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通书风水术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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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先秦时期，由于同属“究天人之际”之学，堪舆术同选择术就有着密切的关系，堪舆、选择也一直是“官学”的一部分，用以占卜时日吉凶和决定举事宜忌。可以说，重视趋避宜忌的堪舆与择日传统一直在影响着中国民间社会的日常生活。

较早的仪礼典籍《周礼》曾记载了“春官宗伯”、“地官司徒”、“夏官司马”等官员的职责，他们的活动其实都与堪舆、历算事有一定的关联。按《左传.桓公十七年》记载，“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日官、日御即后来从事堪舆与选择的日者。汉以来的帝国统治者以事关国是(如国祭祀及丧娶事)为由，更是特别重视堪舆、选择活动。如《史记.日者列传第六十七》载汉武帝聚会五行家、堪舆家、建除家、丛辰家问事。《汉书.数术略》曰：“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后汉书》卷二五载东汉日官主“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唐敦煌文书亦将“阴阳人”(堪舆、选择家)与官员职名并列。[2]宋朝设有“司天监”，将一些风水名家纳入其中(如杨惟德、吴景鸾等风水名家都曾被授司天监监正)，担负相度风水、相阴阳、定方向、诹吉兴工等事。元朝更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在各路衙设“阴阳学”，“括天下阴阳户口，仍立各路教官，有精于艺者，岁贡各一人”，“果有异能，则于司天台内许令近侍”。[3]明清两朝除继设地方阴阳学以掌管“阴阳人”外，中央的“钦天监”各科(如清有漏刻科、时宪科和天文科)亦集中各地阴阳、选择才隽，以逢国有内外宫室营建、师旅、冠婚择日、郊祀候时、陵寝择地时备用。

由于历日安排向来被统治者视为象征着正统的权威，乃治理大一统帝国所不可或缺（所谓的“奉正朔”，天命所授），故历朝的司职堪舆或选择的官员，一般都主导着历书(皇历、官历)的编撰权。据黄一农先生研究，为了适应民间社会择日的需求，唐朝政府已开始雕印官颁历日(皇历或黄历)，并附上行事宜忌等内容。宋元以来的政府皆曾颁布律例，以处罚私造、盗印或贩卖历日者。但唐宋以来，民间因利私印官历，屡禁不止。直至清乾隆十六年(1751)，政府才同意民间翻刻宪书，嘉庆二十一年(1816)始奉旨废除禁例。[4]

对于普遍百姓而言，历日的宜忌吉凶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但官历的内容毕竟较为简略，不能兼顾各地的风俗习惯，根本无法满足民间社会的实际需要。从出土文献看，战国秦汉时期，中国民间已有流行“日者”所造的《日书》，以历法配合禁忌，供人选择时趋吉避凶。《日书》亦多堪舆术的内容，如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有建除、土忌，乙种有门忌、月忌(室忌)、四时啻等禁忌，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有室忌、门忌、土日(土事或土功)及宇池方位的吉凶等。[5]

随着择日术的发展，至迟在元代，以“通书”为名的选择术书籍已广为印售，基本可分为“理论型”和“实用型”两大类，前者总结和阐发堪舆、选择的理论知识，较为高深，非一般百姓所能懂，时效性较长；后者具体说明各年度从事各事项的时日吉凶，较为浅显，故流传也最广，时效一般只有一年。实用型通书的编造，一般要以理论型通书为基础。[6]乾嘉以降，由于编纂通书不再有违法之虞，许多选择家更是纷纷树帜出版以己名或堂号为标志的实用型通书。事实上，通书与皇历并无本质性的区别，“通书”基本是“发明皇历之隐微”，只是形式上更加的民间化和通俗化罢了，所谓“皇历，经也；通书，传也。传以疏经，非任意妄作，徒新耳目也”是也。[7]当然，因时代的变迁和语境的转换，无论是皇历还是民间通书，在术语和用法上都跟《日书》有所差异，却基本继承了出土《日书》的“驱避宜忌”事项。可以说，“通书”只是先秦“日书”传统的近世变体罢。

同古代《日书》相比较，近世以来的皇历及民间通书都收入了更多的风水宜忌内容。清朝皇历《钦定协纪辨方书》属理论型的历书，乃针对民间通书的“讹袭谬见”修订的，就相当重视风水术的利用。如卷三十三《利用一》，就录有“选择要论”、“杨筠松造命歌”、“疑龙经”、“论造葬”、“论补龙”、“论扶山”、“论立向”“论相主”、“论开山立向与修山修向不同”、“论修方”、“论修方兼册向及中宫”、“论用盘针”、“罗经图”、“定方隅法”等条目。至于民间流行的各类实用型通书，为了适应识字不多的基层民众需要，更是将跟选择相关的风水知识写得较为通俗易懂。因此，实用型通书其实是基层民众获取风水常识的重要平台。由于年度实用型通书发行量甚大，且基础内容变异不大，对于民间社会崇信风水的风气，自然多具推波助澜之功效。在风水术走向民俗化的历程中，我们无疑不能忽视通书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众所周知，秦汉以降一直有北方汉民迁徙进入闽中，北方的选择宜忌传统自然也跟着传入。特别是在宋元之后，择日作为蔚为贵盛的风水理气派的组成部分之一，也获得了有效发展的市场空间，明清尤盛。例如，宋元时福建建阳一直是中国的刻书中心之一，其书肆历史之长，刻书数量之多，可谓独冠全国。入明以后，随着东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建阳刻书业也呈兴隆之势。建阳各书肆堂号曾刊刻了大量的选择书籍，如

《新编历法大旨阴阳理气大成通书》(余泗泉萃庆堂万历二十九年刻)、

《新刊理气详辨纂要三台便览通书正宗》(余象斗双峰堂万历年间刻)、

《五刻理气纂要详辨三台便览通书正宗》(余仰止崇祯十年刻)、

《新刊玉函全奇五气朝元斗首合节三台通书正宗》(余仰止崇祯十年刻)、

《新镌皇明司台历法立福通书》(明熊秉宸种德堂刻)、

《钦天监明传秘指日用通书》(明叶贵山近山堂刻)、

《新锲全补发微历正通书大全乾集》(陈国旺积善堂崇祯年间刻)。[8]

由于地利的关系，明嘉靖年间建阳县儒学尊经阁所藏四百多部藏书中，与选择术相关的就有《魁本百中经》、《关煞百中经》、《万年一览》、《大百中经》、《台司妙纂》、《通书大全》、《历府通书》、《克择便览》等，[9]足见择日也深受当时“官学”的重视。

