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社会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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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狐突传说的主要类型及其地方性演述

1、生平传说狐突作为历史人物，在晋国的历史舞台曾扮演过重要角色。他既具有深谋远虑的政治才能，又具有忠义守信的高尚品质，其悲惨遭遇最能激发历代民众的同情心，成为民间社会忠义的象征。狐突一生极具传奇色彩，在古交、交城、清徐一带流传着关于狐突生平逸闻或传说，这些传说以描述狐突事迹为主，主要包括狐突御戎传说、狐突被害传说。（1）狐突御戎传说狐突为晋太子申生的御戎，负责驾驭戎车。一年，晋献公派申生攻打“皋乐”族时赐其杂色衣和缺口玉环。狐突感叹杂色衣缺温润之情，缺口玉环显离异之意。申生攻打皋乐之际，狐突劝诫申生到他国避难，认为大夫在外会受朝中谗言，国家出现纷乱。申生执意攻打，凯旋而归。回国后国内谣言四起，申生继母骊姬频繁在献公前挑拨离间，狐突闭门不出。献公大怒，令申生自杀。申生死前悔意万分，嘱托狐突辅助其父治理国事，虽死心安。（2）狐突被害传说骊姬再献谗言诬蔑公子重耳。狐突之子狐毛、狐偃助重耳逃亡国外。晋怀公执政，令随重耳流亡之人三月内回国，过时抄家惩罚。狐突执意不肯召唤其子回国。怀公大怒，抓捕狐突，使尽手段威逼利诱，狐突严厉拒绝。七月初五狐突全家被杀，葬于晋阳马鞍山。至今此山仍遗有大小坟丘70余座。民间传说是凭借特定地域民众群体口头的历史记忆，流传的时间愈长，扩布的范围愈广，事实的因素会逐渐削弱，想象的成分会不断增加。上述两则传说的基本情节与典籍文献记载相似，可是在人物性格刻画、具体细节描述上更加形象生动，语言表述也更具备口语化的特点，这正是由历史事实向民间传说转化的重要特征。狐突一生为晋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长达30余年的政局动荡中，赤胆忠心地保护申生和重耳两位“储君”的人身安全。狐突的辅佐使得申生在开辟晋国疆土上建立了功勋；狐突事前派他的两个儿子（特别是狐偃）随重耳逃亡，保护重耳，充分体现了政治家的深谋远虑。狐突的行为表面上看是对君主个人尽忠，实质上关乎到社稷安危，百姓平安。因此在他死后，百姓感念他的忠义仁勇，述说着他生前护国为民的动人故事。

2、建庙传说建筑物的选址讲究风水，风水好坏直接关系到建筑物主人的命运。庙宇选址同样要讲究风水，但是在民间的建庙传说里，不少庙宇的选址原因往往简单地归之于某则神奇的传说，或是有人得到神灵托梦，百姓就在其显灵的地方修建神庙，供奉神灵。古交狐爷山的狐爷庙修建相传是从某个人的“托梦”开始的。据说很久之前，有人睡觉梦见一个长白胡子老头儿。老头告诉他没有地方可去。此人觉得很奇怪，认为这是狐神在给他托梦。第二天，他把这个梦告诉了大家，于是大家商量修建一座狐爷庙。当地某人睡觉时梦到狐爷无处安身，大家认为这是神明的暗示，需要在这个地方建一座神庙。此时，庙宇的选址与所谓的风水就没有了直接联系。狐神“托梦”后，百姓一般不敢轻易违背，他们认为神明是万能的，得罪神明定会遭到报应。他们通常会根据梦境内容寻找这个地方，不仅为神灵完成所托之事，同时也为自己寻求心理安慰。受到“神仙托梦”后，百姓为其修建庙宇，关于古交狐爷山狐爷庙的选址也有这样一个传说：当年原平川的西川、南川及西治川社头集资修建狐爷庙。庙址选择在背风向阳的骡圪洞。开工当天早晨木料全部消失，莫名躺在了东山与西山之间的马鞍型平阔地上。众人奇怪，却认为此地山势高耸，没有水源无法建庙，将木料搬回原处。第二天木料又消失，出现在前一天的地方。人们认为神仙显灵，磕头祈祷，发现一根粗檩立在山石旁，一大汉将檩子扛起，一股清泉喷涌而出。