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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硝烟尚未散尽，冷战的帷幕就在东西方之间渐渐拉开，美苏抗衡成为战后几十年国际关系的主体特征。60年代中期以前，美国对苏联采取强硬的外交政策，它以军事实力作为遏制苏联的首要手段。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面临从世界权力顶峰到相对削弱的转折时期，过去的强硬遏制战略已难以奏效。到尼克松总统执政时期，为了有效地和苏联抗衡，便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缓和战略。本文试图在苏联解体这一重大事件发生后，重新评价尼克松政府的缓和战略。
一、现实的趋利选择
1969年1月尼克松执政伊始，美国世界战略赖以运行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尼克松政府面临着重大而艰难的抉择。
首先，美苏之间军事力量对比呈现新态势。60年代末，美苏战略武器相对均衡。1969年，美国共有陆基洲际导弹1054枚，苏联达到1050枚。1970年，美国继续保持原数，而苏联的洲际导弹则增至1300枚。（注：转引自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98页。）到1972年美苏战略武器包括洲际导弹、潜艇发射导弹和战略轰炸机的数量，苏联2167件，美国2165件。美国的核弹头数量和准确性处于领先地位，苏联在运载工具和投掷重量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注：转引自王家福：《国际战略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5—336页。）可见，美苏军事实力基本处于均衡状态。有鉴于此，尼克松在战略核力量方面，提出以“充足论”代替优势论，即均衡数量和质量，以确保美苏双方战略效能的均衡。另一方面，尼克松赋予美国外交战略以新的面容，他认为必须改变以强硬对抗的方式和苏联竞争，主张以谈判代替对抗，他说“美国需要一个谈判时代，而不是对抗时代”。
其次，国际战略格局呈现新局面，世界范围内维护和平的力量有了重大发展。60年代之前，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是美苏两国。此后，西欧、日本、中国的力量和影响不断增强，美苏都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应付裕如地扩张争霸。加之，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汹涌澎湃，第三世界国家逐渐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它们强烈要求缓和国际局势，反对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这对美苏赤裸裸的强权政治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震撼力量。一向自诩为维护世界和平的美国，也需要有一种相应的姿态。
第三，越南战争使尼克松政府面临国内巨大的政治压力。持续多年的越南战争给美国社会带来了一场全面危机，美国国内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战运动。“越南战争已使美国社会绷紧到了崩溃的边缘，并把自杜鲁门最初在1947年公布了遏制主义以来逐渐形成的对冷战外交政策的一致支持打得粉碎。”（注：（美）丹·考德威尔：《论美苏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65—66页。）尼克松政府成为“战后这一代第一个不得不在没有全国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来处理它的外交政策的政府。”（注：（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1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90页。）而且，从60年代中期开始，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感到美国应该集中力量搞好国内新问题，一股新孤立主义思潮随之衍生。新孤立主义者主张尽可能多地削减军费，减少美国在海外承担的义务。尼克松任职时只有不足10％的美国人赞成增加防务费用，而肯尼迪执政初始这个数字为70％。（注：“ColdWarPatriotandStatesman:RichardM.Nixon”,EditedByLeonFriedmanAndWilliamF.Levantrosser,GreenwoodPress,1993,p161.）尼克松政府既要同新孤立主义思潮做斗争，以防止出现轻率地迁就苏联的倾向，又不得不在国会及公众的强大压力下，削减防务开支。从这个意义上说，尼克松实施缓和战略也是受民意的趋动。
