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鹘社会文化发展逆演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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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载回鹘为一“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①的游牧民族（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详后），744年建立漠北回鹘汗国之初，尚处于蒙昧初开的阶段，其后在汉及粟特文化的影响下，文化得到了较快的发展。840年，由于天灾人祸，加上来自叶尼塞河流域的黠戛斯人的进攻，汗国灭亡，部众西迁至新疆及河西走廊地区。其中，迁入新疆的回鹘人，征服当地的吐火罗人、于阗人、汉人，以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市）和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县）为中心建立了王国。再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演变，西域回鹘由于受中亚伊斯兰化政权喀喇汗王朝的影响，逐步放弃佛教、摩尼教而皈依了伊斯兰教，进而演变为今天的维吾尔族。河西地区的回鹘人，先后于公元10—11世纪以甘州（今甘肃张掖市）和沙州（今甘肃敦煌市）为中心建立了甘州回鹘国和沙州回鹘国。兹后，在蒙古豳王家族的支持下，持续信仰佛教，后于明朝中叶东迁入今河西走廊西端酒泉一带，进而演变为今天的裕固族。②840年，回鹘西迁西域时，其文化程度要比当地的吐火罗人、于阗人和汉人低得多，而散布于丝绸之路沿线的粟特人，长期充任回鹘之师，文化水平更是高下立判。作为“比较野蛮的征服者”，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在文化上理应被文化更为先进的被征服者所征服。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回鹘在征服西域诸地后，逐渐同化了当地原有各民族而不是被当地民族所同化，这个事实显然属于“绝大多数情况”的一个例外。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特殊现象呢？当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过去我们有一种通识，几乎都把回鹘人当作纯粹的游牧民族看待，史书即使偶有关于农业的记载，也常常被人忽略。十余年来，笔者一直关注这一问题，尤其是有幸亲历漠北回鹘故地进行考察后，发现回鹘从总体上讲属于游牧民族，但并不纯粹，其农业经济还是相当发达的，与我们通常的认知差距甚大。在汗国都城斡耳朵八里（OrdouBalq，今蒙古国后杭爱省浩腾特苏木鄂尔浑河西岸的哈喇巴喇哈逊遗址）以及鄂尔浑河畔的考古发掘证明，在唐代即已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农业区，灌溉田园的渠道网遗迹比比皆是，而且在很多居所中还发现有台架和磨盘。④哈喇巴喇哈逊故城附近的蒙古牧民将散落当地的来自唐朝的旧磨盘遗物收集在一起，堆积成敖包，用于祭祀（图1）。　1957年，蒙古杭爱山西北发现了著名的突厥卢尼文碑铭———《铁尔浑碑》，又称《默延啜第二碑》，其中也有回鹘农业的记载：在八［条河流］之间，那里有我的草场和耕地。色楞格、鄂尔浑、土拉等八［条河流］使我愉快。在那里，在Qara和Buru两条河之间，我居住着和游牧着。①这些记载表明，在回鹘帝国的中心地区，即色楞格河、鄂尔浑河和土拉河流域，都存在着农业。尤有进者，在840年回鹘汗国崩溃后，南逃的乌介可汗还曾致书唐朝，乞请种粮等物。唐朝回复说，一定满足他的请求：“所求种粮及安存摩尼……并当应接处置，必遣得宜。”

