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传播策略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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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前席卷全球的文化冲突和对话，正体现着人类精神视野的不断交流融合。源远流长的历史和不曾中断过的华夏文化，将为未来全球文化的建立和研究提供有中华特色的精华和取之不竭的资料源泉。我们需要努力总结和发扬中华文化的精华，将中华文化成果纳入世界文化和世界文化的未来“天择”之中。并进一步发挥中华文化的传播能动作用，以提挈世界文化到最融洽交流的高度为己任。这些都应该是没有争议的。但在年轻的全球文化的选择与互动过程中，尚明显存在着严重的交流媒介编码失误和交流媒介译码误读问题。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目前世界上国际间或人群间的所有冲突，都与这种交流媒介编码失误和交流媒介译码误读相关。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亟需与国际接轨，国际的跨文化传播学也还亟待发展。笔者不想也不可能在这篇短文中对海内外的跨文化传播学研究作复述和介绍，更不敢对海内外学者们的辛勤劳动妄加评论和菲薄。我们只需感到很幸运，可以在这个研究领域中已经积累的经验基础之上再去作积极的思考判断和行动，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去高瞻远瞩。考虑到目前“跨文化传播”已经成了一种最现代的国际流行，而顾名思义，跨文化传播无疑应是文化、传播并重：传播不同文化，在不同文化之间传播。笔者认为：“文化”几乎涵盖所有人类感兴趣的领域，范围之大实在无从说起。何况世界文化在很长的时间中各自发展，因而不仅有着不同的语言，还有着不同语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思维理路，所以根本无法先入为主地确定判断各种文化异同的有效范围。而在跨文化传播领域内，我们首先、最需要的就是彼此的理解。在无法达到完全理解和相互结论一致－－这是目前的最客观面对－－的前提下，融洽的“跨文化传播”非常需要也必须建立在一个全球大致共识的基础平台之上。所以本文仅就一题作粗率的探讨：重视和拓展世界文化课程，以人类现阶段认知的局限和世事万物之不可确知性来铸就文化兼容态度，从而丰满、坚实跨文化传播学科，促进跨文化融洽交流。

随着先进的通讯和交通工具的发展，各国之间经济上的依赖关系日益密切，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小。狭隘的文化定位显得不再实用，在道德上也不再无懈可击。鉴于这种情形，在二十世纪最后的几十年中和新世纪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大学纷纷开设了《世界史》、《世界文明史》或《世界文化》、《跨文化传播》类的课程。数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世界视角的人文学科》(“HumanitiesinWorldPerspective”)这一课程的设置和讲授（这是一门一年制的课程，包括东西方文化中的许多议题，牵涉到历史、宗教、哲学、艺术诸多领域）。在此过程中，如何扩大这类课程的积极影响这一问题越来越引起我们的关注。我们在本文中将要阐明的观点和计划，是可以采取双重的策略来实现的，一方面依靠课程自身的拓展与调整；另一方面依靠媒体或是行政手段。

