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角度下的《骆驼祥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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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卫•达姆罗什、帕斯卡尔•卡萨诺瓦和弗兰科•莫莱蒂等人对世界文学的讨论，扩展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丰富了文学翻译的研究范式。韦努蒂认为：“没有翻译，世界文学就无法进行概念界定。”①达姆罗什认为，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ellipticalrefraction）；是一种经由翻译而获益的书写；是一种阅读方式，即对我们所处时空之外世界的超然解读（detachedin－volvement），而并非一套经典文本”②。该定义“超越了世界文学的文学品质层面，而将关注点投射到民族文学间的动态关系，强调世界文学的生成性、动态性和变异性”③，并从翻译方式、翻译结果和翻译式阅读等三个层次定义了世界文学，从而明确了翻译是民族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关键。世界文学不仅是椭圆形空间语境架构下的翻译折射，而且行为主体包括译者和读者，其翻译和阅读方式是民族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决定性因素；同时强调翻译在世界文学建构中的核心作用，体现了翻译在文学关系动态生成中的主导作用，建构了一种世界文学视域下的文学翻译的研究范式。基于此，我们认为，达姆罗什强调的世界文学的翻译性、文化折射性以及阅读的超然性，关注了民族文学－世界文学的动态生成方式。这对于讨论全球化，特别是星球化（planetarity）文化语境下的文学翻译提供了新视角。翻译也对20世纪中国现当代小说成为世界文学起到关键性作用。《骆驼祥子》作为老舍第一部在英语世界有效接受的中国现代白话文长篇小说，对中国现当代小说翻译史具有重要意义，甚至可以说，“对于老舍作品乃至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在世界的传播，《骆驼祥子》英译本可谓功不可没”④。《骆驼祥子》的四个英译本（1964、1979、1981、2010）在英语世界不断得到流通与接受①，为其世界文学地位奠定了基础。1999年圣哲罗姆出版社（St．Jerome）出版的《21世纪世界文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ofWorldLiteratureinthe20thCentury）也将其收录。其首个英译本一经出版②，就被美国著名的读书俱乐部“每月一书俱乐部”（Book－of－the－MonthClub）列为“八月之选”（TheBook－of－the－MonthClubSelectionForAugust）；著名文学评论家、韦恩州立大学英语教授裴德安（AlexanderBrede）也对《骆驼祥子》推崇备至，称其“理应获得与《悲惨世界》一样的世界文学地位”③。《纽约时报》也曾对其进行过推介，称其为“一部伟大的作品”④。以上说明《骆驼祥子》已在美国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是中国现当代小说走向世界的先驱与开拓者。本文拟从达姆罗什的世界文学定义出发，考察《骆驼祥子》在美国被接受，并成为世界文学的过程。由于版本、译者、读者和时间差的原因⑤，本文将仅对伊文•金（EvanKing）和葛浩文（HowardGoldblatt）的译本展开讨论。