既然需要种粮，自必为农耕所需，足证当时回鹘农业确有一定发展，而且在汗国的社会经济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否则，回鹘可汗就不会将之与国教———摩尼教相提并论了。农业的发展，势必促成一部分回鹘人的定居，于是，农业居民点也就应运而生了，其遗址在回鹘汗国的中心地区也有所发现。考古人员在斡耳朵八里遗址还发现有工匠住宅，宅中残存有松香、铜片、铜镜等，说明定居人口的增加促进了回鹘手工业、商业的发展。③9世纪时，阿拉伯旅行家塔米姆•伊本•巴赫尔（TamimIbnBahr）曾行至回鹘地区，在所撰游记中称回鹘首府是个大城镇，农业兴盛，周围布满乡村。这个城镇有十二扇巨型铁门，人口众多，聚落稠密，有集市经营各种商业。④商业是回鹘汗国兴起后在九姓胡，即粟特人帮助下发展起来的。回鹘初兴，不擅理财，故其可汗很重视在这方面有特长的粟特商人。⑤粟特原居河中地区，自古以来即以善于经商、理财而闻名于世。利至所在，无远弗届。远在突厥汗国时代就已有大批粟特人定居漠北，7世纪至8世纪间，粟特故国被大食帝国占领，失去了家园的粟特人更是云集漠北，以贾求售。丝绸贸易一直是粟特人经营的主要项目之一，虽然早在唐初中原地区的养蚕制丝技术早已传播于西域地区，但唐土输送到漠北的丝绸，经粟特—回鹘之手转贩至中亚一带，瞬间利增十倍，成为回鹘汗国的滚滚财源。⑥回鹘汗国之所以接受来自粟特地区的摩尼教，经济因素显得尤为重要。

一般来说，游牧民族不太重视城市建设，但回鹘却是例外。8世纪中叶，回鹘第二代可汗磨延啜（747—759年在位）即于色楞格河畔筑有富贵城，事见古突厥卢尼文《葛勒可汗碑》：“我让粟特人和中国人在色楞格河处建立了富贵城。”①今天的富贵城遗址呈方形，边长260米，现存城墙高3～6米不等，墙角有望塔，城内有三处用土石材料砌成的庙宇平台。②磨延啜子移地健（牟羽可汗，759～780年在位）继之在鄂尔浑河流域建造了卜古可汗城、斡耳朵八里以及许多宫殿。还有《辽史》卷37《地理志》所载位于今鄂尔浑河的河董城（可敦城）和《宋史》卷490《高昌传》中位处合罗川（额济纳河）一带的回鹘公主城。另外，见于记载的还有鹈泉北的公主城和眉间城。③均为回鹘城镇发展的历史见证。斡耳朵八里为回鹘汗国的牙帐所在地，兴建于751年，后来长期充任回鹘汗国的首都，成为漠北的政治与文化中心，直到840年漠北回鹘汗国被黠戛斯人摧毁为止。从现存的遗址看，全城呈不规则方形，北城墙长424米，西城墙长335米，南城墙长413米，东城墙长337米，城墙由土坯垒成，墙高10米（图2）。南、西、北三面城墙外都有护城壕。在保存较好的北侧护城壕的内侧，还能看到另有一列较矮的短墙，似乎是某种军事设施。整个城墙与城堡、要塞连为一体，被称作中世纪中亚地区最完美的军事工程之一。

城东西各有一门，西门还有很大的瓮城，瓮城外似乎有低矮的城墙。城内有明显的坊墙遗迹，看得出城内街区规划齐整有序。苏联学者在城内做过发掘，据说找到有唐代风格的莲花纹瓦当。城内东南角有一片明显高出城内地基四五米的高台，其规模应相当于一座大型建筑，地面散布的残砖碎瓦确证这里曾经有建筑存在。从这个高台俯瞰全城，地理形势非常优越，其建置堪与中古洛阳的金墉城相媲美。推而论之，当为可汗宫帐之所在。在东城墙以外，还有明显的街区遗迹，坊墙格局与城内相近，这也许是普通民众的生活区。在南城墙以外，有相当规模的田垄或矮墙的遗迹，很可能是灌溉农业的痕迹。在城的南、北距城墙约50米处可见一字排开的15个夯土建筑基址（图3），南八北七，用途不明。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这些应为摩尼教的建筑遗存，⑤但未提供任何证据。此说曾为部分学者所接受。⑥但笔者通过实地考察认为，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首先，摩尼教作为回鹘汗国的国教，应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与保护，将摩尼教寺院置于偌大的汗城之外，匪夷所思，而且也不便于回鹘皇室家族成员的朝拜；其次，作为寺院，应有一定规制，建筑物遗址应集中于某一地，不可能呈一字形排开，其散落长度几乎与城墙相同。笔者看来，与其称之为摩尼教寺院遗址，毋宁视之为皇城的屏障建筑遗址显得更合理一些。　　