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翻译理论在产生的原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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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3年，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Schleierma-cher）在一篇关于翻译的不同方法的演讲中提出了两种翻译方法：译者要么尽可能不去打扰作者，而让读者向作者靠拢；要么尽可能不去打扰读者，而让作者向读者靠拢。这次演讲被意大利学者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Venuti）看作是异化翻译兴起的标志。异化翻译法是故意使译文冲破目的语常规，保留原文中的异国情调。具体说来，异化翻译法包括以下特点：（1）不完全遵循目的语语言与语篇规范；（2）在适当的时候选择不通顺、艰涩难懂的文体；（3）有意保留源语中的实观材料或采用目的语中的古词语；（4）目的是为目的语读者提供一次“前所未有的阅读经验”。[1]近来的翻译研究中，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èLefevere）编撰了关于德国翻译传统的专著[2]。苏珊•巴斯内特（SusanBassnett）在其著作《翻译研究》中提出了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盛行于欧陆的三种翻译类型，[3]即(1)出发语原文至高无上，翻译或者作为学术活动，例如圣经的翻译，或者作为鼓励读者回到原文的工具；(2)译者高度自由，可以选择、改编原文，只把译者希望主观传达的内容传递给目标语读者；(3)翻译通过特意营造的陌生性，使目的语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即施莱尔马赫的理想。此外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Venuti）在其著作《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中将异化翻译理论单列成章，名为“Nation”，其中回顾了它兴起的历史及对英美文化的影响。以上对翻译史的研究表明，起源于施莱尔马赫的异化翻译理念，在以英法为代表的众多归化翻译理论中独树一帜。本文试图探讨这种具有典型性的翻译理念之所以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

一、民族主义

法国大革命后，欧洲封建制度开始崩溃，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德国经济落后、小邦割据，全国四分五裂，在文化上和经济上呈现出异常的参差错杂。东普鲁士还残存着农奴制；西德意志从17世纪以来一直处在法国的势力之下；1806年，拿破仑攻入德意志，拿破仑的军事胜利引起德国人民强烈的反法情绪，在这种迫切希望国家统一的愿望下，德国发展了具有独特内涵的民族主义。不同于17世纪起源于英国的民族主义的原始意义，在德国，人民、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的概念取代了英国民族主义中的公民权、个人自由、宪政民主及有限政府。这种民族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法国抵制的结果，同时反对启蒙思想推崇的理性至上。德国知识分子提出了“复兴德国民族精神”的口号，也恰恰是国家支离破碎、缺少民族自信的折射。追寻民族意义，探求民族使命，强调个性和情感，德国民族主义与浪漫主义思潮交相辉映。法国作家斯塔尔夫人在其著作《论文学》（1800年）和《论德国》（1810年）中，提出了浪漫主义民族主义的问题，后来成为浪漫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方面。弗朗兹•博厄斯在其著作《人类学与现代生活》中认为：“‘民族主义’一词含义模糊。它被用来表示团结的感情，以及作为公民为国家的利益而献身的感情。它也用来指一个民族的渴望，即为政治和经济组织的统一而感觉它的文化一致。”[4]50“德国的爱国者过去和现在一直在为建立一个所有操德语的人民的同盟帝国而奋斗不息。……语言和民族常被视为是一致的，这是从语言社团中抽象出来的，具有高情绪价值，并通过思想、情感和活动，通过政治权利意识和对本群体生活的独立控制权的渴望得到加强。”[4]57-58

由此可见，施莱尔马赫对语言和翻译的重视，根源于深沉的、甚至是激情式的民族情怀。在德国的知识分子力图挽救本民族自信的同时，对其他民族的文化怀有一种敏感的宽容，这种对多元文化的宽容是对法国霸权地位的挑战，也是弱小的德国追求平等过程中必然怀有的小心和谦虚。威廉•亚当斯在其著作《人类学的哲学之根》中对此做出了详尽的分析，他认为英法强大的国家力量和稳定的君主统治，使其进步论思想家倾向于以社会和政治术语思考进步的概念；而同时期弱小、分裂的德国，不能为德国思想家提供政治意义上稳固的社会基础，但是用艺术、文学和哲学上的辉煌成就开辟了另一种对“进步”概念的解读方式，他们“坚持认为任何民族最基本的东西不是他们的社会政治机制，而是其思想和表达模式。……他们认为每个民族和他们的文化应该是为了其自身的缘故去被研究和领会……每种文化首先必须理解为是其自身特殊历史所造成的，而不是由于一些外部的力量。……从这个角度看世界，德国人不仅仅为他们自己的文化和历史着迷，也为其他民族的文化所吸引。他们感兴趣的不是去发现共同的特征，相反，是去发现每种文化的独到之处，他们称之为Geist。”[5]8

