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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20世纪20—40年代的墨西哥——有关一般概况和人类学界的动向
(一)一般概况
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的现在,墨西哥依旧没有出现多少令人满怀希望的现象。经济的破绽、政治混乱、阶层差别扩大、急剧的都市化及贫困新问题,还有煤气爆炸事故和地震等等,这一切都无法引起人们对墨西哥的喜好。然而,所有这些消极性的现象乃是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便已显现出来的矛盾表面化的结果,可在此前十年的50年代,却曾有过一个由经济发展所证实的布满希望的时代。在更前的20—40年代,整个社会则似乎呈现出圆满、富裕的景象。现实也是这个时期的墨西哥正处于春风浩荡的上升时期,到访该国的很多人都迷恋上了她的文化,对该地区表示了深切的关注。这些内、外的动向,使得20世纪20—40年代的墨西哥成就了一段辉煌的时期,因此,马林诺夫斯基把这个期间的墨西哥作为他最后的田野,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马林诺夫斯基对墨西哥的关注,正处于从卡德纳斯政权(1934—1940年)到阿毕拉·卡马乔政权(1941—1947年)的时期。卡德纳斯政权实现了曾被墨西哥革命(1910—1917年)视为目标的诸项改革,以他执掌该政权的最后一年(1940年)为界,此后美国的影响不断加强,“产业革命”取得了进展。在文化上,正如何塞·巴斯科赛罗斯在《宇宙的人种》(1925年)一书中所倡导的那样,将印欧混血文化作为国民文化确定了下来,不过,人们所追求的则是以印第安纳(印第安)为基础的墨西哥式的文化,20世纪20年代由吕贝拉、希凯伊洛斯、奥罗斯克等人开创的“壁画运动”在卡德纳斯政权下日趋高涨。但是,理应支撑这一运动的土著性的文化,很多地方却主要只是观念上的产物,现实则是印第安纳人在印欧混血人的压榨下生存岌岌可危,印第安纳人急剧地向印欧混血式的农民过渡。无论是作为观念上的印第安纳人,还是作为现实存在的“印第安人”(在这个时期,“印第安纳”这一语汇尚未被广泛使用),即土著居民,乃是举国关心的大事,如后所述,同时也是人类学界非常积极地予以应对的新问题。
这一时期,迷恋墨西哥的外国人甚多,从而为该国的文化史增添了光彩。被誉为中美洲社会人类学之开创者的罗伯特·雷德菲尔多,20世纪20年代曾到该国旅游,被其民俗文化打动心扉,遂开始了对于特波斯托兰的调查。以服装和假面收藏家而著称的多纳尔多·科德利夫妇于30年代来到该国,后来干脆定居在库埃纳瓦卡。这一时期,墨西哥是个自由的天地。佛朗哥在西班牙上台,左翼人士便纷纷逃往欧洲其他国家和墨西哥等地避难。他们先到达韦拉克鲁斯市,然后再分散到联邦区以及各州。卡德纳斯曾希望逃亡者到农村地区定居,但由于逃亡者中多为城市出身的人和知识分子,很多人又返回了联邦区。1939—1949年的十年间,逃亡者多达18494人,幸好墨西哥经济景气,这些人适应得很顺利,也有几位西班牙知识分子对墨西哥做出了贡献,其中人类学者可以范·科马斯为代表。
(二)人类学界的动向
20世纪20年代是墨西哥人类学的草创期。192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了曾师从于佛朗茨·博厄斯的马奴埃尔·嘎米奥的《特奥梯瓦堪盆地的村落》一书,这在墨西哥是基于田野工作而问世的第一部田野报告,它提出了有关印第安纳人和印欧混血农民的村落向国民文化统合的具体模式,为学术界吹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当时,正在芝加哥大学法学系学习的雷德菲尔多去墨西哥旅游后,也转向了人类学。此后,他得到嘎米奥的帮助,于1926—1927年间对莫雷洛斯州的特波斯托兰村进行了调查,并提出了“民俗社会”的概念,开创了社区探究的新途径。此后,1930年他又和阿尔冯索、比略·洛哈斯相识,并和他们一起于1931年对尤卡坦半岛的恰·科姆村进行了调查。
在探究既非“野蛮社会”亦非“部族社会”的中美洲的过程中,雷德菲尔多提出了“小社区”(小共同体)这样的概念,这是一个实用性很强的概念。鉴于尚缺乏有关该地区的民俗社会和印第安纳社会方面的知识的积累,从社区出发展开调查便是很自然的方法。而且,小规模社会也比较适合于个人或少数人进行的社会人类学调查。于是,中美洲探究中的所谓社区探究形式便被确立了,截至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非凡是在70年代到来之前,这个范式始终未能被打破。