除了碑铭和历史文献记载外，考古工作者在漠北回鹘汗国故地还发现了磨延啜时期的城堡和城墙，回鹘人用长方形砖坯，从萨彦岭南麓向叶尼塞和赫姆奇科河流域，一个城堡接着一个城堡，连成一条长达230公里的黏土墙，城墙相当于回鹘汗国的北部边界线，①表明这些工事的主要功能是为了防御北方黠戛斯的进攻。近期，俄罗斯考古工作者对图瓦境内切列霍尔地区的波尔巴珍（Пор—Бажын）城堡进行了发掘，获突厥卢尼文碑石一方，但内容尚不明确。“波尔巴珍”，图瓦语意为“粘土房子”。古堡坐落在切列霍尔湖水中的小岛上，在首府克孜勒市的东南方，相距250公里（图4）。波尔巴珍城堡遗址于1891年被俄罗斯著名东方学家德米特里•克列姆涅茨发现，1995年被列入俄罗斯国家历史和文化遗产保护名单。依据这些考古成果，俄罗斯学者确定该城为磨延啜时期兴建的“古回鹘城堡”。　除上述之外，考古学者在漠北回鹘汗国故地还发现了不少回鹘汗国时期的其他城市，如在叶尼塞河上游一带，现已发现15座回鹘人建造的古城遗址和一个规模较大的居民点遗址。这些城市全都是四方形的，周围有城墙，城墙外围设有很深的积水壕沟。城市面积各有所不同，一般为05公顷到5公顷。其中最大的两座城市是位于巴尔里克河沿岸的兹里杰特科里特城（面积125公顷）和位于恰旦河沿岸的巴恩—阿拉克城（面积182公顷）。这15座城市遗址均坐落在河流沿岸和有沼泽的地方，换言之，全都处于自然条件比较优越的地段。所有这些古城遗址都曾是农业和商业中心。城市都曾留有驻军，有规模较大的建筑物。在城内及其周围都有冶炼、制陶、纺织、制磨等各种手工业作坊和农业的遗址遗物。城的四周都有墓地①。另外，在唐朝退出西域后，回鹘还接管了北庭和裴罗将军城（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附近），还有沿途其他一些城镇。现在已知的由回鹘人建造和居住的城址就有24处之多②。这些现象足以说明，在漠北时代，回鹘汗国的经济虽以游牧为主，但定居的农业经济也得到了充分发展，这是北方诸多草原民族，如匈奴、鲜卑、突厥、西夏、蒙古等所完全不具备的。

回鹘西迁入西域以后，当地高度发展的定居农业经济对他们来说毫不陌生。回鹘人很快适应了特殊地理条件下所形成的绿洲农业，在掌握绿洲农业技术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特点，进而创造出全新的社会经济模式。首先，吐鲁番一带“厥土良沃，谷麦一岁再熟”③，自古以来即为农业发达的区域。回鹘注意学习当地的农业生产技术，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他们将天山金沙岭雪水引导到城郭周围，灌溉田园，在河渠上安置“水”，加工粮食，又“以橐驼耕而种”。除粮食作物外，还栽培棉花。棉花一称白叠，在高昌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史载当地“多草木，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馭，名为白叠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④。回鹘人迁居高昌后，也很快掌握了植棉技术。在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中，棉花是最常见的物产之一，写作kpz。及至元代，回鹘地区的植棉技术向东传到了中原地区，广为种植。元代农书《农桑衣食撮要》载：“苎麻本南方之物，木棉亦西域所产。近岁以来，苎麻艺于河南，木棉种于陕右，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二方之民，深荷其利。”此木棉盖指棉花，殆无疑义。元代蒲道源更是明言：“原陕西西乡人民不知种植木棉之利，畏兀儿人燕立帖木儿自兴元求籽给社户，且教以种之法，至今民得其利，而生理稍裕”⑤。是知，经由回鹘人燕立帖木儿的引介，回鹘地区的棉花种植技术及至元初已移植到陕西等地，且得到广泛种植。葡萄种植更是遍布吐鲁番地区，宋元回鹘文文书中对此多有记载⑥。当地所产西瓜“其重及秤，甘瓜如枕许，其香味盖中国未有也”⑦。这些说明，西迁后的回鹘，已完全掌握了西域，尤其是吐鲁番地区传统的绿洲农耕技术，并推而广之。