第四，国际战略流程的客观要求。依照国际战略学理论，在国际战略总流程的军事战阶段，对外政策目标主要是通过军事手段来实现；在经济战阶段，外交手段和军事手段交错并用；到知识战阶段，外交手段则成为经常性、主导性的手段。从50年代中期起，美国已进入信息社会，然而，“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不是通过谈判解决战后一系列新新问题，而是要把当时美国存在着的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即整体上的相对优势，转变成为整体上的绝对优势。”（注：转引自王家福：《国际战略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2—333页。）美国实际上是在新条件下重复旧时代的“绝对哲学”，即抱定绝对目的，实施绝对手段，以期取得绝对的胜利。退一步讲，假如美苏在达到战略均衡前，美国以军事手段为主体和苏联抗衡尚能够起到一定的威慑功能的话，那么随着双方战略均势的形成，外交战略必然处于升势。尼克松不得不顺应国际战略流程演进的态势，更多地倚重外交手段推行美国的世界战略。“从根本上讲，缓和战略是采用外交途径来对付苏联的新问题。”（注：现代国际关系译丛16：《中美苏战略三角》，时事出版社1988年版，第82页。）
上述诸种因素汇集起来，促使尼克松政府因势利导地变换和苏联强硬对抗的策略，转而采用缓和战略。1970年2月8日，尼克松向美国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提出以“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为三大支柱的“和平新战略”。其宗旨是以和盟国的伙伴关系为核心，以实力为基础和后盾，以谈判为重要手段，推行美国的世界缓和新战略，用以达到遏制苏联扩张的目的。
二、美苏关系的一把双刃剑
缓和外交必须具备一大前提，即对峙双方的共同利益必然大于冲突，它意味着和其它选择相比，缓和带来的利益将大于所付出的代价。从这个角度看，美苏缓和正是基于核时代的现实。在“恐怖核均势”形成后，避免一场将会两败俱伤的核大战是两国共同的选择，正如尼克松所说：“既然两个大国都有能力毁灭全球，在维护和平方面就有了共同的利害关系。”（注：《尼克松1973年对外政策报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2页。）
当时苏联也有缓和的意图。首先，苏联国内面临经济困难，需要西方世界的技术、资金及贸易，勃列日涅夫希望通过缓和谋取和平红利，进而巩固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其次，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意欲阻止美中接近，转而联合美国共同孤立、遏制中国。第三，通过缓和确立苏联超级大国的地位。“缓和对于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来说，同样是有利可图的、必要的。”（注：（美）沃尔特·拉弗贝《（1945—1975）美苏冷战史话》，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91页。）1971年4月，勃列日涅夫在苏共第24次代表大会上发出缓和信号，宣称要在70年代把“缓和”摆在苏联“外交政策的首位”，并着重同美国改善关系。
美国方面，肯尼迪和约翰逊执政时期，就开始和苏联谋求紧张局势的松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后，美苏之间建立了热线，并达成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美苏还签订了若干双边协定。这一切为尼克松的缓和战略提供了一个起点。然而，肯尼迪和约翰逊时期的“缓和”仍然停留在该词的传统涵义上。
“缓和”（détente）是法语词，意思是“缓解紧张状态”。在传统的外交用法中，“缓和”意味着两个国家采取步骤远离武装敌意，它并不意味着存在敌意的强国间建立一种新的、和平的关系”。（注：MichaelRoskinandNicholasBerry,"IR:AnIntroductiontoInternationalRelations",Prentice-HallInc,1990,p.137。）尼克松时代，“缓和”则被赋予新的内涵。“实质上，尼克松和基辛格和苏联搞缓和的观念是发展国际体系进程的一部分，而和传统的用维持国际体系来达到缓和的外交职能恰成鲜明的对照。”（注：（美）丹·考德威尔：《论美苏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78页。）尼克松的缓和是指一个建立规范和制度的复杂的过程，意在通过软手段谋求硬目标的实现。
在尼克松任期内，美苏共举行了三次首脑会晤。首脑会晤是美苏缓和的重要形式和内容。
1972年5月22日，尼克松抵达莫斯科，美苏双方举行第一次首脑会晤，双方达成了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该协定的基本文件有两部分，一项是《美苏有关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另一项是为期五年的《苏美有关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办法的临时协定》。协定使美苏在战略核力量方面保持大体平衡。这次首脑会晤期间，双方签署了“美苏关系基本原则”文件，确认以“和平共处”、“缓和”作为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双方还签订了一系列涉及能源、医药和公共卫生、环境、扩大贸易、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科技等若干方面的协定。这标志着美苏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