一、金译本与葛译本的文本差异表现

金译本RickshawBoy于1945年由纽约雷诺与希区考克出版社出版，1946年由纽约桑代尔和伦敦迈克•约瑟夫出版社再版。金曾在美国驻华使馆从事过外交工作，出于自身对中国小说的喜好，翻译了该作。金译本的再版、重印使其成了中国现当代长篇小说海外畅销书目之一。葛译本RickshawBoy出版于2010年，由美国著名畅销小说出版机构纽约哈珀柯林斯（HarperCollins）出版集团出版发行。在译本前言中，葛浩文声明他重译《骆驼祥子》的最主要原因是先前的译本不令人满意，希望出版一部“完整、忠实、可读的英语译本”⑥。以下我们将从译文的主题、情节发展、人物塑造三个方面考察金译本与葛译本的差异。主题上，老舍“用悲剧的笔法描写了一个善良的无产阶级者徒然的挣扎”⑦，作品“是现代文学史上一部超前的现实主义大作，它不仅从物质层面上批判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劳资矛盾和贫富分化问题；而且从精神层面上挖掘资本主义对纯朴人性和传统美德的戕害，彰显了老舍批判资本主义的文化意义”⑧，“反映了老舍对反动社会的憎恶，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对个人奋斗道路的否定，对革命的憧憬和向往”①。以上学者的论述均说明了原作主题的整体悲剧性与批判性。而金译本则对这一主题进行了改写，主要体现为译者对结局的改写。译本虽然再现了以祥子为代表的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苦难，但却将悲剧性结局改写为大团圆的喜剧结局，以说明普通劳动者能通过自身的努力与坚韧，不断与现实苦难与命运做斗争，获得幸福结局的故事。由于金译本的结局是祥子与小福子的大团圆，虎妞就自然成了阻止他们幸福的始作俑者，因此金将虎妞的形象负面化，以此来凸显祥子的无辜。金译中的“谁先犯错”明显是在影射犯错的人是虎妞，是她引诱了祥子，“beginwith”将虎妞塑造成罪魁祸首的形象；此外，金还对这段引诱进行了大肆渲染。而原文对这一段的描写显得很晦涩，并没有清楚地交代谁是谁非。显然，金有意将祥子与虎妞的这笔“糊涂账”归咎于虎妞，并以此来凸显祥子无辜受害者的身份。葛译本由于并未对原文情节进行改动，因此保留了原文的“不论秧子”（不管是谁），“dealwith”不仅尊重原文意愿，还凸显了虎妞敢爱敢恨、无所畏惧，同时有点泼辣的形象。综上所述，虽然两个译本的源文化是一致的，但东道文化在20世纪40年代与当下在文化规范、对外国文学的阅读需求等方面存在历史性的差异，因而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椭圆形折射”，具体表现为金译本与葛译本在译文主题、情节发展和人物塑造方面表现出较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反映了，民族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过程中所发生的文化折射的具体表现。

二、译本差异的世界文学认知方式

以上的译本差异产生的原因可以从达姆罗什对世界文学的定义的角度进行阐释，以期认识翻译在《骆驼祥子》成为世界文学过程中的建构作用。该定义明确了翻译是接受文化价值观和需求的产物，因而必须在东道文化语境下才能有效理解作品。因此，我们将从翻译的折射方式、翻译结果和翻译式阅读三个层面，研究接受情境的文化构成要素、运用方式以及对翻译的影响。

1．两个译本中文化的椭圆形折射形态《骆驼祥子》的两个英译本体现了世界文学是通过对民族文学的椭圆折射性翻译，进入由源文化和东道文化两个焦点所形成的椭圆形文化空间的书写形态。所谓椭圆形折射是指世界文学经由翻译，其承载的文化既不是直接移入的源文化，也不是完全归化成东道文化，而是由于两种文化相遇而发生的传播方向改变的折射式翻译结果。在看待译本中源文化和东道文化关系时，由于生成原文的源文化语境相对固定，因此，源文化是椭圆中一个固定的焦点；而生成译文的东道文化语境处于变化之中，每个译本都对应着不同的东道文化，因此是一个动态的焦点。

金译本与葛译本也同样是源文化与不同时期的东道文化在世界文学的张力场中折射的结果。当民族文学透过这个椭圆介质时，其翻译传播的意指方式或意图效果会发生改变，如同光在透过介质而传播方向发生改变一样。译本的折射度取决于所处时代的文化规范与需求。1945年以前，美国对中国文学的认知处于初级阶段。除20世纪初“美国诗歌文艺复兴运动”（AmericanPoetryRenaissance）所引发的“中国热”外，中国文学并没有对美国文坛产生实质性影响。况且，其热情还局限在中国古诗。很少谈及其他中国文学体裁，更遑论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现代文学了。金译本出版于1945年。原作所表现的整体悲剧性与当时美国对中国“正面形象”的认知完全对立，颠覆了由庞德、洛威尔等人制造的“中国印象”。金是来自东道文化的美国译者，也是通晓中国国情的外交家，自然清楚当时的美国文化不需要这种悲剧性，因此对原作进行改写势在必行。客观上说，金在翻译原作前21章时，采用直译甚至硬译的方法，并未有重大改动或调整，基本保留了原作的面貌。这部分是在描写祥子面对现实的苦难和命运的折磨时，表现出坚忍与不屈服的精神和反抗意识。这与美国文化中的不屈不挠的开拓精神高度契合，祥子也具有“美式英雄”的形象。但在原作的最后3章，祥子在遭受接二连三的打击后，完全堕落，这与此时盛行的“美国梦”背道而驰，因为劳动者并没有通过劳动获得幸福，反而被现实和命运所吞没。因此，东道文化的需要决定了金译本必须改写原作。这部描述中国旧社会苦难的现实主义小说也由此被改造成一部“美国梦”式的浪漫主义小说。译本并不是原汁原味的《骆驼祥子》，而是根据美国40年代的文化价值观和审美情趣进行的改编，是迎合了当时美国读者的阅读期待和出版商业价值的折射性书写。金译本一方面保留了原作中祥子质朴、勤劳的中国农民形象；另一方面，将原作中表现祥子堕落、贪财、背叛等负面内容删除或转移（见例2、4、5），添加了同情心、正义感等人生态度的描写，使祥子形象完全正面化（见例6），同时，通过改写结局和情节（见例1），将祥子形象进行“美国梦实现者”的折射，使祥子兼具中国农民和美式英雄的形象，具有浪漫主义的特点。

