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群体意识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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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史学界倾向于认为康、梁维新派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是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的论著直接肯定公车上书“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形成并登上政治舞台的标志。”①这是值得讨论的。笔者认为康、梁维新派是科举知识分子激进派，处于从封建科举知识分子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的状态之中。公车上书之前，中国确已出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例如容闳。70年代由清政府派出国的留学生，在国外接受现代科技知识和社会政治学说，思想观念与广大接受科举教育的士子也有相当差异，例如严复。但他们都是清政府指定派出的，与科举没有关系，不代表科举知识分子的自发分化。公车上书所开始集结起来的当然是一批知识分子，但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一批从士子中蜕变出来的科举知识分子激进派。他们之所以这时候蜕变出来，有两个基本原因：（一）科举制度的危机；（二）民族矛盾的催化。

清代科举是一项人才选拔制度，又兼具教育制度的功能。到戊戌时期，这个制度业已全面腐败，其深刻危机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科举出路与知识分子功名意识的矛盾。功名意识是科举下知识分子以至整个社会的普遍价值观念。康有为说“窃计中国人多，最重科第，退以荣于乡，进仕于朝，其额至窄，其得至难也。诸生有视科第得失为性命者。”②梁启超等上书请废八股取士制，“当时会试举人集辇彀下者将及万人，皆与八股性命相关，……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徧播谣言，几被欧击。”③维新派变革科举的企图遭到了广大士子的激烈反对。尽管人人热衷于读书做官，科举出路却很窄。有人统计清代总督、巡抚一级高层官吏2748人中，有1031人出身进士，781名侍郎中，58.51%出身进士。④清代功名名额有限，尤以进士为难。从顺治3年到光绪30年258年中计开科考118科，取进士26692名，平均每科不足240名。⑤另一方面清末教育却有较大发展。除了各省州府县学而外，“大小书院则达千数百处之多。”⑥科举的拥挤令人吃惊，南方文化较为发达的省份如两广、两湖、江浙一带尤甚。徐勤埋怨说：“泰西抡才，皆无额也，而科举则不问通否，惟额是副，吾粤南海、顺德、新会、童试至五六千人，而学额仅四十；诸生试者万二千余人，而诸生不得录科者尚十之五六，监生不得录科者以千数。会试则吾粤举子五百余，而进士仅十六人……其他江楚四川亦或类是。”⑦

第二，教育内容与社会需要的矛盾。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是四书五经，主要形式是八股。考生必须严格按八股的形式以四书五经的内容答卷，只能代圣人立言而不许有任何发挥。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以工业革命为动力的，中国近代以科技落后屡战屡败。康有为说：“况今者四海棣通，列强互竞，欧美之新政新法新学新器，日出曹奏，欧人乃挟其汽船铁路，以贯通大地，囊括宇合，触之者靡，逆之者碎，采而用之，则与化同，乃能保全。”⑧然而科举教育却不许这样做，“自童生至壮年，困之以八股，禁其用后世书，不读史书、掌故及当今之务。”⑨“问以新世五洲之舆地国土政教俗艺，皆茫然无所睹。”⑩徐勤直接揭露说：“有以外部之要，而言澳门在星加坡之外者；若亲藩极贵，问安南在何处？与广西近否？则固然矣。是以割混同江、精奇里江、乌苏里江六千里之地与俄……而中朝若不知之。”11如此激烈的言论公然宣之报纸、书诸奏章，证明科举已成为中国近代化的严重障碍。

科举危机决定了必然会有一批不满现状的知识分子分化出来，甲午中日战争恰好成为催化剂。内外变乱的历史风雨使清政权封建专制主义的声威久已衰弱，于是危亡的时代把一批普通知识分子推向政治舞台的中心。“会东事起，水陆诸军，溃败不可收拾，警报日夕数至。朝野上下，震掉失图。于是乡曲之儒，谈虎生变，亦稍稍生热力，萌动机矣。”12甚至清政府的中下层官吏，也直接受到战争的影响，形势吃紧之际“各省京官纷纷出京，几于十室九空，流散情形，不堪目睹。”13战后中日和约的内容传出，“举国廷诤，都人惶骇。”14汇集于北京的会试举子尤为激昂，最后终于酿成了公车上书这样空前的政治请愿。它的意义远远超过了请愿本身。民族的灾难呼唤着广大知识分子挣脱科举和封建思想的束缚，把自己的人生道路和民族命运密切联系起来，“公车之人散而归乡里者，亦渐知天下大局之事，各省蒙昧启辟，实起点于斯举。”15公车上书代表着“士”这个阶层的骚动与分化。康、梁维新派不仅用自己的行动写下了近代历史悲壮的一页，而且引导广大青少年日益脱离科举知识分子群体，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化。