而入清以来，连城四堡书坊刻书业亦得到快速发展，曾刊刻了不少东南地区市场需求量较大的择日用书。如马屋一带曾大量刊刻《永宁通书》、《永吉通书》、《协记通书》等，大批营销商将这些通书销往福建、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四川、山东、云南等地。[10]这种情况亦可从清雍正元年(1723)科臣黑硕色的奏请申禁事见出端倪：“江南、浙、闽等省民间所用历日，多系无印私历及通书等。今薄海内外莫不遵奉正朔，岂宜令私历公行，请将各省私历徧行严禁，令布政司将用印官历交与贸易人发卖，则民间俱有官历看，通书、私历自废。”[11]《温陵脞牍》也提到清代泉州择日之风盛：“凡建筑、婚丧、修舍、醮神、作醮、拜忏，均命克择家择日，初生小儿剃发亦必择日行之。”[12]

毫不夸张地说，明清以来民间社会崇信风水之风日炽，与通书的普及不无关系。

二

笔者尝试以在东南地区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泉州继成堂洪潮和通书(已有二百余年历史，被称为择日南派)为例，以期管窥通书的流传与近世风水信仰民俗化的密切关系。

清代以降，“术数之家，更相推衍，吉凶祸福，不无矛盾。而一二克择者流，又泥无稽之神煞，愚庸众之听闻，宜忌混淆，是非倒置。星学之道，愈晦而不彰矣”，故乾隆年间官方“采西洋新法，著《协纪辨方》暨《数理精蕴》诸编，集古今之大成”，[13]试图破尽世俗术家选择附会不经拘忌鲜当之说，使阅览者咸得晓然于趋吉避凶之道。虽然《钦定协纪辨方书》等皇历一直为后世选择堪舆家奉为圭臬，“然其书颁行虽久，或则闻之而弗及见，或则习焉而不能察，无怪乎克择之家，互相抵牾，迄无定论也”，[14]因此，福建民间各种通书其实大行其道。洪氏的继成堂通书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一家。

关于洪潮和其人其书，同治《重纂福建通志》载：“洪潮和，字符池，精通星学，著通书，滨海数十郡及外洋无不购之。子彬海，能习父业。”[15]洪氏姻亲吴焕彩《序》则称：“元池洪先生，世以堪舆克择著名。购书京师，考订粤南，乙卯(按：乾隆六十年)下廉温陵，与余时相考证。观其所造通书，原原本本，一遵《协纪辨方》、《数理精蕴》，与宪书无不吻合。洵趋避之津梁，而吉凶之著鉴也。”[16]吴氏之序作于嘉庆丙辰年(1796)端午月，故洪氏很可能是在同年开始编撰《趋避通书》的，随后在泉州发行。[17]

从现存的洪氏通书记载来看，嘉庆至道光年间，长房洪彬海(学海)和二房洪彬成、三房洪彬淮都继承父业，主要在泉州集贤铺海清亭开张继成堂择日馆，选造日用通书。据笔者访谈所知，二房曾回同安祖家置业，其后裔亦有回泉城择日为生者，但并未成气候。泉州继成堂基本是由长房(洪潮和——洪彬海——洪正中——洪堂麟——洪应奎——洪翥鹍、洪再畴、洪焜耀、洪鹍腾、洪翥罴、洪翥鸑、洪翥鹤)和三房(洪潮和——洪彬淮——洪正信——洪堂燕——洪銮声——洪永言——洪集熙)主持。民国年间，长房和三房因利益关系发生矛盾，[18]洪应奎及其数子在民国15年后就迁至泉州金鱼巷开业。洪应奎之长子洪翥鹍后来又迁至厦门中山公园西路钟楼边嘉禾药房内开业。在民国38年前，长房和三房皆声称代表洪潮和继成堂择日正派。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择日业被视作“封建迷信”，泉州洪氏长房及三房后裔基本荒芜了祖传术业，亦很少以此谋生。今泉州城内继承洪氏长房通书业较有名者，则是洪氏来孙洪英林所授生李丰成(宁德人)，编有《李丰成大通书》刊行于市，并已自觉地借助科技手段来推销自己的“文化产业”(如通过电子网络)。[19]

自继成堂择日馆开张后，其发售的通书、春牛图在福建民间社会的影响日渐扩大，以致发行不久就有窥利盗版者。如笔者所见民国初年度三房继成堂通书残本，[20]就录有一则道光七年(1827)六月晋江县的示禁文，谓“嘉庆十年十一年间，被刻匠施雕串漳州城内聚文楼等书店假冒翻刻……混造发往各处散卖，累害不休”，至道光六年(1826)，又“萌故智，串谋漳州城内文林号书店翻刻通书。其书皮及每帙中线刊列刻‘继成堂洪潮和长□□□□造’假冒字号，发往台湾各处销售”，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洪氏通书在泉州、漳州、台湾都有较强势的市场需求。民国4年12月，晋江县知事应长房洪应奎之要求示谕民众，谓洪应奎所造历书与奉颁官历推算相符，“流传至今二百余年，所有推造民间日用历书分秒必究，未尝丝毫坊舛错”，而民间其它通书有关民国乙卯年月建推算有误，要“各界各宜慎用，切勿误会”。[21]洪应奎亦自称：“本馆历来推算月份节气未尝舛错，政府在案与保护之告示盈箱满箧。因限于篇幅，不及备载，兹检出乙卯年十二月告示列于卷首，俾知本馆历书是有根据之著作物也。”[22]民国15年，晋江县知事也应三房洪銮声、洪永言之请出布告，称三房发行的通书及春牛图推算与宪书吻合，倘有“奸徒无耻假冒翻印鱼目混珠希图渔利”，定当严究不贷。[23]这些足见洪氏各房通书获得官方与民间的双重认可，具有较大的权威性。而在洪潮和祖籍地同安，至今老百姓甚至还将洪氏通书当成是避邪去煞的圣物。如马巷洪厝及临近乡村建厝举行上梁、点梁、安屋仪式时，必备之物包括通书一本。[24]

