内相关领域的学者也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相关文章，或是对生态文明进行高度的理论辨析，或是详述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做法。哈尔滨工业大学建设性后现代研究中心的学者王治河、樊美筠在西方哲学研究刊物上发表了较高水准的学术论文，题为《中国生态文明的辩论:生态马克思主义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角色———摆脱立法的困境》［9］，他们认为在中国建设生态文明需要生态马克思主义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结合，这样才能找到解决现在面临的生态危机的方法。这实则也呼应了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观点，生态马克思主义最大的贡献就是认识到了资本主义本质蕴含的反生态性，而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化和发展的反思，给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立法提供了哲学基础，同时可以帮助中国人重新评价传统的生态智慧。生态马克思主义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都承认生态危机是当今面临的最紧迫危机;都反对孤立地看待环境问题;都鼓励人们参与公共的环境运动。他们引用中国古语“众人拾柴火焰高”，说明只要这两种思想能够合作并共同努力，并与理智的环保主义者一起建设，那么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就不只对中国有利的，还可以惠及全世界。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徐春发表文章详述生态文明的具体做法［10］，把生态文明建设和单纯的自然环境保护区分开来，向西方读者解释这是一种超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概念。

三、在生态文明问题上的中西交流与对话

(一)以“生态文明”为主题的国际会议的举办2015年6月16日，美国普利策中心联合耶鲁大学林业与环境研究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在耶鲁北京中心举办了“生态文明与环境报道”国际会议。美国普利策中心是一个屡获殊荣的非营利性学术机构，其以关注鲜为报道的主题，以推动高质量的国际报道为宗旨。70余名来自中国、美国和加拿大的学者、环境学家和政府官员应邀与会，深入讨论“生态文明”这一由中国政府提出的应对全球环境问题的议题。这次会议共设6场小组讨论，与会嘉宾分别从环境视角、视觉传播、文化与宗教视角、商业视角和环境报道记者培养视角探讨了“生态文明”与“环境报道”这两大主题。在会议闭幕式上，中央电视台著名纪录片导演陈晓卿发表了题为“生态与生活”的主题演讲。在这次会议上，来自云南民族大学环喜马拉雅研究中心的人类学家郁丹的发言很有代表性，他说中国是世界工厂，全世界人民的消费品上面贴的标签都是中国制造，所以世界上的每个人对中国的环境问题都负有责任，中国的环境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要承担这个责任。从会议的海报可以看出，一只代表生态环境良好的大熊猫和背后被污染的工厂围墙，产生了视觉对比上的强烈冲突，也隐隐表达了西方对于中国生态问题的担忧(见图1)。

(二)跨国NGO的成立与工作“中外对话”(ChinaDialogue)是一个独立的非营利性组织，其以伦敦、北京、旧金山为中心开展工作，倡导“中国与世界，环境危机大家谈”。他们主要的工作是把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相关问题拿到世界领域去探讨，期望得到更多的关注与交流。他们的主要业务是其独特的完全双语网站①，通过发表精辟、原创的中外文章、评论和分析，促进世界理解中国崛起带来的全球性生态环境影响，进而共同寻求公平可行的全球环境问题解决之道。中外对话网站于2006年7月3日，其在很多机构的资助下运作，这其中包括许多慈善基金会以及英国环境、食品和农业事物部，在国内很多主流媒体辟有专门栏目刊登他们的文章。近日，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WildlifeFund)国际总干事马尔科•兰博蒂尼(MarcoLambertini)接受了中外对话运营副主编马天杰的采访，其谈到了他对中国政府环境议程和“生态文明”这个热词的看法，这一对话体现了ChinaDialogue的理念。道。所以，“生态文明”就是一场关于转型的讨论。当然，这不是说我们要定义一种理想模式，而是如何尽快摆脱这种危机四伏的现有模式。本来经济增长应该是提高人们的生活标准，但是现在这种增长模式显然已经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标准。北京现在日益增长的呼吸系统疾病病患数量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这不仅会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而且会影响我们的经济和财政，所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最快什么时候可以完成这种转型。我们看到的是很多西方经济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期进行了这种转型。这并不是摆脱工业化。未来全球人口可能还要增加20亿，不依靠工业生产真的足以支撑这样的社会发展吗?所以说，关键在于让工业生产变得更具可持续性，减小各方面的“足迹”，从碳排放到自然资源使用都要如此。虽然目前已经出现了这方面的积极改进，但是规模还远远不够。以纸浆造纸为例，目前该行业已经开始采用再生纸和认证纸了。这都是在往正确的方向上走。

显然，中国的环境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目前，主要有两个重要的推动力:一个是民众对于环境改善方案的迫切需求，一个是政府显示出的前所未有的决心。此外，新技术发展的作用也不可忽视。作为世界领先的新兴经济体，中国有足够的动力进行大规模的创新投资。当然，仅仅依靠科技拯救不了地球，但是科技结合了政策和行为变革就一定能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不应该只把可再生能源当作一种贸易产品，更应该把它当作一种解决国内问题的有效方案。解决碳排放、尽快实现经济去碳化都会产生巨大的可再生能源需求。马尔科•兰博蒂尼说，至少在近代之前，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是以土地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每个地方的居民都与当地的土地紧密相连。在早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人与地的联系可能的确没有中国那么高，但是即便在如今的某些欧洲农村地区，当地居民的生活还是与土地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必须学会适应这种农业与荒野毗邻交错的“马赛克式”环境。当然，中国面临的挑战肯定是人口问题。与美国和俄罗斯相比，中国必须在保证人均适宜居住空间的情况下保留足够的空间给大自然，使它能够可持续地提供生态服务，这意味着在进行规划设计的时候要更加谨慎周全。中国政府的“生态红线”政策就很值得研究，这个政策超越了单纯的“荒野”模式，而是同时从荒野和生产两方面对土地进行考虑，希望在自然、工业和城市土地利用中找到一种平衡。马尔科•兰博蒂尼对生态文明的建议:首先，一套基于科学的方法是极为关键的。平衡地管理社会和政治的考量虽然是必需的，但它们不应破坏来自科学的指导方针。科学对政治做出的妥协已经够多了，这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其次，就是要注重整个过程的系统性。“红线政策”的确很好，但是如果没有完善的治理体系与之匹配，不能保证严格的执法措施，不能为人们遵守这一规定提供有效的激励措施，只画一根“红线”恐怕只是徒劳。中外对话这一NGO组织的存在，正是在西方视野里的中国生态文明和中国建设的生态文明之间的绝佳沟通平台，正如此名称一样，在生态文明中外对话方面其做了很好的工作。

四、启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对西方视野里的中国生态文明进行初步了解后，需要更加清醒地认识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并且在与西方的交流和对话中得到建设性意见。笔者在考察过程中发现，西方最主要的一些主流媒体除了对生态文明建设做简单报道外，并没有单独的评论，究其原因应该是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并没有在实践上有飞跃的发展变化，然而西方观察与审视中国的目光是不断变化的，但是，当我们真正的实现资源节约型、生态友好型经济之时，自然会得到全世界的真正认可。从生态文明的思想梳理中可以感觉到，中国所要建设的生态文明是一个跨越式的发展，是一个超越现代文明的文明，需要利用我们现代化发展中的后发优势去缩短生态文明建设的时间。然而，正如许多观察家所担心的一样，中国仍存在是否在用建设现代化的思维方式建设一个后现代色彩的“生态文明”的问题。或许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转变思维方式。当然，也不用过于悲观，“中国模式”、中国道路自有我们强大的生命力，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奇迹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也同样适用于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因此我们自信可以成为第一个生态文明的国度。

作者：刘少航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清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