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物质主义理论的生态文明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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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价值转向与理性回归：后物质主义理论解构

后物质主义的观念最早是由罗纳德•英格利哈特在1977年提出，他主要用来解释20世纪中后期出现的新政治、新社会运动兴起的原因。后物质主义理论较物质主义有不同的价值体系和价值优先性排序，这不同的价值优先级和价值体系强调自我肯定、生活质量、民主参与、平等和非正式的人际关系[5]。传统的政治价值观在变化甚至被摧毁，年轻一代更青睐于以“自我价值实现”为特征的后物质主义[6]。在传统的政治理论中，物质利益是人类最重要、最核心的价值利益，因此，衡量一个社会发展与否的首要标准就是满足人们物质利益欲求的程度，最大限度的创造物质财富成为人类的核心价值指向。几个世纪以来，伴随大机器工业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升级，人类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漫无止境，几乎任何一个政府都把扩大规模生产、发展经济作为一国的首要目标，在这种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操控下，人类逐渐形成了对物质增长的沉迷情怀，随着人类主体自我意识的过度膨胀和人类对大自然的控制欲、征服欲不断强化，自然呈现物质工具化特征。人类塑造了一种没有价值理性导向的消耗型、浪费型、消费型生活模式，近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创造一个物欲发达社会模式的同时，也缔造了一个与之相对应的“物化评价”的文化模式。其带来的消极恶果就是生态环境的失衡、代际正义的丧失、工具理性的扩张以及对自然的任意操控，我们在道德上只关注物质和经济而拒绝认真考虑子孙后代生活质量，拒绝考虑对他人利益的损害，拒绝考虑自然的内在价值，而不以为然的只将自然作为资源源泉而不是共存对象。绿色政治视野下的后物质主义旨在实现一种价值观念转向，追求价值理性的回归。

1.1价值转向：从物质主义到后物质主义后物质主义相对于物质主义而言首先是一种价值观念的转换，它倡导物质的增长首先要遵循生态优先原则，反对仅仅把物质的增长作为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唯一标准，反对物质实利主义主导社会文化观念，物质的生产、消费和增长都应该以生态平衡基本条件，以尊重自然和他人为基本出发点。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己的关系是人类如何发展的道德之维。人与自然、人与他人的和谐共生共存是人类发展的基本价值诉求。对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提倡是绿色政治的一大理论武器，绿色政治理论分子所主张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认真对待生态可持续发展、关注代内正义和代际正义的前提下，同一直占主流地位的物质主义价值观相对立。社会的发展需要按照后物质主义原则确立发展方向，减少甚至避免经济增长优先原则带来的负面影响。在过去的人类历史行程中，人类总是借着工具理性和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打着经济增长第一位的旗号，有意无意中不断强化对自然的消耗、剥削、破坏，到最后关于自然对人的意义的自然价值仅被缩小为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即自然爆裂为资源碎片，人类创造的价值仅仅表现在对自然的算计和盘剥，即仅仅被理解为经济生产活动及商品制造。当然，提倡后物质主义并不是要求人类为了保护某一个物种而不能开采能源，为了生态的平衡性和完整性而停止经济行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有效建立必须以和平和相对经济繁荣为前提，只有在和平和物质安全的背景下，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成功转化才得以可能实现。绿色政治向我们所传达的是对物质的追求必须预先想到对生态环境的可能损害性影响并作出最佳选择，保持人与自然的共生和协调。绿色人主张实现从物质主义到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念的转换，这种转换可以从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两个维度来理解。

在经济层面上，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意味着从经济优先发展观到生态优先发展观的转向。后物质主义带来的价值结构转向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在相同社会结构的情况下，若想实现经济的长期发展，必须实现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转向。对经济无限增长的沉溺迷恋是物质主义在经济领域的主要表现，物质主义理论认为经济的无限发展和物质财富的无限积累将带来个人幸福和社会进步，这一论点有其片面性，它掩盖了一个基本的判断前提，即判断个人幸福和社会进步的真正合理标准问题。判断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准不仅与经济增长有关，更与财富分配是否公正、生态是否平衡有关。只关注经济总量和财富积累的提升而忽略经济发展质量的考量，导致的结果是经济发展仅仅为了增长而增长，并不能带来社会的真正进步。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在物质主义的主导下都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剥削性、消耗性开发基础之上，70年代初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一书分析了工业社会经济增长所付出的沉重代价，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丹尼斯•米都斯预言若是按照现在的经济发展趋势持续下去，地球增长的极限困境会在100年之内发生。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一书所传达的困境和现实生态恶化带给我们的基本反省、反思就是对经济增长模式的解构并重构，社会的发展应该基于自然界整体性及生态系统的平衡性，而不是物质财富的无限度增长和积累，只有在实现生态平衡、社会正义前提下的经济发展才真正具备可持续性的内涵。绿色理论虽然将可持续性和经济增长联系起来讨论，但关心的重点则是自然生态的稳定持续，我们可以把它称为生态可持续性。可见，绿色政治及后物质主义是在生态平衡的意义上使用可持续发展这一个概念的，绿色政治及后物质主义致力于以生态可持续性原则为前提的绿色生态社会的构建。

