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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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作为当下贵州人文精神的核心内容，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它们的产生发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二者是流与源、支与干的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贵州人文精神的重要源泉，而贵州人文精神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它既具有历史性，又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

关键词:贵州;人文精神;传统文化

任何历史文化的发展，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其源与流;任何人文精神的积淀，都有其固有的根本。如果抛弃了传统，人文精神就割断了自己的文化根脉，必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果之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人文精神的源泉，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它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我们应当珍惜、保护和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足现实，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建构体现时代特征的贵州人文精神。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

贵州人文精神的重要源泉中华传统文化是历久弥新、取之不尽的文化源泉，是建设文化强国的深厚根基，也是我们建构贵州人文精神的重要资源。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不仅铸就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而且在今天仍然具有穿越时空的永恒价值。被称为“最后一位儒家”的梁漱溟曾无比自豪地说:“当近世的西洋人在森林中度其野蛮生活之时，中国已有高明的学术美盛的文化开出来千余年了。四千年前，中国已有文化;与其并时而开放过文化之花的民族，无不零落消亡;只有他一条老命生活到今日，文化未曾中断，民族未曾灭亡，他在这三四千年中，不但活着而已!中间且不断有文化的盛彩。历史上只见他一次再次同化了外族，而没有谁从文化上征服他的事。”［1］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根据历史上类似的发展情况看，西方目前的优势很有可能被一种混合而统一的文化所取代，那么西方的活力就很有可能与中国的稳定恰当地结合起来，从而产生一种适用全人类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将不仅使人类得以继续生存，而且还能保证人类的幸福安宁。”［2］当前，国内出现“国学热”“书院热”，国外出现“孔子热”“中华文化热”，生动地表明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其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延绵两千年的意义系统:儒释道互补的文化机制有助于个体免除消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侵蚀，而“为仁由己”“贵和尚中”“德福一致”“忠恕之道”“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等传统观念能为当代中国人提供为人处世的准则和解决生存困境的智慧。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为当代中国人提供身份认同和人文关怀。个体的身份认同是根植于深层的历史、文化和种族之中的。在全球化背景下，每个中国人都面临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即“我是谁”的问题，而只有栖身于中华传统文化才能获得安身立命的精神归属。“传统的价值体系和本土文化并非智慧或仪式的无效积淀，而是随时间变化的有活力的现实，并继续对人们提供认同感和意义，使之意识到自身是一个变动中的历史舞台的演员”［3］。换言之，尽管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传统习俗和“舍生取义”“百善孝为先”等传统观念很难普世化，但它们却是个体“身为中国人”不可或缺的文化记忆。今天，我们建构贵州人文精神，必须深入挖掘和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意义和实践价值，为贵州守底线、走新路、奔小康提供有益启示，为当代贵州人提供精神家园和人文关怀，使之成为涵养贵州人文精神的不竭源泉。

二、倡导贵州人文精神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

2014年3月7日，习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贵州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今天，我们不仅要坚定‘三个自信’，也要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去其糟粕、留其精华，增强文化自信。明朝时，王守仁曾经在贵州参学悟道，贵州在这方面还是很有优势，希望在这方面继续深入探索。”今天，我们建构贵州人文精神，必须重视学习、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按照去其糟粕、留其精华、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要求，系统梳理、精心萃取，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贵州人文精神是对“天人合一”传统观念的传承和弘扬。“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史上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观念，经由先秦、西汉和宋明时期三个发展阶段逐渐演变为哲学思想体系。儒家主张“天人合一”“仁民爱物”，其“天人合一”观念是“天人合德”“天人相交”“天人感应”等的统称，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终极目标。《易经》中“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思想启发人们应该效法大地，把仁爱精神推广到自然界中。西汉大儒董仲舒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4］，故天与人交相感应。宋学家张载的“民胞物与”思想主张以宽厚仁慈之德包容、爱护宇宙万物，践行“与天地合其德”“与四时共其序”的价值观。明代大儒王阳明是中国文化史上“天人合一”说之集大成者。王阳明说:“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5］至于道家，其“天人合一”观念主要讲人与自然之天的合一。老子所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强调人应顺其自然、与“道”为一。而庄子所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则是一种具有深厚审美意蕴的精神境界。本来，生态环境既是人类的养育者，又是人类的伙伴，人与生态环境是息息相通的命运共同体。如果人类不保持自身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就会危及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人类不能把生态环境看作是可以无休止地剥削的对象，而应当与生态环境建立起和谐关系。问题在于，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大力推进，人类一味地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从局部公害到温室效应、大气污染、河海污染、森林消失、土地沙化，全球性生态环境的恶化已是不争的事实。生态环境的改善和治理当然不是文化观念所能独立解决的，但其解决之道需要一定的文化观念为指导。在这种情况下，“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强调人应该认识自然、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人类的诸多活动必须与天地同其和，“和故万物不失”“和故万物皆化”［6］，从而指导人类尽可能实现人与生态环境的和谐统一、协调发展。贵州人文精神是对“知行合一”传统观念的传承和弘扬。“知行合一”取自明代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时的语录。王阳明指出:“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7］。