探讨“文化”也不得不把它放在跨文化交流的目的之下，我们本着越原始的东西就越具有民族国际性的立场，往往从文化的源头探起。因为人类在隔绝视听的情况下，在文明还没有大规模的交相影响的时候，对于面前的客观世界及其过去将来都各具有不同的独特视野，对于生活的感思、感受各有其特色。在这个角度上我们才说越是原始的东西就越民族化，而越是民族化的东西就越是具有国际性。也正因为这样，目前西方的世界文化史或相类课程通常以地球上史前人类的诞生作为开篇，接着是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以及印度河流域最早的人类文明的出现；然后，课程不断调整设置及侧重点，围绕世界史上的主要文化类型，以人类发展的主要阶段和方面为线索，继续讲授希伯来、亚述、波斯的文化，印度、中国、希腊、罗马的文明，基督教的崛起等等。然而这些课程迁涉到的内容很多，需要学生有基本的历史、政治、哲学、文学、艺术等等学科的知识学养。而在我们看来，他们的视线还过于狭窄，还不具备当今世界需要的理解能力。我们认为通常为一年的世界文化史课程有必要拓展为学制三年的课程组合，并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内容有机地整合到历史材料中去。如果说人文科学方面的知识在理解人类发展形态时必不可少，那么要应对当今的问题，自然科学知识也同样不可或缺。课程组合中的自然科学部分将涵概基本的科学原理和方法论，将关注的目光主要投向人口爆炸、疾病的全球传播、海洋污染、热带雨林的破坏、耕地退化、臭氧层的损耗以及气候变暖等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有些是现代科学造成的，有些可能又反过来要靠现代科学来解决。全球生态系统的这些问题反映了世界历史中一个惊人的事实，即人类文明正以自我防御、自我中心、自我扩张的方式激进地改变着抚育它的自然环境[1]。从科学的方面来看，既然这些问题的产生与广义的世界文化史关系密切，那么任何完善的世界教育就应同时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该组合中的社会科学课程将聚焦于国际冲突的解决方案、武器控制、世界财政和贸易政策、民族间财富的不合理分配、国际犯罪团伙的控制和剿灭、以及社会与个人间关系调节之文化策略比较等等。当今世界呈现出强烈的互动态势，世界文化学习只有通过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有机结合，才有可能突破分支学科的局限；学生也才有可能获得必要的知识，从而更为有效地应对重要的人类问题。大胆开设这些整合课程的大学和学院应尽量不作其他技术或是专业要求，使课程普及化。

如果这套课程的价值得到认可，那么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推广它呢？特别是其中的文化史和社会科学部分的推广，意义深远。很明显，这部分知识意在向学生展现世界上的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这类知识越丰富，就越容易正确地理解其他民族的信仰和风俗习惯，从而有利于跨文化的交流；而且从实用的角度说，在建立成功的外交和商务关系的过程中，这样的知识也会非常有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知识是双刃剑。对外国文化的了解并不能够保证对其文化之尊重；熟知也常易滋养蔑视之情。为了跨越后者的障碍，我们建议，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世界上不同的人群的多元信仰和文艺习俗、风土人情、衣食住行的介绍上，而应进一步深化世界文化史的学习，让学生充分认识到我们的理解能力之局限性——这些局限性从全球的角度看是人类共有的。既然我们所提倡的课程内容和目标设置将直接建立在对这种局限性的敏锐意识之上，那么下面就先来深入探讨一下局限性的本质。

二

可以这么说，所谓为人，其精髓之处是能提出大于自己回答能力的问题；人的好奇心远胜于其理解自身存在的能力。或者，更好地说成，不同族群的人们都只能令自己满意地理解存在的意义；声称自己的信念是正确的，而他人的信念是错误的，把自身信念的完满建立在这种对比判断的基础上，尽管对方也是同等真诚地认为你错他对。其实，关于真理（TRUTH）和谬误（FALSEHOOD），无论难以想象的最终衡量尺度是什么，存在之整体并没有所谓的“对”（“TRUE”）或“错”（“FALSE”），它只是“存在”（“THERE”）这就象在中国古籍中“自然”的原始意义一样，是“自己如此”。所谓存在的正确和谬误仅仅是人类思维判断的产物。没有任何现成的标准可以让所有人心悦诚服、摒弃差异，因此这种判断活动的不完满往往会导致冲突性言论的形成。