相较于1945年，当代美国对中国以及中国现当代小说有了跨越式的认识。首先，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垮掉派”文学运动开始占据美国文坛的舞台，涌现出一大批对中国文学抱有兴趣的作家或诗人，如凯鲁亚克、斯奈德、雷克斯罗斯等人；其次，大量中国现当代作品被译介到美国，如鲁迅、老舍、沈从文、巴金、冰心、莫言、阎连科、苏童、余华、王安忆等人的作品；此外，美国涌现出一批汉学家与中国文学翻译家，如费正清、宇文所安、史景迁、顾立雅、华兹生、葛浩文等人。这些情况的出现拓展了美国对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整体认识，美国文化对中国文学的态度更加开明，中国文学的“异质性”也愈发凸显。同时，对其他各国家民族文学的译介，也使美国与其他各国文化间的差异性愈发彰显，对“异质”的尊重成为这一时期翻译界的主流话语。本雅明对翻译异域性的尊重、贝尔曼的异域性论、德里达的延异论、赛义德的东方学论、韦努蒂的存异伦理都体现了当代社会尊重“异质”的态度。面对“异质”文化时，不是要将其归化（同化）为本土文化，而应该采取尊重的态度，正视差异，保持其异域性。这些尊重“异域”与文化差异的话语为“存异”翻译提供了理论基础。葛译本正是产生于这样一个文学和理论背景。其表现出的对原作的尊重，是世界文学领域中源文化“愈加分明的”折射结果，也是“存异”语境下的必然产物。在译者自序中，葛浩文声称要为当代读者提供一个“完整、忠实、可读”的译本。他甚至称其译文是对原文的“复制”，没有改动。通过比较，我们也不难发现葛译本除删除少量繁冗的环境与心理描写外，在主题、情节发展、人物塑造等方面均与原作保持一致，文化折射度较小，源文化在东道文化语境中得到很大程度的彰显，译本的异域性较为突出。来自不同文化、不同时代的世界文学所形成的众多椭圆而产生的这种张力的相互作用，不仅使得翻译文学和本土文学产生差异和距离，从而成就了世界文学的特质。“民族文学作品跻身世界文学之后，仍然带有民族渊源的印迹；然而这些印迹随着作品的愈来愈远的流转而不断扩散，愈加分明地折射成来自遥远他乡之作。”①同时，葛译本尊重原文对祥子人物形象的处理，保留了祥子质朴、勤劳，同时又被命运所束缚，在接二连三厄运袭来后，完全堕落的形象，具有现实主义的特点。

2．译本的翻译书写之得民族文学须经由翻译而获益才有可能成为世界文学。“世界文学是一种经由翻译而受益的书写。”②首先，民族文学经由翻译才能得以跨文化的流传，才有可能成为世界文学。在民族文学的交往与世界文学的动态生成中，翻译起着帮助民族文学跨越语言、文化、政治、心理和时空等障碍，进入更为广阔的文学流通领域的作用。译本的有效接受性和广泛流传性决定了民族文学是否能成功跨越以上障碍。其次，民族文学透过世界文学的椭圆形介质时，其翻译传播的意指方式或意图效果会发生改变，译本获得了与原作不同的新视野，原作由此重生。