众人方才悟出在此处建庙是神的旨意，于是将庙建在这里。百姓在某个地方给狐神建庙，原因并不是这里风水好，而是因为这是“神仙故意安排的”，因此这个地方就有了灵气。建座神庙可以庇佑一方百姓，并且能够使人们切身感受到神明的神通广大。娄烦县下静游村的狐突庙据说是在光绪年间所建，关于庙的来历在当地也有一则神奇的传说：一年夏天的中午，下静游村在岚河畔锄苗归家的村民听见河中传来“救命啊！救命啊！我姓狐”的求救声，他下水用锄头捞起漂来的“人”，发现是一尊木制神像。神像打捞上来了，河里的呼救声也消失了。大伙将神像背回村，立在“狐爷”庙供奉。从此，村中一旦有人犯错，长辈命其在此认罪悔过。静游村的百姓看见河里漂浮的神像，听到神像发出求救的声音，便给神像修庙并供奉起来，体现出民众对神明的一种敬畏心理。此时，木制神像不再是原始的物质，而是进入了显现并在自身的显现中承载着一定的象征意义。它作为一种“介质”，其物质材料已经不是自然的物质材料，也不是冷漠的、与人的存在没有关系的纯粹自然物，而是在被动的物质材料中灌注了创作主体的“生命意味”，承载了特定的文化内涵与民众心理。于是，它的物性便触动着人们的身体和精神。百姓对神明有敬畏之心，木制神像让人们认为是有神明在暗示，于是便不敢怠慢。即使不知道所谓何神，也会按照所见所闻为其修庙并供奉起来，他们认为这样就不会得罪神灵。

3、显灵传说显灵传说的产生与我国长期存在的魂魄观念、鬼神崇拜紧密相联。在下层民众看来，生前就不平凡的狐突，死后也会化为半仙半鬼，其灵魂会在凡间显现。自人类有埋葬意识以来，便与灵魂信仰紧密不分，人们认为灵魂是活动的并会随时出现，灵魂出现后形成的一系列活动被人们加以想象渲染，便产生了灵魂传说。狐爷山是埋葬狐突的地方，因此这一地区流传着这类传说是自然而然的，当地民众把他亲切的称呼为“狐爷”，每当谈及狐神显灵时，都称为“狐爷显灵”。（1）狐爷显现真身传说一个岚县人去娄烦卖草帽时碰到一个老人。老人向岚县人赊了一顶草帽，并说自己姓狐，是下静游村人。次日，岚县人卖完草帽，去村里找老人索要草帽钱。他根据地址来到狐爷庙，方知老人正是狐爷所变。于是岚县人买贡品叩拜狐爷后高兴地回家了。狐神与卖草帽人的传说在村子里传开以后，人们更加相信狐爷灵验，这个村子以及整个镇上的人都认为狐神是他们的保护神。（2）狐神替民解难传说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难题，于是在狐神传说中，便将狐神塑造成充满正义感的人物形象，为民众扶危济困，排忧解难。在清徐、太原、娄烦一带的百姓中间广泛流传着这样的传说：有一年，晋源区大旱，阴历八月初二才降下一场雨。一个卖荞麦籽的老汉对村民说，此时种荞麦可获大丰收。老汉承诺把种子赊给村民，待荞麦丰收后再还钱，无收成则不必还钱，并说自己是白石涧沟人，姓狐。人们把乔麦籽买回下种到地里，结果获得大丰收。村民们到白石涧沟还钱，方知老汉正是狐爷所变。此后，凡遇天旱，村民就来涧沟拜狐爷。传说中的狐神乔装成凡人，拥有和普通百姓一样的容貌、神态和口音，看起来完全是一个具有亲和力的长者，是生活在民众中的“狐爷爷”，这样就消除了百姓与狐神之间的神秘感。然而，和蔼可亲的“狐爷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他爱憎分明，惩恶扬善，对于贫苦善良的百姓会出手相助；对奸诈的恶人，绝不姑息纵容。在民众日常生活中常常会有一些恶霸、财主使尽手段刁难百姓，想方设法从百姓的身上得到好处，扰乱民众正常的生活秩序。狐神嫉恶如仇，如果知道哪个恶霸欺负百姓，定会加以惩罚。交城“方秃子”传说就演述了这样的内容：农历五月初六，交城人要出北门上卦山。恶霸方秃子要求出北门的人给他捎一担粪去自家地里。狐爷变作样貌温和的人走到方秃子跟前。方秃子要求狐爷担粪，于是狐爷挑上粪出了北门。十多天后，方秃子的几十亩玉米越来越不景气。人们才想到那天的老人很像狐神庙里的狐爷，方知是狐神显灵。在这则传说里，“方秃子”作为地方恶霸的代表，欺压百姓，人们虽然痛恨这样的恶人，却没有办法与之抗衡，只能寄希望于狐神。狐爷作为神灵，法力无边，靠神奇的力量惩治恶霸，替百姓出气。民间传说将狐神塑造为正义之士，并赋予它更多的传奇色彩。