20世纪20年代以后,墨西哥的人类学探究是在美国的强烈影响之下进展的。在经济上,斯密索尼安探究所、卡内基探究所、芝加哥大学提供了大量的资助。在探究方面,受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厄斯影响的嘎米奥,和雷德菲尔多的芝加哥学派相结合的阿尔冯索·卡索、比略·洛哈斯,还有耶鲁大学的马林诺夫斯基的合作者德·拉·富安铁等人,都十分活跃。
人类学探究逐年取得了进展,这既表现在墨西哥国家的探究组织方面,也可以从土著居民复权运动的兴盛趋向中窥见一斑。1921年,教育部附设土著文化局;1937年,成立了墨西哥人类学会;1938年,建立了人类学教育大学;1939年,成立了国立人类学历史学探究所;1940年,在米却肯州的巴茨夸洛举行了第一届美洲土著居民复权运动大会;1948年,又设立了国立印第安纳探究所。
如前所述,20世纪20—40年代,墨西哥整个国家蒸蒸日上,人类学也处于朝气蓬勃的发展时期。在探究层面上,当时曾以社区探究占主导地位。此时进入墨西哥的马林诺夫斯基得到了德·拉·富安铁的协助,以瓦哈卡盆地的市场为特定课题致力于探究,从而为墨西哥和英国人类学界留下了一段为数有限的交流的历史。
二、马林诺夫斯基和德·拉·富安铁的合作探究
马林诺夫斯基初访墨西哥是在1926年。他是利用洛克菲勒财团之邀访美的机会成行的,当时,曾会见了马奴埃尔·嘎米奥。第二次访墨为1939年,和其第二个妻子娃雷塔·斯万同行,从亚利桑那州乘车进入墨西哥,逗留了一个月,并一直南下到了莫雷洛斯州。马林诺夫斯基和西班牙语文化圈的接近并非始于此时,根据其女儿艾莲娜的手记,马林诺夫斯基的母亲为寻求阳光之地,曾多次带着童年时代的马林诺夫斯基从波兰出发,前往地中海各地及西班牙的加那利阿群岛。后来,在特洛布里安德岛的调查之后,1920—1921年的一年间,他住在加那利阿群岛的梯内利菲,在第一个妻子艾尔茜·玛逊的帮助下,写成了《太平洋西部的航海者》。由于有这些经验,对他而言,亲近西班牙语文化圈当并非难事。
因此,在1938年赴美后继续滞留于耶鲁大学的情景之下,他把墨西哥选作田野调查的地方并非不可思议。此次赴美,虽说是利用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给予的一年带薪休假而成行的,他却没有按原计划返回英国。他后来一直呆在美国,这可能并非马林诺夫斯基本人所愿,而是偶然因素所致吧。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缩编,他收到了来自英国的校长的信函,信中劝他就在耶鲁大学就职。于是,1939年他把孩子们也接到了美国(此时,妻子艾尔茜已离开人世),并和已经交往了7年之久的英国画家娃雷塔·斯万结婚,完成了他在美国生活的预备。
1939年,他成为耶鲁大学客座教授。1940年6月19日,他和娃雷塔一起离开纽约,乘船于6月24日到达韦拉克鲁斯。由此开车前往瓦哈卡、普埃布拉、乔尔拉、墨西哥城。随后,于7月24日在瓦哈卡开始进行了田野调查工作,并在9月底返回了耶鲁大学。1941年夏天,他再次奔赴瓦哈卡,继续调查工作。纽约的卡内基财团为他提供了资助。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本人在本书序言中叙述的那样,墨西哥方面成立了一个小型委员会协助他的工作。当时,任国立人类学历史学探究所所长的卡索、内务部人口局局长嘎米奥、印第安关系局局长恰拜斯·奥洛斯科、美洲印第安土著居民复权运动探究所所长莫伊塞斯·萨恩斯等闻名人物,都是该委员会的委员。卡索还非凡推荐德·拉·富安铁作为他的研究助手,而向德·拉·富安铁提供资助的则是墨西哥的教育部。
经过上述调查之后,在卡索的努力下,耶鲁大学人类关系探究所拨付资金,保证了德·拉·富安铁赴美的旅费和生活费(1941年1—5月)。在这5个月中,马林诺夫斯基和德·拉·富安铁合作完成了作为本书之基础的草稿,德·拉·富安铁回到墨西哥后,又为草稿写出了述评和说明,并把它寄到了美国。该草稿及述评在马林诺夫斯基去世后由娃雷塔·斯万保存,她去世后交给了艾莲娜等人。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他们的探究尚属初期阶段的成果,原稿也是面向学生而写的,以后还要继续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究。然而,1942年5月15日,他却因心脏麻痹而溘然离世,继续探究的计划未能付诸实施。1957年,也就是草稿完成后约15年,通过墨西哥国立人类学历史学大学的学生会的努力,它被译成了西班牙文,墨西哥的学生这才初次接触到了马林诺夫斯基的作品。由于英文版在1982年之前尚未出版,因此,在英语世界中,它也是一部被人遗忘了40多年的作品。