当前，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道德缺失问题较为突出，公共场所中不文明行为屡禁不止，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见义不为、见危不助甚至见死不救等行为时有发生，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等现象经常出现，社会风尚中奢侈浪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长，一些官员更是一边大讲特讲反腐倡廉，一边肆无忌惮地堕落腐化等等。其结果是，人与社会的冲突、人与人的冲突、人与心灵的冲突引发了一定程度的道德危机、精神危机和信仰危机。这些问题虽不是主流，但却屡屡出现。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失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与支撑，没有精神寄托、没有法纪意识、没有传统美德的践行，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解决这些问题，当然需要外在约束，比如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加强社会管理、加大惩治力度等等，但绝对离不开内心修养的加强，包括通过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净化心灵、提升境界、规范言行。在这种情况下，“知行合一”的传统观念对于克服人与社会的冲突、人与人的冲突、人与心灵的冲突具有借鉴意义，可以为现代社会摆脱道德困境和加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示，从而使人性归于向善的、向上的价值取向，使社会归于良好的运转秩序。

三、贵州人文精神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

当前，我们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方针，根据贵州未来发展的愿景，在“知其言”“解其意”“明其理”的基础上，把“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传统观念“接着讲”“连着讲”“重新讲”，赋予其贵州时空的特定内涵并提炼为贵州人文精神，真正做到“返本开新”。在贵州人文精神语境中，“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天”兼具主宰之天、自然之天和义理之天等不同含义，“天人合一”也有“天人合德”“天人相交”“天人感应”等多重意蕴，着重强调“万物一体”“一体之仁”，更多的是意指人所必须具有的一种精神境界。问题在于，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不注重主客之分，不注重人与我、人与天、内与外之分，不注重思考作为主体的人如何认识自然规律以及如何改造自然，最终必然使人受制于自然，没有为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找到一种具体路径及其理论依据。今天，我们提出贵州人文精神，剔除了“天”的神秘主义色彩，把“天”还原为生态环境，赋予“天人合一”以贵州文化语境的时代内涵和现代价值，其主要内涵就是强调在认识和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生态与心态的和谐统一。

随着人类改造自然的拓展和深化，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重要性。马克思指出，应当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交换。在当代中国，“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建设生态文明，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深刻变革，“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8］。“天人合一”的人文精神要求我们贵州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兼顾生态环境保护、资源确保永续利用和社会公正，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三方面和谐相处。在贵州人文精神语境中，“知行合一”的传统观念得到了创新性发展。本来，“知行合一”强调把人的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结合起来，不仅是要认知道德观念，而且要践行道德规范，才能真正体现最高道德要求———“至善”。这也是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主旨。问题在于，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知”指道德认识，“行”指道德实践，“知行合一”就是要使道德认识、道德意愿与道德实践、道德修养之间达到内在的统一。可见，“知行合一”的传统观念就被限定在道德修养的狭窄范围之内。而在贵州人文精神语境中，“知行合一”的内涵得以拓展和延伸，不仅要求认知与实践、良知与德行、道义与事功相统一，还要求人们凝心聚力、干事创业，还是反映一个社会文明程度和个体综合素质的重要标准。简言之，“知行合一”要求当代贵州人凝心聚力，协力争先，是推动贵州后发赶超、脱贫攻坚、决胜小康全面发展的“内动力”和“软实力”。

参考文献:

［1］梁漱溟．中国文化的命运［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22－23．

［2］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M］．刘北成，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93．

［3］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M］．高铦，等，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64．

［4］董仲舒．阳明义［M］//春秋繁露．周桂钿，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

［5］王阳明．传习录(下)［M］//王明阳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6］礼记•乐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7］王阳明．传习录•答顾东桥书［M］//王明阳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8］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11.

作者：石静 单位：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