的确，我们从世界文化中学到的最为清楚的一课，就是在人类宗教和哲学的纪录中这样的冲突性言论连篇累牍。到底存有何种的“实在”（ACTUALITY），或“现实”（REALITY），或“存在”（BEING）？用什么方式可以理解这个大问题？人们未能达成共识。对于诸如“经验”(EMPIRICAL)、“理性”(RATIONAL)、“直觉”(INTUITIVE)或“神秘”(MYSTICAL)这样的概念，在判断方式的权威性和功效性问题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们总是相信，他们作出的判断是和已知的东西相符合的，这些东西可能是物质(MATERIAL)、精神(MENTAL)，或是意识(CONSCIOUS)、潜意识(SUBCONSCIOUS)、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UNCONSCIOUS)、形而上(METAPHYSICAL)的或神(DIVINE)的。有人宣称几种不同的存在共存(CO-REALITY)，而有人则将所有的标准合而为一，称为物质、精神、或者神。有些判断完全矛盾，如“上帝存在”(“THEREISAGOD”)和“上帝不存在”(“THEREISNOGOD.”)；有些判断只是部分冲突，不过非常明显，比如说如果都信奉有神灵的存在，则有人持多神论（POLYTHEISM），有人持一神论（MONOTHEISM）；如果都持一神论，则有人持泛神论（PANTHEISM），有人持先验论（TRANSCENDENCE）；如果又都持先验论，则有人持天佑观（PROVIDENTIALISM），有人持自然观（DEISM）。在信仰的谱系中，差异的例子不胜枚举。伊斯兰教义中万能真主的概念和大乘佛教中超验的佛与菩萨的等级的概念就不一致，这两种教义和众多的非洲及其他部落的泛灵论（THEANIMISTICBELIEFS）亦无法调和；而从现代西方哲学逻辑经验主义（LOGICALEMPIRICISM）的角度来看，上述所有信仰又无一正确。逻辑经验主义认为神学和形而上学的命题，既非逻辑上的同义反复亦无法通过经验证实，所以就谈不上对或错，甚至无所谓前提的真实，它们只能是无意义的——然而，逻辑经验主义本身也只不过是宇宙间众多的、将没有普遍说服力理论整合成自己认“真”的真理的断言之一。

有些人信奉万能的神，他们相信，人类所有的矛盾、争端和无知都能被神的万能所化解明示。因此，他们把最终消除纷争达成终极理解视为宇宙主题中的必然，只不过这个必然的实现是从世俗向神域退了一步而已。从世俗的角度看，这种全知的理解或许并不是“真”（TRUE）的，但却是一种超越了人类的对错判断而存在的至高理解。这样的人们会期待，等到自己在这个世上死后，可以加入神明的行列，进而达成自身全知的完满境界。基督教义中的“见主圣面”（BEATIFICVISION）即类似这样的期待，认为被拯救的人们会在天国直接与上帝相见和相识。他们可以得到超越自然的启示，从而充分地理解在世间勾留时无法避免的种种困惑。印度教的一则教义在某种程度上有更大的期望。那些最终摆脱了业报轮回（THECYCLESOFTRANSMIGRATION）获得解脱（MOKSHA）、救赎（SALVATION）的人完全地与梵（BRAHMAN）相融合，而梵为自然、人类和神明等构建了一个永恒的、非人的、无所不在的境域。这样的人不再作为个体而存在，不会变为虚无之物，而成为万物；他们超越了极端、对立和人类理解能力的局限，最终达到“梵我一如”的境界。然而摒除文化偏见、从全球历史的角度看，“见主圣面”和“解脱”并不能逃脱人类思维的局限；在众多不具有普遍说服力的冲突性信念中，它们也同样不可避免地是其中之二。

当然，如果有某种宗教或哲学对于存在有合理而全面的解释，那这种解释就应该能够适用于全人类而即便没有可能被人们认识，因为毕竟所有的人共享同一个宇宙。在现实中，尽管有些教义或人文理想已经、或正在获得相对而言的更多的赞同或质疑，可是从全人类的角度来看，根本无法确立一个真正的普适性理论。通过学习世界思想和知识的发展史，人们会逐渐了解到人类的这一共同的缺憾，从而在面对持有不同观点的人时能够保持容忍与宽恕的哲学谦逊和厚德载物。也就是说，关于各种各样的教义和人文理想，除了一些特定的人会对特定的种类感受到特殊的吸引或是排斥，从全球的立场说，人类情境包罗万象，各种理解并无定论－－而世界文化课程应该明确地说明这一情形。