马林诺夫斯基的合作者胡里奥·德·拉·富安铁究竟是何许人物呢?他于1905年出生在韦拉克鲁斯州靠近海岸的一个名为洋嘎的小村,在墨西哥城的国立自治大学学习过3年化学,中途辍学后,先后当过工厂工人、插图画家、记者等,并受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影响。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大恐慌时期,他在纽约生活了4年,干过诸如洗盘子等杂活。1932年,他回到韦拉克鲁斯州,受教育部雇用,在农业委员会联盟工作。1935年,他移居墨西哥城,患了眼病,后转攻人类学。
基本上是自学的他,手里拿着嘎米奥的《特奥梯瓦堪盆地的村落》和雷德菲尔多的《特波斯托兰》,进入瓦哈卡州的萨波梯卡山地亚拉拉古村,进行田野调查,据说约在1940年便完成了《亚拉拉古》(1949年)的草稿。和马林诺夫斯基协作的工作完成之后,德·拉·富安铁又陆续发表了有关恰阿潘的萨波梯卡的调查报告、有关民族关系的著作以及有关印第安纳的应用人类学的多篇论文。1951年,他成为印第安纳探究所所长,1970年和世长辞。
马林诺夫斯基和德·拉·富安铁的合作探究是如何进行的呢?两人相遇时,马林诺夫斯基已经56岁,两年后便去世了。德·拉·富安铁当时才35岁,很年轻,但他已对亚拉拉古的调查做了总结,被认为是很有前途的。在墨西哥人类学界,一般多认为雷德菲尔多和墨西哥合作者比略·洛哈斯在尤卡坦半岛的合作探究是一次幸运的相遇;而有关马林诺夫斯基和德·拉·富安铁的相遇,则多数人都对德·拉·富安铁寄予了同情。比略·洛哈斯曾在瓦哈卡调查过程中造访过两人,并和他们一起生活了两周,他批评道:马林诺夫斯基才华横溢,但对德·拉·富安铁的态度颇为傲慢。可能由于这一点,在墨西哥人类学界,马林诺夫斯基的声誉并不怎么样。
我认为,指导调查的人是马林诺夫斯基,但有效地进行实地考察并收集资料的,则应归功于德·拉·富安铁。正如马林诺夫斯基在序言中所述的那样,在他返回耶鲁大学后,德·拉·富安铁再次回到瓦哈卡,实地考察了万灵节和孤独的玛丽亚之祭日的市场。我认为,德·拉·富安铁原本就不是理论家,但他却是一位忍耐力极强、能做细致观察的人类学者,正如在其经历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支撑其探究态度的正是他和印第安纳人之间的共感。我的这个感想,乃是我在从我所在的密亥山地向他曾作为田野调查地的亚拉拉古村进发的途中形成的。尽管历经了30年的岁月,他书中所刊载的地图仍十分有用,他对方方面面的描述依旧活灵活现。他的主要著作《亚拉拉古》(1949年)虽然没有理论,但却可以看出是对事物不轻下断言的作者所进行的确切的观察。另外,假如阅读了本书收入的他的述评,就可以明白,实际上他甚至对一些细枝末节也做了认真的观察,他确实具备了一双通晓瓦哈卡民族志的人的慧眼。
总之,我认为,正是由于有了马林诺夫斯基的新问题意识和德·拉·富安铁的细致观察和奔忙,才使得从这次未满5个月的调查中,形成了40年代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果。考虑到这段时间以及时代的限制,对二人的探究成果作出评价,正应该是我们晚辈学者的立脚点。
三、马林诺夫斯基从事的瓦哈卡市场探究的特征
读者对本书的叙述有时也许会感到无聊。《太平洋西部的航海者》一书也可能被认为如此。确实,20世纪20—40年代的民族志,其打动人心的力量已有几分被时代所“风化”了。可是,进一步思索则会发现,马林诺夫斯基有关瓦哈卡市场的探究还是提出了一些要点。
第一,他发现瓦哈卡盆地的市场具有“太阳系市场网”的特征。而且正如本书第三章的图表3—1所表明的那样,在这个体系中,以瓦哈卡市的市场为中心(包括常设市场和每周六的市场日),伴随着每周7天的改变,四周各村也逐次开市(各市场多具有专门的商品),卖主、买主和物资一起随着一周7日的不同而从一个市场转移到另一个市场,整体看来就形成了一个宛如太阳系的组织。根据瓦哈卡地方史的专家钱斯和梯伊拉等人的说法,该州即便是在进入殖民地时代之后,征服者的统治也没能彻底浸透,使土著的社会、经济组织得以轻易地保存下来。可以说,在现存的太阳系市场网络中,仍然颇为浓厚地保留了一些和该州地理相适应的土著交换体系的色彩。