据民国初年继成堂三房刊发的函授招生广告称：该馆开馆后薪火相传已有七代，“雅慕虚名来馆参学，接踵而至”，[25]此并非虚言。这些早年来馆参学有成者，大都被列入“参校门人”当中。[26]在宣统二年(1910)之前，由于交通及邮电业不甚发达，该馆主要以面授的形式传授选择和堪舆知识，但每年的参学人数并不固定。有鉴于“外地诸君或因路途窎远，或以山水迨遥，川资旅费虚耗不少，兼之伙食住宿诸多不便”等因素，继成堂于宣统二年始设函授科。民国初年三房的广告曰：该年度欲招收函授生20名，学制一年，学费每月捌圆。另招面授科10名，半年毕业，学费一百六十元。速成科10名，四个月毕业，学费二百元。[27]而长房洪应奎和洪翥鹍所设择日馆，更设有太乙遁甲函授科和普通择日科，年限一年，“完全毕业后，除给予毕业证书外，加给‘国粹哲学士’此荣誉称号”。[28]按继成堂定例，该堂毕业生员可随地开设日馆，并将尊名逐年列在该堂年度通书页内。继成堂堪称是闽南民间择日师及堪舆师的速成培训基地。其参校门人则是闽台民间社会风水术的实践者和传播者。

关于洪氏通书在东南一带的影响程度，我们可从现存一些版本的“参校门人”列表中略知一二。如嘉庆二十一年度（1816）通书所隶参校门人62位，其中57人籍属福建，泉州府24人，兴化府24人，永春州4人，福州府4人，延平府1人，浙江温州府4人，台湾鹿港1人。光绪二十五年（1899）三房参校门人累计达229位(嘉庆二十一年参校门人名单几乎全部收入)，浙江增为7位，台湾地区增至21位，漳州府出现5位。[29]民国19年度三房通书的参校门人累计达398人，其中台湾累计列入的达142人，浙江有14人，余为福建各地人。而长房洪应奎迁至金鱼巷开业后，起初改自家通书累计门人的惯例，声明“本馆门人最多，篇幅不敷排列，故将远代与无新式证书者，概行删去。若要登载尊名，须向本馆注册给证，方可照例登载。即请注意为荷”。[30]如长房民国16年度通书所录的“传授普通门人”共30人，其中福建14人，台湾13人，浙江绍兴2人，南洋1人。长房民国17年度通书所录门人新增19人(亦列入民国16年度的30人)，其中台湾新增7人。民国27年度厦门长房来孙洪煮鹍的参校门人累计达198人(包括民国17年度泉州长房通书中的49人)，其中台湾属泉厦长房门下的达57人，福建各地占一半多，浙江有近20位，广东、上海、江苏、江西、南洋等地亦零星。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继成堂的参校门人及其弟子在东南各省及东南亚等地自立了许多门户，影响甚为深远。

在福建各县的民间书摊上，至今常能看到印有洪潮和通书字样的小册子，大抵属洪氏派下的各类参校门人所作。如今分别在浙江苍南和福建闽东福鼎设星华堂的董珍辉，自称是“洪潮和亲传洪观清门人白益

三、赵遇卿同授”，属“洪潮和长房派”(洪观清系洪应奎的门人)。其所编的年度通书——《阴阳日表趋避通书》，在闽东及浙南一带具有一定的销售量。该通书的基础内容，基本袭自早期的继成堂通书。[31]乾嘉以降，大批泉州人移居台湾，泉台交流密切，来继成堂祖馆参学的台湾人氏自然也较多。日据时期，日本当局为了使台湾文化“脱中国化”，曾禁止大陆的各类通书入台。然而在继成堂祖馆(包括长房和三房)及各门人分馆的推动下，单是祖馆通书在台发行量就相当大，据说最全盛期可达十万册，而祖馆也一直有“专售台湾”的版本。[32]各分馆自行编著的发售量更为可观。据黄一农考察，当今台湾出版的通书有三分之二源自继成堂各房派。[33]洪氏前辈也多次到台湾传授历法。台湾富有民族情感的汉人，更是将通书当作是维护传统汉文化的利器，如鹿港诗人林朝松在民国初年写的咏《旧日历》诗中，就有“留与子孙知汉腊”之句。汉腊，指的主要是洪潮和通书。[34]此外，一些源于继成堂的台湾选择家更是常登报作广告以招揽门徒或授书。如《台湾日日新报》日本历大正十三年(1924)九月十日号载：“艋舺益庆堂之择日，夙有声誉。其家学渊源，则自施可斯氏递授至其曾孙施定川氏。定川更潜心研究，又躬造泉州洪潮和派下应登之处，执弟子礼。近已返梓，在龙山寺町重整旧业。艋舺近来青年有志留学于内地渐多，故如日家亦受其刺戟，不肯以故固自步也。”[35]施定川名字就列入民国16年、17年度泉州长房通书的“传授普通门人”名单之中。可以说，清以来闽台基层民众通过继成堂的门人及通书，既接受一些常识性的风水知识，亦加深了对风水观念的理解与认同。

三

二百年来，泉州继成堂在面授或函授学员时，已逐渐形成较完整的教学计划，并编写了较完善的教材体系。如民国初年三房的函授招生广告就曰：“本堂以孔圣天隐之宗旨普及同人，不出户庭可及完满之学业，一年立可成功。逐期均有讲义可根据，兼载有嫁娶六十女逐女列便吉凶、总局造葬廿四山各山列便吉凶总目，学者阅之，一目了然。为人择吉，既免纷繁之苦，复无差错之虞。别项书册皆免买，关系教案尤得质问自由。”而讲授的内容，主要是“教科嫁娶六孔并裁衣合帐、安床冠笄，以及周书合卦各卦各爻六神六亲起例、并吉凶生旺补助法，均详明并排便在内；作灶并灶卦竖造、伐木剪料、避宅出火、动土平基、起基定磉、竖柱上梁、安门放水、安碫合脊、入宅进火等，均一一详明在内。安葬、开生坟、添葬、修坟、合寿木、祈福设醮、斋醮功课、造桥造船、上官赴任、开光塑绘，并三俦四课七层斗首演禽诸秘诀。”这些内容，可谓涉及民间的事生和事死活动的方方面面。