二

康、梁维新派既然是一批科举知识分子激进派，是刚刚从封建知识分子群体中分离出来的一个新的群体，那么，他们的群体意识有些什么特征呢？笔者认为，这主要表现为既纠葛于封建主义，又倾向于资本主义的两面性。

如果就维新派知识分子个人而言，他们思想内容各有特色，把它们的闪光点聚合起来，无疑是光彩夺目的。但是要从总体上把握水平，只能找出他们身上最本质、最共性的东西进行分析。维新派的思想意识最具共性的有以下三点。

（一）功名意识基本脱离。时期，最为普遍一致的主张莫过于改革科举。公车上书指责科举“功令禁用后世书，则空疏可以成俗，选举皆限之名额，则高才多老名场，”它使国家“任道之儒既少，才智之士无多，乃至嗜利无耻，荡成风俗，而国家缓急无以为用。”16徐勤斥责科举是“腹心膏盲之害”，造成了空前的人才枯竭，使“朝无才相，阃无才吏，野无才农，市无才商，肆无才工”，不去科举而求变法自强“犹却行而求及前。”17与此相联系的要求就是采用西方教育，兴办新式学校，引进科技知识。“泰西之所富强，不在炮械军器，而在穷理劝学。”汪康年提出了一揽子改革办法，“今日振兴之策，首在育人才，育人才，则必新学术，新学术，则必改科举、设学堂、立学会、建藏书楼。”18康有为、梁启超、汪康年、徐勤、杨深秀、谭嗣同、徐致靖等人纷纷发表文章，上奏条陈，造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19变科举兴学校的主张“风靡海内，举国趋之如饮狂泉。”20在维新派的外围，这一主张也得到了相当的支持。启蒙思想家严复、洋务派官僚张之洞、总理衙门等，无不有所呼应。严复指出科举与民智的关系不破不立，“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欲讲实学，非另立选举之法，别开用人之途，而废八股试帖策论诸制科不可。”21京师大学堂开办时“京外官投名愿附学者，逾七百人，学堂不足以容。”22《》第二册所收录的康、梁维新派，清政府开明官吏及总理衙门有关变法的奏议共82件（不包括康有为七次上书），其中直接讨论科举和学校人才问题的共27件，反映了革除科举弊制的现实趋势。

（二）知识观念上的两面性：既要引进近代西学，又保存着浓厚的经学意识。维新派对科举的批判是空前的，其重大历史价值不容否定。严复曾把科举的废除称为“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之废井田、开阡陌。”23但是我们应当看到，维新派的知识观念中仍然包含着接受西学与坚持儒家思想道统的矛盾。康有为接触西学比较早，他在1879-1883年间就读到了《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海国图志》、《瀛环志略》及部分《万国公报》，并且“薄游香港”。他自称“新识深思，妙悟精理，俛读仰思，日新大进，”24着力鼓吹引进西方新学。奇怪的是，他一方面盛赞西方国家“智学之兴，器艺之奇，地利之辟，日新月异”，25另一方面又大力歌颂“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26“孔子之圣，光并日月，孔子之经，流恒江河”。27甚至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到处建立孔教会，“宣讲圣经，男女皆听”。实际上康有为承认西方自然科学可以引进，但坚持政治伦理以儒家经典为本。梁启超说“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28上述观念是维新派知识分子的普遍观念，与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无相通之处。汤志钧先生在谈到《孔子改制考》一书时说，康有为“用的是封建主义的‘旧方’”29非常准确地概括了那一代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问题上的思想实质。