其次，高昌一带矿藏丰富，有多种矿物，如玉、硇砂、金刚石、砺石等，回鹘人善加利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手工业。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北宋使臣王延德出使高昌，言其境内之伊州（今新疆哈密）“有砺石，剖之得宾铁，谓之吃铁石。又生胡桐树，经雨即生胡桐律”⑧。胡桐律又作“梧桐泪”，为胡杨树干所分泌的胶状物，可作药用；宾铁刚柔相济，可制刀剑。高昌回鹘的硇砂生产也引人注目，王延德曾记载说：“北庭山北中出硇砂，山中尝有烟气涌起，无云雾，至夕，光焰若炬火，照见禽兽皆赤。采者著木底取之，皮着即焦。下有穴，生青泥，出穴外即变为砂石，土人取之以治皮。”硇砂，学名Salammonica，主要出产于西域，“以北庭产者为上，人称为北庭砂”⑨。尤其是吉木萨尔水西沟一带所出硇砂，“纯者色洁白”，正合医家所需，故李时珍言“以北庭生者为上”①。此外，西域当地人常取以为制皮的原料或金属的焊剂②。回鹘的纺织、文绣、冶金、攻玉等也都名闻遐迩。《宋史》载回鹘“人白皙端正，性工巧，善治金银铜铁为器及攻玉”③。洪皓亦记载说：“［回鹘］帛有兜罗、锦、毛、狨锦、注丝、熟绫、斜褐……善造宾（镔）铁刀剑、乌金银器……其在燕者，皆久居业成，能以金相瑟瑟为首饰，如钗头形而曲一二寸，如古之笄状。又善结金线，相瑟瑟为珥及巾环，织熟锦、熟绫、注丝、线罗等物。又以五色线织成袍，名曰克丝，甚华丽。又善捻金线，别作一等，背织花树”④。由是以观，当时回鹘手工业产品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式样别致精巧，招人喜爱。这里的九姓古思指的就是高昌回鹘，所谓的Panjikath村，其实就是回鹘夏都北庭。差不多与之同时，宋使王延德到达见北庭，见这里“地多马，王及王后、太子各养马，放牧平川中，弥亘百余里，以毛色分别为群，莫知其数”⑥。当地回鹘人又培育了优良大尾羊，“尾重者三斤，小者一斤，肉如熊自而甚美”⑦。这些说明迁往西域诸地的回鹘人大多已由游牧民转化定居，从事农耕，但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并未轻易丢弃他们所熟悉的特长———畜牧业，而且，高昌回鹘的畜牧业相当发达。最后，漠北时期，在粟特人的帮助下，回鹘商业已获得一定发展。9世纪中叶以后，回鹘成为西域与河西走廊丝路贸易的主宰，而这一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西交通的要道———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在回鹘未迁居以前，这里就是经济繁荣、贸易发达之地，并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产、供、销体系，在东西方各种民族穿梭往来，不断迁徙、流动的同时各种异域文化也在这里传播、交流。回鹘迁入后，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优良传统，积极发展与周边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不仅与中原、西藏、西夏及东北的契丹、女真交往频繁，而且也与西方的波斯、印度、大秦保持着直接或间接的商业交往⑧，并逐步取代粟特而成为10至12世纪丝路贸易的霸主。后来，甚至有相当数量的粟特人（如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唐代《回鹘米副侯墓志》中的米氏，五代入贡后唐的回鹘使者粟特人安摩诃等）融入回鹘之中，成为回鹘大家庭的一员⑨。

