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讽艺术美学特点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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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醒澄明的视境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大都有那么一点儿反讽的意味。这是因为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家们将文学作为观照世界的一种视境。这种视境以放弃热情为前提,作品不以作家个人好恶去干扰人物,贬褒是非,只睁一双“冷眼”。当一切事象从这双“冷眼”下经过时,是黑是白本相尽出,是好是恶付诸公论。这种无判断的“判断”恰是一种反讽视境——清醒澄明。在这方面,刘震云的小说最具有代表意义。他的《新兵连》写几个青年农民刚入伍在新兵连的故事。其中“元首”、“老肥”、王滴、李上进等几个人物命运随着情节展开,时好时坏,似得实失,祸福相倚,令人生叹。王滴、“老肥”、“元首”三人争当骨干,可骨干只有两个名额,于是演出了一场“二桃杀三士”的悲剧。小说中几个人物都想通过积极努力走出一条较好的人生之路,改变受苦受穷的命运。可他们越努力却离目标越远,最后无不以失败告终。一心想去给军长开车的“老肥”因“羊羔疯”被退了回去。

闹丢了“骨干”的王滴后来反倒有机会坐小车去军部,刚想庆幸自己不料却是去给军长他爹端尿盆。分去种菜的“元首”十分沮丧,但却捞了个班副干干……读着这样的作品,好像是站在清醒澄明的大视境下观看人生,其中人物像是瞎蹦乱跳的蚱蜢,永远也不要想逃出不可知、难捉摸的生活怪圈和人的命运的摆布。在人间,合情合理常常与荒谬倒错天衣无缝地搅合。而人身陷尴尬境地却不自知,这是人的悲哀。反讽的艺术宗旨就是要揭示人类社会这一奥秘。可以说反讽的观照对象主要是“我”,这个“我”包括人物、作者和读者。当然,观照对象是人物的反讽作品出现很早,一些古典戏曲、古典诗词和古典小说中就有。在当代小说中这种反讽就更普遍,陈村的《一天》、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等等都是。这一类作品的反讽意义,大都体现在人物语言或作品的叙事语言中。比如陈村的《一天》,作品中絮絮叨叨尽说些废话,与叙事完全一致,人物懵懵懂懂全陷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泥淖里,而读者却早已站到了反讽高度。现代反讽的观照对象不仅仅是人物,或者说主要不是人物,而是作者、读者甚至包括一切人。谌容的《减去十岁》,王蒙的《坚硬的稀粥》、《冬天的话题》,刘恒的《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以及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新写实小说,尤其是后者,观照对象宽泛,反讽手段新颖,其视境不仅清醒澄明而且深远。

人物、作者、读者可以站在各自立场,各有各的视界,各有各的视度,各有各的知的高度,其反讽意蕴也多元多层多滋味。邓刚的《全是真事•出差》,叙事人“我”对世事浑浑噩噩:要出差,却不知为啥事出差?该去哪里?何时出发?该如何办事?……而周围的人却一个个表现得自信,工作有条不紊,一切按规定办事,花生壳充塞了整个房间,却说要按规定时间来打扫。“我”的事被认为很重要,于是从1号办公室到2号3号……10号办公室,又从10号办公室到1号办公室轮着批转文件,轮着盖红印章,似乎要永远这样重要地转下去。文中叙事人“我”虽然讲述的是自己的经历,但观照对象主要的不是“我”,而是“众人”。作品在“众人皆醒我独昏”的叙事中,读者却站到了一个知的高度,看清了“我”其实是陷入了一种“欺人混世”的人世风尘。反讽的意义在于“众人”对自己的尴尬处境浑然不觉,而“我”虽然似有所觉,但很模糊,也无能为力。在这里反讽意蕴显得深沉。方方的《风景》、李晓的《继续操练》,作品表层推出的叙事人,无论是幼小而不晓人事的“小八子”,还是人品文品都欠佳、不知人间羞耻事的末流记者“我”,都不是作品唯一的或者说主要的观照对象。作品之所以设计这样的叙事人,为的是制造看似没遮没拦,实则剔骨透髓的叙事策略,以营构清醒、澄明、深远的反讽视境。在这个大视境下,生活画面、生命躁动尽收眼底,现实生态、历史演进都让人看到了人世间最本色、本相、本真的东西。正如高尔基所说:“善于从一片浑浊不堪的庸俗当中发现悲剧性阴暗的笑料……作者在可笑的言词和情节后面悲痛地看见并且羞涩地遮掩着多少残酷和可恶的东西。”这照妖镜般的观物效果大约只有反讽才能达到。

