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娃传》的审美文化观欣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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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传奇即唐人所作的短篇文言小说，是受志怪小说、志人小说以及史传小说影响再加以变革而形成的，与前代作品的最大不同在于传奇的创作是作者有意识而为之的。鲁迅先生曾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1］《李娃传》可谓是唐传奇中的翘楚，作品围绕着郑生与李娃之间发生的故事展开。郑生是有权势和富贵的荥阳公家的公子，作品对荥阳公家族的描述是“时望甚崇”、“家徒甚殷”这便可以看出其地位之高及财产之富。郑生到长安应试之时，偶遇名妓李娃，对她可谓一见钟情，千方百计的讨好追求，在之后与李娃相处的一年中，花尽了所有资财，被老鸨设计逐出，以唱挽歌自给。在一次盛大的挽歌比赛中，郑生声情并茂的表演为人们所称赞，却不料被进京入计的父亲发现，几乎将他鞭打致死，被人搭救后，保住了性命却沦为了乞丐。在行乞中被李娃认出，经李娃的悉心照料恢复了健康，并使郑生功成名就。在郑生将去任职之时，李娃却提出让他另娶士族之女，送别郑生至剑门的途中巧遇荥阳公，荥阳公得知事情的经过，力主要郑生明媒正娶李娃为妻，致使文章以大团圆结局:郑生与父亲和好，李娃与郑生结为夫妻。在这样一篇曲折但是不离奇的作品中，体现了浓厚的中国文化观，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传统婚恋文化的审视;唐代女性意识、女性观念的解放;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的和谐圆满理念以及作品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典雅”与“通俗”相结合的追求。文章将从这几个方面挖掘其中的文化内涵。

一、对传统婚恋文化的审视

我国的婚姻早在汉代就已经形成了门第观念，唐时仍沿袭这种风气，并未衰减。在唐代，两家的姻缘结合并非是男女双方的爱情，而是一种维系权势的纽带。士族之间的通婚，既是一种荣耀也更有利于双方的前途发展。并且，在科举制度大盛的唐朝，婚姻与仕途也密切相关，知识分子想通过科举考试一举成名的同时也盼望娶到名门望族家的大家闺秀为妻，以使自己的仕途更加畅通。知识分子的这种愿望在唐传奇中有着广泛的反应。如《枕中记》里卢生的“黄粱梦”，这就是日思夜想终入梦，体现了当时人们的婚恋观念，带有强烈的利益性。唐朝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唐太宗时的“贞观之治”，唐玄宗时的“开元之治”体现了唐代的兴盛繁华。妓女作为一种社会群体，随着经济的繁荣而不断壮大。在唐代科举中，王道成曾说:“进士及第，是一种很高的荣誉，当时人称之为‘登龙门’。”［2］“进士在应试得官前后，狭邪冶游，征歌逐酒，是当时上层社会的一种淫佚侈靡风气。”［3］这就将上层社会的士子与下层的娼妓联系在一起。娼妓虽为社会的底层人物，但也分为三六九等，上等的娼妓，她们不但能歌善舞，而且精通诗书，她们往来于官宦、商贾、文人的宴会之中，为其演绎歌舞，增添兴趣。士人与妓女的交往，多是金钱与声色的买卖关系，但也有一见钟情的情况，从而突破了这种买卖关系而产生真挚的情感。但由于唐代森严的士族婚姻制度，士人与妓女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地位悬殊，因此他们的结局往往是悲剧的。

白行简的《李娃传》之所以被称赞被褒扬，正是因为他对于结局的安排不同于以往的作品。作者没有沿袭惯例使郑生与李娃分离，而是促成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这个结局的存在是不合情理的。白行简给予荥阳公的形象是封建士族家长的典型代表，他维护的是门阀声誉，在他的观念中门第与阶级高于一切，包括父子之情。荥阳公的这种嘴脸是深入读者心里的。作为一个极力维护豪门贵族家族礼仪的老古董怎么可能接受一个妓女来做自己的儿媳，他根深蒂固的观念怎可能因为李娃对于郑生有所帮助就轻易动摇。另外在《通典•选举三》中记载:“唐代吏部，兵部铨选官吏，应选之人，事前必须将自己的姓名、籍贯、父祖官名、内外族姻、年龄形状、罪谴刑犯等等情况，具状交郡，由郡呈尚书省审核，并明文规定刑家之子及工贾殊类之徒，均不得应选。”唐代的选举制度尤为森严，在应选之前被调查的范围也非常广，并且明文规定了“刑家之子及工贾殊类之徒，均不得应选”。妓女则属于“殊类”，所以士子与妓女的恋爱婚姻，不仅阻碍士子的前途，甚至会对其后世子孙产生严重影响。然而，唐传奇本就带有虚构的成分，作者虚幻出的结局则更体现出了他对于团圆意识的诉求及对于门阀士族只重利益而忽略感情的政治式婚姻的批评。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审美观念，即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等相互融合，追求理想以至于达到完美的人生境界。《李娃传》中虽然描写了李娃与士人郑生的曲折的爱情故事，但最终有一个“光明的尾巴”，这就深刻地体现了古代文人一直以来对于追求人生完满境界的意识。