4、宝物传说程蔷认为“活跃于文明社会的宝物观念，来自远古时期的神物幻想。原始社会人们天真幼稚的思维经过时代的淘洗、磨砺和加工，演变成为文明社会人类意识形态的一个方面，但它们的内核仍然有着相同之处。原始人的神物幻想是构成古代神话的有机组成部分，神话离不开神，也离不开神物。如此说来，有关神物的幻想，有关宝物的观念，确实是很早就进入了民间叙事”。处于社会底层的乡村民众物质资料匮乏，生存艰难困苦，但精神生活却是充盈丰裕的，他们在各种艺术创造活动中自娱自乐，寻求自我精神的解放，并获得自我尊重、自我创造的满足，在幻想中不断地发现自我、找回自我、张扬自我。狐爷山一带流传的宝物传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1）宝物幻想与道德观宝物幻想是艺术创造最好的原料和催化剂，它可以使民间叙事创造者超越沉重而乏味的日常生活，徜徉在诱人的幻想之中，使这类民间叙事的接受者暂时地摆脱和忘却困窘忧患的处境，获得精神的慰藉和愉悦。正因为如此，生活在狐突山狐突墓周围的民众，自然会联想到其中埋藏了大量的宝贝，这些宝物会惠赐于民众，让民众过上富裕美满的好光景，因此，以宝物为叙事核心、以寻宝探宝为主要内容的口传作品在狐突传说中颇有艺术魅力，深受民众喜爱。在古交一带流传着这样一则传说：狐突死后被晋文公厚葬于晋阳马鞍山上，文公制做的数万匹马在葬礼上附魂成活。翌年，一老翁手持拐杖将山拗开，数万匹马涌入山内。百姓见之，皆拜祈老翁，老翁霎时化作白光杳然无踪，但天空飘下一方丝帕，帕上写着：“马驹本是黄金铸，狐爷造化百姓富，若要发财须忠孝，单等吉日开宝库。”还有“：若要再相会，七月初五来。”每年七月初五，百姓牵牲畜集会于狐爷庙前，祭祀狐爷的同时意欲引出金马驹。凡善良的百姓在祭祀完后，其牲畜群里会增添一匹金马驹，也有贪婪之辈因捕捉抢夺金马驹，得罪了狐爷，于是老翁关严山门，金马驹从此不现。但善良的百姓每年依旧牵着牲畜来狐爷山祭祀赶集。凡是勤劳善良、忠诚孝顺的庶民百姓就能得到金马驹，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观念，即宝物的获得和拥有，必须与人的“德行”相称，有德行的人才能有福。中国民间叙事常有这种含蓄、多层的意味，暗寓某种伦理道德的训示，引导人心向善。在中国百姓的思想深处，总愿意相信上天会降福给那些勤劳本份、心地善良的人，机缘和运气也只对这样的人才会起作用。这种思想贯穿于民间叙事作品中，特别是宝物主题传说，因为它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的心灵深处，是一种存在于民间的普遍观念。传说对贪婪、狡诈、不讲信义等恶行的尖锐讽刺，与劳动农民的朴实善良形成鲜明对比。（2）寻宝传说与财富观人们相信有大量的金马驹埋藏在狐爷山底，这些金马驹就成为了后来觅宝者寻求的对象，继而又构成了寻宝的情节。以下是两则关于狐爷山寻宝的传说。狐爷山里的金马驹有位道长来到狐爷山，离开时送给一位老大爷一颗黄瓜种子。道长告之种子下种后一百天，用熟黄瓜打开山门，金马驹会出来。于是老大爷把黄瓜种子种下去。到九十九天时，他听见黄瓜有动静，认为黄瓜成熟了。他用黄瓜打开山门，金马驹奔跑出来。看到金马驹，他很高兴。忽听一声巨声，山门被关上了。老大爷气得晕倒在地上。他醒后看见用黄瓜所撬的地方，不停流出水。他认为这是狐神的安排，就在此地挖了口井，说是“仙泉”。此后，他饮用“仙泉”水，据说活了九十九岁。狐偃山的传说交城狐偃山上住着南蛮子，其头领叫“大蛮子”，他告诉同伴狐偃山中有金马驹。同伴们没有找到，都放弃了，但大蛮子还是独自寻找。他在睡梦中遇到一位仙女，仙女送给他一粒种子，并告诉他种子必须单独种进二亩良田里，每日锄地三次，百日内不可摘下，否则前功尽弃。