随着经济结构的发展与变化，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也必然地随之产生变化，以与之相适应。如前所述，漠北回鹘农业虽有较大发展，但从主体上讲，以善骑射的游牧者而著称。在西迁前，回鹘先以萨满教为国教，8世纪中叶以后，又奉摩尼教为国教。西迁中亚、西域、河西以后，他们逐步改变着自己旧有的经济文化面貌，如西域、河西回鹘在保留摩尼教信仰的同时，民众大都皈依了佛教，另有一部分民众或皈依景教，或归依道教、祆教等；而中亚的回鹘人则逐步放弃原有的宗教，于10世纪中叶始，全民归依了伊斯兰教。西迁前，回鹘文化比较单一，以突厥文化传统为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汉文化的影响。763年粟特摩尼教传入，被定为回鹘的国教，粟特文化开始在回鹘中大放异彩，粟特文被回鹘人接受，据以创制了回鹘文。但由于受游牧经济的制约，这种文字在漠北并未流行开来，迄今所见的唯一证据就是20世纪50年代于蒙古国乌布苏省图尔根苏木发现的回鹘文碑铭《乌兰浩木碑》①。该碑的时代无法确定，仅知为840年回鹘迁徙之前的遗物，差强可证回鹘文在漠北回鹘汗国时代的使用。回鹘西迁后，他们所面临的文化氛围大为改观，在中亚、西域、河西诸地同时并存的多种文明，除了来自中原的汉文化和来自印度的佛教外，更有来自希腊、阿拉伯、波斯的文化气息，使初到此地的回鹘人迅速改变了漠北时期的比较单一的文化结构，形成了具有多种文明兼收并蓄之合成特色的新文化。上述这些都可称作回鹘西迁以来其生产、生活方式由草原型向农业型转化而给文化发展带来的新气象。换言之，回鹘的西迁及随之而来的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为其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契机，在保留部分旧有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了由草原型向农业型的递嬗。其文化类型由原来的以草原型文化为主、农耕文化为辅，转化为以农耕文化为主、草原型文化为辅，同时兼有商业和手工业，实现了质的飞跃。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回鹘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独特的个性，始终存在着游牧与定居、牧业与农业的双重属性，只是二者在经济结构中的主次会随着地理条件的变化而有所调整。经济结构的转化与不同经济类型的共存，基本上反映了回鹘社会形态演进的特质。回鹘西迁后，之所以未像其他游牧民族那样“为被征服者所同化”，继续保持自己的民族个性，文化传统得到保持与发扬光大，进而演变为现代民族———维吾尔族与裕固族，个中玄机抑或存乎于此。比较稳定的农牧兼营经济结构有利于回鹘人因时因地而实现自我转化，从而避免了其他游牧或半游牧民族（如匈奴、突厥、鲜卑、吐谷浑、党项、契丹、女真、内迁蒙古人、满洲等）那样在转化过程中因失却自我而被具有较高经济、文化水平的民族所同化的命运。回鹘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并存的二重性特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两种文化类型兼而有之，使回鹘文化显得丰富多彩；其次，两种文化类型的并存，使回鹘文化本身更富有弹性，更易于接受外来文化，故来自中原的农耕文明、来自西藏的牧业（兼营农业）文化，以至来自印度、波斯、中亚的各种异域文化，在回鹘那里都可以找到生存的土壤，以回鹘文化为体，以外来文化为用，海纳百川，进而实现了回鹘文化的发展与升华；再次，兼容并包了多种文化因素的回鹘文化，受汉文化影响最大，正是汉文化的滋养，造就了回鹘文化的高度发展，为诸多蒙昧初开的北方游牧民族所景仰；经过回鹘人的消融，汉文化已经分解为回鹘文化体内的分子，渐次形成独具特色的多元性混合文化，比起历史悠久且典雅深奥的汉文化来说，显然更容易为北方草原民族所接受，这就是西夏、蒙古在立国之初都重用回鹘人，以回鹘人为师的基本原因。自宋至元，回鹘人长期充当着汉文化向北方民族传播的媒介。党项（西夏）、契丹（辽）、女真（金）、蒙古（元）等对汉文化的接受，无不受惠于回鹘人。这也是我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上稀见而奇特的现象，值得予以特别关注。

作者：杨富学 单位：敦煌研究院　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