译本的有效接受成就了《骆驼祥子》的世界文学特质。一经出版，金译本就在美国评论界和文坛引起了广泛关注。各大报纸、杂志也争相介绍金译本，发表了不少关于金译本的书评。不到一年时间，金译本便销售一空，迫使出版商不得不重印、再版。葛浩文虽对金译本颇有微词，甚至是多有不满，但也感叹其“称霸市场30年”①。甚至有学者认为，“金译本在美国引起的巨大轰动，既是现代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发生联系的重要界标，同时亦超越了文学范畴，而成为一桩影响深远的文化事件”②。不仅如此，金译本在美国的巨大影响力还使其成了《骆驼祥子》其他语种译本的蓝本。葛译本虽出版至今不足4年时间，其流通度也不可小觑。译本一经出版，便得到了著名评论机构的高度评价。位于芝加哥的文学评论机构“前台”（TheFrontTable）③认为，“葛译本《骆驼祥子》与以往他翻译的莫言、苏童的作品一样，秉承了较高的翻译质量，是具有‘黄金标准’的译作”④。译作的出版也引起了一阵《骆驼祥子》怀旧风：据著名读书社交网站“好读物”（Goodreads）⑤显示，对葛译本的好评高达1600条（截止至2014年5月），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葛译本在美国市场的畅销程度。而且，葛浩文作为莫言作品在英语世界译介的主要译者，必然会随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而备受世界的关注。

可以预见，他翻译的其他中国现当代小说译作也必然会随之走入更广阔的读者视野，获得更大的流通度。“即使在本国已经具有经典地位的作品，当它传到国外时也会获得新维度。”⑥金译本与葛译本不仅使《骆驼祥子》在美国得以流通，也使作品获得了一个新的维度。这个新维度也并非一成不变，它随时间、文化的规范和需求等因素的改变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在意指方式上，通过翻译，原文从一部具有批判性质现实主义小说，分别转变成了“美国梦式”的浪漫主义小说（金译本）和具有世界主义人文关怀的现实主义小说（葛译本）。在意图效果上，原文的批判意义、革命诉求和教化意义等在两部译作中均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削减，取而代之的是对现实苦难做斗争而获取幸福的憧憬（金译本）和对人类苦难的世界主义人文关怀（葛译本）。金译本将原作中对旧制度残害人性的批判、对革命道路的向往与憧憬、对资产阶级剥削劳苦大众的痛斥，集中地转变为普通劳动者通过自身奋斗获得幸福的“美国梦”。金译本俨然是一部普通底层劳动者抗击人生厄运的奋斗史，原文中号召人民反抗旧社会、旧制度的教化意义也丧失殆尽，阶级对立、革命诉求也荡然无存。《每月一书俱乐部》对金译本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只要你还生活着，你就可能会深深地喜欢上这部小说的主角———祥子，他为了最卑微的幸福所做的努力将使感性的读者洒下同情之泪，但命运不能打倒他，最终人类本性的善良在他身上纯洁地、胜利地显现。”⑦由于美国文化中并不具备产生原作的历史性社会文化语境，即使在内容上完全忠实于原作，译本的意指方式和意图效果与原文相较，也必然会发生改变。译本并不是再现原作，而是在东道文化语境下对原文的跨文化阐释。葛译本虽尊重原文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忠实于原文，但由于接受语境差异，译文的批判现实意义弱化，体现出对人类苦难的悲悯，是一部具有世界主义人文关怀的作品。译本出版不到一个月，就有评论认为，“祥子是人们在阅读后喜欢谈论的人物之一：理智、勤劳、机智却不自怜自哀。一个接一个的灾难粉碎了祥子的梦想：被国军强征服役，被秘密警察巧取豪夺，被迫娶了一个意外怀孕的女人———我们也能敏锐地感受到祥子的绝望”①。“这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它描写了一位做事死心眼儿的人。题为《骆驼祥子》，主人公祥子对每一个问题的回答都是人力车。他生活中的唯一目标是买辆自己的车，这个信念如此坚定，甚至有些好笑。”