二、冷静平和的叙事态度

如果说“真实”是文学的性命,那么对于反讽文学来说“真实”是它的逻辑起点。说白了,反讽的对象必须是真实的,或是生活真实,或是经验真实。当然要真实就得以“冷静”为前提。好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时代风尚发生了变化,整个民族的兴趣也发生了转移,由原来对社会政治的过分专注,转向了对自己实际利益、生存景况的关切。时势诱使文学退出情感领域,回到了人的生存现实,回到最基本的“写实”职能。1985年王安忆的《小鲍庄》就露了一双“冷眼”,直面人生,正视现实,不动声色,叙事而已。冷静的叙事态度不仅强化了文学的“写实”功能,而且使文学进入到一种反讽视境。《大林莽》、《树王》平和冷静的客观化叙事就使人们觉出了几分反讽意味,严酷无情的热带雨林,神秘莫测的千年古树,人在大自然面前显得渺小而无能为力,人想通过主宰自然而后主宰自己的愿望,在这里很有点唐•吉诃德悲喜剧的味道。

《棋王》的叙事凝结着一团团冷气:“冬日的阳光斜射进来,冷清清地照在北边众多的屁股上。”在乱纷纷送知青离城下乡的车厢里,悲切切人们含悲话别的氛围中,居然有闲心思看斜射在太阳里的众多屁股,简直是超然物外。“家破人亡,平了头每日荷锄,却自有真人生在里面,识到了即是幸即是福。”活脱一个参透了人生的智者。身处大悲剧却平和通脱,叙事达到如此境界,反讽意味渗人心肺。何立伟的《白色鸟》平淡随缘的心态,洒脱飘逸的叙事,让人感悟到人生的不可知,反讽的真韵在于溶荒诞于平淡里。这分明是在给人点拨迷津:荒诞是常有的事,惋惜、感叹、丢不开都是多余的。这里的反讽视境显得格外深远,其滋味也醇厚。马原的小说干脆写出故事的多种说法,这也许可以理解成它是在告诉人们:人生有各种机缘,多种可能,倒错无定规就是人类存在的一种模式。要求万事万物沿定向发展,最后得出明确结论,这是庸常人的一厢情愿。

也正因为如此,人常常陷落在反讽视境里不能自拔。冷静平和的叙事态度带来浓郁的反讽意味更突出表现在新写实小说中。池莉的《烦恼人生》从儿子半夜摔床醒来开始,排队漱洗上厕所,带着儿子跑月票,进车间迟到一分钟奖金敲掉,与女徒弟情感纠葛,对旧恋人回想追忆。傍晚下班带儿子回家,妻子的温开水、湿毛巾,还算满意的晚餐,夫妻邻里闲话种种、烦事多多,上床睡觉沉入梦乡……印家厚“一天”的生活是如此,“一生”的生活又何尝不是如此。在这里艺术虚构与客观存在达到了同一的地步。平和通脱的叙事将浅乏单调的生活和无穷变换的心灵交织成诗的情韵,作品里那种人在物质与精神之间的选择与摇摆,与其说是人的日常烦恼,勿宁说是在对生活真味的品尝,反讽的真韵也在其中了。在成功的反讽作品里,隐匿在叙事帷幕后面的作者气度与散落在小说叙事之中的说话调子是一致的,比如《棋王》的平和通脱,《白色鸟》的宁静散淡,《烦恼人生》的宽厚通达,既是作者的情感气度,也是作品的叙事调子。