第二,马林诺夫斯基指出,该地区的市场是因为经济上的必要性而发挥着它的功能。这一看法正因为是作为库拉探究者的他本人的意见才有意义。和更加侧重礼仪性交换的特洛布里安德岛四周的库拉相比较,马林诺夫斯基熟悉到,瓦哈卡的市场应该是专门满足“传统性的且经济性的需要”的市场,故而他对这一点加以强调。马林诺夫斯基多次指出,每当万灵节、孤独的圣母之祭日(瓦哈卡市的玛丽亚)、新年、复活节等这些节日来临之际,因人们购买食品、礼仪用品等,市场便呈现兴旺的景象。说起来,这终究也是人们为满足其传统的需要所致,因此,他认为节日乃是创造出此种必要性的宗教性的要素。
第三,马林诺夫斯基和德·拉·富安铁关注到了各种类型和层次的商人,以及各种交易的形式(讨价还价、物物交换、计量上的花招、对山地居民采取不正当的销售方法等等)方面的新问题。他们的关注至今仍给人以新鲜感。
尽管在记述中有些地方存在松散之处,但正如前面所述,其对在瓦哈卡盆地市场中存在的明显事实几乎都做了极为详尽的描写,使人们熟悉到马林诺夫斯基观点的确定和德·拉·富安铁知识的详尽。若斗胆指出其不足,则可列举以下三点。
其一,在瓦哈卡盆地的市场网络中处于周边位置的一些山地如萨波梯卡、密休铁卡、密亥等地市场的资料不够充分。尽管就这三个族群集团对盆地地区市场的参和情况,书中已有极为确切的信息和敏锐的观察(第六章),堪称十分珍贵,但现在仍有进一步调查的需要。
其二,鉴于对商人的阶层序列未作充分的调研,因此,未能明确市场间的权力关系,亦即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
其三,除了买和卖这种经济上的理由之外,到市场去游逛的人颇多。对这种去市场游逛的部分,尚未能做充分的考察。就我在瓦哈卡市场的观察经验而言,市场乃是愉悦和生动活泼之地。卖货人的叫卖声和叫卖的词语十分有趣,在卡车助手和搬运工人等的吆喝声中,也存在着非凡的音色。那里既有小型马戏团的演出,又能听到在卖酒和饮料的摊铺处男男女女付款取货和相互交谈的声响,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口承文学的世界。我认为,这样的市场游逛以及相关风俗的部分,也很值得重视。
上述三点,显然不是仅靠他们两人就能够在短时间的调查中所能实现的,它们理所当然地成为马林诺夫斯基之后的探究课题而被遗留下来。
四、马林诺夫斯基之后瓦哈卡州市场的探究
1940年以后,瓦哈卡市场的探究有两个案例。一个是墨西哥人类学家阿雷汗德罗·马洛金指导学生进行的托拉希阿科市场的探究,第二个是以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拉尔夫·毕尔兹为首的瓦哈卡市场探究项目组所进行的探究。
马洛金的调查,后于1957年出版了名为《集市城镇托拉希阿科》的报告,它将位于瓦哈卡州密休铁卡高地的托拉希阿科当作一个集市型城镇进行了分析。根据载于该书中的阿格雷·贝尔托兰的序言所述,为了实现在密休铁卡高地设立土著居民新问题协调中心和由政府对玉米价格进行调整这样两个目的,也就非常需要相关的信息,于是,马洛金的调查工作遂得以展开。该地区的印第安纳人家族,由于耕地不足、外出打工率居高不下、中介商人对市场的控制颇为显著等,其生活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以救济处于此种境地的印第安纳人为目标的马洛金的探究,提出了如下十分明确的结论:集市型城镇正是因为存在着四周的各个村落才得以成立的,各个村落的印第安纳人受到了同一地区密休铁卡的商人和来自梯瓦堪的印欧混血商人的盘剥。墨西哥革命以后,尽管确实对农业方面进行了改革,大地主没落了,但取而代之的商人却抬了头,并使印第安纳人的生活受到了压迫。甚至土地的收购者、墨西哥城的商人,也都压价收购产自土地的产品;反之,又从外地运进食品和各种工业品等,进行垄断性销售,从而大获其利。由于密休铁卡高地变成了需要输入玉米、小麦粉之类基本食品之地,销售这些商品的小商人也就控制了市场。马洛金强调指出,政府必须对此现实加以改革,而村落本身也需要改良农业,以提高生活水平。
在弄清和瓦哈卡盆地的太阳系市场网络相联系的亚体系之一,即密休铁卡高地市场的结构方面,马洛金的工作意义重大。
马林诺夫斯基之后,集中对瓦哈卡州的市场进行过调查的,乃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人类学小组。这个小组的领导人为拉尔夫·毕尔兹,因他年事已高,项目的实施主要由他的学生罗纳尔多·沃塔贝利担任。