二、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

浪漫主义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其兴起同这一时期的德国古典哲学、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关系密切。德国古典哲学夸大主观作用，强调天才、灵感和主观能动性，强调人是自在自为的、绝对的、自由的。这些哲学观反映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日益发展的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个性解放、个人自由的要求。它提高了人的尊严感，唤起了民族的觉醒。在这种哲学基调下，注重主观性和自我表现、描写理想、抒发强烈的个人感情、回归具有宗教神秘色彩的自然、重视“纯朴”的民间传统、对异域风情的向往等，构成浪漫主义的主要特征。当时社会的动荡和变革加强了浪漫主义作家的历史感和民族意识，他们往往选择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表现出对民族命运的极大关怀。浪漫主义从极端的个人主义开始，反对启蒙思想家所强调的普遍理性；在德国浪漫主义却有另一种特殊的发展，形成一种对“集体理性”、民族群体的渴望。德国浪漫主义者强调“历史”，强调文化的个性，他们认为启蒙思想家的国家是机械的、功利的，国家只是个人对利益、幸福等追求过程中形成的消极的契约产物，而不注重最原始个体的精神与情感。对浪漫主义者而言，国家不仅仅是被动的受制于律法的社会组织，更是以语言和文化的一致为特征，像神所创造出来的个体一样，既广大且强而有力，是所有个体的本源，其存在是神意的一种显现。罗素在论述浪漫主义时谈道：“他们感觉每个民族有一个团体魂，只要国家的疆界和民族的界限不一样，团体魂就不可能自由。在19世纪上半期，民族主义是最有声势的革命原则，大部分浪漫主义者热烈支持它。……民族原则是同一种‘哲学’的推广，一个民族被假定成一个氏族，是共同祖先的后嗣，共有某种‘血缘意识’。马志尼经常责备英国人没给拜伦以正当的评价，他把民族设想成具有一个神秘的个性，而将其他浪漫主义者在英雄人物身上寻求的无政府式的伟大归给了民族。[6]

赫尔德将历史视为所有人类共通的有机演变，而显示于各民族特有文化的发展中。他主张各民族本土文化的发展，产生一种表现于艺术与文学的“民族精神”。对赫尔德而言，“民族精神“这种概念并不表示任何民族较其它民族更具优越性；相反的，他大力鼓吹所有文化均为平等并具有其各自的价值。[7]540-541歌德则提出世界文学的观念，并进一步指出：在民族文学的世界性交流中，翻译至关重要。“如果不需要知道地方特色和理解其语言就能置身远方，如果不需要研究历史就能感同身受地观察异域文学，如果我们能了解一个时代的品味、一个民族的意义和它的天才，则我们必须感谢那些毕其终身经历孜孜不倦的译者。”“只有尊重每个个体和民族的特性，才可能达到真正博大的宽容。我们应铭记真正的价值属于人性这个整体。德国人对此已有所思考。懂得和研究德语的人会觉得自己在市场上，这里每个民族都提供他们的商品，译者作为媒介同时丰富着自己。我们这样看待译者：他是这种精神贸易的中间人，他生来就是为了促进这种交流的。不论你谈及翻译的哪些不足，在这个贸易世界里，翻译一直是最重要和最有尊严的职业。上帝给了每个民族一个讲他们自己语言的先知。译者是他的同胞的先知。”[2]24-25歌德本人的晚年创作也是在世界文学精神的指导下进行的。他认为东方保存了自然状态，有在18、19世纪的欧洲难以见到的自然朴实的智慧和纯洁完善的人性。1815～1816年间，受14世纪波斯诗人哈菲兹（Hafis）的影响，歌德的《东西合集》（West-魻stlicherDivan）结集成册，收录的诗歌保留了大量外来的人名、地名、典故和比喻。歌德认为，只有通过东西方的对照乃至对立才能产生诗的力量，把本土和外来的人与事混杂在一起才能产生诗的魅力。诗不是贴近读者，而是与读者保持距离。读者要享受诗的美，必须克服这一距离。

其后，歌德撰写了篇幅超过诗集本身的注释（Noten）附于诗后，对波斯和阿拉伯的历史、宗教、人物、生活结构及文学传统等作了详细的介绍和评述。[8]在注释中歌德按照翻译在民族文学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作用进行划分，将翻译分为3类，即（1）散文翻译（prosaische譈bersetzung）：其目的是单纯引入思想，以路德的圣经翻译为例；（2）粗略模仿（parodistische譈bersetzung）：其目的是吸收异域文化精神，并将其融入本族文化，以维兰德的莎士比亚翻译和法国翻译特点为例；（3）最高境界：突出异域文化的特殊性，使译文与原文达到一致，甚至可以相互替代。[9]87这种分类方式折射了一种翻译观念的转折，即从对翻译作品的理念、内容的注重到对其文学性的注重，从对翻译形式的重视到对翻译过程重视的转变。歌德坦言：“对于一个勤奋的译者，最悲哀的是改编了一首诗，以被用来速读，引发大众兴味。”“已经到了提供这样一种译作的时刻：原文中不同的方言、节奏、韵律和叙述方式都得以体现。这样的翻译会使我们欣赏诗篇中一切特异之处。”[2]74-75