但是，如果对这种不确定性的认同超出了文化上多元的认识论和本体论所会产生的吸引力或排斥力，那样的话，那些宗教哲学中原本包含的道德定论是否就会变得无法确定？再者，如果人们以这种不确定性作为行为准绳，会不会助长可怕的道德放纵？我们认为不会，因为所谓宗教和哲学的不可知论（agnosticism，在这里意指无法确知宗教或哲学的系统是否合理有力）也有自己的道德系统，也就是说，任何人都有信奉某一宗教教义或哲学信条并用其指导自己的行为的自由，但是不能侵犯他人的同等权利。要违反这一原则就意味着允许这样的可能性：某些特定的教义对其他的教义可以具有破坏性，而且行之有效，这样，该教义信徒对非信徒的伤害行为就可以从道德上被所有人接受。而这种做法，就不可知论的角度观之，就是认为自己是真理而别人是谬误；不就与其原则相矛盾冲突、转一圈又回到原先的争端中去、落到毫无效用的境地中了吗？所以请注意我们这里讲的不可知论只是要接纳信仰的多元化，而不是要对抱有不同信仰的人实施暴力，当然自卫除外。可是这样的话，不可知论是否只是众多信条中的又一则，是无教条主义（non-dogmatism）的一条荒谬教条（paradoxicaldogma）呢？即便如此，我们认为不可知论仍然最大限度地调和所有其他信条，给不同文化以最为恰当的宽容。

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然科学的理解问题重重。一方面，科学是除最原始的文化以外所有的知识体系的基本构件。科学判断较宗教、哲学判断更容易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认同。比如，不管是美国派人士，还是台湾的民进党，是尼日利亚的基督徒还是沙特阿拉伯的穆斯林，是泰国的佛教徒还是印度教的信仰者，只要是物理学家就会欣然接受化学元素周期表，包括其中的原子序数、原子团及其他已知元素的相关资料。元素周期表和其他许多科学发现被普遍接受，是因为自然界中可观察或可引发的明显变化与这些发现相一致，这让大众可以不断地认证其正确性——这种正确性人们通常不会忽略，除非不怕违背科学而伤害自己。即使是一个丝毫不懂科学公式的门外汉，面对科学证据也会同样的信服。

然而，在科学知识通常被普遍接受和运用之际，知识的诸多方面却又大大增强了人类理解能力的局限性。对于有效地应对今天的问题，科学知识的充分积累必不可少。但在认识到这一点的同时，世界文化教育的课程组合也将强调：对于存在，科学知识同样无力于给出一个充分全面的解释。一来，科学知识是不断发展的；在科学史中，已重复地出现这样的现象，曾被确认的东西随后又被摒弃、修正或是扩充。在一些事例中，更为完备的新发现修正了旧的观点，缩窄了旧观点的适用范围。例如，与早先牛顿的物理学（将引力看作是不同实体间的作用力）相比，爱因斯坦的理论更加透彻、全面地阐释了引力（被认为是来源于空间实体的存在所引起的空间弯曲），但牛顿物理学在某些计算中仍然适用。在其他的事例中，全新的知识被直接提出，如人类分别在十九和二十世纪发现细菌和病毒——相似的例子还有很多。知识的扩充并不预示着停滞，科学的探索永远受阻于一个不确定的界限；因为无论何时，从微观到宏观，人们都无法窥一斑而知全豹。人类积累的科学判断只与特定的阶段相对应，但是无法反映存在的全部。也就是说，在过去的各个历史阶段中，各种科学判断作为一个集合体一直都不完整，现在的科学也是这样－－而且可以无需迟疑地说，在将来也会仍然如此。

我们看到，不完整的科学理解的边界正在扩张，并且常常在不同说法的冲突中得到彰显。举一个宇宙科学的例子，在过去的概念里，宇宙被认为静止不动、永恒存在；而现在天文学家却纷纷赞成“大爆炸”理论（the“bigbang”theory）。该理论认为几十亿年前，一个密度极大的物质点爆炸，形成宇宙。庞大的星系们在浩瀚的宇宙中互相间渐行渐远，空间（或时空）也随之不断地膨胀。然而又有天文学家认为，当宇宙物质的平均密度大于某一临界值时，引力会最终导致膨胀的宇宙反向收缩，在可怕的内爆炸中走到尽头，在这种情况下，宇宙是有限的（“闭合宇宙”closeduniverse）。也就是说只有当宇宙物质的平均密度小于临界值时，宇宙才扩张以至无限（“开放宇宙”openuniverse）。现阶段的知识还不足以判定孰对孰错[2]。无论何种结论，如果确是大爆炸诞生了宇宙，那我们还想追问究竟又是什么孕育了大爆炸呢？不得而知。这种追寻是永远无止境的，就如中国古代的哲人老子早就平静地告诉过我们的那样。而且，“大爆炸”理论，－－正象所有宇宙科学的发现一样－－不涉及探讨宇宙本体的目的，所以这类研究是中性的或者说是客观的，无助于我们弄清宇宙之所以为宇宙和人生的终极的目的和意义，而这样的问题，代代相传地困扰了和将会继续困扰哲人智者不已。更何况日益更新的新型望远镜和仪器被设置在太空里，凭借它们提供的数据资料，天文学家和天体物理学家经过不懈的探索和研究，可能又会不断发现“大爆炸”理论的瑕疵。