考虑把瓦哈卡州作为调查对象的主要原因,很可能是由于美国各大学之间在探究地域方面的分工。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在E·Z·沃特领导下,长期探究恰帕斯高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乔治·M·福斯特领导下,长期探究米却肯州,因此,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人类学家遂有意识地选择了尚未被做过探究的空白地区。另外,毕尔兹曾在20世纪30年代对密亥(族)作过调查,所以对当地的状况及地理也较为熟悉。
事实上,这项探究始于毕尔兹有关拉丁美洲的市场的课堂讨论。1962—1963年,毕尔兹和沃塔贝利两人推敲了调查探究的计划,获得国家科学基金资助以后,在1964—1969年,用5年时间实施了该项目。项目参加者有8人,在成果出版阶段,还编入了另一位利用其他资助而进行过调查的探究者的资料。
作为这些调查的成果,先后出版了以下著作:狄斯金的学位论文《墨西哥瓦哈卡的托拉克鲁拉的经济和社会》(1967年)、沃塔贝利的学位论文《墨西哥瓦哈卡市的传统市场》(1968年)、巴古的《现代经济的冲击——索果乔市场的探究》(1974年)、毕尔兹的《墨西哥瓦哈卡农民的市场》(1975年)、库克的《萨波梯卡的石匠》(1982年),以及全体人员的论文集《瓦哈卡的市场》(1976年)。此处略去具体引文,仅就这些出版物所开展的探究做一些简要的介绍。
该项目的全体人员都认为,瓦哈卡是一个如波拉尼所说的市场经济的社会。这一点和马林诺夫斯基的看法一致。在探究方法上,几乎所有的探究人员都采取了尊重民族志事实的实体主义者的立场,只有库克和巴古从形式主义者的立场出发,收集并处理了有关资料。阅读库克和巴古的论述,我认为有关民族志内的经济部分,都只是以数字和符号来表现的,其最终所传达的信息并未超出民族志所记述的范围。可是,把看似和世界经济相隔绝的山地村落以及小镇的市场的动态,和现代社会的流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通过数字来表现的态度也是十分重要的。
因此,若要对这个项目所取得的成果做出评价的话,怎么讲才会恰如其分呢?我觉得,正如毕尔兹在其著述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项目探究的大框架是以马林诺夫斯基的工作为前提的,其成果主要有:(1)对瓦哈卡盆地的市场作了更详尽的描述;(2)对和盆地的市场相联系的亚体系的市场进行了更具体的调查;(3)明确指出了1940年以后市场的变化。下面,就此三点作一介绍。
第一,阐明了瓦哈卡盆地的市场(瓦哈卡市及54个村落的市场)的实际状态,现举例说明之。在狄斯金的调查中,搞清了托拉克鲁拉市场的具体情况。通过沃塔贝利的调查,搞清了瓦哈卡市本身的市场的功能以及商人的种类。在瓦哈卡市的市场中有自产自销者、倒爷(转卖人)、行商、在市场有固定的设摊位置的商人、中型批发商、大型批发商、咖啡及鳄梨之类经济作物的囤积商等不同类型,他们都在四处活动。甚至还查明了后三种人,即参和和介入大规模交易的商人,原本多是普埃布拉州出身的人。大型批发商在马林诺夫斯基调查时并不存在,这可以认为是在1943—1948年,连接墨西哥城—瓦哈卡市—特旺特佩克的高速公路实现通车,遂使很短时间内的大量运输成为可能之后才出现的。
根据沃塔贝利和塔库尼库对圣·安托尼奥·奥克托兰市场的调查,该村甚至还造就出不少职业商人。该村商人在恰帕斯州的图休托拉、特旺特佩克的萨利那·克尔斯以及瓦哈卡沿海的普艾鲁托·艾斯孔德多开设了很多商店。虽然村中的倒爷活跃在各个市场,但大型批发商和经济作物囤积商,则甚至跑到普埃布拉州的阿托利休克、普埃布拉和恰帕斯州、墨西哥城、韦拉克鲁斯州等地做买卖。
有关土特产品的探究也取得了进展。库克探究了一种碾磨玉米的石臼在铁第巴库、托拉克鲁拉、马古达雷那·奥克托兰等三地的生产和流通机构,已经查明有关该产品的购销,瓦哈卡市的市场并未能成为一次性的集散地。由斯图梅卡对阿棕巴的绿釉陶器所进行的调查表明,买主的喜好对于陶器的制作有着很大的影响。
第二,有关和盆地的市场相联系的亚体系的探究进展如何呢?在毕尔兹的总结中,把盆地的市场网络本身当作盆地亚体系,并把它看成是山区萨波梯卡亚体系、密亥亚体系、伊斯姆斯(陆桥区)亚体系这三个亚体系的中心。巴古有关索果乔的探究,可以作为山区萨波梯卡的例子。对于密亥虽未进行新的调查,却可以参考毕尔兹本人1933年的调查资料中有关纳乌马多和拉密雷斯的调查报告,进而加以概括。至于特旺特佩克陆桥地区的情况,则有艾达的探究和奇拿斯有关女行商的报告发表。