（三）政治伦理上的两面性：既要改革君主制度，又保存着浓厚的封建纲常意识。维新派儒家伦理本位的原则必然体现于改革方针，他们的理想是君主立宪。但其君主立宪与西方君主立宪又是有区别的。西方君主立宪移权力于议会和内阁，维新派的君主立宪集大权于君主，康有为对西方代议制的理解就不外是每十万户举一个议郎，“皇上开武英殿广悬图书，俾轮班入直，以备顾问”30康年把“设议院定官制尽改政法”作为变法运动本源，他具体解释说“凡国有大事，下诸议院，议院议之断之，而君行之。官君有不同可使复议，复议不能定，可更置议员，是大权仍操之君。”31梁启超把变法运动的目标归结到改革官制，他说“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32这里并不涉及限制君权。因此可以说，维新派的君主立宪并不是西方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制，而是儒家伦理制约下对现行社会制度的修补，是西方民主与中国知识分子初恋时期的变异。维新派封建思想意识的核心还没有得到触动。

维新派的以上历史局限性，是由两个原因决定的。首先，他们当时并没有读到多少西方资产阶级学说，还没有来得及形成资本主义民主意识。梁启超指出，康有为早年读的那些有关西方的书籍“与政治哲学毫无所及”33谭嗣同当时“并卢骚民约论之名亦未梦见。”34梁启超自称1890年之前还“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这一年他路经上海在书摊上看到《瀛环志略》一书，“始知有五大洲各国。”35后来强学会被封，他仍住宿于会所，才阅读了该处收藏的一些翻译书籍。1903年，梁启超在回忆夏曾佑的两首诗时客观地谈到了他们当年的思想水平，“吾党当时盛言春秋三世义，谓孔子有两徽号。其在质家据乱世，则号素王；在文家太平世，则号文王……当时在祖国无一哲理政法之书可读，吾党二三子号称得风气之先，而其思想程度若此，今过而存之，岂惟吾党之影事，亦可见数年前学界之情状也”。36他们以儒家思想为基本武装，撮取了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间接知识和感性认识，就匆匆登上了历史舞台。其次，维新派的思想状况，有更为深刻的社会根源。据统计，1872-1894年间，国内仅有50余家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合计资本四千余万元，而且大多数采取了集股经营的方式，民族资产阶级显然还是一支稚嫩的力量，当然无从形成强有力的资本主义政治理论和纲领。在一个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等级社会中，究竟能产生多少民主意识？因此，正是近代社会本身决定了维新派的历史局限性。

三

失败之后，康有为、梁启超、欧榘甲、麦孟华、章太炎、秦力山等人先后流亡日本，于1898年12月创办了《清议报》，继续进行政治宣传。1901年12月《清议报》因火灾损失而停刊。在这三年中，他们基本上完成了从科举知识分子激进派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转变。之所以出现上述变化，有两个历史原因。

（一）在日本期间广泛深入地接触了西方新学。维新派广泛结交了日本朝野人士，受到他们的影响，如伊藤博文、犬养毅、柏原东亩、大隈重信等人。这些交往活动，在梁启超的诗句中可以大量发现，例如梁记载中所说“余去年出险之役及今次远游之费皆感侯之赐”，即指伊藤，诗中亦有“出匡恩未报，赠缟爱何深”的感叹。他自述“余与东亩为弟兄之交”，与犬养毅“血泪热在腔，肝胆沥相见。”他还读过大隈的《昔日谈》一书，诗中有“第一快心事，东来识此雄”“牛刀勿小试，留我借东风”37之句。《清议报》大量介绍和宣传了孟德斯鸠、霍布士、斯宾诺沙、伯伦知理、加富尔、克伦威尔、俾斯麦等人的思想或生平。维新派尤其从日本人的译著中取得政治营养。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学界“广求智识于环宇，其所译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38日本的政治学说和社会政治生活对他们进行了再教育，梁启超说“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每日阅日本报纸，于日本政界学界之事，相习相忘，几于如己国然。”39