不管怎么说，自然科学在许多前沿领域中取得的进步是显著的，尽管对一些人来说，这些进步还远远不能解决“存在”的终极问题。地球自然具有惊人的复杂性；宇宙自然无论从空间、时间或是时空上讲更具有令人类却步的复杂性。自然科学从更深的层次探讨这种复杂性只会加重“存在”的神秘色彩。

社会科学在很多方面与自然科学具有可比性，同样也有自己的问题和局限。拿牵涉到心理学（psychology）、社会学（sociology）和文化人类学（culturalanthropology）研究的行为科学（thebehavioralsciences）来作为一个例子，这些学科研究人在独处时和在群体中时的性格，因此必须设法解释人性所展示出来的多样性和反复无常。然而，性格特征并非总是在变化的，也存在一定的规律和范式。为了确定一些范式，行为科学家援引了大量的研究方法，其中包括可控制性实验（controlledexperiments）、个案研究（casestudies）、样本调查（samplesurveys）、统计分析（statisticalanalyses）等。让我们从大量已经被认定的行为发现模式中随意拿一例来查看一下：

强烈的无法接受的动机的压抑不时会伴有与被压抑的趋向相反的公开行为和意识知觉。（“反应构成”）（Repressionofstrongunaccepbrmotivesissometimesaccompaniedbyovertbehaviorandconsciousfeelingsthatareoppositetotherepressedtendencies〈“reaction-formation”〉）[3]

这个观点和大量类似的研究结果会对很多人有帮助，从社会工作者到精神治疗师再到国际谈判中的重要官员。他们都受到人类行为的复杂性的挑战。可是，同自然科学一样，随着行为科学的发展，某些互相矛盾的解释显现出来。例如，“行为主义”（behaviorism）认为人类的习惯仅仅是身体的（腺体的和运动神经的）条件反射的结果，而这恰恰与用意识和无意识的区分或心智的水平来解释人类行为的“精神分析学”（depthpsychologies）背道而驰。无论如何，回顾自然科学的情况，当我们从更宽广的哲学角度来考察时，行为科学对人类的任何解释都不是定论。仅从人类存在这一事实出发，行为科学——或者其它的通常所说的社会科学——能够做到的，是从人类存在这一事实出发，确定个人或集体的生存动因和制度惯例；经过必要的思考后找出一些方法，再对其进行修正。

如何给存在一个确定的解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都有自身的局限；知识的抽象领域如逻辑学和数学在这方面也有同样的欠缺。当然，抽象学科并不包含有关世界的起源、目的和命运等知识的假设。虽然这些学科以定论为特征并广泛地应用于实践，但现在的讨论仍要不时地提醒，它们还是建立在争议的基础之上。例如，形式逻辑学对特定判断的正误进行抽象推理。因此，若将例如“所有的a都是b”和“有些a是c”这样的前提并列，就肯定可以推出“有些c是b”的结论。再举一例，矛盾律以所有人的正误判别为基础，可以用一个简洁的形式逻辑公式表述为“‘同时承认P和非P’为假”。（“Nosentenceoftheform‘pandnotp’canbetrue.”）