该项目尚未探究便告终结的地区乃是密休铁卡沿海地区;和其比邻的罗希恰地方,不清楚之处也颇多。居住在密亥以北地区的契南铁卡人,也被毕尔兹项目小组排除在了瓦哈卡的市场网络之外。再有,毕尔兹虽然认为索凯人(居住在恰帕斯州和瓦哈卡州的边境地带)和特克斯托拉铁卡人(居住在特旺特佩克地区),也可纳入到瓦哈卡的市场网络里来,但却未作具体说明。无论如何,由于四周地区和其他各州的市场之联系的增加,归属关系时刻受到道路开通这一时代变化的影响。
尽管存在一些纰漏,然而由于该项目处理了马林诺夫斯基和德·拉·富安铁的探究未能涵盖的亚体系的新问题,所以,正如毕尔兹在其著作中所说的那样,他们先后调查了总数达255个村、镇一级的行政区域,涉及人口约90万(1970年统计)之多的市场网络。
第三,捕捉市场的变化这一点可以说是该项目组的贡献。在无论哪一个报告中,都可以看到对于变化的叙述,显示出了现代经济的巨大影响。1943年公路便一直通到了瓦哈卡,1948年则延长至特旺特佩克。伴随着公路的延伸,支线道路也不断扩展,这使瓦哈卡州的市场网络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直到现在变化还在进一步的继续发展之中。直接受其影响的是萨波梯卡商人,过去,他们曾组建骡马商队到特旺特佩克,购买各种海产品和热带物产,运向密亥地区;经由密亥地区,再垄断性地收购鳄梨、咖啡等产品并带回瓦哈卡盆地。然而,由于公路通车,他们改为乘车到特旺特佩克,直返瓦哈卡盆地,再由那里运送到密亥地区。据我在密亥山区的见闻得知,在密亥高地的各个村落中,随着道路的延伸,密亥的卖方及商人和萨波梯卡商人(主要来自密托拉)的关系随时在发生着改变。密托拉的商人由盆地带来的商品流入量逐年增加,他们也比以前更加垄断地大量收购密亥的鳄梨和咖啡等产品。趁着这种势头,密亥的商人得以成长壮大,同时,密亥的人民一般却都不断地走向了贫困化。同样的变化,在瓦哈卡市场项目组的论文集中刊载的由艾达所写的有关特旺特佩克陆桥地区的市场亚体系的报告里也能看到。以前,沿海地区的特产如盐、海产品、水果、(干)辣椒等,要经由密休铁卡高地运往普埃布拉和瓦哈卡等地,由于连接瓦哈卡和沿海地区的3条公路通车,而改成由密阿瓦托兰至普艾鲁托·安亥鲁、索拉·德·贝加至布艾鲁托·艾斯科德多、托拉希阿科至皮诺铁帕·纳希奥纳尔这3条路线来运输了,从而使过去作为地区间交流据点的“市场村”,很多都失去了它的重要性。特旺特佩克没落,胡奇坦则突出起来,也是由于公路的影响所致。据艾达的资料,陆桥地区的市场未能呈现如盆地地区那样的环形配置,市场的重要功能也较低,同时也较少具有瓦哈卡市场的特征。这究竟是以前的传统本来就如此呢,还是40年代以后变化的结果?作者并未进行充分的论述。
伴随着道路的扩展引起的变化,正如前面所述,新时代的商品(罐头、包装食品、啤酒、软包装饮料等)以及工业产品(药品、收音机等)之类进入市场正是新时代的特征。此外,运进果品、蔬菜、玉米之类的情形,也是在40年代不存在的场景。和此类变化同时,长途奔波于远距离城市之间的大型批发商的频繁活动,也是马林诺夫斯基时代未曾见到过的新时代的景象。
若要对上面所介绍的瓦哈卡市场项目组的工作提出我的批评意见,那么,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第一点,是有关和盆地市场体系相联系的其他亚体系的视点的疑问。盆地市场的开放性和自由性得到了强调,毕尔兹甚至说“剥削被限制在很小程度上”;库克和狄斯金在和恰帕斯高地的市场做了比较之后,也强调了瓦哈卡市场的自由性。然而,这终究是只了解了盆地地区情形后的意见,实际上,盆地的市场和亚体系的关系处于剥削和被剥削的状态,而且,这种关系还伴随着民族关系而被确定了下来。在密亥亚体系中,盆地的萨波梯卡商人在密亥人面前颇有权势;在密休铁卡高地,梯瓦堪的印欧混血商人对密休铁卡拥有支配性的实力;在特旺特佩克陆桥地区的圣·马铁奥·德鲁马鲁,萨波梯卡的女商人对乌阿拜人进行盘剥。所有这些事例尽管出现在各个探究者的报告之中,但是在介绍瓦哈卡州整个市场体系时,却未能有效地被加以使用。
在盆地地区,在西班牙殖民之前就已存在的物资交换组织,在殖民地时代也或多或少被保留下来了,这和被殖民地行政当局彻底改造过的米却肯州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经过19世纪的改革以及20世纪的革命时代,它尽管也在一点点地发生着改变,却仍满足了村落之间交换的种种需要。现在,盆地农民都讲西班牙语,汇入了国民文化的主流,成为习惯于市场经济的人。在诸如大型批发商们所进行的那种大规模买卖的商人出现以后,农民在市场中的存在受到了威胁,尽管如此,自由自主地进行选择,生动活跃的场面,仍然比比皆是。假如说盆地的市场本身是自由而又开放的,那么,盆地的市场和周边亚体系的关系,则处在印欧混血人和印第安纳人之间的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之中。实际上,这一点正是目前印第安纳人地区所存在的具有共通性的经济新问题的集中体现。这一点之所以未被项目组的有关人员加以强调,很可能是由于他们想把自己的探究和在墨西哥人类学界占主流地位的、亦即主要面向简单而易行的发展政策和印第安纳人救济策略之类的探究相互区别的缘故。