二、新女性形象的描写

封建社会的女性是无地位，无独立人格的代名词。她们没有社会政治的参与权，甚至没有家庭事务的决定权，需要依附于男人生活。如《霍小玉传》中，小玉对李益的极度依托。历史上的文学家对于李娃向来有两种对立的评价，有人认为作品是否认歌颂真挚爱情，表现爱情的主题，李娃与郑生只是郎“财”女貌式的聚合，他们之间并无真正的爱情。有人却认为郑生与李娃之间存在着一见钟情式的真挚情感，出现这样的分歧的原因是李娃这一人物形象的复杂性。整篇作品中，处处可见对李娃形象复杂性的描写。作为沦落风尘的女子，李娃的出身注定了她必将不同于一般女子，这也将造成其生活、心理、人际之中宦海浮沉的命运。文章的开头，以娼妓的形象来写李娃，使郑生着迷上钩，在二人近一年的相处中，李娃渐渐对郑生产生了爱情，然而李娃为什么又和假母共同欺骗郑生?虽然背后的主谋是假母，但是李娃在前台的表演，使郑生成功被甩掉。因此，有理解说李娃只为财，不为情。然而，我认为，李娃这样做也是因为她想让郑生早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孙棨在《北志里》中说到:“大中以前，北里颇为不测之地”，并记有令狐滈曾窥见鸨母与妓女“共杀一人不瘗之室后”，次夜问女，“女惊而扼其喉”幸而不死，告官追捕，“其家已失所在矣”。

李娃怕假母最终会夺郑生的性命，故不得不做出配合假母计谋的行为。另外，李娃是理性的，她不像霍小玉和崔莺莺那样感情用事，只考虑眼前而看不到以后。李娃清楚明白自己与郑生的身份悬殊，这种差距使他们不可能有终生的相伴，因此她才如此决绝，她始终冷静清醒地面对事情发展的过程。李娃再次与郑生相遇时导致了她情感的升华，这时的郑生已经沦为乞丐，他在大雪中连声疾呼，李娃在闺阁中闻之，都能清晰的辨认出使郑生的声音，连步而出，见到郑生“枯瘠疥厉，殆非人状”后，李娃“前抱其颈，以绣襦拥而归于西厢”。李娃与郑生分开时日已久，但还能清楚地辨识出他的声音，这一连贯的出于本能的动作，难道还不能体现李娃深藏在心中的爱恋?这时的郑生是破落的，而她却义无反顾地抵抗假母，与其共处。当读者正在感慨于李娃的真情意时，她却对假母说:“生亲戚满朝，一旦当权者熟察其本末，祸将及矣。”这句话，则又反映出李娃的复杂性，但正是因为作品充分、细致地描写了李娃性格的复杂性，这一形象才具有了真实感人的艺术魅力。白行简并未给李娃安排像霍小玉的痴情和崔莺莺的单纯这样的形象。李娃有爱情，但在情深意浓时，她仍然可以用理智来思考，她有恻隐之心，她的性格中也有善良的成分，但她也会考虑自身的利益，正是这种复杂性，使得故事多次转折。再来看霍小玉和莺莺这两个女主角在各自爱情故事中的行为，她们是被动的，感性的，心中只念爱情，深陷于情感世界，她们不曾了解科举制度，更不会参与到其中，导致她们对爱情的追求成为对男主人公科举仕途的束缚，最终渐行渐远。男人的逃离，女人的哀怨，构成了一个个悲惨的故事。而白行简笔下的李娃，再次遇到郑生之后，她参与到郑生科考的过程中。备书、出谋划策等直到郑生一举成名，这样的李娃是与士族的政治利益保持一致的。她的个人努力，是两个人团圆结局的奠基石。李娃之所以养成这般的性格，与其风尘女子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她并不甘心沦落风尘，而始终怀揣着改变自身命运的决心，这在时尚风气日盛的唐朝是极为正常的。人们必须理解李娃为改变自身命运所变现出来的勇气与智慧，这是她与普通女性所不同之处。

三、“雅”与“俗”的兼容

“雅”“俗”观是中国古老的文化观念，对中国文学也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先秦时期的“雅”“俗”与政治相关，但无褒贬之义。到了战国时代，随着知识分子的崛起，“雅”“俗”便开始朝着崇雅斥俗的观念发展，而到了汉代，“雅”“俗”观念经过不断演变并逐渐对立起来。“雅”成了文人知识分子阶层特有的价值术语，“俗”成为市民阶层的价值术语，两者作为主流文化和世俗文化的审美理想的代表一直影响到今天。唐人以来，诸多文学家极力推崇典雅的文学观念，提倡文以载道的文学价值。但是对于通俗文化的接受也一直没有中断。对于唐人而言，典雅的文化是合乎上层统治者的审美观念的，深刻体现民间特色合乎民间道德规范的则是通俗的文化。这两者并没有严格的对立，而是逐渐朝着相互融合的趋势发展。作为文学类型的唐传奇自然也朝着这一趋势迈进。它不断投合了民间的审美文化趣味，另一方面又着重表现了文人知识分子以及上层人士的生活理念和审美价值观。虽然典雅仍然是唐传奇的主导部分，但是其显示出的雅俗交融的现象却给唐传奇包括后来的文学创作以积极的影响。