在逻辑学的特别发现（一系列广泛复杂的发现，远远不止这里的几个简单的例子）受到相关各方的普遍认同之际，如果有人急于追寻逻辑知识的深层次依据，那么他可能会遭遇一系列和其他知识领域类似的争议。一些哲学家认为逻辑知识来源于实践，它反映了我们的经验，并且与我们过去对世界实际运行机制的持续观察相一致。而另一些逻辑学家则认为，即便逻辑知识确实准确地反映了经验世界的运行，但它却是源自先验的基础（aprioribasis）；它在最初时纯粹是理性或内省式的，告诉我们外部世界的本质。作为后一观点的推衍，还有的逻辑学家认为逻辑知识反映了人的思维本身是如何强制性地工作的；人们显出逻辑上的差异仅是迫于思维结构因而无法表现出其他的特征（这种解释似乎要将哲学逻辑改成科学心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又有人断定，逻辑思维并不更为深入地反映现实，它只是基于语言习惯；逻辑思维能力只不过是随着语言的增长而获得的主观约定，反映了人类为了方便起见而得到的如“和”（“and”）、“或”（“or”）、“所有”（“all”）、“有些”（“some”）、“不”（“not”）等词语的习惯性意义以及它们的句法关系[4]。这样，无论逻辑知识的依据究竟是什么，在其理解问题上已有多种观点互相矛盾。

总结一下前面的讨论：为了尽力处理当今的问题，人们通过学习世界历史文化和自然科学获得知识。而当超越了这种学习的实用价值后，更为深入清晰的信息显现出来：人们持有了并确实持有着相互冲突的宗教和哲学信仰，并且没有一种宗教和哲学信仰可以强制所有人都认同。虽然科学知识具有较为普遍的说服力，并且在前沿问题的探索上呈现竞争的态势，但科学知识的发展仍受限于一个不确定的界线，且无论如何无法解决宗教和哲学的问题。就连人类借以作出正误判断的逻辑推理，其基本的理解亦要经历争辩。从全球的、不可知论的角度，人类理解力的不稳定性和不完整性是一种精神和智力状态，它超越所有特定的、狭隘的信仰。那些敏锐掌握人类共通特性的人们，完全可以像凡人那样思考、行动，而不是在种族上特例独行，在宗教、哲学甚至是科学上高傲狂热。这套世界文化的组合课程的关键就在于希望教育人们摈弃这种自负的心态。

三

根据上述观点，我们提议一个教育计划。该计划可以获得非常广泛的收益，尽管这样大的计划眼下看起来要付诸实施还困难重重，但现代的科技已经给我们以条件，使这种计划不一定非落入乌托邦式的幻想。因此我们希望，其实施的困难不会影响本文的读者对其进行仔细的思考衡量。我们认为应该努力在世界范围内给学生提供机会接受世界文化的常识教育，其中不仅要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专业知识，而且要强调人类的理解能力在所有领域中的局限性。显然，在大多数情况下，相关课程组合的讲授需要多位教师的配合（因为教师本身的时间、知识也是有限制的）。而且经验告诉我们，有一些课程需要不同的教师联合或同时讲授。如何确定这种课程的主题？意见难以统一。但从根本上来说，达成共识也不是没有可能。这种共识可能更易于在大学内部达成，但一旦成功，假以时日，就可以通过现代远程通讯的媒体技术提升到校际联合的水平。想像一下最理想的情况，全世界的各主要大学最终开设相同的课程组合，讲授基本相同的内容。最终，接受先进教育的世界人口阶层中，很大一部分人对世界抱有共同的理解和相互的宽容。

这个发展项目的重要意义主要基于下面的事实：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首脑和高层决策者均出自受教育阶层；如果这里提倡的教育体系能够得以实行，受过世界课程教育的人们将在各自的社会中出类拔萃。试想，世界最终由一群这样的领导人来管理：他们对世界历史和文化有着共同认识——特别是对人类理解局限有敏锐的意识；他们对宗教和智力上的自负有清醒的认识，同时对导致敌意性和破坏性行为的教义束缚感到厌恶。对于专业而深奥的学术知识，世界各大学间的合作计划已经就绪；建立一个致力于上述全球理解共识的世界性团体，并以抱有此种共识的人充实各国的当政阶层，这不是非常有价值的吗？