我想提出的第二个新问题,就是巡游市场的人们的景象。人们来到瓦哈卡市场的目的是或买或卖,尽管在消费的背景里存在着祭奠及礼仪性的目的,然而它们仍是为了满足“社会性目的”的“需要”,对此,可以理解为项目组的成员们是和马林诺夫斯基站在了相同的立场上。尽管如此,在市场中,非经济性的活动场面还是很多。狄斯金曾对市场的“社会性的侧面”作了简要的描述,实际上,市场乃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是展演社会戏剧的大舞台。我曾在密亥的一个市场村阿尤托拉居住过一段时间,村民们的生活是以周日开市为基准,其生活节奏和之合拍而运转的。到了星期六,远方各村的人们就来到了这里,村子里的气氛便活跃起来。在我下榻的房东家,院子里也有60多人投宿,人们手里端着咖啡或麦斯克尔酒之类,相互欢快地聊天,彼此交换着各村的新闻。由于密亥中部和密亥高地的19个村子的人都会来到这里,市场村自然就成了族群的新闻中心。
这些人参和的集市,有如露天剧场一般。我跟着房东的培托罗尼拉太太一到市场,人们的活动就鲜明地映入眼帘。有一天,为了买火鸡,我们两人前往广场(Plaza)。来到近处,噪音不绝于耳。正值麦克风将教会做弥撒的声音传到广场之际,来自瓦哈卡市的毛毯商人马上也用麦克风招揽顾客。培托罗尼拉太太说:到处都言过其实,这是其他地方的人的叫卖方法。确实,密亥的商人则是静静地坐着,把想要卖的东西摆放在前面,双目低垂着等待而已。
火鸡在广场下方的斜坡处有售,但走到那里却颇费周折。于是,顺路到萨波梯卡(族)的商店,询问了正在出货的玉米的售价,但通常必须先亲眼看看玉米粒的好坏。走出店门,遇见了村子的官员。他正在市场中征收售货人的摊位费,十分忙碌。可是,因为他是培托罗尼拉的从兄弟,所以需要打个招呼。之后,正想走过邻村三个卖桃妇女并排的摊位时,由于她们在所卖桃子的数量上蒙骗了一个有大款气派的萨波梯卡女行商,彼此开始发生了一小点儿摩擦。这位佩戴着金色圣母像章而胸前闪闪发光的女士来自密托拉镇,她不怎么瞧得起密亥人,人们一般也不跟她正面对着唱反调。培托罗尼拉太太自己也要买桃,只能对密亥的三位妇女暗中表示支持。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来到火鸡的出售点,时间已到午后,在相邻的出售麦斯克尔酒的店铺四周,可以看到醉醺醺的男人们。为了从这儿买火鸡,我们整整花去了两个小时,瞧瞧鸡冠的颜色,看看眼珠的转动,捅捅鸡胸,举起来让它试飞一下,检查火鸡的体力等等。我们一边闲聊,一边不停侃价,好不轻易才把价钱确定了下来。由于刚才买、卖双方紧张的讨价还价,因此,这时便露出了心平气和的面色。培托罗尼拉太太左手抱着火鸡,踏上了归途,走到教会前的时候,还停下来划十字祈祷,又买了几根蜡烛。在这期间,前后曾有十多个朋友或熟人上来搭话。
参和这样的市场之中的,究竟哪些是经济活动?哪些算是经济之外的活动?分析起来是相当困难的。密哈伊尔·巴甫钦曾经把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定期集市的情景作为“民众文化”的一大要素进行了分析,但能够把瓦哈卡州市场的那种活跃的气氛和人们的活动用文化的“术语”加以阐述和分析的方法也许并不存在。对马林诺夫斯基和德·拉·富安铁的探究以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探究应该予以补充的,大概也不属于此种尝试吧。
五、其他地区的市场——以密恰阿堪州和恰帕斯高原为例
除了瓦哈卡的市场之外,墨西哥还有各式各样的市场。是因地区的不同而类型有差异,还是可被归纳为几种有限的类型,现在还很难做出结论。这是因为仅对瓦哈卡的市场做过具体的调查,除此之外几乎还没有。本节想对仅有两三份资料的米却肯州和恰帕斯高地的市场作些介绍,尽管较为粗略,但我认为,它们可以成为对墨西哥的市场进行比较探究的材料。
假如说瓦哈卡的市场尚在相当程度上浓厚的保留着西班牙殖民以前土著社会的村落间交换的形式的话,那么,则可以说,米却肯州的市场已在殖民地时代得到了大规模的改造,并被卷入到国家经济的主流之中。