1973年6月18日，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美苏签署了《有关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会谈的基本原则》、《防止核战争协定》及《和平利用原子能协定》，并发表了联合公报。双方领导人还讨论了中东形势、欧洲平安、欧洲共同均衡裁军和越南新问题。
1974年6月27日，尼克松再次前往莫斯科，和勃列日涅夫举行第三次首脑会晤。双方签署了《苏美限制地下核武器试验条约》和《苏美有关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议定书》，并就经济、技术、能源等方面达成了合作协议。
70年代前期，美苏贸易有了很大发展，这也是缓和的一项标志。在对苏贸易新问题上，尼克松和基辛格主张“联系论”，即把美苏间的贸易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和苏联在越南、中东、柏林等新问题上的让步和合作联系起来。简言之，通过贸易限制苏联的政治、外交行为。尼克松曾形象地将其表述为：“在我们的商品上不但要印上经济价码，而且要印上政治价码”。（注：（美）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和平》，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47页。）美苏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签订后不久，美国就和苏联签署了一项粮食贸易协议：三年内美国将向苏联出售价值7.5亿美元的粮食，同时向苏联提供7.5亿美元信贷用于粮食购买。此举可视为联系原则的一个应用。
1972年10月18日，美苏签订了一项为期三年的全面贸易协定，共有四项主要条款：
一、苏联同意在30年内向美国偿付按照租借法欠下的战时债务7.2亿美元，美国承诺要国会批准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
二、反倾销条款。
三、两国同意在对方国家的首都设立贸易办事处。
四、要求贸易争端按照联合国机构欧洲经济委员会的仲裁规则在第三国解决。
但是，尼克松的战略构想受到国会的掣肘。1973年12月11日，国会通过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反对通过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的贸易法案，要求苏联放宽犹太人移民政策，把最惠国待遇同苏联的犹太人移民政策结合起来。该修正案限制了美苏贸易的发展，对两国关系产生了消极影响。加之由于苏联也不肯轻易就范，尼克松的“联系”政策当时未能取得相应的效用。但它仍为美国以非军事手段演变苏联打开了缺口。
在尼克松眼中，缓和不是威慑的替代物。他始终认为，缓和并不表明超级大国间对立和冲突的终结，缓和是通过有限的合作减少冲突；清醒的缓和是把缓和同威慑结合起来，缓和不是绥靖的同义词，也不是遏制的替代物。（注：（美）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战争》，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49、353页；前引《真正的和平》，第32页。）因此尼克松仍然强调力量的重要性：“在一个动乱和变化的世界上，我们的力量是个主要的稳定要素。我们的朋友们信赖它，我们的对手们尊敬它。它是我们致力于增进国际谅解和减少战争风险的外交的支柱。”（注：《尼克松1973年对外政策报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2页。）正所谓不能言战就不能言和。尼克松时代，美苏之间曾有过几次关系极度紧张的时刻。如1970年的约旦危机、古巴西恩富戈斯港核潜艇基地事件和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对这些触及美国重大利益的事件，尼克松政府都采取强硬办法，以威慑手段予以解决。威慑加缓和的策略就是实力加谈判的写照。
60年代，欧洲兴起一股不可逆转的缓和浪潮，美国出于控制欧洲缓和进程的目的，积极参予其中。1970年3月26日，英、法、美、苏四国开始就棘手的柏林新问题进行谈判。1971年9月3日，缔结了《四国柏林协定》。柏林协定有利于缓和该地区局势，对于美苏缓和具有一定的推动功能。为加强东西欧之间的往来，进一步渗透、争夺东欧国家，美国还参加了欧洲平安会议和中欧裁军会议。欧洲缓和和美苏缓和相互促进。
三、缓和的战略得失
70年代前期的美苏缓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这在双边关系史上具有重大的转折意义。美苏缓和推动了整个东西方的缓和进程，也有助于缓和整体国际局势。美苏两国在极端复杂和微妙的核武器新问题上进行谈判并达成一系列协议，虽然未能完全阻止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军备竞赛，但它本身的意义仍是值得肯定的。