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点常会被提到，即虽然宗教和哲学的信仰差异并非总呈现负面效应，但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差异确实成为挑起军事侵略和民族冲突的主要因素。确实，在这些冲突中，通常很难知道双方的领导人及其追随者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受到自称的宗教、哲学和意识形态的原则的驱动（这些原则和政治上的贪念是不同的，后者有意无意之间只专注于把对权力和统治的贪婪合法化）；或是完全相反，只是为了缓和政治、社会或经济的困境。这样的含混不清体现在无数的例子里，如中世纪基督教和伊斯兰的冲突，十

六、十七世纪天主教和新教的战争，几个世纪以来殖民主义传教士的布道，近代共产主义者们及其对手间的冷热战争，日本的神道教原则作为领土扩张的依据；或是现在，美国和伊拉克的战争，近东犹太人和穆斯林的争端，印度穆斯林和印度教教徒之间的冲突……但是不管其中纯粹的自我扩张的动机达到何种程度，可以肯定的是，冲突中的参与者可以感觉到，宗教和意识形态的杂糅明显加深了冲突的激烈程度。如今，联合国竭力通过协商论坛和维和部队来阻止或平息公开的冲突。然而在思想意识上，人类总倾向性地认为自我正确，这已不断地在人性的各主要方面中显现出来；因此单靠这手段，建立持久的世界和平渺茫而不可期。希望通过推广世界文化史，各国的领导人能够接受宗教和哲学的不可知论（即使同时伴有相当多的争议）；或许这样和平会容易实现些。人们也许更加希望持不可知论、未可定论的统治者能够意识到，人类进化到现在的阶段，需要的领导者是多元并存的全球文化的守卫者，而不是文化分歧的狂热分子。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核武器时代，现在的几个世界势力集团之间，就潜在的互相毁灭的危险性而言，已经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不同种族的人们，再也不能隔着愚昧与敌意的深渊相互仇视－－相反，如果我们还想继续在地球上－－这个被英国经济学家芭芭拉·沃德（BarbaraWard）称之为“太空船地球”（SpaceshipEarth）[5]的地球上，生存与繁荣的话，我们人类必须努力学会相互欣赏。至少必须学会相互接纳、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彼此的不同－－也就是把跨文化交流做好。试想象一下，地球就象一叶扁舟，在广袤无际的太空中运行。如果坐在小船中的人们你推我攘、互不相让，一旦失去平衡，会导致全舟覆灭。相反，如果大家能和平共存、同舟共济，这小小的宇宙船将能遨游逍遥于无限之中。

话要说回来，在各个自由程度较低的国度中，这个融洽跨文化交流的计划面临的会是一个窘境，要推广有利于世界和平的教育课程大概需要依靠那里优秀的重要人士－－即所谓的舆论带头人的影响力；尽管在那些国家中还没有开展世界教育计划，但他们已经有机会接受世界教育并受到其经验和成效的激励，比如已经参与世界课程并深受其积极影响的海外留学生，或许可以通过他们，把这个计划的促进跨文化融洽交流的精髓带回国去，接着再达到潜移默化地影响其所在国的整个教育体制的目的。

更多的根本性的问题会让人想起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观点。全球性文化课程组合的关键在于创造一个接受跨文化教育的阶层。这些人会在世界或实际事务中举足轻重，并在接受不可知论的基础上持相互包容的心态和姿态。尽管世界各地的“大众”大都不会放弃自己珍视的狭隘信念——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正是这些观点给予了他们身份和自尊。并且显然，宗教信仰将继续给芸芸众生以必要的信念，让他们相信，当一切终了，他们在世间遭受的苦难绝不只是一个偶然的荒谬（arandomabsurdity）；凭借正确的信仰和艰苦的工作，这些苦难将受到公正的评价并换得来世永久的幸福。世界上的大多数人也将继续凭借这样或那样的信念来维持情感上的平衡。接受过世界文化教育的领导者们会发现，这些信念从不可知论的角度说十分典型，或是值得怀疑，或是仅仅具有暂时的合理性。这些领导人将会组成一个跨文化的团体，他们有着与生俱来的能力，可以从容游走于不确定、不同的人生哲学之间；他们善意而又策略灵活，明察秋毫而又情怀超脱，不会轻易受其形形色色的支持者们在跨文化交流中表现出来的敌意和嫌恶的影响。换言之，虽然不尽相同，但这样的领导者就像柏拉图思想中身为哲学家的国王。他们是经过长期教育精心培养的少数人，能够独立地试着去理解和追求具有永恒“形态”（“Forms”）的终极真理。永恒不变的“形态”是仅被意识所察觉的超验现实，是构成有形实体、物质品性以及道德活动的雏形。相比之下，“世界史之王（World-historykings）”就应该最能透彻地认清所有形而上学（也包括柏拉图的理论）的不确定性本质。