一日，大蛮子不小心揣着种子跌下山崖。遇到一位老翁救了他，他便把一切都告诉了老翁。于是老翁让出二亩良田种下种子，大蛮子回南方，临走前叮嘱老翁牢记仙家的话。到了第九十九天，老翁忍不住摘下黄瓜在崖上一碰。狐偃山拦腰分开时金马驹出现，可是山盖突然落下，金马驹没能得到。这两则传说虽然情节有所不同，但其实属于一个母题，即主人公得到神仙的指点，寻找狐爷山里的金马驹，但由于他们没有完全按照神仙的旨意去做，最终未能得到宝物。从民众心理因素分析，渴望摆脱贫穷变得富裕起来是农民们的普遍愿望，从很多传说中都可以看出，农民们热爱自己的生活，热爱一切与自己日常生活和生产劳动有关的事物，因此他们常常把对于宝物的幻想寄托在一些自己觉得十分亲切的事物上。他们幻想一颗种子经过培育长出的果实能够打开狐爷山的宝库，生活中常见的黄瓜成了开启宝库的钥匙，这种美丽的幻想，是民间叙事的现实性和传奇性的有机结合。如果只是单纯的偶然得宝，情节就显得单纯朴素，但是经过神仙指点而获宝，就多了一个转折。把得宝的缘由归于某种客观因素的引导，是因为神仙的帮助，主人公才得到宝物，神仙与宝物，二者都具有超现实的特性。这样的幻想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因为它与农民勤劳的美德有关，而且关于人类寻宝过程的奇妙幻想能满足民众的审美需求，所以这类传说获得了广大劳动民众的喜爱。寻宝传说是典型的复合型传说，其艺术手法是把该地的狐爷传说与全国各地普遍流传的南蛮盗宝型传说粘连在一起，把宝物与特有的风物相附会，丰富了传说的内容。第一则传说叙述寻宝者取宝失败了，却在当地留下某种遗迹，即狐爷山狐爷庙中的神井。这种“觅宝”、“取宝”情节与地方山川风物的粘合，使这类传说带上了很多地方色彩，更容易被当地群众接受。

5、神亲传说“神亲是村落之间把世俗亲缘引入信仰领域而结成的一种长期、稳定的亲密关系；它以共同信奉的某位神灵为纽带，确立了村落与该神的亲属关系及村落之间由此而来的亲戚关系。”婚姻关系在乡村社会民众日常生活交往中极为重要，百姓认为人与人之间要喜结连理，神与神之间也需要成双配对，因此人们会为“独身”的神明牵线搭桥，使之结成神亲。阳曲县就流传着这样一个给狐神结神亲的传说：阳曲县大川村常家庄村民趁夜来到涧沟将狐神偷走，祈雨应验后，村民将狐神临时寄放在一条沟里。刘庄放羊人将此事告诉村民，于是刘庄村民将狐神请回供入娘娘庙。涧沟村村民发现狐神在刘庄，就将此事告到官衙。官衙老爷最后判定，涧沟的狐爷爷和刘庄的娘娘结为神婚。涧沟村正月十五闹红火初七将狐神请回。一个村落供奉着“狐爷爷”，周围村落的人们听说祈求狐爷爷降雨很灵验，因此把神像偷来供奉，这个传说其实和灵验传说是不可分割的。狐爷爷灵验，所以才有偷神像的情节，从而推动了故事的进一步发展。后来又一个村落的人发现了神像，想到自己村里娘娘庙里供奉的“娘娘”是独身，于是就想让“狐爷爷”和“娘娘”结神亲，这样就可以共同供奉狐神，因此这两个村落就形成了共同的狐神信仰。两村的百姓把世俗的亲缘关系引入信仰领域，在给两个神结亲的同时，两个村落之间也结成了长期、稳定的亲密关系。这则传说具有浓郁的喜剧性，在离奇曲折的情节和出人意外的结局中，隐含着乡村民众的生活智慧与生存策略。

6、狐神与神龙传说根据中国人的传统信仰，司雨之神应该为龙。狐神既然可以司雨、司雹，自然与龙有了密切联系，于是出现了狐爷养育神龙的情节。西隅坊的居民常常在深夜被巨大的声音惊醒，他们看到金色巨龙落于狐神庙。庙中善友看到金龙潜入庙院井中，于是西隅坊人为这口井安装了栅栏，阻止金龙腾云而去。人们都认为那是狐爷养育的神龙，因此只有在七月十四狐神庙古会这一天，才会破例将井的栅栏打开。以上是流传在交城一带的狐爷养龙的传说。为了显示狐神的灵验，在大同阳高县广泛传播着狐神是小白龙的故事，这也是狐神信仰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发生的变异：胡神原名小白龙，专管人间降雨。小白龙被张天师派回山西后，他非常高兴，使尽了全身本领。