这个州在被征服以前曾经有过为塔拉斯卡(族)王国所控制的独特的交换和物资运输网络。都城曾设在策晨仓的这个王国,还曾支配着太平洋沿岸、低地、山地、帕茨库阿罗湖四周等4个地区的物资交换及流通体系。以村落为单位,还形成了发达的行会组织,每村都有各自的土特产品(如策晨仓的陶器),这些土特产品自然也成了交换的对象。而且,人们还在适宜交换的地方建起了市场。基本上可以说,这种交换的模式一直遗留至今,但殖民地行政也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一点则是不能和瓦哈卡相提并论的。
由于靠近墨西哥城,米却肯州成了殖民地政府推行发展政策的对象。在奇奇梅卡战争中,这里曾是食品补给的基地;为开发萨卡铁卡斯和瓜纳法托的银矿,也要从这里调度食品;进而还向墨西哥城输送物资,甚至向西班牙、秘鲁运送木棉等。该州经常被卷入诸如此类的庞大行动之中。在农业方面,小麦、西式蔬菜等商品作物已进入了该州,源自欧洲的动物饲养也被引进,各个村落的手工业也都在专业和技术上发生了很多变化。而且,甚至连村落市场的开市都得要经过国王助手的许可,不言而喻,已经形成了对于市场的统合。
帕茨库阿罗后来逐渐地取代了策晨仓成为该州的中心,其和巴亚多利多(即现在的莫雷利亚)这个和墨西哥城的连接枢纽的联系,也变得日益重要。若将此一时期的市场网络和现今的情况加以比较,并依据市场的重要程度将其分成上、中、下三种情况,则重要程度呈现上等和中等水平的市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处在相同的村落,只有重要程度较低的下等水平的市场发生了一些变化。无论是在19世纪的动乱时期,还是在波尔菲利奥·德阿斯时代的经济上升时期,以及墨西哥革命的动荡时期,重要程度为上等和中等水平的市场都没有发生改变。发生变化的只是下等水平的市场,19世纪末期铁路的出现,进而从20世纪30—40年代至今公路网不断的扩大,则是促使下等水平之市场的重要性不时地产生着变动的原因。
若把现在市场的上、中、下之关系标在地图上,就更轻易明白了。上等水平的市场为莫雷利亚。中等水平的5个市场全都位于不同区域之间进行交换的重要地点,例如,阿帕策堪是低地物产的集聚地,乌鲁阿潘、帕茨库阿罗则是低地和北部的中转站。下等水平的市场则是更小的地方之间相互交易的要地,例如,帕拉乔汇集了山地塔拉斯卡人的民间工艺品,艾隆加利库阿罗则是靠近帕茨库阿罗湖四周的渔民以鱼来交换产自山地的木柴的场所。
塔拉斯卡人聚居在北部山地,他们的生活和该地区的下等水平的市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就北部的市场而言,平地的策晨仓则变化很大,20世纪80年代曾长年致力于调查工作的乔治·M·福斯特甚至说过“农民的村落已经不复存在”之类的话。总体说来,米却肯州朝向国民社会的融合,要比瓦哈卡更进一步。
那么,在印第安纳人和拉丁美洲人(即印欧混血人)严重对立的恰帕斯高地,市场采取了什么样的形式呢?这里从殖民地时代初期起,就强行向印第安纳人征税,掠夺他们的土地,强迫他们外出做工。19世纪墨西哥从西班牙统治下获得独立后,在自由经济下,他们的生活日益艰难。进入20世纪后,尽管存在着诸多的社会及经济新问题,他们还是继续生存了下来。鉴于瓦萨斯托罗姆曾对该地区的社会和经济史做过详尽的探究,所以,有关新问题可参阅他的著作,这里只对现在的市场网络加以概要的说明。尽管哈佛大学的恰帕斯项目组曾对该地区进行过十分缜密的调查,令人费解的是,有关市场的论文和资料等却都少得可怜。
在恰帕斯州,尽管周边地区皆是拉丁美洲人(印欧混血人),但采尔塔鲁族的人们(基本上居住在高地,但在阿马铁南戈那样的低地也有分布)和曹茨尔族的人们却以高地为中心,建造了一个可称之为印第安纳地带的孤岛。不过,却有若干个印第安纳人的村落市场从属于名为圣·库利斯托巴尔·德·拉斯·卡萨斯的拉丁美洲人的城镇市场。
根据希乌尔兹的资料,对这个体系性的市场网络的实际情况可做如下介绍,即:以希那堪坦、奥休秋库、阿马铁南戈为代表的村落,通常要把其产品首先运到圣·库利斯托巴尔·德·拉斯·卡萨斯,然后以这个市场为中介,再分流到其他印第安纳人村落里去。当然,其中一部分物资将满足圣·库利斯托巴尔·德·拉斯·卡萨斯的拉丁美洲人的需要。祭奠用品、用具之类的商品是这个城镇的专卖品,从这里单向地流往印第安纳的各个村落。不经过圣·库利斯托巴尔·德·拉斯·卡萨斯中介的印第安纳村落之间的产品流动虽然也是存在的(例如,由铁内哈帕运入恰姆拉的柑桔,由伊休塔帕运入希那堪坦的盐之类),但从规模上看并不是大量的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