方方的《风景》写父亲的凶悍粗野,母亲的寡廉鲜耻,九个孩子在跌打滚爬中长大,长大后又陋劣如故。对于这些人与事,作品不激不愤、直话直说的叙事态度,倒让人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家对生活无怨尤、易满足、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在这里,人性的善与恶、生活的美与丑奇妙地交融。作品平和冷静的叙事态度融和了作者对生活的理解:劳累里有甜蜜,艰辛中含温馨,喧闹与痛快同在,卑污跟真率难分。作者、作品与读者也许都已识到了:既然尴尬与人生同在,那么反讽境地就是人类生活的本真境界,平和通达就该是现代人必须具备的生活气度。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单位》等作品,不刻意组织加工,不认真编排逻辑顺序,叙事一如生活本身,洒脱自如,平和宽达,向无穷尽、不可知的前方流转。这似乎是在暗示着作者的气度大得能吞噬、消化,或者说艺术地享受整个的既凡俗又神秘的人类生活。

三、不着痕迹的讽喻

反讽文学要描绘狼狈尴尬自画像的特殊使命,要求它需有一套不同凡响的艺术表现才能,那就是不着痕迹的讽喻。所谓不着痕迹,其艺术把握诀窍有三:第一,不明白点示讽喻对象。反讽与讽刺不同,它只让人感受到讽的意味,但无咄咄逼人的锋芒。它的观照对象是“我”,而这个“我”意旨十分宽泛,可以是人物,也可以是作者、读者甚至一切人。不过它此时此刻讽喻的是谁并不明示,它是让人们自己见仁见智地去阅读、理解、思考。王蒙的《名医梁有志传奇》描写一对性格才智大相径庭,人生际遇阴差阳错的孪生兄弟的人生故事。兄梁有德生性忠厚迟愚,但忠厚时有忠厚福;弟梁有志聪慧勤奋、才智过人,但聪明常被聪明误。到了晚年,梁有志终于棱角磨光,锐气耗尽,皈依了运命。可也偏偏在这时,梁有志忽然时来运转,因祸得福,成了风云人物,并且好事连串接踵而来,使他推也推不开、躲也躲不掉。读者在体味人物命运中也领悟到了隐匿着的反讽意味,但却终究弄不明白倒底是谁落入了反讽境地。

是有德?有志?还是作者、读者自己?当今有许多作品几乎觉察不出它在讽刺什么人,可它却偏偏讽刺所有的人。这大约就是现代反讽最基本的色调,方方、池莉、刘震云以及刘恒、李晓等一些新写实作家的作品都是这样。如《风景》、《烦恼人生》、《单位》、《懒得离婚》、《伏羲伏羲》等,要问作品在讽刺谁?说不清。人物?作者?读者?都是,又都不是。从叙事本身来看,它只抒写人的生活,生存景况,人的灵魂,灵魂的躁动。而掩卷咂摸其滋味,却让人感悟到作品实际上是在写人的尴尬,生存的尴尬,生命的尴尬。而人们自己却身处其中不自知。他们苦在其中,乐在其中,坚韧执着,孜孜以求。这似乎在暗示:反讽与人生同在。仔细想一想,世间的人其实谁不这样活着?谁不眷恋属于自己的那一分既艰辛尴尬又甜蜜温馨的生活。第二,不明确表示是非态度,也没有稳定的价值观念。反讽作品常常是好中含坏,坏里有好,好事坏事裹在一起难解难分。比如谌容的《减去十岁》,说上级要发个文件人人减去十岁,何等的离奇荒谬。可对人们想捞回中无价值流失的十年岁月,其心情却可以理解。至于各色人等一听风声就是雨,来不及辨别真假是非,便急匆匆、兴冲冲又是重新编排工作,又是从头设计生活,一门心思为自己盘算,倒是把一些年轻人、新生儿逼得没有了活路。作品绘声绘色、活灵活现地揭示蛰伏欲动的社会群体心理。至于批判什么,赞颂什么,文体似乎并不在意。