于是狂风大作，冰雹漫天，颗粒无收，酿成大祸。为了赎罪，小白龙在阴历七月初三将麦种赔偿给乡亲们，并起名赔麦。乡亲们就为小白龙建庙，起名胡神庙。乡亲们每年七月初三为胡神唱戏。在这个叙事文本里，民众把“狐神”称作“胡神”，他本是小白龙的化身，他是神祇，具有呼风唤雨、掌控丰歉的“神力”。同时，他又像一个顽童，天真可爱，大胆任性，因一时过错给人间带来灾难。这就使这位神灵更具“人性”，传说文本把传奇性和现实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二、狐突传说信仰与山西社会文化变迁之轨迹

狐突本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大夫，由于他的忠诚，受到百姓崇拜并加以祭祀。历代统治者从维护自身政治权威、进一步统治底层民众的需求出发，不断对狐突予以加封；历代民众出于对本地历史人物的敬仰和现实生存的需求，靠口头语言传讲着狐突的传说故事。官方与民间的两种力量互为促进，使狐突从忠臣形象逐渐演化为雨神，进而成为该地具有多种神职功能的保护神，狐突传说信仰的演变从一个侧面昭示了山西区域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

（一）从贤臣到雨神的演化在历代民众构筑的传说信仰世界里，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民众对一些历史人物的崇拜不是因为他们死后显灵，也不是因为他们长生不老的仙性，而是因为他们在世时表现了大德、大智或大勇，他们的文治武功有利于民，为世人尊崇和敬仰，所以把他们推上神位，赋予一定的神性，这是中国民间信仰对人物崇拜的最直接体现，称之为圣化或圣贤化。山西境内对狐突的崇拜，可从一些文人诗词中窥见一斑。明代乔宇曾写诗纪念狐突“:晋家争立衅谁开，霸业中衰未可回；诸子为君从患难，当时谋国总贤才。丹青遗像忠魂在，香火空山祀典来；自古英雄常死节，不须重起后人哀。”清人柯嶟《过狐突祠》亦写道“:闲来狐突祠，剔苏读残碑。创建知何代，荒凉适此时。苔封松柏少，僧寂鸟声迟。亮节千秋在，遗忠立晋基。”清康熙年间潘耒《狐大夫庙》写到“:皋落千年泪，韩原一片云；几能开霸业，魂尚拥储君。故里堪遗庙，空山况有坟；灵旗风过处，寒雨暮纷纷。”这些诗句都是颂扬狐突的高风亮节，道出了后人祭祀他的原因。与此同时，围绕狐突生前事迹形成的传说故事也开始流传开来。依据现有文献记载，可以断定清徐、交城一带为狐突建庙的时间为唐朝。明韩祐《碑亭记》云：“神为却波故城人，墓在马鞍山，立祠已久，唐长史王及善徙山南遗祠于县北，屡著灵应。”到了北宋时期，朝廷正式加封狐突为正祀之神并赐“狐神庙”，据《宋会要辑稿》云“:狐突祠，在交城县，徽宗大观二年（1108）五月赐额忠惠。”金元占领山西后沿用了宋朝的政策，继续支持鼓励百姓对狐突的崇拜，在祁县、太谷、清源等地建庙祭祀狐突。山西经历了从上古时期以晋南为中心，逐渐向北迁移，形成以太原为中心的晋文化区这样一个转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宋金之际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时刻”，因此这一时期是晋中地区狐突信仰发展的重要阶段。每种信仰的背后既有历史因素，又潜藏着地域因素。明清时期连续不断的旱灾把山西民众推向了灾难的深渊，人们在绝境之中向神灵求救，对狐神的崇信达到了高潮。明崇祯七年（1634）至九年（1636）山西连年不雨，饿殍遍野；清光绪元年至四年（1875-1878）山西连续4年大旱，颗粒无收，死者不计其数。各地纷纷开始对狐神庙进行重修，政府官员甚至亲自祭狐神，“狐大夫庙在南关小木桥门外，牛站门、萧家营俱有庙，二月十五日知府主祭”。光绪四年，狐神又重新得到加封，“晋省大宪以求雨普泽，奏请敕加封灵弼忠惠利应侯，遣官诣马鞍山致祭。”