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中文学经典重写方式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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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文本与电影也都以陌生女人写给作家信的自叙方式展开的，这种自叙方式是小说文本的一个最大的特色，在这种自叙的方式下，陌生女人充分表达了对作家的情感，将陌生女人的心理情感刻画得十分的细腻，电影在这方面也充分展示了与小说作家及其文本的默契。一般而言，对外国文学名著的改编都反映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影响，对各民族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陈和刘象愚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中写道“：研究者更重要的工作是以事实的研究为基础，进一步探讨作家在创作活动中如何把外来因素和本民族的传统以及自己的创造个性相结合，铸造出崭新的艺术品。”也是就说，我们注重文学作品在接受外来影响的同时，不能忽略改编者的主体创性。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改编的最大独创性体现在将中国特有的民族元素融入到了影片中，显示了中国的民族文化与世界的经典文本对接交流的广阔空间。

小说中是没有明确提出故事发生的背景的，徐静蕾改编的电影则将故事放在了中国动荡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张会军和马玉峰整理的《所有的进步都是在承担责任的过程中得到的———影片〈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导演创作谈》中讲到徐静蕾选择这个时间过程的真实记录“：一开始我是想把它改成一个中国现代的故事，从70年拍到90年，基本上改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就停止了，因为这个故事后面有一些问题我是无法逾越的，比如没有结婚就生孩子，做一个交际花等情节，放在现代里不是不可以，但要避讳很多东西，我觉得就违背了当初我拍这个电影的初衷。在这个电影里我只想讲情感，至于说社会道德批判，我想把它淡化到最淡、最远的地方去。我跟一些朋友聊天他们给我一些建议，说是不是考虑放到三四十年代，一改之下就觉得很顺利，基本上就可以把我主要想表达的东西放到那个年代里去。”从徐静蕾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首先是为了故事情节进行下去的必要。文本小说中讲到作家R先生以出远门去旅行为由两次从陌生女人的身边离开，如果把这个故事放到当代，这也是徐静雷不愿意的，放在动荡的年代，作家同时具有了记者的身份，面对时局的动荡以记者的身份出现在学生游行的街道上促成了他们的见面，以及为后来作家离开陌生女人都找了一个非常合理的理由，使故事情节非常顺畅地进行下去。徐静蕾将改编的故事放在三四十年代北平的四合院里，可以看做是徐静蕾为了纯粹地表达爱情故事，最有效地接近小说文本，同时又符合了中国人的接受心理。“无论小说或电影,人物必须生活在特定的环境中,事件、情节和矛盾也是发生发展在一定的环境当中。格式塔心理学认为:当眼前物体的形状接近于记忆中的某一形状时,知觉才可能把眼前的对象想象成记忆中的形状,或将二者合并在一起。受众对电影的欣赏也是如此,他们倾向于把自己生活的三维时空模式化后置于意识中,并将其作为观众接受心理的起点。只有影片中的时空环境和生活中的固有环境相近或相似时才有欣赏乃至接受的可能。再则由于审美心理具有保守性及人们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趣味习惯于按照传统趋向进行。”电影的这种改编是十分符合中国受众的心理的。

电影在进行原有的故事情节的过程中，分散地展现出了很多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化元素：北京四合院，过生日吃寿面，踢毽子，丢沙包，写毛笔字，过年放鞭炮，吃饺子，街道上运煤的骆驼，人力车夫，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冰糖葫芦，窗花，旗袍式的棉袍，三四十年代流行的学生头，媒人为母亲介绍继父，女孩子戴在手上的银镯，刺绣，京戏，等等。这些元素无不是包含了中国独有的文化传统，无不是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符号。这些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传统和富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元素，已不可避免地在现代文明发展的冲击下开始以惊人的速度丢失，而电影这种视觉的盛宴却能使现代的人们在生活的疲惫之余重温童年时代热爱的游戏，重温逝去的美好时光，可以说电影中的这些民族文化元素呈现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受众者的怀旧情绪。“怀旧的基本导向是人类与美好过去的联系，而在现代性的视域下，这一过去不仅指时间维度上的旧时光、失落的传统或遥远的历史，还指称空间维度上被疏远的家园、故土以及民族性；而从哲学的高度来看，怀旧最重要的还包括人类个体及群体对连续性、同一性、完整性发展的认同关系。”怀旧的情绪让人们重新找到与逝去时光的美好联系，重新找回民族认同感，一切有关朦胧而遥远的回忆在受众者眼中都是具有吸引力的。怀旧是神秘而美妙的，人们在这一情境的感性体验中寄托着某种稳定感、安全感或归宿感以此来弥合在当下现实中感受到的精神失落和人性分裂。在现代人的精神生活中，怀旧具有强大的乌托邦功能。而它形式化的例子在当今社会比比皆是，如古物收藏、博物馆艺术、老照片、老房子、老城市、旧歌翻唱，等等，现代怀旧俨然已经变成了一种商品，成了一种关于过去的工业文化。鲍德里亚把这一切归结为消费社会的必然产物，他认为当今社会是一个消费社会，大众是消费的主体，全部文化都可以作为消费的内容。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片长九十八分钟，而在这九十八分钟内分散地呈现了十多种非常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化元素，应该说这不是种巧合，而是导演的有意为之，是对怀旧之风成为当下社会一种流行的精神时尚的一种迎合，可以说在影片中的这种独有呈现方式是一种有效的商业运作手段，而对于电影改编而言，遵循观众心理规律：商业运作是无可厚非的。

电影改编还有一个独创之处在于运用了非常富有中国古典韵味的背景音乐，即以琵琶弹奏为主的《琵琶语》。《琵琶语》在电影中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在影片开头作家开始读陌生女人的来信时，第二次是在女孩初次与作家正面相撞并爱上作家时，第三次是在影片的结尾作家读完陌生女人来信展现其感受时。《琵琶语》音乐忧婉、舒缓,旋律简约而不失张力,如痴情女子的声声低吟，颇具感染力和表现力。琵琶声的哀凄注定了陌生女人悲剧痛苦的一生。白居易《琵琶行》中那个“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琵琶女，琵琶曲《昭君出塞》中的王昭君，都是具有悲惨命运结局的中国古代女性，两首曲子都诉说了她们悲戚的故事，琵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富有重要的表现女性不幸故事的独特人文内涵。徐静蕾在世界经典小说文本影响下的电影的改编，不仅让我们重新领略了茨威格这部经典小说自身的独有魅力，同时又展现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元素，使经典的改编打上了民族的烙印，符合了中国人的接受心理，体现了中国的电影改编者对外国文学经典文本的主体性、独创性解读。我们应该赞赏徐静蕾独创的智慧，这种经典的重写实践“不但使原文本的影响在历时性的接受过程中一再得到强化，一再以新的精神与内容更新旧作，努力达到新的艺术高度；并且把文本始终置于受众视野，使受众怀着重温旧情的预期心态，最终形成良好的传播与接受互动”。（本文作者：陈红单位：西华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