尼克松实施缓和战略有一个前提，即并没有假定苏联已成为一个友善的大国，或者冷战已经结束。缓和不是冷战的替代物，美苏之间仍视对方为主要对手，所以缓和并不意味着美苏竞争和冲突的消失。缓和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是美国力图主要运用外交手段维护自身利益的策略，“作为一种处理超级大国竞争关系的政治方法，这一战略寻求以较少紧张和较低代价保护美国的利益，而运用冷战对抗和经常的危机办法代价会更高。”（注：JohnSpanier,"AmericanForeignPolicySinceWorldWarⅡ",CongressionalQuarterlyInc,1992,p.191。）缓和不是遏制的终结，而是遏制的新形式，是遏制的继续。
对美国来说，缓和战略取得了一定成效。缓和有助于结束越南战争，1973年1月27日，美国、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和西贡政权四方在巴黎正式签订了《有关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长达十二年之久的越南战争终于结束。缓和使美国在从权力顶峰下落中获得一定的缓冲。更为重要的是，美国通过缓和战略加强了对苏联的渗透，“缓和为西方影响进入苏联打开了大门，从而在意识形态上使苏联受到一定冲击。”（注：转引自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675页。）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整个70年代苏联凭借缓和之机，大力扩充军备，以咄咄逼人之势在世界各地大肆扩张。1971年，苏联利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纠纷及美国在亚洲收缩力量之机，支持印度肢解巴基斯坦，在东巴成立孟加拉国；美国军队撤出印度支那后，苏联支持越南黎笋集团的“印度支那联邦”计划，吞并和侵占老挝和柬埔寨，并把原美军在越南的海军基地金兰湾变为苏联的海军基地。1974年苏联在索马里建立海军基地，1975年把安哥拉变为亲苏国家，1978年又渗透埃塞俄比亚。更为严重的是，1973年之后，苏联在阿富汗连续发动政变，直至1979年12月公然出兵全面占领阿富汗。（注：参见刘德斌：《美国世界战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4—115页。）
苏联的乘势扩张正是导致缓和在美国国国内颇有争议的主要原因。我国学者一般认为缓和时期美国失大于得；美苏战略态势是“苏攻美守”；也有学者认为缓和的结果对于美苏双方来讲都是有得有失。究竟如何看待缓和之“失”？若从美国短期国家利益看，苏联的扩张确实损害了美国，美国在军事上暂时处于劣势。但从长远战略角度审阅，美国并没有遭到重创，恰恰是苏联那种缺乏深厚经济支撑的过度扩张使其元气大伤，极大地消耗了自身的实力，并在以后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苏联经济是军事内涵性经济，其经济建设的步伐被扩张军备的高额费用拖得举步维艰。1969年，美国的防务费用（不包括在东南亚的战争费用）为520亿美元，1974年增至860亿美元。同期苏联的防务费用由640亿美元增加到1060亿美元。苏联的防务费用比美国高出20％以上。（注：“ColdWarPatriotandStatesman:RichardM.Nixon”,EditedByLeonFriedmanAndWilliamF.Levantrosser,GreenwoodPress,1993,p160.）据《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统计，1975年苏联的国民收入为美国的67％；美国方面估计，1975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是美国的57％。（注：转引自顾关福：《战后美苏关系的演变》，时事出版社1990年版，第79页。）由此可见，两国的经济实力不属同一个层次。在苏联变本加厉的扩张攻势背后，已经蕴含了战线过长、力不从心的危险因素。
从国际战略学角度透视，尼克松时代的美苏对抗实质上是经济战、知识战对军事战的抗衡。美国以高度发达的经济和高科技作为支撑，地基牢固，苏联则主要依靠军事力量支撑大国地位，把军事实力作为争霸的基础。苏联经济患有严重的结构病，其对外战略缺乏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说，美苏两国并非处于同一战略层次，苏联在这场抗衡中注定败北是显而易见的。
以“苏攻美守”的态势评价当时美苏之间的军事消涨是正确的。然而，尼克松的对苏战略是全方位的，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领域加强了对苏联的攻势。尼克松的缓和战略既考虑美国彼时现实的切身利益，又立足为美国未来设计一项长期战略。他主张把西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输入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他认为对抗和孤立只能够加强一个“独裁政权”，而清醒的谈判和同外部世界的接触才能削弱它。“美国的确认为，苏联国内的自由化和最终的政权变质是缓和政策的长期目标之一。”（注：现代国际关系译丛16：《中美苏战略三角》，时事出版社1988年版，第123页。）缓和战略和苏联解体确有着深层的内在因果关系。70年代是苏联扩张势头最为猛烈的十年，勃列日涅夫彼时似乎是胜者，他对苏联的扩张攻势颇感沾沾自喜。然而，令他始料不及的是，苏联在自我沉醉中正悄然衍生着死亡的基因。从长远战略视野扫描，尼克松才是缓和战略的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