光绪《清源乡志》记载“:狐突墓，在马鞍山下，宋宣和五年封利应侯，乡人建庙以祀之，坐下有泉，遇旱祷雨辄应。”另据狐突庙中碑文记载“：若利应侯者，生则忠于君，没犹庇其民，聪明正直而为神，其非同于淫祠也明矣！”认为他为民御大灾，捍大患，所以“每遇旱魃之年，邑侯之来守是邦者，往往率诸父老，祷雨于斯，随求随应，历有明证。”这些资料表明，民众深信狐突就是自己心目中的雨神，具有救民于危厄之中的神职功能。狐突被奉为雨神，百姓遇到干旱少雨的时候会向狐神祈雨。民间流传着很多关于狐神灵验降雨的传说，娄烦一带的传说最具有代表性：清光绪三年，娄烦一带土地干旱严重，3个小孩将土地庙里的泥像搬回家中求雨，未成。小孩在狐爷庙前哭诉，承诺显灵就为狐爷唱戏谢恩。狐爷显灵，庙外降雨，老百姓为狐爷唱谢雨戏。生活在农耕社会的乡村百姓靠天吃饭，人们认为大自然的雨水由神灵掌管，于是在干旱少雨时祈求神灵降雨以缓解旱情。狐突作为地方性神灵，与其他神灵相比，人们认为他更了解下层百姓的苦衷，老百姓遇到灾难也容易与他沟通，求雨更为灵验。山西境内十年九旱，大多数农民把珍贵的雨水看作生存、生活的重要保障，于是潜意识里赋予狐爷雨神的身份。狐突便依据百姓的生活需求逐渐由人成神，由贤人变为雨神，山西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和农耕文化土壤成为狐神降雨职能形成的重要原因。冰雹是山西区域内仅次于干旱的第二大气象灾害，《阅微草堂笔记》载：“山西太谷县西南十五里白城村，有糊涂神祠，土人奉事之甚严，云稍不敬，辄致风雹。然不知神何代人，亦不知何以得此号。后检《通志》，乃知为狐突祠，元中统三年敕建，本名利应侯狐突神庙。‘狐’、‘糊’同音，北人读入声皆似平，故‘突’转为‘涂’也。”可见，清代太谷一带的民众视狐突为雹神，稍有不敬，便致风雹，所以对狐神的崇祀非常认真。明清时期，雁北、晋中东山地区及河曲、五寨等县的冰雹灾害尤为严重，因此这些地区的民众普遍尊奉狐突为雹神。“俗传神祀水雹，故雁门以北，祠宇相望，而太、汾二郡亦无县不祀”。天镇“雹神祠，在南洋河北，祀晋大夫狐突。乾隆十七年知县张坊建”，修建缘由“：因民每岁祷神远在阳高许家园，会大雨雹，为民祈祷，建新祠三间”。在山西中部或南部某些区域，凡遇旱灾时，祈祷狐神，狐神的神职功能主要是司雨，而上述两地祭祀狐神则是为了防雹，这是民间信仰传播到一个新的区域之后形成的地域化调整。晋北地区的狐神不是本土固有的民间神灵，而是由晋中传入的，明代在山西北部沿边驻扎着大量军队，部分军户就是从山西中南部征调而来的。与此同时，明代及清初的移民实边与屯田垦荒政策造成人口流动，晋中大量民众迁移到了晋北，因此狐神信仰随着人口迁移在这里传播开来。又因阳高、天镇二县临近河北，明代北部军事防御体系确立后的人口变迁使得狐神信仰也流传到与山西邻近的河北省个别县区。清俞鸿渐《印雪轩随笔》载，“万全县往北十里许，有名胡涂庙者，不知所始。或云县与山右接壤，庙祀晋大夫狐突，音之讹而为此，理或然也。今之庙额则曰胡神，其貌须猬卷，而状狞恶，绝类波斯胡。相传七月朔为神诞辰，土人演剧酬神，远近毕至，男女焚香膜拜，三四日乃已。土人云：神司雹于此土，稍慢之，则硬雨为灾，秋稼必受其害，固奉之不敢不虔，……”狐突信仰传播到河北万全县之后，虽然“狐突”音转为“胡涂”，然而其雹神的神职功能与山西北部无异，尤其是“其貌须猬卷，而状狞恶，绝类波斯胡”，狐突神像明显保留了春秋时期山西西部少数民族的外表体质特征，为我们探讨春秋时期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部族融合及族群认同提供了难得的图像资料。