（二）更为清醒明晰地认识到国际形势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世界资本主义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时候，维新派敏感地体察出这个形势的变化，发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进一步受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熏染。英布战争、菲律宾独立战争、俄国民粹派运动对维新派的影响最为突出。他们认为英布战争是英国“殖民政略的结果”，而殖民政略则是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产物。他们用优胜劣败的法则解释帝国主义对弱小民族的掠夺并且斥责帝国主义是强权的表现，同时又用生存竞争的观点来增加民族自信心，特别是从菲律宾人民反抗美国侵略的独立战争（1899-1902）中汲取力量。欧榘甲说：“强弱无定形，大小无定势，众寡无定理，自立则弱可转强，自强则小可抗大，合群则寡可敌众，如菲律宾土人以小岛卒抗天下莫强之美国是也”，因此，“观乎菲律宾，中国人可以自处矣。”40梁启超赞扬菲律宾人民“血战三年，死伤疫疠，其所谓惩创美国人者不可谓不巨。”41“实我亚洲倡独立之先锋，我黄种兴民权之始祖也。”42在民粹运动的启示下，他们断定“自今以往，俄罗斯终不能不行欧洲大陆之政体，此全世界有识者所同料也，吾中国亦若是而已。”43

《清议报》时期维新派的群体意识，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资本主义民主意识初步形成；（二）封建纲常意识基本脱落。

维新派热烈赞美和提倡自由、民主、宪法和政党，把衡量社会人生的价值标准提高到一个新的历史刻度。华盛顿、拿破仑、卢梭、孟德斯鸠等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成为至高无上的崇拜偶像；“孕育今世纪，论功谁萧何，华拿总余子，卢孟实先河。赤手铸新脑，雷音殄古魔。吾侪不努力，负此国民多。”44他们认为卢梭《民约论》为今日中国所急需，“欧洲近世医国之国手不下数十家，吾视其方最适于今日中国者，其惟卢梭先生之民约论乎？”45他们认为“自由者，精神生发之厚力也。”如果国民缺乏自由精神，“虽日手西书，口西法，其腐败天下，自速灭亡或更有甚焉耳。”46他们建立了新的礼义观，“礼者何？公理而已；义者何？权限而已，”传统儒家礼义不讲人的权利和个性，因此中国虽大，只不过“聚四万万不明公理，不讲权限之人，”47其败亡之道可知。那么权是什么呢？是人权和国权，“国权不全，则土地人民不能自治，发令行政受人羁勒，虽有国土不能复谓之国矣。”48人权的本质是人的独立精神，也就是“卓然自主，不隶属于人。”人权是“天下间至贵至宝而不可缺之要物，得之则生，失之则死，得之则存，失之则亡，得之方可顶立于天地，失之则不得齿算于宇宙，”“国之存亡兴衰，一视乎国民独立之精神。”49为了保证国民自由伸张其独立精神，就必须有宪法和政党。宪法“立万世不易之宪典，而一国之人无论为君主为官吏为人民皆共守之者也，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当然宪法并非万能，它必须以民权来保证，“民权者，所以拥护宪法而不能败坏者，”“苟无民权，则虽有至良极美之宪法，亦不过一纸空文，毫无补济。”50他们认为当今世界，“天下者，党派之天下也；国家者，党派之国家也。”惟有政治上开放党禁，由各个政党“互相监察，相互箴规，”才能够“暴君民贼不能制，异国异种不能灭。”51

维新派运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理论对中国国民性进行了深刻的检讨，这种历史反省的痛苦方式，帮助他们完成了人道的归复和心理素质的更新。他们指出，中国伦理观念的最大落后性，在于没有近代政治意识。不知道国家与天下的区别，夜郎自大，害怕竞争；不懂得国家与朝廷之界限，甘当“一姓之家奴走狗”；不了解国家与朝廷之关系，自居于奴隶之地位而不悟。中国民族精神的最大病灶，是奴隶性、愚昧性、自私性、虚伪性、懦怯性和妥协性。它们的形成，是中国数千年专制制度培养成的，因为历代统治者最需要民众的驯服和无知，“数千年民贼，既以国家为彼一姓之私产，于是凡百经营，凡百措置，皆为保护己之私产而设，此实中国数千年来政术之总根源也。”52他们认为三纲五常就是封建统治者愚民的理论，是奴隶性的根源，“以君为臣纲而奴隶著于政治，以父为子纲而奴隶见于家庭，以夫为妇纲而奴隶伏于床第”，“此实奴隶之木本水源也。”53“秦汉而来中人之屈服于专制者二千有余岁矣，”54因此，“今欲举秦汉以来积弊，催陷而廓清之，以举自强维新之政，则必自恢复民权始。”55由此，他们开始摒弃中西文化问题上儒家道统的偏见，嘲笑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教，不“三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野马，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将掩鼻而过之。”561901年梁启超总结了《清议报》的四大特色：（一）倡民权，“始终抱定此义，为独一无二之宗旨……此义不普及于我国，吾党弗措也；”（二）衍哲理，“读东西诸硕学之书，务衍其学说以输入于中国；”（三）明朝局，“指斥权奸，一无假借”；（四）厉国耻，“一以天演学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公例，疾呼而棒喝之，以冀同胞之一悟。”57这里实际上概括了维新派的新时期政治纲领，也是他们和传统观念决裂的鲜明界碑。