不过柏拉图式的统治者和学习过世界文化史的统治者都需要凭借道德优势来进行家长式统治。柏拉图式的统治者是极少数的个体，至关重要的是，他们直接掌握最高的永恒“形态”：善（Good）。这样，他们可以通过统治以最佳的姿态实施公平。这样的公平通过保持三个不同阶层（统治者、士兵和劳动者）之间的平衡来实现，每一个阶层的成员都承担着由哲学所联合起来的社会授予的任务。相对而言，生活在当代世界文化中的领导者们要管理的世界比古希腊复杂得多。他们认识到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不可避免，不过他们努力通过他们对不可知论的共同认知，来保持不同团体和不同信仰之间、国家内部、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实际上，对柏拉图来说，与良好道德行为的超感官原型(anextrasensoryprototypeformorallygoodbehavior相比，“善”的“形态”有更高的地位，因为“善”是人类掌握正确知识的能力来源；“善”的“形态”是“知识和真理的源泉”[6]。因此，鉴于柏拉图式的君王们用独享的“善”获得统治权，则生活在当代世界文化中的领袖人物将更有资格管理世界，假如他们互相容许、承认终极的无知。

人类天生热衷于体验扮演救世主的快感，并经常将这种快感转化为可以在伤害性的跨国或跨文化冲突中获得的兴奋。如果上文主张的世界教育项目在国际关系中最终确定下来，那么由此而来的世界和平会不会过于单调乏味，而不能满足人类对上述兴奋的需要？我们认为不会，至少大多数人不会。可以这么说，大多数人希望避免改朝换代、贫穷饥饿、满目疮痍，或是在暴力冲突中死于非命。人们尽可以思考和设想世界和平共存、民族稳定状况下激情和丰富产生的可能性。这里构想的世界和平并不要求清一色的种族一致，也不摒弃个人、家庭、社区层面上的生活体验，诸如成功失败、喜怒哀乐，这些恰恰是人类生活的鲜明特点和魅力所在。不可知论的政见并不包治百病，也不主张乌托邦。超越令人头痛的宗教、哲学信仰争端，从国家和全球的层面上说，不可知论的政见意欲给世界各国提供一个良好的可能性，让全世界的人类团结起来共同致力于科学发展，以解决经济、生态环境、疾病传播等问题。这些努力反而让人们有机会得到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满足，这是一个尚不完美的世界所能给的。

此外，艺术也可以提升、充实这种满足感，因此世界文化的课程组合中自然也少不了不同文化的视觉艺术和表演艺术。艺术作品是人类的愿望、焦虑和满足等情感的反映，而从根本上说，这些情感是全人类共有的。通过思考情感在艺术作品中的表达，生命得到升华；与此同时，人们在更广泛的世界层面中寻求定位。比如说，视觉艺术和建筑中的很大一部分是为特定的宗教信仰服务的，而这些作品本身的感染力远胜于文字教义，它们足以架起跨文化欣赏的桥梁。如常见于西欧哥特式大教堂（Gothiccathedrals）的一些建筑技法、雕刻、彩绘玻璃，它们服务于信仰目的，但并非只有基督教徒才会为之折服。在土耳其、伊朗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清真寺、马德拉沙（madrasah穆斯林学院）以及陵墓里可以见到美妙绝伦的彩砖装饰（colored-tileadornments）。这种彩砖以精美的字体写有《古兰经》的经文。但也绝非只有穆斯林才会沉醉其中。缅甸、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佛塔造像的匠心独具。同样，并非只有佛教徒才会赞叹它们的美丽。从不可知论的角度，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无始无终、不知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深不可测的宇宙（ateleologicallyunfathomableuniverse），但这些纪念碑仍然象征着人类精神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