（二）由雨神到全能神的转变晋中地区清徐、交城一带的民众最初把狐突塑造为雨神的形象并赋予其司雨的职能，进而崇拜与祭祀之，屡次应验后更增加了民众的神秘感及依赖心理，对狐爷的神力深信不疑。明末清初，晋商异军突起，狐突的神格由雨神转变为商业保护神。商业兴起之初并未形成规范有序的体系，交通、治安、管理等制度均不完善，商业活动过程中存在着很多不确定因素干扰买卖正常进行，于是缺乏安全感的商人们急需要从本地原有神灵谱系中“提拔”一位神灵作为该行业群体的精神依靠，于是，狐突作为山西有名的民间神灵，当之无愧地得到擢升。据太谷县保存的民国十四年夏历九月《重修狐公庙碑记》记载，当时为狐突庙捐资的商业团体有：省城太原书业城、范华公司、双合成、商务书馆、中华书局、晋新书社等，还有祁县、榆次、介休、平邑、曲沃、忻县、晋城、寿阳、孝义等地商号，甚至还有外省如河南、石家庄、天津、北京、张家口、奉天、吉林、保定等地的各大商号。从这一碑刻史料中可看出，为狐突庙捐资的仅商业店铺就有310个，遍布山西各市县乃至外省，其商号数量之多、分布范围之广令人惊叹。说明狐突信仰底蕴深厚，播布广阔，同时也反映了商人群体在长期从事商业经营过程中寻求保护的心态。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环境发生巨大改变，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提高了人类对环境的控制能力，水利设施的兴建和人工降雨的发明使狐突作为雨神的信仰职能逐渐减退；另一方面，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竞争压力和生活压力已成为困扰现代人的重要因素之一。人们需要从信仰的世界找到皈依，寻求心灵的救赎，而信仰具有心理暗示的作用，人们把技术或组织手段无法解决的问题诉诸于这种神秘力量，通过祈求神灵，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山西很多地方的民众把狐突庙作为心理治疗所，狐突信仰也成为帮助他们治疗在现实社会中所造成的心理问题的良药。人们赋予狐突地方保护神的功能，这种保护是多方面的，包括生活富足、身体健康、事业成功、感情幸福等。因此狐神的职能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变化，在雨神职能的基础上，衍生出更多符合百姓生活愿望的神职功能，成为无所不能的地方保护神。在狐突诸多神职功能里，最显著的职能有两种：一是惩恶扬善的职能。狐突凭借“忠”而闻名于世，受到统治者的推崇和百姓的敬仰。百姓认为狐神富有正义感，会为百姓打抱不平，伸张正义，每每遇到恶人恶行时便会在狐神面前诉说，祈求狐神显灵。在古交、娄烦一带就流传着一些狐神惩治恶霸的传说；二是生育神的职能。中国传统社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人们希望借助神灵的力量求得子嗣。狐神具有不可估量的神力，因此人们在狐神塑像前上香跪拜，祈求子嗣，如在清徐一带就有向狐神“摘花求子”的习俗。此外，人们赋予狐神的神职功能还有求功名利禄、求平安幸福、求寻找失物等，百姓根据自己的生存需求创造了无所不能的狐神形象。狐突信仰内化为民众心灵深处的一种精神诉求，其神职功能走向多元化。

（三）狐突传说信仰的现代传承中国的民间信仰是传统农耕社会的产物，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民众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也在发生转变。狐突信仰产生初期，民众将其作为雨神供奉，在现代社会，狐突传说信仰仍然得以存在和延续，并在保持原有形态的同时适应社会变迁增加了新的内涵。狐神信仰空间的现代变迁。狐神庙是人神共处的空间，庙会和祭祀仪式等活动的举行加强了民众与狐神之间、民众与民众之间的互动。因此不管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狐神庙、庙会等信仰空间的存在都具有增进人和神、人和人之间交流，满足精神需求的作用。