在社会层面上，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意味着从欲望—享乐型消费观到绿色—生态型消费观的转向。在物质主义价值观念主导下形成的消费主义价值观，将人的关注焦点定位于物欲满足和享乐主义，以享乐和物欲为目的的消费使人类的物质欲望不断膨胀，而这些物质欲望并不是以生存为基本目的，而是以欲望需求为目标，从而无视环境保护和他人利益。建立在需求和生态保护基础上的理性消费才是绿色—生态型消费，建立在欲望上的非理性消费、非生态性消费是一种破坏型消费。《21世纪议程》指出：“地球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不适当的消费和生产模式，导致环境恶化、贫困加剧和各国的发展失衡”。消费主义价值观把物质消费和物欲满足作为判断个人价值和个人幸福的标准，将消费价值等同于自我价值。在享乐型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推动下，社会的发展目标和人生的价值意义转向对物质财富的占有和享用，人们陷入到无休止追求物质财富而又得不到满足的恶性循环之中。这种恶性循环的背后是精神匮乏的表现，导致人们关注的焦点永远是物质利益，甚少关注不合理的欲望给他人带来的损害性影响，给生态破坏带来的负面性影响。要实现生态平衡就必须消解消费主义价值理念，如何塑造公民的消费观念和行为是理解绿色政治之绿色变革的核心议题。生态—绿色型消费是环境保护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内容，也是环境保护组织极力提倡的一种消费主张。“乐活族”①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就是公民个体认可绿色消费生活的一种行动证明。

1.2理性回归：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后物质主义要求人类的经济行为和消费行为要有价值理性指向。这种价值理性指向主要体现在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方面，即人类尊重自然整体性和平衡性、尊重人权的平等性。只有生态平衡和社会正义的理念内化为一种公民自身义不容辞的道德义务时，生态平衡和社会正义的价值才能从根本上得到维护。生态中心主义把人类视为一个全球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并且服从于生态规律。这些规律及以生态为基础的道德要求限制着人类行动。而现代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②忽略了这种生态道德的基本要求，带来的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失衡，生态中心主义呼唤价值理性的归位，人类有发展自我和提升的权利，但人类的发展行为要建立在环境保护和尊重他人权益的基础上，人类的欲望不能仅以工具理性为指导性原则，目的合理性的行为和活动需要体现价值理性的理念，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的行为活动需要负载价值理性取向，那就是生态平衡。在经济层面上，价值理性的回归意味着生态理性的到位。绿色政治人主张按生态理性来规划经济发展方向。生态理性的最基本要求是经济活动和物质财富增长要限制在生态环境系统可承受、可恢复的范围之内。生态理性的基本内容包含经济行为与生态平衡原则的内在统一性、经济决策前对生态保护的优先关照性、以生态系统再生性为考量的经济发展规模和速度的规划性、以代际正义为理念的对子孙后代权利的维护性等。物质主义价值观主导下的生态理性缺失，是现代经济发展方式成为生态破坏性力量的主要原因。经济发展中生态理性的缺位使工业化时期的经济发展具有严重的物质上之功利性、观念之偏见性和行为上之短见性，从而导致生态恶化和人类活动反生态平衡性。为了对人类错误发展理念和行为模式进行纠正，生态理性要求人类应该按照生态优先原则确立社会发展目标，放弃对物质财富的无止境积累，形成绿色—生态型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发展和消费行为的合生态性是人类发展的优先指导性原则。在社会层面上，价值理性的回归意味着理性消费的归位。无限追求经济发展及无度消费带来的生态破坏从表面看是自然界的危机，但本质上是人类生产和消费方式的危机。文明正在走向生态灾难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消费方式嵌入人类文化的方式，我们迫切需要针对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消费模式进行一场心理革命。目前我们身处的生态困境并非缘于人类一时无知，而是主导人类的经济增长迷恋情怀和非理性消费主义，以及在此基础上塑造起来缺乏道德性束缚和价值理性指导的消耗—消费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是对无度消费造成的生态破环的抗议、反对和反思，生态—理性型消费是区别于传统消费方式的个体化新选择。生态—理性型消费本身负载着一种价值合理性，其主要体现为个体对义务的自觉担当，这种担当建立在个体对消费欲望进行限制的基础之上，是关照他人和关怀后代的一种生态责任体现。生态—理性消费是将个人权利、个人责任和他人福利、他人利益和生态关怀相结合的消费理念，是一种有价值理性导向的消费行为。合理需求而非享乐、欲望将是理性消费模式的主要决定因子。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包含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现代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源在于现行的人类生产和消费方式背离了价值理性的方向，从而破坏着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共生关系。过度资源消耗与物质消费已超出自然界的承载能力和范围，价值理性缺位的非持续经济模式成为破坏自然、危机子孙后代和自己的核心原因。因而，绿色—生态型社会建立的关键是实现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转向和平衡，而这种转向和平衡的实现需要生态理性的到位和理性消费的归位。