《李娃传》是唐代文人白行简的作品，它既然是一部文人作品，就必然体现出文人典雅的情志。但正如有的学者指出:“《李娃传》在情节结构安排与人物塑造上，有着鲜明突出的民间艺术特色”;“它是文人创作与民间创作相结合的产物”。［6］所以说，《李娃传》是“雅”与“俗”相结合的典型的作品。关于《李娃传》中典雅文化的体现，可以从其写作形式，叙述方式以及对于李娃、郑生等人物细致的心理刻画来体现。就形式而言，《李娃传》的行文笔调比较典雅，华丽而简洁，文中时常出现骈辞丽句。譬如文中对于李娃与郑生共同饮食的处所———西堂的描写，其描述十分能体现文人的文采:“帷幙帘榻，焕然夺目;妆奁衾枕，亦皆侈丽”。此外，作品中的人物，除去郑生，荥阳公这样的文人之外，还有李娃、假母、侍儿等下层人物，但是他们的语言中却也体现出较为文雅的特色。如假母的一段话:“男女之际，大欲存焉。情苟想得，虽父母之名，不能制也。女子固陋，曷足以荐君子之枕席?”这便是作者对于文雅的追求而有意为之的结果。再从叙述方式来看，《李娃传》的结构异常严禁，节奏紧凑，笔法简洁，深刻体现文人创作的气息，全篇不足4000余字，但情节却跌宕曲折，结构也甚是完整。从偶遇李娃到设计逐生，再从生被其父鞭打到李娃救助并陪读，几经周折却一气呵成，这是作者对于文章精心剪裁的结果。白行简对故事的结构做了精心的安排，既将原民间说话《一枝花》中故事的曲折予以保留，又适应了文人的阅读习惯和文学理念。这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文人对民间流传故事的典雅化的改编再创作。传奇典雅性的最大特色便是对于文章中人物的心里所进行的细致刻画。《李娃传》中对李娃形象的描摹是极其细致又合情合理的。开始将其刻画成一个聪明细心又多情的女子，她能看透郑生故意掉马鞭的小心思但又不露声色，这也能体现出她作为一个风尘女子的敏感。在文中的多处心理刻画都是绘声绘色的，这是作者对于人物的深刻理解。所有这些都鲜明的体现着文人创作的典雅性的特征。

《李娃传》的通俗一面主要体现在题材、人物选择、对现实生活的描摹以及对于大团圆结局完美诉求几方面上。《李娃传》的故事发生在下层社会中，这里描写了许多底层人物所生存的场所，诸如妓院、凶肆等等，而其中的人物也是以出于社会底层的妓女李娃为中心。唐传奇发展到这个阶段偏向于一个趋势，那就是在文人作品中更多地展示了底层人物的生活状态和生存命运，也就必然的加强了本来以虚构为主的唐传奇的现实性，也使得其在偏于文人典雅性的同时多了几分通俗性。这与文人自己的审美诉求有关，也与当时底层百姓的审美观念直接相关。《李娃传》描写了十分广阔的社会现实生活，对许多底层民众进行了深刻细致的刻画，反映了他们的生活状态，性格特征和心理特点。例如对于凶肆以及唱挽歌的描写，就是对于当时民族风情的直接反映，而郑生两次遭难后凶肆伙计和旅店主人的极力相救但最终又无奈弃之则较多的反映了他们作为社会中小人物的善良和无可奈何的复杂心理。这些对于底层人物的刻画是非常真切的，明显的再现了唐传奇通俗一面的审美观念和价值理想。此外，《李娃传》呈现的是理想化的大团圆结局，这与中国民众普遍的审美观念也是直接相关的，这种大团圆是普通民众的愿望和心理意识的体现。多数的学者注意到，《李娃传》这一类的佳话作品“大多历经相爱、悲欢离合、大团圆三个阶段，似受通俗文学影响较为明显。”［7］传奇对于这种结局的欣赏，也深刻地体现出其逐渐通俗化的倾向。

四、结语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李娃传》作为唐传奇的经典是值得大家咀嚼品味的。它不仅是内涵丰硕的文学艺术魅力，而且在体现中华传统文化价值上也表现出了诸多丰富的涵养。当然，《李娃传》中所蕴含的传统文化内涵并不仅仅存在于以上所论述的那些，对这样一部承载丰厚的作品，人们还需要继续挖掘其中更为深层次的意蕴。

作者：朱梦静 单位：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