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庙会的性质由祭祀神灵向商品流通转变，进而成为乡村演剧、人群交流的公共文化空间，娱乐性逐渐成为庙会文化的重要功能。狐神庙会期间，民众可以欣赏到地方戏曲及各种文艺表演，这些民间艺术的展演为庙会增加了热闹的气氛，娱神的同时也达到娱人的目的，无论对表演者还是对各个社会阶层的观众，都会在精彩的表演中感受到精神的愉悦，一扫心中的苦闷和烦恼。庙会还起到物资交流、互通有无的作用，有效调节了乡村经济的商品需求。此外，狐神庙会是在古朴的信仰活动中传承和发展的，是一种地方标识，也是村际关系的凝合剂。作为一个公共信仰空间，它不仅可以为百姓提供交际平台，还可以有效加强村与村之间的联络。庙会那天，亲戚之间相互走动，民众之间交往频繁，气氛融洽，有利于营造安定祥和的社会氛围。狐神信仰内涵的现代价值。狐突信仰活动与集贸市场、文化交流及旅游观光等相互交织，地方政府也参与到狐神庙的重修、扩建和庙会活动安排等信仰活动中。比如狐爷山狐爷庙景区开发，政府大力投资人力、财力和物力对庙宇进行扩建，吸引更多人来狐爷庙参观、祭祀，在弘扬狐爷庙文化内涵的同时，还可以满足人们的旅游需求，从而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因此，狐突信仰的发展带动了各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官方力量的加入也为狐突信仰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狐神庙逐渐成为弘扬忠文化的场所，狐神的历史事迹、口头传说等内容丰富了民众精神文化生活，对民众的思想道德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狐突传说信仰作为民众的精神寄托，对民众的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古交狐爷山流传的“金马驹”传说，一直影响着当地百姓的生活。古交市矿藏丰富，狐爷山周边的采矿企业较多，狐神也成了当地矿工和矿主的保护神。据说，“本来狐爷山底下藏的应该是金马驹变成的金矿，但是由于看门人的过急行为，走漏了风水，故将金矿变成了铁矿，而金马驹集中居住的地方形成的矿体为‘整体矿’，零散居住的地方为‘窝儿矿’，活动打滚的场所成为‘粉体矿’。还由于金马驹熟悉狐爷山的地形地貌，故钻入山底就有了‘山有多高，矿有多厚’的说法了。”因此，附近人们在开采铁矿的时候，要感谢狐爷恩赐，到狐爷山狐爷庙里祭祀狐爷，祈求财运亨通。民间传说的演述促动了民众对狐神的崇信，实质上蕴含着特定地域环境中的俗民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平衡，始终以敬畏的心态对待大自然赐予的生存资源的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心理正契合了当代文化生态理念，对乡村文化生态重建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使人们思想观念逐渐改变，与此同时，城市化进程带来的人口流动加剧，以及新农村建设的推广都使民间信仰的生存环境发生着变化。狐突信仰发展到今天，兴云布雨的神职功能在民众意识中逐渐淡化，然而他作为历代民众的精神伴侣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仍以多元多样的形态出现在日常生活世界。考察民间信仰的演变发展，关注当下民间信仰与民众生活的关系，正是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议题。

作者：段友文杨洁单位：山西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