2生态优先与理性消费：后物质主义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中国社会正面临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的环境恶化现状，生态恶化和环境危机是中国必须面对的“黑色难题”。如何改善生态环境、如何实现生态平衡、如何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建构绿色发展模式是中国21世纪寻求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问题，它渗透于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吸收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念能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模式建构注入新的思想元素和新的发展活力。中国要实现真正含义上的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绿色政治视角下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念的传播，通过绿色生态思想的传播纠正人们的错误观念，促进绿色生活方式的培养以及绿色环保意识的内化，将生态关心和绿色消费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融入中国的文化发展之中。

在缺乏思想觉悟的情况下，道德义务的规定意义不大，因为若是公民缺乏一个来自内心的思维和观念转变，那在具体行为上不会出现重大的转变。公民个体观念的觉悟以及在这种觉悟基础上公民道德观念的转化才是整个社会文化模式转化的关键因素。如果每个公民能把生态优先原则转变为自己的一种基本道德立场，以价值理性为导向，关注环境保护，关心社会正义，关心他人权益，改变自己在生产、消费领域的非理性行为，那么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实现将不会太遥远。首先，深化生态优先价值观，发展绿色生态经济，建设生态社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意味着对现行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和转向。经济发展必须符合生态理性原则，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以生态系统的平衡性和完整性为基本准则。生态破坏使一直陶醉于经济增长主义和物质欲望满足的人类处在了一种难堪的境地，这是人类不理性的结果。我们不能将经济发展速度的快慢和物质财富积累的多少作为社会发展进步评判的尺度，生态优先价值观要求生态理性的及时归位，经济发展不仅只考虑一时一事的数字化指标，更要考虑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绿色政治理论在实践层面中主张按照分散化、小型化原则建立以社区权力为中心的生态社区，这为中国环境治理以社区为中心点实现分散化治理提供了思想启发。基层的决定在原则上必须予以优先性考虑；我们给予分散化的、易于管理的基层单位以具有深远意义的独立和自治的权力……，在这种基层自治结构中，社区以公民为原子组成一种合作型和参与型的组织，经济发展受到生态理性和公民参与的制约。同时有利于培育基层生态—绿色文化观念，防止物质优先主义和消费主义等观念的侵蚀。生态理性及生态社区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建设性的价值因子。我们必须建构以生态平衡为导向，以可持续为发展原则的经济发展模式，强调经济和社会发展建立在生态完整、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的基础之上，确立理性的发展态度，树立绿色的发展观念。

其次，提倡理性消费主义，引导合理的、可持续的绿色消费观念。消费应该是人类生活的一种基本手段和方式，而不应该成为我们生活的目的和衡量生活质量的唯一尺度，我们要防止走进消费主义的误区。我们只有把自己从过分看重生活的物质标准中解放出来，我们的创造力才能获得解放，才能在生态基础上重新塑造我们的生活。消费本身的含义是一种简单的自然交换过程，建立在公民基本生活需求满足的基础之上，但在公民消费的过程中，消费附带了其经济性和环境性特征，这种经济性和环境性的存在隐含了一个道德命题，即人如何进行消费才具有价值合理性。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以人对自然和他人的态度共同构成解答这一命题的答案，有利于生态平衡和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的消费方式才是绿色的生活方式。欲望—非理性的消费方式是破坏性消费，无度消费、奢侈消费、攀比消费必然浪费资源、破坏生态，也必然不利于个体人格的健康发展。奢靡消费是欲望扭曲化的物质表达方式，消费满足的是人类的基本生存发展需求，而不是无止境的物质欲望填充。理性—适度消费模式和绿色—生态消费理念才有利于生态的保护和改善，绿色—生态型消费主义是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有力策略。如果我们不能从消费主义的阶梯上走下来，我们的后代将只能生活在因我们的非理性消费而造成的贫瘠家园之中。可持续发展要求促进这样的观念，即鼓励在生态可能范围内的消费标准和所有的人可以合理向往的标准。超出这两个标准的消费行为都应该进行限制和纠正。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是一种绿色思维方式和时代生态意识。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失衡所造成的人类与自然对峙的背景下，价值理性的回归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后物质主义实现价值观的重新定位有助于把人们从对物质利益永无休止的追求中解放出来。只有当人们把生活意义与理性价值观念联系起来，只有当人类不仅把生态保护理解为人的一种“聪明的自利”，而是转化为一种需要用生命来承当的道德义务，只有人类真正实现一场心理革命的洗礼，自然环境才能从价值的“根”上得到可靠的保护。在此意义上，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向我们传达的启示远比它本身所具有的理论内涵还要多。

作者：陈霞单位：吉林大学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