三、施莱尔马赫本人的哲学

施莱尔马赫在哲学上是一个调和式的人物，作为深受启蒙理性主义、康德古典唯心主义和浪漫主义影响的神学家，他试图把史宾诺莎的泛神论和二元论结合起来。一方面，他深信上帝是无时空性、无个性的统一体，另一方面，具体的事物并不是单纯无本质的形式，而是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世界则是有时空的杂多状态。“每一个个别的自我都有他的特殊的才能或天资，他在事物整体中占有绝对必要的地位，因此，他必须表现他自己的个性，整体的本性才得以实现。……自然所固有的理性和有自我意识的主体的理性是同一的……展开在整体和谐中的个人特殊的本性，才是理想。每一个人的活动的伦理的价值，就在于这种活动有其独特的性质。……意识到一个人自己人格的价值，就兼而赏识别人的价值。”[10]503-504在美学方面，施莱尔马赫赋予审美一种非形而上学的、人类学特质的独特意义，他强调审美活动的个体性和艺术的独立性。“毫无疑问，艺术活动是以不同方式进行的，如果不是根据每个人，那肯定是要根据不同的人民和民族，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的，所以，艺术活动是差异性的、个体性的活动。……艺术活动是‘人类的一种活动，我们能在这些活动的差异性中预先想象出个体性的活动来；同时，艺术活动实质上是在它自身中展开的活动，它不是在其他的东西那里完成的。所以艺术是内在的活动中要求差异性的活动。’”[11]157他断言，在一件渺小的和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之间存在着审美的等值性，这是由于每一件艺术作品在它的领域内都是完善的。[11]163在考察语言时，他区别了语言的普遍逻辑内涵和个性的美学内涵：“艺术家采用的工具就其本质而言不是通过个体而是通过普遍性的工具而形成的；语言就是具有普遍性的工具。但诗应从语言———它是普遍性的———中抽出个体性来，不要给它的创造品提出个体性和普遍性相冲突的形式。语言有两个要素，音乐的和逻辑的，诗人应使用前者并迫使后者引出个体性的形象来。”[11]162在这种哲学思想指导下，施莱尔马赫发展了西方传统的诠释学，完成了诠释学的第一次转折。诠释学(Hermeneutik)一词来源于赫尔默斯(Hermes)。赫尔默斯是希腊神话中宙斯的传旨者和信使，他以语言为媒介把握意义，将众神的意旨转换为人间的语言传达给凡人。希腊语中的动词hermeneuo包括“表达”、“解释”和“翻译”等意义。从古希腊人解释荷马的史诗和其他诗作开始，欧洲的古典学者就有注释古代文献的传统。中世纪后期形成了有关《圣经》经文和法律条文解释的“古典注释学”和考证古代典籍的文献学。[12]

施莱尔马赫第一次把语文学和圣经疏注的局部规则纳入普遍适用的原理，建立起一般的解释学。伽达默尔评论说：施莱尔马赫“使解释学作为一门关于理解和解释的一般学说而摆脱了一切教义的偶然因素”，在他那里“解释学不仅成为神学的基础，而且是一切人文科学的基础。”[13]466施莱尔马赫研究的不再是中心文本，而是理解过程本身。他的核心问题是避免误解，主要试图利用科学方法重建作者写作时的历史环境，使文字的隐射意义得以重现。他认为：“解释的重要前提是，我们必须自觉地脱离自己的意识而进入作者的意识”，“首先存在有一种作者和读者双方能分享的理解；第二，存在有一种作者所特有的理解，而读者只是重构它；第三，存在有一种读者所特有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即使作者也能作为一种特殊的外加的意义加以重视。”[13]471这种传统解释学要求解释者不带主观成分的“透明”的理解，把属于解释者自己的历史环境看成是理解的障碍，看成产生误解和偏见的根源。施莱尔马赫实现了诠释学从方法论到语言本体论的转变，诠释学强调语言转换，具有语言本体论的意味。因为真正在文本与解释者、传统与现在之间起中介作用的是语言，语言不仅是表达思想和意义的工具或符号，而且是人们遭逢世界的方式。上述诠释学的理想移植到翻译理论中，则对译者提出要求：翻译过程要尽量排除译者个人主观误解，争取回归出发语原文的本来面貌、凸显而不是抹平原文的特殊风味。施莱尔马赫的异化翻译观在今天看来仍然有积极意义。一方面，后殖民时期的当代，在文化交流的翻译过程中保持弱势文化的独立性和话语权，而不是将其纳入主流文化、并因此被吞并而消亡，是拒绝文化中心主义暴力侵犯的重要措施；另一方面，通过异化翻译作品的陌生性，打破目的语读者阅读的常规期待，以其生涩甚至具有障碍的话语方式实现翻译作品的特殊文学性，扩大审美体验的视角，并使翻译从单纯的媒介的工具角色中得到解放，提高翻译在文学审美领域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