民国初期，三房洪銮声和洪永言已依照初级学员的进学程度，编写出一本选择教材——《克择讲义》共12期。[36]而长房洪应奎和洪翥鹍所编的初级教材《日学讲义》12期，主要以嫁娶为主，但也涉及竖造、安葬要用廿四山总论、开生坟、入宅等内容。[37]在学完初级讲义后，高级的学员还要授学洪氏祖传的一些秘籍，如《洪氏锦囊》、《克择南针》、《廿四山会解正宗》、《地理铨真》、《洪氏六十女命稼嫁娶大全》等。如洪应奎所授《克择南针会集全书》，对于盖屋泥饰、造门修门、造大厢作灶、移徙入宅、修方、造神庙寺观等也有当深入的论述。特别是《廿四山会解正宗》，与堪舆术关系最密切。如所述“选择指要”，系从阴阳五行理论出发，阐述了如何判断龙气旺盛的问题：[38]

选择之法，将正五行推详，取龙旺有气，又须山向大利、岁君、贵人、禄马、拱山拱向、从月令收之。春则东方木旺，夏则南方火旺，秋则西方金旺，冬则北方水旺，此谓龙旺。倘龙气不旺，须接将来生气。退所谓相也，春则火为相，夏则金为相，秋则水为相，冬则木为相。所谓将来生气也，必合旺相方是龙旺。至于土旺，则四季十八日后即休囚。夫木则夏秋无气，火则秋冬无气，金则春冬无气，水则春夏无气。即有吉地，所乘无气必不发，当重补龙法。如亥龙入首，用亥卯未而补龙，用水局补之，余皆如此。古来名师皆用此法。若无气之地，犹人无气脉，安能兴旺。

可以说，该书是择日师及堪舆师选择竖造及安葬课的最实用工具书，书中详录了各个山头吉凶及所宜忌的年月日时，对于闽台民间社会的事生死活动颇有影响力。

《克择讲义》系参照洪氏家族的祖传秘本，以及民间的克择通例等编排而成的，较为通俗易懂，堪称是继成堂三房年度通书的理论大纲。该书虽是三房所编，但其所涉及的克择义理，也是长房通书所认同的。无论是长房还是三房的各版通书，都纳入了彼书的微言大义，向人们反复强调竖造与安葬活动与生者的利害关系，我们且以其所涉及的堪舆内容略作分析，以期更完整把握继成堂在闽台民间社会的堪舆实践之作用。

在各种事生活动中，竖造宅舍(包括宫室、官衙、寺观、神庙、宗祠、仓库、宅舍等，俗称阳宅，即生人所居之所也。)与堪舆术有着密切的关系。继成堂的讲义专门针对竖造项目及竖造过程的选择宜忌作了较细致的分析。如第6期的“竖造宅舍条目”列有：动土平基、兴工折卸、企厂作灶、安鲁班公、架马作梁、安分金石、起基行墙、定磉石日、竖柱扇梁、穿屏归岫、上梁上眷、上子孙椽、盖屋平檐、合眷收规、安梯门楼、入宅归火、安橱作灶、安门安砛、放水吉日、开厕池塘、造畜椆栏等。为了便于学员的记忆，讲义还将各条目的内容集成短章，名曰碎金赋，对各种神煞忌例(所谓神煞者，神即神明，煞即杀，凶神，代表着一种时空中的生杀予夺的神秘力量，有表现于时间者，亦有表现于空间者。)作详细的注解。在各条目的碎金赋中，讲义反复强调了竖造宅舍所应遵循的准则，即要根据“制化之玄妙”(阴阳相生克原理)，并对照坐山来龙及事主的主命，来确立竖造的日期及生气方位，以使“宜者而趋，忌者而避”。兹择录“造宅碎金赋”，以观其要略：

由来造宅要推详，趋吉避凶作短章。此中制化兼生克，好为后人指大纲。(解：此篇诸例之条分缕晰，或宜者而趋，或忌者而避，制化玄妙，诚为后人张纲。)山头三杀休轻用，四柱逢冲更是殃。(解：神煞虽多，惟三杀之例不可轻犯，故坐山大忌。在向者则审别之。四柱如有冲山大凶，更不可用。)阴府虽凶分死活，浑天先后辩山方。(阴府乃山头纳卦合化，受四柱之克大凶，如与库运同者，为活则吉。山方杀例由先后六卦爻官鬼忌日大凶，吉不能制。)……修造兼分四边看，大小月建星不良。(解：修宅之例，必分前后左右而看。择坐修坐，择向修向，非新造之容易也。至于月家，又加忌大小月建，犯之吉难抵制。)……时师拘执诸般杀，矛盾能无笑自相。(解：古之名师，选择原原本本，寻源察理，无愧为后学之津梁。今之时师，竟执死诀，岂不矛盾贻误耶。)

在这则“碎金赋”中，继成堂讲义突出了时间的宜忌对于空间秩序建构的重要影响。而透过归避神煞所确立的时空秩序，又是个体生命秩序赖以健康维系的物质基础。

在民间社会的观念中，灶是维持个体生命健康的物质供给的场所，是和谐稳定的家庭生活的象征。讲义第7期的“作灶全章”，强调了灶之风水好坏对于家庭运途的影响，并提出作灶的具体要求：

灶列五祀之中，实为一家之主，关系匪轻。所择之日不可不慎，最要宅母主馈之神勿冲破，俱得明现为妙。

阳年(申子辰寅午戌)灶宜坐东向西，阴年(巳酉丑亥卯未)灶宜坐北向南。灶式以双连为成格，长七尺九寸，下应九州，上应北斗；阔四尺，应四时；高三尺，应三才；灶门阔一尺二寸，应十二时；安两釜，应日月；穴大八寸，应八风；……取土水宜天月岁德方、亭部方、极富方、二仓方、生气方，吉。[39]

通过为灶确立流年中的适宜方位，将灶各部位尺寸拟象为宇宙的时空结构，灶就被赋予了“天人合一”的神圣而超越的意义了。宇宙秩序的和谐也意味着生命状态的和谐。当做灶的理念转化为建灶的实践时，基层民众与其说认知一种有序化的宇宙观念，毋宁说潜在地感受到了现世生命所处之位置。

再看第8期的“安葬全章”，继成堂非常重视理气派中的从辰法，讨论了事死活动中如何归避(制)凶神(煞、杀)以获吉的法门，并做成了口诀。如时间方面有“年家”、“月家”、“日家”、“时家”等神煞，空间方面有因时间不同而造成的吉凶——“山家”：