李晓《继续操练》中那个宣言式的结尾,究竟是受伤后的嚎叫?还是得意后的张狂?有谁说得清呢?黄鱼这个末流记者在操练与被操练的把戏中玩得如鱼得水,是社会将他教坏的还是他本性就坏?“四眼”这个中文系高材生既然在人生这个操练场中吃了大亏,他会不会以他的高智商进一步参与竞技,创造奇迹?人世间这种操练人的勾当究竟要闹腾到怎么个地步才算了结?这些问题似乎是作品要追究的东西,但却终究只留下了一些任人遐想的空白。《挽联》则因人物丁二濒死要为自己写挽联而回顾了一生经历,发现自己碌碌无为的一生老跟高干子弟陈小蒙搅在一起,而且殊途同归先后走完了短暂可悲的人生之路。陈小蒙聪明,家境好,可谓有福之人。却因荒淫无度,犯了毙命之罪,年轻轻的便挨了枪子。丁二自己则因父亲娶的资本家的女儿断了升官之路,殃及后代永无出人头地之日,好歹比陈小蒙多活了几年,也是穷困潦倒积郁成病,小命不长。在丁二看来,世间事物无所谓好与坏,祸福相倚是人生命运本来法则。这是人物见解,也是作品表层叙事意旨,看起来深沉实则为自己丑陋的一生辩解。读者从中读到的作品真意是:对人性中某些弱点的批判。

如丁二的懦弱和甘自沉沦;陈小蒙的醉生梦死,以及两人共同的放任自流,不求进取,虚度年华。作品深刻揭示了二人的悲剧命运全由自己造成。而当事人却濒死不醒悟,他们活得糊涂,死得冤枉。这恰是当今社会一些无知青年的共同悲哀。反讽艺术就是借用这种含含糊糊、不稳定的是非态度,使作品具有较大的内蕴张力和多滋多味的艺术魅力。第三,反讽意蕴呈现在叙事结构之中。反讽不像讽刺,可以用夸张、幽默、诙谐等修辞手法营造犀利明快的语言态势,将对象置于可笑境地,以达到批判目的。反讽,尤其是现代反讽,其语言策略或平和庸常,或散淡睿智,平得少有声气,淡得不着痕迹,作品的反讽意义往往由作品的叙事结构来完成。何立伟的《白色鸟》,统篇美文绘美景,给人以美的享受,文本叙事只以结尾处的一声锣响轻轻一笔颠覆了美,将人抛回到批判、斗争、没完没了的人间自我折腾的反讽境地。王蒙的《坚硬的稀粥》以起因之细微与结局之惊人造成反讽结构。《继续操练》的反讽意义有些散落在言辞之中,但大多体现在叙事结构里,尤其是结尾处:“进门时,有个念头不知怎么钻进我的脑袋。要是将来能有些小权,我一定要在这门上安块铭牌,铜的铁的大理石的三夹板的都行,上面写:四眼与黄鱼,曾经操练于此,并于此再度携手,继续操练。”在操练与被操练的角逐中,年轻一代在崛起。他们要将这一业绩继承下去的狂言令人笑,令人哭,更令人忧,反讽意味浓而且烈。

结构反讽往往以事实本身说话,这是一种无判断的“判断”。它比传统的修辞意义上的反讽要深刻得多,内涵丰厚得多。还有一些作品,没有曲折的结构,也没有惊人的结尾,有的是庸常人事,平淡话语,反讽意义则容含在琐碎繁杂的叙事过程中。《单位》、《一地鸡毛》、《烦恼人生》等作品,文本叙事一步一步推演,人物事理荒唐又合理,好恶是非的把握一直处在摇摆晃动之中,一切都显得不那么稳当。如《官人》,以客观化的叙事和庸常琐碎的话语,洋洋洒洒地抒写某局一群新旧正副局级官员闹“窝里翻”,今天这几个联合,明天那几位携手,明争暗斗、翻腾较劲,好不热闹。“官人”们有的在翻斗中趴下,有的在翻斗中升迁,趴下的还会因祸得福,升迁中难免潜伏危机。一篇波飞浪卷的翻斗文字,写尽了人间世事,也将反讽意旨揭示无遗。在新写实小说里,反讽视境的棱镜效应最为显著,它使小说世界不仅仅对应于一个清晰的必然世界,而是使结构关系展现出多重因素互为因果的过程。这样小说世界便更接近于人类世界本身,作品的反讽底蕴也愈益显得深沉浑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