②葛浩文也对《骆驼祥子》作了评论，“祥子是一个正经、诚实的乡下人，在北京靠拉车为生。祥子想要的东西很简单，就是有一天能买一辆自己的车，自己拉车挣钱过日子。经过多年的疲惫不堪工作，祥子实现了他的梦想，但这一切却被一系列他无法控制的悲剧夺走”③。葛译本的出版商对译本做出了这样的介绍：“《骆驼祥子》是一个关于诚实、认真的乡下人祥子的故事。他在北京当人力车夫为生，他最大的愿望是有朝一日能够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人力车，然而他在改善自身命运的路上却一次次受挫。”④这些评论对原作的现实批判意义只字未提，也未曾领会原作的革命诉求，而仅仅将葛译本视为一部描述普通劳动人民悲惨人生的现实小说。这表明，原文中的教化与号召作用遭到削减，原文中的批判与革命主题，在葛译本中折射为世界主义的人文关怀，并由此获得了一个新的维度。3．“超然解读性”与阅读模式“把世界文学理解为是通过翻译而获益的书写结果，以有见地的、批评性的态度去欣赏、理解我们所处时空之外的世界，欣然接受世界文学是当下心智活动的结果的事实……”⑤世界文学读者一方面抱着远远眺望源文化的超然态度阅读文本，即“对译本中的源文化语境信息的提供持更加开明的态度”⑥。另一方面，也抱着欣然的态度理解译者在新的语境架构下的阐释，并从个人的视域和经验解读文本，领悟译本的文学性。读者的阅读方式是民族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的决定性因素。

20世纪上半叶，工业化进程给美国带来了“快消文化”，传统的文字古雅、主题深刻的作品很难获得读者的青睐，而主题简单、语言当下的通俗小说在美国大行其道；历经了两次世界大战，美国社会也疲于复杂而深刻的文学。通俗文学，如劳伦斯的情色书写，海明威的简洁、直接书写深受当时美国读者喜爱。《骆驼祥子》要进入美国社会，必然要适应当时美国读者的阅读习惯。通过对原文主题简单化、人物形象简单脸谱化、增添悬疑情节和情色描写等处理手段吸引读者兴趣，金译本具备了美国通俗小说的典型特征，译本语言当下、内容通俗、主题简单，迎合了当时读者对“简单文学”的阅读模式。而在21世纪的当下，随着各国文化交往的扩大，全球化语境下文化差异性的愈发凸显，越来越多的读者对民族文学中“新”、“异”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大量民族文学被不断地译介到美国，当代读者对“异质”的态度也愈加开明。读者已不再满足既定模式和文本类型的小说，文本多样性、内容新奇性已成为读者追求的首要阅读目标。葛译本尊重原文，保留了原文情节和内容，“愈加分明地”折射了源文化中的异质性，这正迎合了当下读者“求异”的阅读需要。因此，两个译本的不同翻译策略使得两个时期的读者对文本进行“超然解读”成为可能。分别从各自所处的文化语境、个人视域和经验解读文本，感受其文学性，使小说获得扩展转换，重获新生。如达姆罗什所说，“世界文学的阅读和对它的研究是固有的‘超然解读’；与作品展开一种不同的对话。这种对话不是去识别或驾驭文本，而是有距离和差异的对话；我们与文本的相遇不是发生在源文化中心，而是相遇在充满了由来自不同文化、不同时代的作品形成的张力的场域中”①。通过这种“超然解读”的阅读模式，读者在世界文学的张力场中透视《骆驼祥子》，与之展开对话，而并非如民族文学研究者一样，全身心投入到作品中。“如果优秀的翻译能被有效阅读，那它就是原作的扩展转换，是文化交流的具体体现，是作品生命的新阶段，因为它从源语文化家园走向世界。”

三、结语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翻译不是在真空里进行的语言转换，而是在源文化和东道文化相遇而产生新的语境架构下文化交流的结果。《骆驼祥子》的两个不同时期的译本成就了其世界文学特质，使其世界文学性得以升级换代，推进了原作世界文学化进程，原作重获新生。对《骆驼祥子》重译本的比较揭示了具有世界文学意义的翻译差异。从世界文学角度考察文学翻译是研究民族文学有效被目的语语境接受，并进入其文学系统的有效途径。该途径关注了民族文学－世界文学的动态生成方式，打破了西方“世界文学”理念的定式，重塑了动态生成的“世界文学”形态，为更多非西方文学以翻译文学形态进入世界文学提供了可能，也为当今学术界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反欧洲中心主义”和“反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世界文学话语，是对歌德“世界文学”观念的深层次发展。这对当下中国文学外译研究极具启迪意义。通过对文学翻译进行语境架构，我们可以考察不同译本的文化折射性、翻译接受性、阅读的超然性，从而清楚地认识翻译在中国文学成为世界文学这一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及其实现方式。同时，这种途径也呼应了当下译介学界学者③（谢天振，2014）倡议的汉译外需要采取以接受者为导向的文化推介战术，从而促使中国文学“走出去”并被目的文化有效接受。

作者：林嘉新 陈琳 单位：同济大学 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