安葬年家凶神占山口诀：欲选营葬觅生方，须知岁破死路强。三杀远遁为谋利，假使占犯难逃亡。罗天大退休纵碍，马前有难助化工。阴罕克运山家例，年家吉凶滋味长。

安葬月家凶神占山口诀：年家大利月称情，三杀无犯喜门庭。剑锋八座一例推，月无冲破退无灵。阴府死活山家载，克择例同一样排。箭及官符宜安静，年月清吉日时裁。

安葬日家凶神占山口诀：年月清纯日时求，三杀冲山不自由。阴府克运柱中看，横天八座不堪留。重日重丧并三丧，退日月破开及收。岁押的呼均避葬，白虎有帛乐山邱。

安葬时家凶神占山口诀：时乃四柱之结果，年月日期之帮助。阴府龙运依前例，日时相冲乃自顾。三杀退时山头冲，回头贡杀四柱中。经命诸空一局棋，主事得合是和融。

安葬山家凶神占山口诀：既得年月时日清，也须山向共地灵。运若有克寻制化，杀如无犯归可钦。罗天大退休纵宽，冲坐冲兼别重轻。箭射双全萧墙至，阴府死活认库音。马前灾退不须惶，补助资扶是妙方。三山罗猴未为患，一派别有功。剑锋八座一例同，就是荆榛夹路逢。消灭须辩气与候，犯之恰似烛当风。星曜杀兮山方排，冲丁杀兮是祸胎。文曲金火阴阳次，日流莫临土王开。空亡燥火辟其谬，天罡四杀协纪裁。安葬诸例详于此，诸君请读不疑猜。

具体来说，安葬时也须仔细推算年月日时及葬主仙命的的五行冲克关系，来确立安葬日期，墓地坐山方位、朝向分金等，防止冲犯各神煞以获得吉利。

第9期的讲义，更详细地论述了修添及开生坟(指人未死先找坟地)的年/月/日/时家、山凶神忌例。第10-11期，讲义则以图表的形式清楚地记录了造葬二十四山列便吉凶。根据罗盘的布局，有关二十四山的不同坐向、分金所应注意的时间宜忌，都有具体的规定。

大体来说，继成堂长、三房的择日讲义之有关时空宜忌的设定，其实有其深刻的世界观基础，即有序的生活状态乃有序的宇宙状态之真实的表现，但有序的宇宙状态又呈现于特定的时空之中。而堪舆克择所要确定的就是这种特定时空中的和谐有序，从而保证世俗生活亦处于和谐有序的状态中。当然，在通书有关秩序的建置中，时间无疑又是第一性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四

嘉庆以降，洪潮和祖馆年度通书年年都会收入相当固定的风水论题精华。如笔者所见的长房和三房的民国各年度通书，基本收入了《罗经理气解》、《罗经图经说》、以及十五层的罗经图(图略不附)、阳基阴地布气妙法、克择吉凶神煞要论(论太岁岁破、论利中不利、论斗首、论生克制化、论五脉六气扶助地脉、论相主、论补龙补山活法、论六吉、论六凶、论三式、论天符、论消灭必按气候、论修方及山向，论选择当论年月日时等)、数十幅涉及风水之水法“私断”和“公断”的四大局图谶，以及洪潮和论自生自旺向、论收山出杀、论分房位之法、论格局、论水法的宏论等。不同时期流行的风水流派或观念，也常为洪氏通书所吸纳并予以通俗化。如近年来大陆东南沿海及港台南洋一带流行所谓的“三元玄空学”，李丰成大通书就纳入这种风水理论，从而充实了原继成堂通书的实用文化内涵。随着洪潮和通书在闽台民间社会的广为传布，这些较为专门化的风水知识部分，或多或少会为基层民众所吸收，转化为民间社会所认同的一些风水常识或共识。

继成堂年度通书反复强调：竖造与安葬活动与生者运途存在着利害关系。如每年度的通书“竖造全章”皆总曰：“今夫宅者乃生人居聚之区也。人从宅而生，宅旺人兴，宅废人息。造者不可不谨，择者不可不慎也。”“安葬全章”总曰：“盖闻葬者藏也，是人子关终之要事，则选推之家之紧要也。葬乘旺气之期，则丁财俱兴；葬乘衰败之期，则凶祸立至。”[40]在年度通书中，继成堂都会推算出本年度的各个时间段（精确到“时”）竖造和安葬活动宜忌事项，并列表细说，让人一目了然。为了适应识字不多的普通百姓的需要，继成堂每年也要发行通书春牛图(堪称“迷你型通书”)，简略标明各年月日时之吉凶宜忌，价格便宜，通俗易懂，发行量远比年度通书大。至今泉州的农村民众，在农历年终或年初仍然会购买一张春牛图贴于墙壁上。部分民众仍会先根据春牛图，初步判断年月日时及山向的宜忌，以决定竖造或安葬事宜。

清代以来，福建民间(特别是闽南一带)惑于择日家之说，总是拘泥于年月时令及山向宜忌，故停柩不葬或迁葬之风甚是盛行。如清福州梁章钜尝称：“吾乡卜葬，择日者以山向为准，有一年利东西、一年利南北之说。漳泉合葬之日尤难，有迟至一数年始一遇者。”[41]洪潮和通书无疑是此种陋俗的催化剂。譬如年度通书或春牛图都会注明每年的“年利”（或“大利南北，不利东西”，或“大利东西，不利南北”），安葬造坟或竖造宅舍都得参考该“年利”。如果当年是“大利南北”，那么墓葬的朝向就得以南北方向为主轴，否则葬后不吉。若所择的葬山走向或已择的墓圹朝向与当年“年利”不符，要么停柩在堂，要么“寄山”(即在择好的墓圹旁边的空地暂时下葬，或在葬山先找一空地暂时安葬)，等符合“年利”的年份再迁葬于原择好的或新择的墓圹。对于有固定葬山的乡村来说，在“年利”不符时，都只好“寄山”了。如2001年太岁辛巳年，是“大利南北，不利东西”，《李丰成大通书》(2001年度)即针对本年度的葬山生气方位提出建议：“洪范大利水土山，次利火山，忌用金木山，正体通天窍，利壬子、癸丑、巽巳、丙午、丁未乾山，三煞在寅卯辰山，岁破亥山，坐煞甲乙，向煞庚辛山。”由于禁革民间陋习活动的推行，民国以来停柩不殡或不葬者已较少。[42]但今泉州民间“寄山”之风尚存，惑于年利问题而改迁葬之事依然频频。根据时间宜忌来决定葬山葬向的观念，根植于民众的日常生活结构之中，并非一时便能杜绝。[43]