四

维新派在《清议报》时期不仅发生了迅速转化，而且发生了急剧分化。首先，由于戊戌政变，清政府的反动本质彻底暴露，他们在保皇问题上发生分歧。1900年7月，唐才常准备自立军起义，在上海组织国会，会章中有忠君救国的宗旨，章太炎当场反对，“指为不合时宜，”并且“愤然剪除辫发，以示决绝。”588月，他就从理论上批判君主立宪，指出中国民族自救必须首先推翻满清民族压迫，因此不能套用日本君主立宪的模式，“今夫中国非可以日本为例者。彼以二千五百年之旧主，神器相传，无有移易……故维新之始，虽以志士搏击呼号，得尊大功，而卒以尊王为成绩。是岂处异种者所得援以为例哉！”59其次，康、梁对自立军起义的错误态度，使他们的政治威信扫地，“是时汉口失败诸志士多逃亡日本，群责康、梁拥资自肥及贻误义师之非。”60第三，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影响，也加剧了维新派的分化。章太炎的上述转变，就与此有关。章于1899年夏天由梁启超结识孙中山，“相与谈论救国大计，极为相得”。611901年春天，《清议报》郑贯一等人也与革命派密切往来，“恒在孙宅流连竟日，大招清议报同事之忌。”62夏天，孙中山的事迹在东京留学生中间开始流传。吴稚晖回忆说：“忽有一天听说加三点水的孙文，也到了横滨，正与梁启超天天谈话，他竟敢不赞成梁启超……程吴天天上我们家里来谈说这种新闻。”63随着革命形势的日见成熟，革命派的历史价值终于被人们重视。

分化同样发生在康梁之间。康有为作为维新派领袖，思想水平却没有得到多少提高。这个阶段他死守保皇界线，甚至对清议报上“革命”、“民权”、“自由”之类的名词也表示不满，还反对刊登谭嗣同《仁学》一书，直到五四时期，他仍然要求定孔教为国教，这证明他的封建思想意识并没有多大改变。在和革命派合作问题上，态度也相当僵硬。这些不仅预先规定了与革命派日后的对立，而且与梁启超等人的思想境界，相去甚远。后来革命与保皇的争论，其是非黑白已由历史作了结论，这是无须多说的。问题是维新派中的相当一批人，既然已经基本上树立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为什么又坚决支持康有为的保皇纲领，尤其在梁启超等人身上，这个矛盾如何解释？笔者认为，在相当程度上，他们正是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滑进了保皇主义。首先，他们激烈地抨击了封建主义对中国国民性的毒害，但是对消极因素的过分强调和批判反而导致自己也走向了消极，“今我国民智未开，明自由之真理者甚少，若倡革命，则必不能如美国之成就，而其糜烂将有甚于法兰西西班牙者。”64他们认为，当前处于一个政治、学术、道德上的新旧过渡时代，实行君主立宪“最速亦须十年乃至十五年”65。因此必须也只能继续坚持思想启蒙的行动方针。其次，他们用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理论武器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使能率由此主义。”66可是由于深受《天演论》的影响，他们又害怕自由民权会削弱国权，丧失民族对外竞争的能力。1902年这个想法被和盘托出：“民权自由之义，放诸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然今之言此者，与十八世纪之言颇异，盖十八世纪时代，人民运动之范围在本国，今则运动之范围普及于天下。今世之知者，以为欲保护一国中人人自由，不可不先保护一国之自由。苟国家之自由失，则国民之自由亦无所附。当此帝国主义盛行之日，非厚集其力于中央，则国家终不可得安。”67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渴求民权自由，希望民族振兴，无疑是进步的，只不过比他们进步更快的近代历史，使其黯然失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