值得一提的是，清以降闽中关于风水的房分之争已有愈演愈烈之势。譬如：清漳浦理学家蔡世远《葬论》就提及：

有乡俗寡识，惑于房分之见者。夫风水之说，不可苟略，而房分之说理所必无。……即考之郭璞《葬经》，及《素书》、《疑龙经》、《撼龙经》诸书，亦无所谓房分者。此乃后来术家欲借此使凡为子孙者不敢不尊信而延请之，阴以诱其厚利，阳以得其奉迎。不知其遗害之深，至使死者不得归土，而生者不得相和，皆此说误之也。[44]

民国侯官吴曾祺亦尝称：

自魏晋以来，士大夫之家多溺于风水之说。有亲没数十年而不克葬者，问之则曰：“吾将择一地以利吾子孙。”有兄弟数人，则曰：“是固彼利而我不利也。”有营葬已久，以事不称意，归咎于地之不吉而徙去者。于是治形家者遂得乘间而鼓其说，不厌其欲。……是俗吾闽中多有之，而泉州一郡为甚。”[45]

而一些地方志对此现象也多有批评。如《闽清县志》称：

旧时邑人停柩之恶习，由惑于形家之言。以为某地吉，某地不吉；某地利某房，某地不利某房。择地之家兄弟意见不同，致亲柩不能安于坏(抔)土，殊堪浩叹。[46]

《大田县志》载：

停棺之习，邑多有之。盖由于葬坟酷信风水，惑于堪舆家之邪说，以为某地吉，某地不吉；某地某房利，某房不利，以致兄弟意见不合，年复一年，迄无定所，遂有数十年不葬，甚至数世仍停者。[47]

《金门县志》曰：

葬地惑堪舆术，尽诚致敬，听凭指择；又必合乎年命，均其房分，故常寄厝多年。强者每贪吉地，恣意占葬，牙角交讼，虚词限迁，破耗资产不恤。近山乡鳄藉伤煞为词，挟制阻挠，捐索贿赂，不厌不止，最当痛惩。[48]

各种版次的洪氏通书，都相当详尽地论述阴宅风水的房分差别。特别是书中的四大局水法图谶文(共48局，图参见附录1)，对各类墓局水法的好坏及相应的房分吉凶福祸厘析甚详，东家根据这些图表，可初步判断出自家某块阴宅坐向及分金的房分吉凶。据泉州的择日家说，民间对这些水法图依然特别崇信。如针对火局生向墓流(立向艮寅，水出辛向)、木局生向墓流(立向坤申，水出乙)、木局生向墓流(立向乾亥，水向丁)、金局生向墓流(立向巽巳，水出癸)，“四大局长生向法公位断”曰：

生向龙来入旺居，天然结穴左无提，右宜官旺绕堂过，前会养生归库池，定主房房丁财旺。下砂长裹二房稀(此言下砂长水流子午卯酉胎位而去，故二房丁财稀)，砂昆高时二房败，长三兴旺久不移，砂尾低时终见库，二房先败后光辉，若无养生有官旺，二子荣华丁亦微，生来不见有官旺，长二三房财亦稀，无生无旺有临冠，三房富贵长二平(三房养富贵亦稀丁)，养水有来生旺失，三房富贵盛且多儿，二子人衰财又散，长房平稳未裁夷。或来冠到向长生，驳上龙身官旺行，生水朝堂千古秀，后归左库窍犹真，应主长三两子旺，二房先败后无人，养方无水有旱流，吉位无峰来拱迎，长子平平二子绝，三房微弱苦伶仃，或然生向变绝向，左右水来当面放，外转左边归库消，龙行冠旺入墓死(死龙吉墓龙次)，长三两房永兴旺，二子平平亦快畅。最宜左边内砂低，高压穴前不成样，穴顶不见左库流，先发手绝无少壮(此言先出库后不归龙库)。[49]

此中玄虚语词，我们自不必审问，但四大局水法图对墓地房分吉凶的强调由是可见一斑了。以洪氏通书的发行量之大、传播范围之广及流传时间之长观之，这些图谶无疑会强化民间社会对房分差异的观念认可，增添民间社会在丧葬活动中的社会成本付出以及亲情纷争。在风水观念逐步渗入民间社会并转化为习惯性的民俗信仰之过程中，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书的推力究竟有多大，我们很难作定量的研究，但这种推力毕竟是客观存在的。

按嘉庆十二年（1807）刊本洪氏通书的八月铺注末尾有段谶语曰：“逐日事宜，首遵国朝宪书，较正吉凶神例；附遵《协纪》，兼究诸家五行。‘宪宜’事后注明‘通宜’，以便俗用。”[50]民国以来长、三房各版本继成堂通书也都强调：

通书之设，以利人之趋避也。顾术数之家，更相推衍。神煞之名愈多，而选择之用愈淆，是欲利人反以害人也。又恶乎可？清朝钦定《协纪辨方》一书较正神煞，推详根源，迈古超今，皆诸书所未及。即如大月建一节，古从天干起例，既有不接之处，而协纪从地支起例，确有定论。不懂生今之世，当遵今之法已也。何不惜重赀购集诸书参详考订，著为一篇公诸同人，每日之下注明，尽书通书宜事，参与协纪，务其精详。谨将凡例开列于左。

一、凡通书不宜而宪书宜者，……俱从宪书所注。

一、凡通书注宜不注忌，宪书注忌不注宜者，……俱从宪书注忌。

毫无疑问，关于竖造宅舍及安葬活动所须趋避的神煞的判断，皇历（宪书）和民历(通书)是有争议的。这牵涉到是否遵照正统的权威（奉正朔）的问题。洪潮和年度通书采取了一种巧妙的权宜办法：凡通书与宪书判断迥异者，一概从宪书注。此举表面上尊重宪书的注解，实际上是婉转地表达了通书更适于“俗用”，因为通书懂今之世，尊今之法。这种现象也透露出了民间社会对于代表正统权威的知识体系的价值认同异化趋向。此外，从上述“造宅碎金赋”、“年家凶神忌例”可知，洪氏克择通书对于民间约定俗成的一些“神煞”及宜忌虽不认同，却又能尊重各地差异，反映出其作为地方知识体系的权威同民间习俗有一种良性的互动格局。而基层民众按通书所设定的宜忌行事时，也在潜移默化地形成一种文化习惯，自然会以趋吉避凶的信仰心态，来处理个人及族群之竖造宅舍、安葬等风水事宜。通书所标榜的“趋避”二字，可谓准确地抓住了基层民众功利化的宗教信仰心态。

嘉庆二十一年(1816)度继成堂通书有一则定时刻香广告，文曰：

凡造葬、婚嫁等事，不拘日用、夜用，俱宜照标起点，各得真正时刻。凡读用者，务请开明用事之年、月、日、时，则僭以便按是候之日永、日短，将香画明日用、夜用，更宜认真确认系继成堂馆号制造，庶无差忒。[51]

有清一代，洪氏制造定时刻香，当然有其高明的商业策略，但对于使用者而言，定时刻香是同某个时间的宜忌紧密相关的。世俗的时间似乎被控制住了，信仰者在神圣时间中感受到一种人的未完成性，从而自我强化了焦虑的无秩序感，自然也更自觉地遵守某种时间的宜忌，以防误时触犯神煞，引来厄难。一定意义来说，通书所制造的两种时间观的过渡与转换，无形中强化了对自然秩序的敬重与追求，也使得风水观念能转化为基层民众的文化心理积淀，从而决定其在事生及事死活动中的行为选择取向。

值得注意的是，嘉庆以来，各地洪氏派下的通书内容遵照的基本还是洪氏祖馆通书的体例。但为了适应择日市场的需要以及地方风俗，经过各地门人的损益，业已呈现出一些迥异于祖馆通书的特征。我们试举一例：洪氏祖馆通书并未附加镇宅或镇墓的符箓，而民间的洪氏派下通书，却添入不少安镇符咒的用法。如福鼎董珍辉大通书专门列有《符法杂篇》，收入做生坟所用的“阳圹灵符”(安放于男墓室)和“阴圹灵符”(安放于女墓室)，以适应闽东一带百姓的需要(图参见附录2)。[52]据王育成先生考证，上述两种压圹符在明代已基本定型，在贵州、湖南、陕西等明代墓穴中皆有发现。[53]清潭阳魏明远编纂的《增补象吉备要通书大全》(康熙六十年版)卷二八“生坟压圹灵符”条目，亦早将这两种压圹符收录其中。[54]董先生将“压圹符”收入年度通书中的举动，亦佐证了通书较能灵活地适应民间社会的风水习俗。

五

必须说明的是，洪潮和祖馆通书(长、三房)及其派下通书虽然风行闽台浙等地有二百余年之久，但由于民间通书需求量甚大，其它各门派的通书也流行。譬如：

清建阳麻沙刘尔昌、尔蕃，“先太祖在翰林修国史，传得钦天监天机秘书”，传至先大父刘春沂，“于星辰度数、阴阳理气皆叁其微奥”,除“考正古今通书二十余部刊刻行世”外，尚编有《刘氏家藏阐微通书》(属理论型通书)，“广集诸家之谈，约为不易之规，订讹辟谬，备极苦心，开卷了然，明若指掌。初但秘藏家中，后乃授梓公世，纸贵洛阳，遐迩宗其克择书，传海内造葬藉为指南”，以致“书坊翻刻，止知苟简图利，罔顾舛错悮人”。到康熙甲子年(1684)孟秋，刘尔昌、尔蕃“爰是捐赀缮写，不敢妄意删增，较订选梨，悉付良工剞劂”。[55]康乾年间汀州籍钦天监副大史“桂亭马裕良容先生，博览群书，尤精选择，其术屡试屡验”，早在乾隆丙子年（1756）就发行《催福通书》(此亦属理论型的通书)，时人曾如是评价该通书的特点：“明季暨国朝则重用公历，但以测乎分至。问及每日所宜，而吉凶神煞不著焉。若《象吉》、《鳌头》诸通书，无虑数十家，神煞著矣，而本源详略不备焉。今彰其源而逆其流，分其条而晰其缕，不特精选者便于翻阅，即素不习此者，一览此书，吉凶了如指掌。”[56]上述两种通书，至今乃是福建择日师常参考的理论通书之一。

清光绪年间闽侯人郭柏苍也记录福州一些择日名家的情况：

明福州林九均，为人择日架屋于布政司后，不避三煞。时布政使郭青螺善历日，闻而大骇，取梯登墙观之。问：“择日为谁？”主人云：“林九均以此时有紫薇星照墙，诸煞皆伏，所谓逢凶化吉也。”青螺异之。由是九圴之术大行。今称后曹为择日街者，以九圴得名。林龙光、林伯行皆九均子孙，发祥于祖，用世其业。明钦天监薛一白，兼精地理，择莲花峰葬焉。战阪数乡，鸡犬不鸣。众污其墓，遂失传。今奇门称薛一白者，皆冒其后也。明季萧觉寰与卜者余光斗，同以小事系狱。狱中有僧，罪当死，善历日、卜筮，乃以历法传觉寰，以卜筮传光斗。后觉寰以历名于时，乾隆间，犹世其业。光斗当顺治初，垂帘卖卜，问者盈门，午后即谢客，以此致富，后无神明之者，遂不传。[57]

另据民国《霞浦县志》卷三十七《方技》载：“吴可泮，号藻山，柘洋东源人，庠生，品学兼优，孚乡望，尤精天文，以历日酬世，所诹吉课神验，远近遵行，迄今传五代，与泉州洪潮和相媲美，著有《星象地理》藏于家。”

值得注意的是，在闽中，邻省广东兴宁的通书一直有着较高的市场占有率。洪潮和本人就是“购书京师，考订粤南”后而成一家之言的。近代堪舆家所用的沿海型风水罗盘，便是以福建漳州及广东兴宁等地为代表。[58]直至今日，兴宁发行的通书在闽西、闽西南的客家人及闽南人中的口碑仍旧甚佳，较出名者有宗睦堂、集福堂、九星堂、崇道堂、天宝堂、万兴堂、广善堂等，其中又以兴宁福兴镇黄畿村宗睦堂罗家推算通书(亦称造福通书)最为著名(该通书已有三百余年的发行史)。这些粤地通书对洪氏派下通书的市场扩张，造成了一定的冲击。据笔者访谈所知，今闽浙洪氏派下的门人还流传如是传说：乾嘉年间，洪潮和择日“应验”甚多，自钦天监考试录取一等之后，更被朝廷授权于闽浙赣粤一带发行通书。他本人曾同广东兴宁罗家择日名师就择日术的高低摆过擂台，结果洪氏的推算更为精确。按双方约定，罗家通书因此必须比洪氏通书晚三天才能发行。从此，洪氏通书的发行量就盖过了兴宁罗家通书。这传说是否属“亮瑜情结”的反映，不得而知，但多少反映了两派通书在南方的影响力度之大。许多民间小派的择日馆，甚至将洪、罗两派的通书糅合在一起。如今尚在浙江苍南立馆的聚德堂《合吉通书》(该通书流行于浙南及闽东一带)，就提到：“闽洪氏、广罗氏之通书皆盛行于世，而莫之或禁。同邑余君鉴巧为乡先哲余荣光夫子，再传弟子黄开通，俾之良师益友，故历数之学颇有心得。为便民计，谨依洪罗二氏之例编籍通书。”[59]

有意思的是，今在闽浙赣交界一带生活的祝氏宗族，族中曾有一老者东山祝先生，作《增补万福全书》，并请一路过西洋人赫巴作序。《祝氏族谱》记载其序文曰：

历府之书何为而作也？盖为间选诸家通书屡变不同而作也。近因兵燹荒没，纂乱不周，故有悮人吉凶。嗟哉谬矣!予游中国，蒙恩覃任保章。昔尝赴京过此，见峰石鼎插，形色奇秀，欲一登游，乃以王命之重不敢旷延。今遣归国，复此一宿，不可以不游者。于是绕步而登，偶见蓬庐，额载“东山草堂”，案居皓翁有若仙丈，俯视历书。余因长揖而问曰：“先生孰号人耶，仙耶？”翁茫兴答，详道共历。知为先年征仕不出，东山祝先生隐乎斯也。先生学术精微，穷经考史，无书不览。今复敬述璇玑玉衡之法，旁及吉神凶煞、奇门缠度、趋避制宜。凡克择家守经行权妙之术，更参二十四山向煞禁忌、五行生克、砂水相当，并阳宅收水开门诸法，从新考证，逐一参补，悉厘定之，分款定式，汇集补正。予观之而愕然曰：“东山先生其唐虞之羲和也，东南之梓慎甘石欤!”先生答曰：“吾闻世人用事择日不当，故此小补，以利选用。庶几趋吉避凶，获其福耳。虽然搜索妄谈，未免有失圣训之咎。幸今日奇逢，乞为首序，以征民从。”余不敢违，因妄弁以不佞之语曰：“此书如探囊取物，可为济世之奇。俾仁人孝子得以心恔，富商巨贾得以利从。上下相安，人享荣吉。此书造福之要旨也，阐悠然之福泽，启万代之吉庆，岂曰小补之哉!以《万福全书》名之可也，即先生万福之造也。予异域人，沐中国文化，不揣愚陋，于是乎序。[60]

作序者是否洋人，不得而知。若所言不虚，当叹中国传统文化鬼斧般地化夷之功了。而祝氏筑草堂非为隐也，而是欲借增补通书以尊圣训，以通民情。这乃要让通书“奉正朔”，以补皇历之微。由祝氏之事亦略知，当时闽北及浙西(如浦城、江山)，竖造或安葬的吉课，是何等的盛行了。姑不论赫巴是否真有其人，在祝氏族谱编撰者的潜意识里，通书无疑是种“国粹”，学通书者亦是“国粹哲学士”，足以教化异域的夷狄了。

大体来说，清代以降闽中民间各地流行的各类实用型年度通书，基本是以《钦定协纪辨方书》为标准，以《象吉》、《宪书》、《鳌头》、《崇正辩谬》、《选择求真》、《催福》等坊间常见的理论型历书为参用，再结合本地和邻省赣粤的一些地方惯例编撰而成的。在涉及堪舆方面，各类通书的内容同洪氏通书大同小异，无非是一些竖造要论、修整要论、安葬要论、修理坟茔、入宅归火、修作厨灶(安葬方位)等。诚如宗睦堂通书所强调的：“盖知发福由于地脉，催福出自良期。然地理其明速，而选择及精考尤为验速也。”[61]各类民间通书的流行，无疑有效地推动了基层民众对竖造、安葬活动宜忌事项的了解，使得风水信仰更进一步渗透入民间社会文化生活当中。

六

总的说来，自西汉“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之后，原属“私学”的儒家被张扬成“官学”(宋明以来的官办地方教育机构亦称“儒学”)，成为历朝政府用以教化地方“生民”的意识形态工具。而被列入“子部”的数术方技如选择、阴阳等，却以相对谦和、平静的方式，一直是“官学”(官方)与“私学”(民间)共享的文化资源。从文化变迁的角度讲，先秦以来以数术方技之学为主的知识传统的长期延续，一定程度上促使了传统中国所谓的“国家”与“社会”一直呈现并维系着一体化的局面，并不存在着绝对的分离或对立。如果强说儒家文化属于“大传统”(正统)，而数术方技属于“小传统”(非正统)的话，那么这种“小传统”却是官民共同继承的古老传统。从“奉正朔”的皇历到“民间所用”的通书之发展，毋宁说反映官方与民间在文化传统上更为强烈的连结，官民共信的风水习俗无疑是这种文化整合过程中的重要象征资源。

毋庸置疑，与皇历相比，通书更代表着民间社会实用文化的一种权威解释文本，对民间社会“事生事死”的文化消费活动有着较强势的范导作用。这种文本反复强调了某种潜藏的、隐蔽的超自然力量，或危险力量(主要是时间神煞)对人之日常生活的禁拘与限制，其所构设的风水竖造或安葬活动，其实是种积极维护时空禁忌(通书文本所构设的时空向量关系是：时间禁忌→空间禁忌，时间选择→空间选择)的文化活动，从而使人能避免某种超自然力量或危险力量所带来的灾祸或苦难。而实用型年度通书的流通量，及其基础内容的重复程度，是时空禁忌主题——随之而来的是风水吉凶主题，获得展示的重要数量指针之一。

大体来说，明清以来以洪潮和通书为代表的民间通书系列，将选择术同风水术更为系统的结合起来，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风水术在民间社会的民俗化进程。在各种文化及社会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如风水符咒、与风水相关的请祭祝仪式)，风水观念也将会不断地深入地方文化网络之中，从而展现为民间大众化的文化行为。此外，“以便俗用”的风水趋避之术，似乎也跟着这通俗化的通书，参与对“奉正朔”的正统权威的潜在解构(如官方对丧葬社会成本付出的忧虑)，甚至也相应带来特定时空(如社区)中社会秩序的局部解构(如停柩、房分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